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我不是一个”文学大师“ 纪念

簡體傳統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中国作家、翻译家。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孤独的巴金

文/摩罗

在享有盛誉的诸多中国作家中，巴金是最受我尊敬的几个人之一。然而，当我和朋友们聊天时尝试列举本世纪杰出作家时，我竟没有将巴金列入。近年来，除了他翻译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我也一直没有兴致去重读他别的着作。这似乎有点奇怪，我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尊敬巴金的呢?

巴金是携着小说《灭亡》步入文坛的，后来以《家》奠定了今天所云文学大师的地位。但像本世纪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巴金也一直站在表达社会思想、宣泄社会情愫的立场上写作，而且，巴金以其热情天真的气质，有时将小说写成了童话。到他被剥夺创作权利的那一天为止，他一直没有写出一部自成世界、耐品耐读的作品，甚至可以说，他与文学还隔着一层什么。今天许多人为巴金那一代人所留下的文学的遗憾而遗憾，乃是颇有道理的。

也许巴金更适于写散文?至少可以用《随想录》的大获成功作为佐证。然而不。他的散文也与文学隔着一层什么。文学之成为文学，总得有点“文”可言。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气氛的营造、意象的提炼、语言的锻冶等等总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巴金的散文基本上没有这些。青年巴金爱讲大白话，是那种热情太甚未及修炼一吐无遗的大白话，很难让人从中品出文学修养之类。晚年的随想录依然如此。他似乎永远是一个不能已于言的少年，永远不加修饰地平铺直叙。更奇怪的恐怕还是这一点：那些饱经沧桑同时又饱读诗书的文化老人，一旦下笔，几乎无一例外地充满了书卷气，充满了来自千古经典中的厚实和深邃。然而巴金偏偏成为了这样一个例外，他似乎决意要跟其他人不同，除了自己的情怀，他不想让别的更多的东西进入他的文字。

他跟其他人的确很有些不同，却不是因了“决意”，而是因了气质和精神品位。巴金是一个具有大热情的人，他虽然不得不以文字方式度其生涯，但他的自期自许却决非如此。《灭亡》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支代表着正义和力量的手枪。杜大心作为巴金的化身，代巴金操持着那支枪，而且时刻将手指按压在扳机上。巴金的深层动机不在于为业已存在的文学长河添加一件杰作，而只是要找这样几个充满叛逆意味和摧毁力的符号，来演绎他改天换地重整河山的巨大热情。他青年时代内心最认同的形象不是小说家文化人之类，而是赫尔岑、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司特普尼亚克、凡宰地等这样的革命家和革命理论家。他不辞辛劳地翻译他们的着作，不是出于文学的需要，而是为建设自己的精神人格开掘资源。他以这种方式向那些改天换地的伟大人物趋近。

然而巴金是一个纤细、斯文甚至有点怯弱的人，他缺少行动者的果敢和狠毒。而且，他所信奉的安那琪主义是那样纯洁、渺远和高贵，而与他同时代的行动者却难免污浊、卑俗、残酷。就这样，怯弱与自洁使得他孤立无援，一筹莫展。写作几乎是乘虚而入地成为他唯一的代偿性行为。当他拿起笔，那种改造世界的巨大热情，那种对于天地人间的博大的爱，那种欲爱不能的受挫感和义愤感，全都无可遏止地奔涌而来。强烈的表现欲使他来不及营造空灵的结构和精雅的文字来含蓄、包裹这种热情，而只能急不择辞地直抒胸臆。结果，“文学性”被他的热情严重烧伤，透过星散在文字之间的“心灵的残骸”，我们不难感到一个文弱书生的“呼吸宇宙吞吐河山”的伟大胸襟。而当人们将这些“心灵的残骸”误读作文学时，不可能不意识到文学的缺憾。

撇开文学不谈，热情本身有没有价值?这让我想起了拜伦、雪莱，想起了托尔斯泰和别林斯基，当然还有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然而我联想得更多的还是圣西门。圣西门像大多数心怀壮志的人那样，一时没有投身于伟大事业的经济条件，他不得不首先投身于商界。中国人爱说人到三十万事休，圣西门却在垂垂老矣的42岁才脱出商界，几乎是从零开始地从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和着述。这从零开始需要多大的人生热情?与那些命中注定一直自然而然地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人(如马克思、黑格尔、尼采等)相比，圣西门更叫我折服。我对他的学说了解很少，但我认为他的热情本身即可成为人类历史上永恒的遗产，叫世世代代享用不尽。作为这种热情的承载者，圣西门的人格永远具有审美价值。

