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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郝博阳 刘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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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往往停留在强者政治之中。不过，以下几篇取自学刊《China Quarterly》2006年专题“The History of the PRC (1949-1976)”的文章，试图从全新的视角看待这段历史。在前两篇文章中，作者重新审视了1949-1965年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第三篇文章则研究了毛时代的农村中国，最后一篇文章关注了中国早期的国际化过程。

“黄金时代”的成功与失败——1949-1965的中共群众运动

整理自：Morality, Coercion and State Building by Campaign in the Early PRC: Regime Consolidation and After, 1949-1956

作者：Julia Strauss

对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而言，年轻的共产党在其执政初始着实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以稳固政权。他们成功的处理了一系列问题，从货币问题到土地改革，从工业和企业的国有化到未受强烈抵制的迅速公有化进程。从军事上而言，通过朝鲜战争它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中国作为军事弱国的屈辱形象。而曼谷会议上的不结盟运动又展示出了这个新生政权的外交能力。尽管在之后的年月中动荡连连，但是一般而言，至少对于城市人口而言，直至50年代中期都被认为是新中国黄金岁月。

然而这个时代其实已经多多少少潜藏了引发动荡的危机，也并非完美的成功。最近有相当多的研究通过新开放的史料反击了这种评价。比如说在1956年发生在上海的反国有化大规模罢工运动，新成立的教育系统排出了经验丰富的教师使得教育水平大幅下降，户口系统和计划经济牺牲掉农村的利益以保护城市发展。

这篇文章试图去弥合这两种较为极端的观念，从政治形势尤其是政治运动方面去考量中共在1949-1956年间的成败得失。它提出了三个论点：第一，年轻的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工程中在根本上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启发。第二，它在稳定政权过程中选择的策略是同时建构官僚结构和发动群众运动。第三，它在这一过程中所带有的明显强迫性和规范性（道德性）要求。这些特质都说明共产党对自己的道德正确性确信无疑，并声称其在引领中国走向未来的过程中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扫清旧制度的不平等。

中共是建立在国民党的机构和理想之上的。正如一切革命政府一样，共产党希望与旧政权划清界限。然而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比如说国民党在进行国民教育时所采用的现代政党文化，作为大规模群众动员的新生活运动，对工业的国有化进程，通过建构革命传说来确定以党治国的合法性，在训练政府人员时采用政教技术两手抓的方式。这些可以在今后共党实践中看到的特征都是国民党率先在中国实施的。但是相较于国民党，共党有三个特殊的优势，首先是其军事上的绝对控制力，这足以保证它有力量对“敌人”实施“共产主义专治”，并压制过度的民众参与。其次是其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保证了它可以毫不迟疑的镇压那些反对革命进程的群体。最后是它的道德自信感， 这使得共产党更倾向去通过群众运动支持其政策。

在1950年代，中共共有四种开展运动的方式，首先是关注于官僚系统层面，发动共产党员和官僚本身对某个具体的政治领域的具体对象施行政策。比如说50年代的公有化进程。第二种是试图通过官僚去改变某个群体的行为及其规范准则。比如说清理妓女和鸦片的运动以及50年代贯穿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第三种是试图结合官僚体系以及部分市民阶级以改变环境和社会规范，比如说除四害运动。第四种是1950-1953年发生的涉及阶级和重要政治活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比如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这一时期的运动形式除去受到国民党的经验影响也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启发，即挑选出某个处于少数的群体，将其作为政治敌人，发动其他的大多数群体对其进行攻击，进而贯彻其目标政策。在进行群众运动的同时，利用民众的支持和斗争的情绪性渗透建立长期的基层组织，加强对于国家，尤其是南方的控制。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成功的调解了半自发的群众运动和非民主的控制之间看来难以避免的矛盾。

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最大的两场群众运动就是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两场运动都非常“有效”。这种“有效”不光指运动本身，还有其在运动同时达成的多重目的。在引领这些运动的同时，共产党稳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且将阶级斗争的思想传播到大众之中。除此之外，许多资源还从那些潜在的革命反对者手中被剥夺，并转移到支持革命的阶级手中。这还保证了国家在基层拓展其控制力。

