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传述百年中国家族故事

簡體傳統

本报记者宋燕

　　余世存又出书了，继《非常道》、《大民小国》之后，这次推出的是反思历史和现实的《家世》。《家世》既写了宋耀如、黄兴、蒋介石、卢作孚、金庸等大众所熟知的名人家族往事，也写了蔡文彬、杨志鹏等人的普通家族的事迹，从书中既能领略到大家族的风范，又能看到平凡家族的艰辛与温暖。

　　在谈到为何写这个题材时，余世存说，“尽管当代的家庭已经从传统的四世同堂演变成二世或一世家庭，单亲家庭也日益增多，但"家世"问题仍一以贯之。有着数千年传统的宗亲文化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如果说人们曾经认识到它有正面作用也有禁锢作用，今天，它同样维系了人间的善，也放任了人心的罪性和丑恶。”

　　“回家”的人仍是“无家”的人

　　记者：你基于什么原因写《家世》这个题材，普通百姓和你书中的这些大家族一样有传承吗？

　　余世存：尽管当代的家庭已经从传统的“四世同堂”演变成二世或一世家庭，单亲家庭也日益增多，但“家世”问题仍一以贯之。家世甚至从宗族家庭问题，演变成空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高富帅”和“屌丝”等词汇的流行即是明证，“成分论”早已成为历史，但今天我们社会又自觉自愿地把“出身论”、“身份论”招回来了。它也说明，有着数千年传统的宗亲文化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如果说人们曾经认识到它有正面作用也有禁锢作用，今天，它同样维系了人间的善，也放任了人心的罪性和丑恶。“回家”的人仍是“无家”的人，社会失教的后果众所周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三大领域一块沦陷，家教的污染和匮乏也同样严重。我们不知道如何跟家人相处，也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当一家内刊杂志的主编约我写专栏时，我想也没想，就说写家世。我开始梳理百年来的中国家族，挑选我认为值得传述的写成文章。我曾经希望自己能像伟大的司马迁那样纪传前贤，把当代的风范写出来，从而为当代人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秩序。

　　有人觉得家世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关系有点远，觉得普通老百姓就是一辈一辈这样过日子的，不像人家这种大家才有传承，其实不然，《家世》只是讲了这14个家族的故事，实际上《家世》需要的是每一个家庭甚至是每一个人的反思，不只是说我的父辈有什么能传承给我的，包括我自己也可以有值得整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记者：书中选到的这十四个家族，你是怎样来选择他们的，又做了哪些材料的收集和准备？

　　余世存：这个就是有刻意的也有不刻意的。比如说像写蒋介石那家，那是很刻意的，蒋家人，从老蒋那一代人开始，他们几代人都是中西通婚的，而且人家的那种跟西方世界的交流一点都不隔膜。比如像林家那个家族，那是我最早在网上看他们在美国的家族的成员聚会，然后他们家族的那种状况，我觉得这个家族是很有意思的。还有的就是跟这些名门望族的后人多多少少有些近距离的接触。比如孙中山的重外孙、卢作孚的孙女，跟他们关系都不错，所以就直接写了。

　　对家族的整理，是对自己生活的加持

　　记者：与这些家族有哪些交往的故事？

　　余世存：收集家族故事其实途径是多样的，除了公开发表的材料，就是我自己接触，以及朋友交往的。比如梁漱溟先生，我的朋友都曾跟他有过接触，汪丁丁则说梁先生的目光如电，能使来访者心魂为之一动，这些故事让我试图去理解梁先生的人格。

　　跟卢作孚先生的后人卢晓蓉老师交往给人的印象极深，她是我的北大老师严家炎先生的夫人。她待人接物非常宜人，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特别感动。她曾让我一度惊讶，如她很善于理财，她自奉极俭，但对朋友则照顾极多，请我们吃饭，总是担心我们吃得不好。有一个作家告诉我，卢晓蓉老师很忙，在家里是严先生们的生活秘书和工作秘书，但还要照顾父母和孙儿辈。卢老师自己也感叹她的时间不够用，但是，我每次给她的邮件，她基本上都是及时回复，让我都不好意思。

　　我跟诗人穆旦家人的交往也值得一说。我曾到南开大学穆旦夫人周与良家，听周先生讲穆旦的往事。从那以后，跟周先生、九叶集之一叶杜运燮先生有过多次交流。周先生告诉我穆旦在上世纪40年代以及“文革”中的生活，穆旦、李政道当时做出不同的选择，后来李政道回国，把穆旦的女儿带出国。让我了解穆旦对汉语诗歌的贡献有着社会和人性的完美，“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记者：《家世》写了宋耀如、黄兴、蒋介石、卢作孚、金庸等大众所熟知的名人家族往事，也写了蔡文彬、杨志鹏等人的普通家族的事迹。选取的名人家族是出于什么标准？普通家族是怎么选出来的？