巴金的人格也具有这样的审美价值。年轻的时候，他无暇像别的作家那样刻意营造艺术宫殿，进入老年，他也无意像别的文化老人那样引经据典掉书袋。他永远写得比别人真切而又直率，永远是那样无可遏止地一倾无遗。巴金一直有这种自觉，所以他不断表白自己不是一位作家，声明自己没有研究过文学和艺术。前几年，四川省有关部门郑重要求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文学奖，巴金以那种颤巍巍的笔调，坦诚谢绝了。如果将此看作是他的谦虚，那至少有一半误解。巴金实际上是在拒绝世人以一个作家的形象给他定位。他的理想一直是做一个顶天立地改天换地的巨人，做一个以正义原则和自由精神重整地球秩序的英雄，而不是做一个文字匠。

不幸他偏偏只做成了一个文字匠。垂垂暮年，心底的宏愿再也无法施展，连一个起点也终生未能找到。面对一生的失败，也许他应该仰天长啸，号啕一哭，然而世人的恭维却叫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不管他接受不接受这种恭维，内心都只有苍凉与孤独。几乎所有白发长髯、备受天下爱戴的老人都会多少滋生一点功德圆满的欣慰感，巴金又一次成为了例外，因为他的功德一直没有开始，永远不会开始。不知为什么，我对老年巴金的文字情有独钟。从那极尽坦诚而又终究有点虚怯有点吞吞吐吐的文字中，我深重地感应着一颗心灵的痉挛。那种饱经患难后不堪回首的创痛，那种自抑自辱一生、至今仍余悸难消的颤巍巍的恐惧感，那种自认为无所建树、有负于世的空虚感，都迫不及待地直奔笔底。哪里来得及谋篇布局、修辞炼句，哪里来得及引经据典、广征博采。他只能尽可能地敞开自己，平实写来。这样的文字确实不够文学化，然而这样的文字却直通天地之灵和人类之灵。

也许有人想说，有了暮年的幻灭感之后，巴金倒是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可惜天不假年。然而不。能够创造文学之梦的人，既要站在梦中，又要时常站到梦外，对那梦戳上几戳，这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刻毒。而巴金却永远是一个善良到底的绅士，连一个作家所需要的起码的刻毒也没有。他即使愤恨得呲牙裂嘴，也是充满正义与庄严，而与刻毒无缘。也许有人想说，如果20世纪的中国少一点丑恶与黑暗，巴金就有条件成为一个克鲁泡特金。然而也不。他是一个纯洁得没有一丝攻击力的人，投身行动永远只能是他的向往。即使让他重新生活一次，他也只能成为这样的人：一个大气磅礴、热情澎湃的文弱书生，一个感伤型、倾诉型的梦想家。

也许上述一切都不是他最重要的品性，他的最重要的品性在于他是一个有耻辱感的人，至少是一个懂得害羞的人。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有更多的过错，而是因为他的内在的道德自期中有一种高贵的倾向。虽然他着译等身，但与他的自期相比，这不过是他怯于行动、借文字以偷安的明证。文字越多，越让他感到沉重，何况他认为其中有一半是假话。老年巴金不厌其烦地告诫自己要讲真话，其心理症结何在?他既然无力行动，既然退守到文字之中，至少应把文字写作看成是一种代偿性的道德实践。可正是这种写作使他的人生彻底失败，因为他不但没有实现他的自期，而且常常放弃了起码的操守，讲了那么多假话。他之鄙薄自己的文字，他之害羞感，原因都在这里。虽然他比大多数同代人都更有理由自认清白，但由于他的道德自期高于任何别的同类，所以他成了唯一的害羞者。害羞是从心理上进行道德自救的一种方式。他直到无力说话时，还在近乎自虐地要求自己讲真话，乃是企图以此对自己的失败和耻辱作最后一次挽救。

