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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场战争对其胜利者和中国本身都未带来什么长远的好处，如果说从这场战争的结果可得到什么道德教训，那绝不可能是令人鼓舞的教训。

【编者按】

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裴士锋2012年的历史着作《天国之秋》中，把太平天国放在19世纪的世界史中来考察，他以历史学家的中立视角，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内战”而不是“叛乱”或“起义”。裴士锋认为，西方人应该了解这一段中国历史，因为他们介入了这场内战。

《天国之秋》中文版2014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以下内容为《天国之秋》结语，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

十九世纪中国这场内战所夺走的人命，最广受认可的估计是两千万至三千万人。这个数据必然不够客观，因为没有可靠的当时人口普查数据可供比较，因此这个数据基本上是根据若没有这场内战，中国后来应该会有多少人口推测出来。据一九六九年发布的美国一项研究结果，晚至一九一三年，也就是清军攻下南京将近五十年后，中国人口仍未回到一八五零年之前的水平。由中国境内一组学者所完成，于一九九九年发布的一项更晚近研究，估计受害最烈的五省——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在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间，人口共少掉约八千七百万：其中五千七百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其他人则是因为降低的出生率而无缘出世。对这场战争在所有省份造成的人口冲击，他们推测是七千万人死亡，人口总共少掉一亿多。这些较高的数据，晚近传播更广，但引发争议，批评者主张后人无从得知有多少死者死于战争、疾病和饥饿，有多少人移居他地过活。但就连走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所写的最主观轶事杂记，都证明中国城市和乡村所蒙受的深深伤创——太平天国战争过了几十年后仍未治愈的创伤——而今那些数据开始让人感受到，在这场据认是人类史上夺走最多人命的内战中，中国所蒙受的破坏和社会混乱的程度乃是前所未见。

由于混乱与暴力程度惊人，这场战争最令人惊愕的结果，或许是清朝在平乱后仍继续保住江山一事——而且不是在太平天国覆灭后苟延残喘几年，而是又存世了将近五十年，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汉人民族主义革命推翻。但不能说是清朝打赢了反太平天国的战争，而应该说是清朝获救——靠曾国藩的省级民兵队和英国人的随意干预两者联手而获救。这两股势力——一来自内部，一来自外部——彼此猜疑甚深，但他们各自的攻打太平天国行动，事后来看，似乎像是在协同作战。这两者都为拯救清朝而战，因为他们基于不同的原因，都深信清朝的存续比较有利于他们各自的未来：对曾国藩来说，那将保住在战前就让他受到许多好处，那由高位、肯定、道德和学术成就组成的体系。至于英国人，则是因为某些英国人——整体来讲影响力颇大的一群人——深信保住清朝，阻止太平天国主宰中国，乃是确保英国对华贸易继续成长，从而弥补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美国）之严重损失的唯一办法。