但是这些运动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在土地改革中，由于共产党既往的经验只在东北地区，这种针对地主的改革的模式在南方就颇为水土不服。比如说在资本主义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工厂工作而非务农。故而出租农田在当地底层民众中也相当普遍。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共产党认为他们犯了将土改问题过度简化为“单纯斗地主”的错误，进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收租人和租赁中介，这才成功煽动起群众斗争的热情。

对于许多积极参与进这些斗争中的底层民众而言，他们获得了国产党的信任，也取得了成为国家基层干部的机会。在上海郊区，4616个受到重视和训练的运动积极分子中就有1/5晋升成了基层干部，另有6471的干部得到了晋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背景的。除去底层人民，知识分子也被调动参与了运动。许多学院中的学生和老师被派往地方对土地改革进行“客观”的记录和分析。这足以说明这些群众运动所调动的阶级之丰富。

在1950年10月，共党一改其早先遵循的对以往阶级敌人宽大处理政策，转为宣扬“镇压宽大结合”，并命令地方干部进行“处决一批，关押一批，少数监视”的政策。许多人难以理解这种转变的因由，因为当年共党正是承诺了宽大处理才使得许多国民党官兵投降。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原先的阶级敌人可以通过持续的教育进行感化，而不需要用如此激烈的手段。直到罗瑞卿在1951年三月末到南方主要城市巡查讲话，申斥当地干部进行不力之后情况方有改观。

虽然这些运动碰到不少困难，但造成之后乱局的种子其实种在共党进行群众运动的方式里。不同于苏联，共产党更乐于在公共空间中对批判对象进行展示，并由此激发群众对政党的支持。在土改之中，控诉会是常见的形式。尽管大多数控诉会看起来非常真实，但是其实这都是精心设计过的结果。被批判的只是被打倒对象中容易引发众怒的人，而诉苦的人也大都是精心选择，男女老幼皆有以证明其罪恶的普遍性。在早期土改中，不管是观者还是被批判人都很少意识到这种表演性质，但是在1955年之后镇压反革命的公审中，更明显的权力等级制度使得大多数人已然理解了这种群众运动的虚假本质。由于不停变换的打击对象，他们也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对象都是随时可变的，随着政治需要而改变的。被波及的人越来越多，原先被视为工友的自己人变成了敌对阶级中的他者，群众活动的正义性逐渐消失，而他们由此也明白每个个体都随时可能被裹挟进某场运动，成为年轻政权新的敌人。

这种理解本身和越来越强的国家控制使得在之后的运动中的大多数噤若寒蝉，即使是过去的积极分子此时也畏首畏尾起来。没有人有胆量反对，只好持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躲避群众运动，但又避之不及。之后的灾乱变得越发难以避免。

1958-1965年的中国——军事帝国的成型

整理自：Aspects of an Institutionalizing Political System: China, 1958-1965

作者：David Bachman

自麦克法夸尔写就“文革三部曲”以来，英语学界普遍将“大跃进”至1965年的共和国政治史视为一部精英与事件交替主导的“宫廷史”。这段广为人知的故事以大跃进的发动和接踵而来的饥荒为始，承之以刘、邓、周、陈等政治精英围绕这一后果的周旋、修正，并最终以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放缓的担忧和不断涌现的文革动机收束。

不过，英语学界似乎就此止步不前。研究者普遍在相对偏狭的事件视角中探讨大跃进对中央-地方关系、基层政治的后续影响，而倾向于忽略麦克法夸尔视作一段连续体的1958~1965年内在的趋势与变化。相形之下，大量新近涌现的一手史料、领导人传记和下层视角的中文研究着作，更使视线固定的英语学界捉襟见肘。在精英与事件串联起来的故事模式之外，1958~196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否有其他在政治维度之内的讲法？作者在本文中提供的政治制度化视角，正是对这段政治史的另一种“观看之道”。

1958~1965年间的制度化进程，可以从三个较之前更为显着的方面加以呈现：法律制度的应用、精英群体的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军事化的进展。