巴金的自我挽救基本上是成功的。借着这个世纪这个民族灰暗而又卑琐的精神底色，这个本来很难说有多么辉煌多么高大的人，却显得格外辉煌、格外高大。中国人过分地老成持重，过分地缺乏想象力，久而久之普遍地患有冷漠症——没有热情、没有正义感、没有自尊心和自信心，最后普遍失去了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是没有起码的道德情操。然而，巴金却是一个在精神上全面觉醒的人，他知道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具有什么品性，他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拥有这些，实践这些。他不但一定程度地拥有圣西门式的热情，同时还一定程度地拥有卢梭式的正义感，克鲁泡特金式的想象力，雪莱式的纯洁，托尔斯泰式的善良与高贵。敢于拥有这些品性中的任何一种，在中国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巴金却同时拥有这一切，堪称奇人了。也许有人要批评巴金没有在实践中坚守这一切。巴金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羞愧不已。一个人的羞愧感，不足以补偿他在道德实践上的缺憾，然而巴金式的羞愧除外。需知五千年来，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还是道德家，怀着有负于世、有负于己的羞耻感告别这个世界的，实在千年难于一见。单就20世纪而言，那么多犯有过错或罪恶的人，有谁曾怀着诚惶诚恐的忏悔心和愧疚感担当过一丝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着作等身的人要说出他的羞愧和耻辱，这需要多么高贵的精神追求和多么坚强的心理力量?在我看来，巴金的那种并不十分深刻的自忏自省，足可成为他的道德实践的一部分。面对这样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份精神遗产，我们还有必要因他没有写出更好的小说而遗憾吗?

应该从这种文学的遗憾中摆脱出来，以便重新给巴金定位。就文学史和思想史而言，巴金可能确实难于占有显赫的地位。但是在精神史上，也许有一天他会被看作一座重镇，不只是就20世纪而言，而是就五千年的精神史而言。他的道德自期比他的道德实践更见光彩，他的精神人格比他的文学作品更具魅力，他的随笔和他的译作比他的小说更值得品味。这一切都是精神已经觉醒、而且是刚刚觉醒的人的特征。也许我们可以要求巴金更加完美一些，至少在精神上更加有力一些，比如在社会运作中不要老是谦恭退让，面对强权应该少一点顺从，文革中不要太取消自己，至少文革后写随想录的那一阵，应该多一点深刻和尖刻。巴金爱说卢梭是18世纪世界的良心，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世界的良心。在中国也许可以说鲁迅是20世纪上半期的良心。如果巴金能够多一点自卫意识(仅仅自洁是不够的，虽然这已不易)，多一点拒绝的力量，或者哪怕出现一次拍案而起赤膊上阵，也许他就可以被称作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良心。

然而这一切他都无法做到。他是最初的精神觉醒者，在打开自己的心灵、打开自己的感觉时，他消耗了太多的力气。打开之后，他几乎全力观察、体会着自己的感觉和心灵，他由此成了一个感觉纤细而明敏、心灵温爱而仁厚的人，一个不断在想象中升华自己拥抱世界的人，却也同时因此成了一个缺乏攻击力和自卫力的人，一个没法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入痴入迷地积累知识、操练技术、创造成果、建立功勋的人。他不得不忍受最初的觉醒者所难免的怯弱和空疏，以及由此带来的羞愧与痛悔。

令人遗憾的是，世人不但难于理解巴金的缺陷，更难于洞见他的意义所在。只有一个觉醒的民族，才能正确地阐释最初的觉醒者的意义和价值。他暮年所提的两个建议中，关于建立现代文学馆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响应，而关于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却遭到了拒绝，甚至被禁止谈论。实际上后一个建议才是一个先知对于一个缺乏反省能力的民族的临别告诫。然而，世人只愿意接受巴金作为作家的那一部分。他一遍又一遍地解说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作家头衔，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被世人塑造成一位“文学大师”。这既是一种恭维，也是一种歪曲。这位孤独的文化老人，一定还在无望地等待着这个古老民族对他作出新的理解，然而在他有生之年，这种理解怕是不可能真正到来的。

最后再回到“作家”上来作结。我一直认为，在“创作心理学”之前，应该有一个“精神素质学”，或者叫“前创作心理学”。一个作家究竟是一个普通作家还是一个伟大作家，实际上在他下笔创作之前即成定数，这个决定因素就是他的精神素质。没有起码的思维力和文学操作力成不了作家，没有优秀的文学天赋成不了优秀作家，没有大热情、大痛苦、大慈悲和高贵的道德追求则成不了伟大作家。在本世纪中国作家中，也许只有鲁迅和巴金这么两个人具备这样的精神素质。虽然他们未能写出本来可能写出的伟大作品，却因此留给我们更丰富的精神遗产和启示。企图在文学上建功立业的人，应该首先在精神上成为鲁迅和巴金的传人。在文坛出现大面积精神死亡的今天，我更是情不自禁地频频将目光投向那位孤独的巴金。

看来，我还是应该回过头去认真读读巴金，为着精神上的需要。

《孤独的巴金：如何理解作家》/摩罗/东方出版社/2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