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风流之凌霄不屈己王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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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风流之凌霄不屈己(王荆公上)

鸿

北宋有两次变法，一在仁宗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首，二在神宗熙宁年间以王安石为首。这两次变法的目的都是富国强兵，可是所遭到的议论却截然不同。庆历变法不过昙花一现，但后人对范仲淹皆敬重不已，而当时反对他变法的，都是世所谓小人。熙宁新政，自变法始直到神宗亡，前后有十七年之久，可是当时反对变法的，却都是世所谓君子，即便曾经支持仲淹的人，如韩琦、富弼、欧阳修，也都反对新政，而对王安石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大体而言，除去信口开河的，时人后人对王安石的人品才学皆持敬重态度，多道他受小人利用，可是对他的新政，批评者甚众，而赞同者却甚少。

自陈桥兵变，太祖皇袍加身，因恐旧事重演，宋朝一直抑武崇文，然而却不得法，开国不到百年，已经国事多艰，尤以冗吏、冗兵、冗费为最，急待改善。范仲淹的变法虽然失败，但有识之士，皆晓变法的必要。王安石年轻之时，就曾上仁宗《万言书》，陈天下病，力主革新，可惜未获重视。神宗登基，正是年富力强，对国事雄心勃勃，起用安石，再次变法。安石的新政，与仲淹相比，其最大区别在于，仲淹变法，以清吏治为首，而安石变法，以立法度为首。他在上仁宗的《万言书》中总结说，今日之患，在不知法度，虽欲更改法度，又嫌人材不足。所以后人评论，往往称仲淹为儒家，而称安石为法家。当时反对安石者，其实往往也以攻击此点为
上，而非攻击其新政本身。

经过汉唐到宋，一般读书人都比较瞧不起法家，动辄以商管相称，嫌他们舍本逐末，以严刑峻法苛刻百姓，不若怀仁收服方是圣者之道。这事实上是安石变法时争论最为激烈的一点。当世君子们，都以为人事方是第一要紧。司马光屡次向神宗进言，法虽重要，人却更为重要，只有选择贤良，方是立国之本。神宗却道，人虽重要，法却终不可废。安石变法，以立法度为主，认为天下应有正法，只要法之能成，谁来执行并无太大干系。这便也给了小人们一个机会。仲淹变法，第一要清人事，所以一定要反对到底；安石变法，于人事却不多加追究，所以不妨先来附和。批评安石者，道他为小人包围，也非空穴来风。安石其实也非绝对的法家。他对商鞅，虽然敬重，但是，“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他所取的，更是商鞅的诚信之处。安石不重清吏治，其实也是吸收了仲淹变法失败的教训。庆历新政，因官吏选汰太过而终止，安石便有意避免吏治，却不料成了最被攻击之处。

从新政本身而言，也有争论激烈处。安石变法的核心，在于理财。当时天下，北辽西夏，皆虎视眈眈，边境屡经战火，虽已和议，但土地已失了不少，岁岁还要予其钱财，国家负担极重。所以安石变法，第一要改善财政，以开源为主。传统儒家对财政的概念，认为天生财物总是一定，开源的唯一方法便是加重赋税，而天下百姓已不堪再苦，要增岁收，只能以节流为主。可是安石以为，善理财者，不需加赋，便可增岁入。新政中涉财政之法，如青苗、市易，皆争论极大。以青苗为例，安石主张，在农耕前先将钱贷与百姓，秋收后回收，并收二分利息，作为国家储蓄，备饥年之需。这二分利息，便被批评为聚敛。其实，平日里百姓不得已而借高利贷，苦状万分，安石此法，实是要杜绝高利贷，将钱收为国家所用。这样的措施，根本上是损害了地主的利益，所以反对者极众。平心而论，安石的见解，实有超迈俗流之处，所不足处，在实行的方式。任何新政的颁行，自然是要有失误的地方，很多法项，比如保甲等等，亦极繁琐，实行当中自然问题也多。安石其实也知此事，但他以为，凡事要计利害。虽然有小害，只要不妨大利，就要不辞辛苦为天下立法。

时人攻击安石，道他携申商之术干君，道他聚敛，其实隐隐的，也反应了王霸之争。王霸之别，是两宋儒士争论的一大焦点。王者以为霸者重功利而忽略了道德性命。王霸之争，在南宋朱熹、陈亮之间，演到最烈，那其中因为涉及恢复江北失地，所以针对性极强，而在安石的时候，尚还缓和。安石以为，王者、霸者，手段都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在用心。王者纯利天下，霸者则以利天下的手段图霸业。由此看来，安石虽谈功利，骨子里还是儒家。