如果说这场战争结束后的情势发展令曾国藩失望，对英国人来说，最终的回报则更令人不看好。英国人预料平乱之后，对华贸易会大幅成长，结果是一场空。事实表明，这场战争的结束，反倒是上海遭殃的开始。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英国出手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将提升英国在华的利润，后来的发展的确如他所料，只是原因并非他所认为的那些。事实上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是和平的降临，而是战争的持续。英国人的介入，使太平军无法拿下上海，使上海周边地区长期陷于战火，从而使中国的商人、财富和货物，为了躲避英国人所协助维持不坠的混乱，而大量涌进安全的上海。逃到上海的有钱人推高地价，为上海洋商带来可供他们买进再转手卖出的大量货物。此外，只要长江沿岸的战事仍炽，中国商人就愿意以高出行情的价钱，雇请挂外国旗帜而不会受到攻击的船只运送他们的货物，以策安全。但太平天国一灭，这些好处全部消失。长江恢复航行安全，外国航运业者的优势随之大减，而难民离开上海，使上海的房市跟着崩盘。战争期间的荣景为漫长衰退所取代，英国前两大商行在衰退期间破产。讽刺的是，任何人——特别是帕麦斯顿——都未能体察到，让中国恢复安定其实从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在外交方面，也没有什么令英国人乐见的发展。介入中国内战，未让他们从清廷那儿得到他们预期的善意或好感，也未使清廷对他们重开对外通商的大门。卜鲁斯会在不久后因他的“敬重中国官员政策”受到嘲笑，在许多人眼中，那项政策使得英国政府变成清朝统治者抱在膝上玩赏的小狗。但在无奈接受自己在中国这场战争中的角色之后，英格兰之所以感到自得，是因为不断有人重述卜鲁斯对中国情势的看法——到了几乎众皆认同的地步——这场战争中的破坏皆是太平天国所造成，太平天国是不折不扣的一股无法无天的势力，太平天国是所有文明有礼者或受到良好治理者的公敌。从这个观点来看，英国介入这场战争无疑就是人道义举。由于这一时势观被奉为标准说法，戈登与华尔将以中国这场战争的伟大外国英雄之姿留名青史，将被视为挽救中国免于毁灭的人。相对于发动鸦片战争和烧毁圆明园之耻，戈登和华尔被昂然标举为华洋合作的可喜象征（乃至善心象征)。基于同样的道理，这场战争在英语世界里将被永远定位为太平叛乱，而非内战——意即英国站在清朝那一边，把太平天国视为纯粹是反对正当合法政府的叛乱者，不法之徒和混乱的制造者，造成当时混乱的唯一元凶。

异议的声音寥落，但仍有一些在当初就质疑本国介入政策之依据的人，在战后继续表达不以为然之意，尽管他们当下明知这类异议不再受到欢迎。英国驻华领事富礼赐曾走陆路游历太平天国领地，在南京城外的小船上住过数个月。他在一八六七年为《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所写的一篇文章，就以极为尖锐的口吻表达这类观点。文中，富礼赐驳斥英国境内的传统观点，认为消灭太平天国并未使中华帝国走回正轨，且哀叹“事实再怎么形诸文字，都无法扫除偏见……而我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经验，尽管得自在该国京城的长住，只要与既有的看法背道而驰，就永远得不到正面看待”。他指出消灭太平天国后对华贸易的衰退，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英国人民于这场战争期间仇视叛军，但“如果明天投票，会有多少外国人不希望他们回来？”

事实上，诚如他亲身体会到的，太平天国从不是外人眼中的怪物或蝗虫，但他知道他的同胞没人想听真相。他写道：但如果要我说说南京真正的主流秩序，那的确很像华沙条款，但仍有其秩序——天王的军官里有一位特别厉害的将领……在未沦为战场的地方，土地得到充分耕种——太平天国部队的行为丝毫不比清军的行为恶劣——且绍兴与杭州之类城镇的居民，在太平天国治下过的日子，比起那些城市被清廷收复、落入蛮族官员之手后居民的不幸遭遇，要好上太多；——如果我言之凿凿说出这些事，我会被斥为叛军，被斥为在诋毁如今正笼罩该帝国的灿烂政治黎明。

一九一一年清朝终于覆灭时，中国将落入新一代反满革命人士之手。这些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反清前辈的作为，其中有些人剪掉辫子，留起长发，看起来就像典型的太平天国分子。还有些人写宣传小册，痛斥曾国藩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汉奸，为了保住满清异族王朝杀了不计其数的汉人同胞。这批新一代革命分子最着名的领袖是广东人孙逸仙。他从小听人讲述太平天国英雄的故事，朋友还替他取了绰号“洪秀全”。攻下南京后的几十年里，虽有李鸿章与左宗棠等前将领和汉族官员推行改革，力图振衰起敝，但中国国势仍每况愈下。在国内，他们成就不凡，在消灭太平天国后又敉平了捻乱和回乱，使一度分崩离析的帝国恢复秩序。但对外战争所招来的巨额赔款使国库破产，而满清朝廷改不了的腐败与守旧之风，阻碍了他们的全面改革。国内或许已经安定，但放眼世界舞台，中国已落后于正以惊人速度崛起的邻国日本。日本再度受益于中国的前车之鉴。一如一八五零年代日本政府选择不与外国冲突，而是与外国签订条约，借此免于一场日本版的鸦片战争，一八六零年代具影响力的年轻武士，则把打完内战的中国视为前车之鉴，认为若没有彻底改革，日本可能也会沦为和中国一样的处境。一八六零年代更晚时的一场革命，让位给一场如火如荼展开的工业化与社会转型计划，这项计划与洪仁玕为衰弱不振的中国提出的振兴构想，尽管在宗教上无相似之处，在精神上却出奇类似。到了一八九零年代，日本的现代化海军将彻底击溃清朝舰队，日本将从中国取得台湾，作为其第一个重要殖民统治区。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改革者将把日本视为中国救亡图存必须效法的榜样。

