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大作家如何批评大作家by黄灿然

《风味快讯》文化新闻与批评网站刊登一篇文章，罗列历史上作家对作家的尖刻批评，多数是大作家批评大作家。

儿童文学作家史蒂文森论惠特曼：“……像一只没带狗链的粗毛大狗，在世界的沙滩上嗅来嗅去，然后对着月亮吠个不停。”

尼采论但丁：“一只在墓头上写诗的土狼。”

纳博科夫论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缺乏品味、他对那些患上前弗洛伊德情结的人物的单调处理、他沉溺于人类尊严的悲剧性厄运的方式─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难以欣赏。”

女作家斯泰因论庞德：“一个村子解释者。如果你是一条村子，那就好极了，但如果你不是，那就糟透了。”

H.G.威尔斯论萧伯纳：“一个在医院尖叫的白痴儿。”

劳伦斯论梅尔维尔：“再也没有比梅尔维尔更像小丑、更笨拙地和爱说教地坏品味的了，哪怕是在像《白鲸》这样的伟大作品中。”

康拉德论劳伦斯：“肮脏。除了下流什么也没有。”

纳博科夫论康拉德：“我无法忍受康拉德那纪念品商店式的风格，以及瓶装船和贝壳项圈等浪漫主义滥调。”

爱默生论奥斯汀：“奥斯汀小姐的小说……在我看来似乎音调粗俗，艺术创新贫瘠，禁锢在英国社会种种可悲的习俗里，没有天赋、机智或对世界的认识。未见过这么逼仄狭窄的生活。这位作家心中唯一的问题……是可嫁性。”

福克纳论海明威：“人们不知道他使用过一个需要读者去查词典的字。”

海明威论福克纳：“可怜的福克纳。他真的以为巨大的感情需要巨大的字？”

戈尔·维达尔论卡波蒂：“他是一个来自堪萨斯的羽毛丰满的主妇，带着所有的偏见。”

卡波蒂论凯鲁亚克：“那不是写作，那是打字。”

王尔德论蒲柏：“有两种不喜欢诗的途径：一种是不喜欢，另一种是读蒲柏。”

亨利·詹姆斯论爱伦·坡：“热爱坡，是决定性的原始思想阶段的标志。”

女诗人毕晓普论塞林格：“我讨厌《麦田里的守望者》。我花了好几天才读完，极为谨慎地，每次一页，我为他写每一个可笑句子的那种方式难堪得脸红。他们怎能让他这样做？”

奥登论勃朗宁：“我不觉得罗伯特·勃朗宁的床上功夫会很好。他的夫人可能很不在乎他。他打鼾，对二十岁的女孩们充满幻想。”

伊夫林·沃论普鲁斯特：“我第一次在读普鲁斯特。非常差劲的东西。我觉得他有精神缺陷。”

马克·吐温论奥斯汀：“每次读《傲慢与偏见》，我都想把她挖出来，用她的胫骨打她的头颅。”

福克纳论马克·吐温：“一个平庸作家，在欧洲只算第四流，他用充足的地方色彩，把若干已证明能成功的古老文学头骨装饰一番，来迷惑肤浅者和懒惰者。”

伍尔夫论乔伊斯：“《尤利西斯》是一个有点紧张的，老在抓脸上的粉刺的大学毕业生的作品。”

劳伦斯论乔伊斯：“天呀，乔伊斯是一锅多么粗制滥造的大杂烩啊！什么也没有，除了摘自《圣经》的残渣和菜根茬，其余都是用刻意的、新闻业淫秽念头的污汁炖出来的。”

奥登的散文非常多，但生前只编了两部：《染匠之手》和《序跋集》。奥登散文汇编正在陆续整理中，第五卷今年初出版。这卷，有颇大一部分文章已收录于《染匠之手》。迈克尔·伍德在《伦敦书评》评论此书，引用了书中不少句子。奥登不相信系统性的批评，认为系统性批评“无生命、甚至虚假”。因此，他的批评文章“尽可能缩减成一系列笔记”。当然，读过奥登的文章都知道，如果他那些绝对是完整的文章被称为系列笔记或系列笔记的雏形以至系列笔记的失败版，哪我们真不知道如果他系统起来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奥登曾说他因为缺钱才写文章，但伍德说，显然奥登既需要钱，也喜欢自己这种赚钱方式。奥登认为：“好诗不见得就要伟大，甚至不见得就要严肃，而如果你处于这样一种心境中，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想读《神曲》，那你不必为此而感到羞耻。”奥登说，拜伦的作品，一旦“试图用大写的诗歌来写”就变得枯燥”，这呼应奥登另一个说法，他认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必要时愿意牺牲生命来扞卫的五六项事情当中，游戏的权利，也即轻浮的权利，绝非最不重要的一项。”奥登说，现代诗中的英雄，是“任何行业的男女……他们能够获得并保存自己的脸孔”。又说：“要拥有一个脸孔……一个人必须不仅享受和受苦，而且愿意保存哪怕是最羞辱性和最不愉快的过去的经验。”奥登对一些作家有所保留，例如他觉得里尔克有“很多缺乏幽默感和没有男子气概的大惊小怪”，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无疑是一位伟大天才，但我受不了他”，对影响他颇深的叶芝也有不少抱怨：“我有时觉得，他从未想过’这个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问题。”奥登认为，艺术不能赎救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艺术必须谦逊。但艺术可以向我们展示赎救世界将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什么艺术是重要的。

来源：时代周报 | 138期

关于鲁迅（梁实秋讽刺鲁迅）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着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乱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3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