关于文革前中国的司法状况，确有许多法律史研究指出，行政处罚作为当时司法职能的中心目标远比正式法律程序来得关键。但无论当时的司法制度存在多少弊漏，前文革时代的司法诉讼仍远比我们想象的庞多；其适用范围与效果，也至少应与劳改和其他行政处罚受到同等重视。1950~1965年间，共有超过2400万起案件经过法庭正式审理，其中，17%的刑事案件均在反右运动告一段落后的1958年内启动受理，并且，与通常的认知相反，前文革时期超过三分之一的“反革命罪”指控也正是在同一年进入司法程序，从而扭转了1950~1957年以劳改和行政处罚为主的直接手段。尽管1958年“反革命”案件的激增，多少可以归因为公安部在政治风向下核定了过多“反革命”嫌疑人员，“反革命”案件的比例在1958年后的不规则起伏也表明，这项针对“政治犯罪”的司法进程与当时变易的政治背景之间不存在过于显然的相互联系。另外，十五年间近14% 的“反革命”涉案者最终豁免处罚或被判无罪，这一期间中国司法制度的惩罚甚至远没有同期的美国来得严苛。而在民事诉讼方面，超过70%的案件都与离婚争端有关，它表明，在当时的中国，通过合法途径终止婚姻关系已成为一项普遍的社会惯例，而正如当时的法律制度在刑事领域中逐渐扩张的适用性，法律及其程序的制度化虽然有限，但仍然取得了可观进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如果说1958~1965年的司法进程体现了程序性自1949年以来在体制内的持续进展，那么，这一时期精英群体的转变则是与过往的一次彻底断裂。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共有成员77名，截至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已有5人去世，5人被免职，再加上因健康原因无法充分履职者，七大中央委员已有13%的在任缺失率，建国初年的政治运动，更使这班“旧部”损失惨重。

相形之下，八大中央委员的在任缺失率虽较七大仅有小幅上升，但195名正式与候补委员中有57人于在任期间去世、患病或降职。换言之，在“文革”开始前的十年间，已有近30%的中央委员饱受政治或身体问题的困扰，即便“文革”不曾发动，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也将难以为继。不仅如此，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变动还导致了高层政治格局的重组。十年内，军队的高层领导经受了最大的冲击。“十大元帅”中，有一位故去，两人受疾病困扰，徐向前与林彪逐渐丧失政治影响力，而彭德怀则彻底被免去要职。

在如此剧烈的权力更迭中，尽管领导集体相应的代际更迭在十年内裹足不前，衰朽、郁结、饱经风霜的老人仍然占据了文革前中国政治版图的显要位置，但另一方面，军队高级职位的空缺也导致所剩无几的高级将领之间围绕军队指挥权的政治斗争，是它，为精英群体彻底重头来过敞开了缝隙。而“文革”的骤然降临发生，只是促使这场酝酿已久的运动进一步升级。

与之相似，社会的军事化进程也是一条贯穿“文革”前十年历史的隐藏主线，但这条隐线也因其与“制度化”进程内涵的外部环境紧密联系，显得更加曲折与艰辛。1958~1965年间，中国先后经历了五次战争，在中苏关系波折的影响下试爆了首枚原子弹，并在1964年将国防工业化作为国民经济的重心。更准确地说，这一进程在“大跃进”发动前就已初现端倪，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以来，军工生产就一直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但“大跃进”的冒进步伐几乎导致了军工生产质量的崩溃。匆促上马的歼-6战斗机无法投入战斗，甚至就连刚建成的成都飞机厂也存在严重的建筑质量问题。同时，毛泽东的核优先战略又必然要求节制常规武器的生产与投入，以至中国的国防工业化在60年代初只能始终蹒跚前进。

军工资源的有限性也反映在对外政策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空军力量和苏联方面的技术支持，毛泽东在对大跃进的反思中接受了王稼祥的建议，停止对美国侦察机的拦截并尽量避免与美苏的冲突。然而，伴随两极对峙与台海局势的加剧，对资源有限性的认识迅速转化为一系列军事动员指令，1964年，总参谋部一份关于国防工业对沿海轰炸承受力的评估报告，更加坚定了毛泽东推进军事化的决心，在“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下，以“三线建设”为主轴的战备经济计划随即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迅速推行，由军事化的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决定性转变就此完成。