安石变法的背后，其实包含了一套非常远大而崇高的理想，同时也暗示了北宋新学的兴起。神宗初召安石入对，问及国事之治，安石道，关键在于该取何法。神宗问，唐太宗如何？安石答，陛下取法，何取太宗？应取先圣尧舜之道方为最高。其实尧舜有何法？后人仰慕先贤，只是用尧舜代表自己心中最崇高的理想而已。安石又对神宗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有这样的气魄，也难怪神宗惟安石为任。安石一生，其实也甚重人材，在新政当中，也有对科举的改革。和仲淹一样，他认为以文辞取考生，致使读书人不懂治国之道，所以以经学代文学。而他比仲淹更进一步，以经学考试只是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却是以学校代替贡举。这份培养选拔人材的眼光，实在不可谓不远大。

若论安石用人的不得法，确实有此一虑，但是其中也有不得已处。自景佑党祸之后，朋党之争，甚为激烈。那些反对安石的正人君子们，不但反对得激烈，而且不肯与之共事。安石无君子可用，其实才是原因。至于亲安石之人，真正的小人，不过十之一二，其中又有忠奸难定者，象吕惠卿这样的人，虽好弄权，总也非绝对小人。程氏遗书有道：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致天下涂炭，故须两分其罪也。这确是公论。

然而安石也非绝对无错。他的不足，一在失于偏执，二在过于激切。天下法度的更改，那是何等大事，总不能一日成之，而实行当中，总有偏差，实在不可不纠过错而一味向前。新政有益处本多，但推行得太急，益处反为害处所掩。当时人攻击新政，大多从推行手段方面议论，于新法本身，其实难讥。安石的人品才学，为世所敬，他的新经义，颇有超越前人处，但他不该尽非前贤，也不该令天下只以己书为尊。所以有人批评安石自负。而当时君子，比如欧阳修，对安石极为看重；司马光在新政之前，与安石实为好友；苏轼苏辙兄弟，也都为当时推重；洛阳程氏兄弟，原本支持安石变法，却不能与之相始终。倘若安石能徐缓图之，和这些人未必不能寻得共事之途，方是天下之福。不过，安石如此，司马光也同样的不够高广。倘若他能看到新政的好处，就算看不到，至不济也该谋求共事之道，而不该一味的激烈反对。北宋士大夫，最大不足在于不同学派因为学术思想有异、进而政见有异，而难容不同意见，不仅新学安石如此，洛派程氏、温公朔派诸人、蜀派苏氏，皆是如此，以致相互攻击，造成政治上的混乱。可叹。

熙宁新政，于百姓确有苦处，其中一部份是因为实行的不得法，给小人奸徒以谋求利润的机会，一部份也是因为神宗死后，高太后立时全面废止新法。神宗在颁行新政时过于急切而致天下埋怨，但新政毕竟已经实行了十几年，这突然的再度更改，如何不动国本？所以百姓之苦，不全因熙宁。后世对安石、仲淹的评价不同，其实也在其新政实施的时间不同。仁宗性软，反对者一多立时终止新法，所以后人说他仁厚；神宗性刚，虽反对者众也要进行下去，所以后人说他独断；这连带着也影响了对安石的评价。神宗死后，元佑党人当政，许多人对新政怨恨极多，不免累及安石，以致攻击他的人品，甚至在编写神宗朝实录时，语多偏颇甚至妄加更改，致使安石身后仍受非议，对他实为不公。而到蔡京得势，妄用熙宁之法，那就远非安石本意，若将北宋亡国之根溯到熙宁新政，不免太过。其实太祖立国，祸根便在，到真宗时已经危机暗起。熙宁之后，吵吵嚷嚷的元佑党事，就更是小人得势，与安石毫无关系了。

补充:回复一 <田田>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主张和制定的新法，其实基本上我是认同的。但我认为后世的改革者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往往有过分抬高王的说法，什么“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之类。无论如何，在政治上，他的变法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在政治上最终是一个失败者。当然，我也无意否认王安石的才华和他制定的新法的部分先进。那么我们不得不将眼光投向变法失败的原因，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有才干的变法者的失败。

历史课本大多说“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可我觉得这最多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重要有三点：

一是关于变法的局限性。新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宋“积弱积贫”局面。赵匡胤自己兵变得来的皇位，将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收归朝廷，造成官僚机构重叠，“相维相制”，“兵将分离”，所谓“积弱”。官员的俸禄等费用，加上兵费，使得国家财政连年亏空，所谓“积贫”。王安石变法根本并没有直指弊端的症结处。当时从表面上看，主要问题就是“三冗”（冗官、兵、费）。对于这种局面，从北宋初、中期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改革，范仲淹、司马光、苏轼、苏辙等都提出改革“三冗”，宋祁说，“三冗不去，无以为国”。只有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非“三冗”之故。