　　余世存：选取名人家族和普通家族的标准并不一致。因为这部书稿断断续续写了多年，言路、思路也不一致。有的选得很刻意，比如林同济家族、蒋介石家族，无论是林家的专业精神，还是蒋家的传统与现代的很好融合，在我看来，都是我们国民极为稀缺的品质。有的家族则选得很随意，这一类标准是，我多少熟悉它们的某个家族成员。比如金庸(查良镛)的查家，我年轻时即认定穆旦(查良铮)是可敬的兄长，穆旦的诗曾经滚瓜烂熟，而金庸也曾应朋友之请送过我签名本画册；卢作孚家，他的孙女卢晓蓉老师是我很熟悉的；宋耀如家、黄兴家，也都是跟其家族的成员打过交道。

　　至于写了中国人这几年熟悉的老外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书中也写了部分原因。我觉得家风家教以金钱为本位非常需要引人思考，何况经济世袭主义也有人质疑。在技术文明的推动下，“慈善经济”、“散财生活”等新文明的人生价值正在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也是我写老罗家的原因。

　　普通家族，也是我很熟悉的。我今年曾给年轻朋友开过一个短期课程，课程是“自我整理”，我发现普通人一旦把自己的家族成员、自己的人生经历做一个梳理，本身即是一种提升，是对自己生活的加持。故我希望通过介绍普通家族，能够引起读者对自家探索、回顾的兴趣。从目前的反应看，这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

　　要“发心”，不要“机心”

　　记者：这本书中，你个人最欣赏的女性和男性分别是谁，为什么？

　　余世存：可欣赏的人很多。谈不上最欣赏，但说到女性，宋美龄估计要排第一位。我们当代人对婚姻爱情多半失望甚至绝望，宋美龄遇到的挑战绝对比我们更大，在乱世中，在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和个性差异大的情况下，宋美龄加持了她的丈夫，成全了自己和对方，虽有过曲折，他们仍走向了圆满，甚至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不幸福的中国夫妻中，他们的婚姻堪称幸福、完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女人。

　　欣赏的男性有不少，比如卢作孚、梁漱溟、宋耀如等人，都很不错。卢作孚、梁漱溟等，他们的力行精神、不惧孤独的勇气，都是我所喜欢的。

　　记者：阅读者称，读《家世》最大的收获是联想到自家、自身，自己要传承什么，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你希望自己和子女做怎样的人？

　　余世存：我希望自己做中国文化的传承者、继往开来者，这方面几乎当仁不让。我还没有孩子，如果命运给我这个幸运，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快乐的人。

　　记者：从《非常道》到《家世》，您自己也提到自己从一个“愤青”，变成了现在的余老师，文人学者的形象。那您怎么评论现在的自己呢？

　　余世存：经常有人跟我讲，让我“野心不要太大”，但实际上我确实觉得自己比同龄人走得远一点。这个“野心”并不是野心的问题，而是说我的能力和视野所及，确实比我的同龄人、甚至很多知识界的人，更深一些，如果不说更扎实的话。“扎实”这个词，比之体制内学院派的一些人，我目前的研究条件更差一些，但我的视野以及思考的东西却远远超越了他们。

　　做到这样，应该还是和做人的心性有关。说到底，我还是比较认同爱因斯坦评居里夫人的话。一个人在智力上的水平是差不多的，人生成就的取得主要还是靠，用佛教和儒家的话讲，“发心”，“心诚不诚”。当我违背这个众人都在追求成功、世俗红利的时代的时候，用庄子的话说，他们的心都是“机心”，他们的工作、阅读都是为别人的，反而我远离世界，我的阅读是为自己的。当我读到一些文字的、历史的，能够使自己感到安顿的东西时，也许反而是更好的，它们也能感动别人，让别人感到安顿。恰恰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几年的读书中，我有比较大的收获。写《老子传》和读《易经》都是这几年中的意外，这样的经典使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给古老国家开方子”的答案。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会陆陆续续地与知识界对话，也传递给普通人，做好这些“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工作，才能找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也就大体上知道怎么安顿自己了。这是我最近几年收获比较大的工作。

　　作品简介

　　《家世》从“家风家教之于当下”的视角撰写了中国家族的传奇经历。每一家家教自有特点，如林同济家是要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宋耀如家是要出伟大人才；卢作孚家是让孩子不要当败家子；黄兴家是无我、笃实……阅读者称，读《家世》最大的收获是联想到自家、自身，自己要传承什么，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