在全民枕戈待旦的情势下，与国防、军工分支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体系也得到了迅速增强。1961~1965年，分工明确的多个机械工业部门在国务院领导下逐步形成，除却自50年代初就承担核武研发的二机部，其他以数字编序的机械工业部涵盖了航空、电子、船舶、导弹生产等重要军工职能。国防开支也随着军队扩编的步伐不断上升，仅1961年一年，维持部队花去的军费就占政府一年开支的13.6%，由此带来的是分布在老挝、越南、巴基斯坦边境守军数量超过83%的激增，如果算上1964年以后政府在“三线建设”中的投入，维护这个“军事工业联合体”每年付出的消耗，大致在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

种种迹象都表明，1965年底的中国已然成为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和法律制度在政治体系中的“意外”嵌入、代际更迭的若隐若现一样，它以一种我们今人并不熟悉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今日。司法、精英变迁与战备社会这三大进程，不仅合力呈现了新中国的国家建构在错误与反复中鲜为人知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让1958~1965年这段“文革史前史”变得更像一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历史。

不论是仍然矗立在广袤的中国西部、或是已经消失了的大型国有工厂，不论是仍然困扰今日男女的不幸婚姻，抑或是某些军中大佬的倒掉，或多或少，它们都是1958~1965年这段历史为我们留下的遗产的一部分。

毛时代的农村生活——定格在温饱线上的日子

整理自：Squeezing the Peasants: Grain Extraction, Food Consumption and Rural Living Standards in Mao's China

作者：Robert Ash

上世纪80年代，自农业集体化在中国遭遇“反转”以来，农村土地产权与制度变迁、尤其是50年代启动的集体化制度设计，似乎已悄然成为经济学家比对“两个中国”农业增长差异的中心。不过，经济学家无法否认的是，在仍然仰仗天时、地利、人和的农业领域，制度不可能单手包揽一切。更“软”的政策变动，更“硬”的技术条件，同样是回顾这场“大设计”时无法绕过的重要因素。

“软硬兼施”之下，农民何为？这是本文深入那个笼统的“毛泽东时代”（1950-1976），试图解答的问题。在作者看来，擅长讲述“体制反转”故事的那部分经济学家和50年代中共领导人一样，都未充分认识到制度、技术与政策三者间同频震荡可能产生的互补效应。除去“三年自然灾害”的政策调整期，后者从1950年到1970年代初就始终以重工业为压倒性的政策目标，由中央政府计划指导的农业生产体制，更被视为保障工业部门提取足量农业资源的拱顶石。1950～1965整整十五年间，国家向农业部门的投入持续低于自农业部门提取的税收，投向基础设施的财政经费亦被大规模移作水利工程之用。

由于对1958年经济形势的误判，片面依赖集体化生产体制的后果也延伸到技术领域。在1965年国家开始逐步增加对农业支出前，全国合作社平均仅有0.02部拖拉机，化肥覆盖率则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无不凸显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之生产集体化的滞后性。尽管1965年之后，政策变动屡屡显示国家转变这一颓势的决心，但除却局部产量的短期激增和有效灌溉面积的扩大，技术手段的增强在效果上仍属权宜之计，在粮食产量小幅回升的同时，棉花、蔗糖等经济作物产出依旧低迷。

在技术条件与体制效率均显有限的情况下，农民的生活状况就更直接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选择。一方面，在重工业优先的方针下，政策的当然目标是对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控制，从而保证足够的农业资源转移至工业部门；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由于无力支配自己的劳作成果，农民的生计几乎完全受制于国家的取舍。

殷鉴不远。中国效仿的后发型榜样苏联，自1928年起即凭借相似的强制手段保证“剪刀差”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饥荒中，由于存粮捉襟见肘，农民又鲜有私粮，导致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家救济粮中95%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则几无例外是依靠私自窝藏的粮食活命。在人均粮产量高于中国1953～1956年期间40%的情况下，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收购粮食的比率只比中国低2%，如此测算，苏联农民的粮食负担每年要比中国多出约50公斤。

如果说这种差异多少与中国滞后的机械化水平相关，那么在灾难时节保障年均1800万吨粮食返乡销售的“统购统销”，则无疑是苏联农民未曾享见的事情。后者与1960年放宽粮食征收的政策调整一起，在总量上保证了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的粮食产出足以囊括农村人口的生存需求。1958~1976年国家层面的农业数据显示，尽管“毛时代”农民遭受压榨的总体趋势不可能因短期政策变更根本消除，“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波动也在不同程度上减损了农业产出，致使农民的生计直到“毛时代”最后时期才完全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水准，但较之处于类似情势下的苏联，生活在“毛时代”内外压力下的农民总体上尚能勉强维持生存。