二是王安石实施变法的手段不妥。要知道虽然目标是对的，但用什么手段怎么到达目标才是关键，特别在中国，良好的人事关系是办事情的基础。王安石个性上有先天缺陷，不能接受异见。对持不同意见者拒不接受，一概用白帖子斥退，失去了变法前的良好人事氛围。王安石上万言书时，得到很多士大夫的支持和赞扬，以为王安石执政，“太平可立，生民咸被其泽”。包括司马光也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可惜，这些人，在王安石的不善处理下，可调和的矛盾被激化，朋友一个个变成了敌人。改革只有批评者和反对者，而缺乏促进者。

第三点是对于改革实施后人民的反应的处理。王安石的一句“人言不足恤”也太偏颇了，太过头了。虽然商鞅变法时，人民也曾怨声载道，但商鞅强力推广,克服了旧有社会的惰性，久之,则法令通行。实际上任何改革的进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大规模改革的成效又有滞后性,人民的怨声不可避免。王安石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却不知新法之弊确实有之。他才干虽高，亦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罗罗嗦嗦说了些荆公的不足，但无论如何荆公人本身的才学和“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勇气，我还是佩服的。

回复二 <鸿>

其实我对王安石的重新认识，来自<京本通俗小说>。那是民国时候发现的宋元小说的一部残抄本，于是重新发行。我多年前看的那本，是影印民国的版本的，连断句都不曾有。那里面有一个故事，极言王安石变法的错误，简直把他说成一个祸国殃民之人。在那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初中历史课本之外的说法，看到那个故事，心里大吃一惊，才知道于此事竟是人言殊异。这才开始注意熙宁变法，这才知道，古人的评论，其实非远大于是。正反两方面都了解了之后，到底还是觉得，安石新政，是远大于非。所谓“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虽然说的马列了些(顺便说一句，这话本就是列宁说的)，但是仔细想想，他的确是。虽然变法失败，但是我向来以为，不可只以成败论英雄。

北宋立国，其实从太祖开始，就埋下祸根。因为害怕旧事重演，而首都又无险可守，自不可避免造成冗兵，政府设计的不合理，自然造成冗吏，那么冗费也就自然产生。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北宋的弱点，实在是需要改变根本的立国格局，这在朝廷的变法里面，当然是不可能做到完善的。变法所能做的，是从可能的角度尽量的改变这种状态。其实安石对时局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他的所谓保甲等法，其实就是要改变北宋的征军制，使国家不养闲兵。就是因为安石的做法，在极大的程度上动了弊政的根本，所以才会反对者众。新政的确触犯了富人的利益，这的确是它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北宋的政治，可以说是完全的士大夫的政治。安石的理想，包括调和社会矛盾，所以想将富人的钱一部份收归国有，这也是他所谓“善理财者不需加赋而可充国库”的一个方法。但是一般反对者却不做如此想。比如苏辙就说，天下安定的方法应该是富者安富，贫者安贫，你要劫富济贫，岂不是做乱天下吗？其实我觉得，新法中的青苗等法，设计是好的，安石的主张也有超越时人处，只可惜推行的太急，又被小人利用。

至于安石是否能够接受不同意见，我觉得，他并不是那么狭隘的。在他拟定新政条项的时候，其实也是广泛征求意见的。比如他定了青苗法后，拿给苏辙看，苏辙就说了许多反对意见，而安石并未动怒，反而说，既如此，我再好好想想，做一下修改。于是又回去修改。苏辙可是反对安石最激烈的人之一。其实安石待人，并不严苛。到了新政实行以后，反对的人大多因反对而反对，并不肯认真的想一想如何变法才是好的，只是看到实行过程中产生的失误，却不肯提出修改的方法以使新政良好实施，只一味的说是新政本身该废。说来说去，都是差不多的话，所以长久下来，安石也自不要再听。其实我尊重安石，亦尊重司马光，但是在这一件事上，他们实在需要各分一半的过错。只不过神宗死后，元佑党人当政，得意之时立时全面废止新政，对安石也多所诋毁，使得原本平常的事情在他们嘴里一说就显得安石多么多么不近人情。就连安石的儿子，本来英年早逝已经很惨了，还给他们说成神经病，真正可怜。杨慎说过，安石变法虽然人皆反对，但是如让苏轼来做，其实更不如安石。这话的确有理。其实苏轼虽然也反对安石，但是他还是能看到新政的好处的，就是因为他能看到，所
以又不见容于元佑党人，也可怜。

至于当时民间的反应，其实对百姓而言，新政本身并没有造成很大伤害。反对者所谓的扰民，其实都是小人利用新政的实行为自己谋益，如此而造成伤害。新政的实施，有不得法处，安石主张不以小弊废大利，这虽然对，但是有时候明明可以纠正的小过错，他却也没有尽力纠正，这就是他的不是了。神宗以后，天下也并不就安定了，可是当时人一说，就把问题推到熙宁新政的头上，也委实太过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