但或许中国不必走到这样的境地。一九零九年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日本的老政治家伊藤博文——四任总理大臣和十九世纪改革运动的总设计师——提到刚在中国境内展开最后以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收场的反清革命活动，并且说那其实老早就该发生。在他看来，中国这批新一代革命分子只是在完成太平天国于五十年前开始的工作，而他坚信如果当初外人不阻扰太平天国，他们早就已经成功。他告诉那位记者：“你们西方人，特别是你们英格兰人，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太平叛乱。”

伊藤博文的说法和战时主张保持中立的许多观察家的看法如出一辙。那些观察家主张英国不该插手，因为中国这场战争是自然的朝代更替过程的一部分，得让它自己走完全程，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主张：“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常胜军’阻止它遭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

太平内战当时，有些英国人——在上海、在英国国会和在报纸上——极力主张，外国出兵介入中国内战以恢复中国秩序，长远来看对中国不是件好事，反倒会使中国人继续受老早就不再强盛与清明的腐败政权压迫。而伊藤博文在清廷攻下南京四十多年后的一番后见之明，有助于证明那些英国人的确有先见之明。他回顾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朝的统治岁月，断言“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而当时许许多多中国人若听到他这个看法，大概会迅即表示认同。

从一百多年后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伊藤博文的预测——满清遭推翻时，“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果然不幸言中。他接受采访两年后，满清覆灭，由中华民国取而代之，而中华民国几乎是甫一成立就分崩离析，陷入内战。中国受苦于数十年内战，国力衰弱，面对外敌的持续入侵几乎束手无策，将在接下来的二十世纪里，竭力恢复其在过去的历史长河里与世界舞台上曾长期占有的显赫强势地位。一九一二年，当这个遭延搁的彻底改造过程终于如火如荼展开时，这个国家已远远落后于竞争者，直到近年以前，要迎头赶上都似缘木求鱼。

这场战争对其胜利者和中国本身都未带来什么长远的好处，如果说从这场战争的结果可得到什么道德教训，那绝不可能是令人鼓舞的教训。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如此收场，或许该归咎于我们大无畏传教士的助理洪仁玕。

在香港与传教士共处数年后，他深信他很了解英国人，能充当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桥梁。这一信念使他提倡对洋人安抚与开放的政策，从而最终害了他自己的人民。同样的，也可归咎于生性内向的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他于上海和北京短暂驻在之后，就认为清廷是文明之邦，力抗一群没有国王或治国理想的乱民，据此让他的母国政府相信，必须站在他认为中国境内唯一可长可久的政权那一方，介入中国的内战。

洪仁玕与卜鲁斯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自认对于对方文明里良好且可认识的事物有他人所没有的深入了解，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通之处，即他们都错得离谱。因此，外国介入与太平天国覆灭的故事，或许最终只是告诉我们信任不该信任之人会带来多大的遗憾。这个故事说明了我们认为跨越文化与距离的联结——我们对人的德行根本上同一的希望，我们认为在同一德行下所有人没有差别的信念——有时其实只是我们虚构的东西。当我们庆幸终于看透将我们与另一个文明隔开的那扇阴暗的窗户，心喜于在另一边的阴影之间发现隐藏其中的类似形体时，有时我们不晓得自己只是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

网载 2015-06-05 14:2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