当然，国家层面总体数据的匀称均势，不可能反映地区之间农民生活的差异。所幸的事，不同地区的粮食征购数据仍能帮助描述这些差异，尤其是伴随时段的演进，平淡的数据差异恰恰反映了“毛时代”中国各地农民生活图景和各政策节点之间的互动关系。

贯穿“毛时代”最初的十五年，东北（黑龙江、吉林）与内蒙古一直是粮食征购的重镇，其征收率比南方各省普遍高出10%，不过，以“大跃进”为分水岭，这一差距在整体上发生了变动。1958年，为争取外汇、偿清外债，粮食出口翻倍导致全国各省市粮食征购率普遍上浮，在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面对粮食产量下降30%的窘境，各地征购率更是触及峰值。在不断攀升的征粮和产量压力下，许多地方农民的余粮在很长时间内已无法自足。1958～1965年期间，华北与西北地区甚至已无力从总量上保障陈云在1955年提出的年人均280公斤最低口粮标准，同时，“剪刀差”的经济策略，也促使农村口粮向城市工业部门的大范围转移。面对严峻形势，1961年的政策调整停止了大规模出口，转而以进口粮食和统购粮食的返乡销售给予农民救济，这也并行地导致灾害之后的数年内，各地农民消耗粮食数量均伴随征购率的上升抵达峰值。

对务求食饱的农民来说，与这一段灾害萦绕的艰难时世和一系列应势波动的政策措施相比，文化大革命时期短暂的经济停滞对他们生活的震荡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凭借1965年之后不断改善的灌溉基础和高产土地，文革时期的农业生产以远高于前者的速度稳步增长。然而，从农民消费状况来看，1965年也绝非是渡尽劫波的转折点。从1965年起直至“毛时代”终结，农民可触及的生活必需品种类均未曾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尤其是在餐桌上：大米与肉类的消耗量明显下降，粗粮和土豆的比例在上升，对油、糖、酒等“奢侈品”的消费，亦远不及二十年前。似乎也只有在1978年那场“体制反转”之后，这些匮乏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如果南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20世纪50年代推行的土地改革是一次迟到的“救赎”，8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乡间田头的这场变革，也不愧为一场全新的开天辟地。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相互“逃杀”的食物链正趋向平衡，农村生活水准的提高逐渐成为新一代领导人努力的目标，集体化的生产也慢慢成为记忆。“毛时代”结束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又一次在体制、技术、政策的合奏中，与他们的新生活相遇。

国际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迷梦——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国际化

整理自：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作者：William C. Kirby

虽然早在三十年代，蒋挺黻教授就已经做出了范例式的新中国外交研究。然而从六十年代开始，共产主义中国的国际关系就成了西方中国研究的盲点。但是想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其强大的国际关系性质是无法忽略的。中国国产党是由外国势力所创造的，而其在最初的统治阶段又处于外国的保护之中。在国内政治中，新中国的政治系统有意识的模仿着它的外国盟友们。而其六亿民众也都被这种外来的社会政治，乃至文化模式所改变。在对外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全球革命活动的领导角色，同时又身处于从柏林到广东的庞大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盟之中。

如果说国民党的名称说明其国家主义的倾向。那么共产党则在概念上就是国际主义的。它的起源就是是共产国际建立的中国分支。尽管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总是互有猜忌，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草创之时确实是莫斯科最忠实和有牺牲精神的盟友。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只能把党国置于民族国家之上以产生足够的凝聚力。因此党——从根本上而言是苏联政党的利益在某些时刻是可以凌驾于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华民国之上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所持有的普遍主义。而在政治经济问题之上它相信“只有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亲密关系才能带领中国人民早日走上社会主义之路。”

在1949年之前，苏联是全球唯一的共产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在新中国成立那年，这种国家引导的工业化进程在中国已经初具规模。在1938年，国家工业和军事进口基本上完全是通过一系列信贷协定被苏联提前资助的。这些信贷的条件是中国的原材料。在1938-1939年之间，苏联和中国达成了三个主要的信贷协议，帮助中国渡过这段西方资助稀少的困难时期。同时在1949年之前，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边境地区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尽管理论上是合资，但是实际上由苏联运营的中苏合作企业。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苏联—国民党共同管理的中东路和独山油田，这两者由于历史原因本都由苏联实际控制，直至1943年苏中关系达到低点之时国府方告接管。而1946年始苏联又提议将满洲里的所有重工业置于中苏共同经营之下。其谈判代表认为“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这反映了当时苏联在东北地区的世纪政治军事力量。其次，另一个说明苏联在49年之前的特殊政治意义的是苏联人在中国具有的治外法权。这项权利直至1960年才得到取消。由此可见，“现代中国的斯大林主义根基”早在49年前已经植下。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基本上延续了中共—莫斯科在之前的关系模式。在国内建设方面，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主要是作为苏联国家建设方面的学生，全面照搬了苏联的政治，法律，教育和文化系统。毛泽东及其同事基本上顺从斯大林对中国的建议，虽然这些建议有时违背毛自己直觉判断。比如政治协商制度。而在同时，如同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一样，中国也受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

“斯大林主义首先意味着统一。”这就意味着在苏维埃辖下的所有地区，共党的绝对统治，其政治系统的强制性统治以及一个类似斯大林的强权人格的产生。同时它还意味着公共安全组织的扩张，国家对于经济的完全控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原则。这一原则拓展到整个社会主义地区，甚至在国家经济计划中也是一样。作为新生的，处处模仿苏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情况也是一样。而苏联在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许多物资帮助以实现“高度斯大林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毛泽东尽快全面借鉴苏联经验的愿望引发他部分同事的不解。刘少奇，陈云，邓子恢和薄一波都把坚持混合经济制15年以上这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口号当成了实践的依据。他们相信为了促进经济，首先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现有的资本主义。但毛却打算坚定的走斯大林主义的道路。这点在他1953年之后处处模仿《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的经济计划中显露无疑。

成功转型后的中国加入了一个野心宏达但同时又有着严重的结构性漏洞的世界经济体之中。首先，它的成员国大多饱受战争摧残，经济基础薄弱，正挣扎于恢复的边缘。其次，由于国内价格孤立于国际市场，而国家间的货币又难以兑换，故而通过贸易加强集中制计划经济也非易事。第三，斯大林主义所强调的党的完全控制以及高度同质化的国内经济计划使得建立区域合作的计划经济贸易系统几乎不大可能。只有在斯大林死后，这种独特化的生产和区域经济交往才开始呈现。

尽管有如此多的缺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还是依靠国际社会主义经济做基础的。在1950年代，有将近200个工业项目在苏联的“守护”之下建成，有将近10000名苏联或东欧的专家访问中国。期间50000左右的中国工程师或学生被派往社会主义国家留学。有将近百万册苏联图书被引进，而其中几千册被译为中文。从这些数字上看来，苏联的援助数量是相当大的。尽管中国商户部很快注意到在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商品交易价格比世界市场上的要高，而它们又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交易对象，因此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卖方市场”。但考虑到中国当时提供的交换资源大多是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寻得买家的：一吨冻猪肉换五吨钢材。这种交易整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的。更不用提那些免费的技术支持了。

除却贸易协定的具体内容，团结更是那个时代社会主义经济的注脚。“兄弟国家”这一概念在那时并非只是政治口号，年度协商就是为了解决经济交往中某一方或双方所面临的困难。比如在1953年，东柏林的反共骚乱中，中国提供给风雨飘摇中的民主德国价值5000万卢布的紧急食物补给。周恩来在给民主德国总理的私人信件中写道：“帮助德国人民对我们而言既是责任，也是荣耀。”

然而这样看似美好的亲密关系并未持续到下一个十年。在斯大林死后，由于毛泽东独自延续着他的意识形态，因而与苏联发生分歧。作为一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尽管在中苏决裂之后，他还是将他世界革命的政治理想和意识形态架构在中国国家利益之上。这导致了中国的经济混乱和在国际上的孤立。讽刺的是，正是毛的对抗性举动使得国际共运一蹶不振。赫鲁晓夫在中苏决裂的三年后坦白：“我们许多共产主义这一开始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间应该是亲密无间的。然而生活最后告诉我们，它比意识形态的假设复杂的多。”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4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