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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之林语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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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英文课的时候，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打了好一会儿他还没有来，学生引颈翘首，望眼欲穿。林先生终于来了，而且夹了一个皮包。皮包里的东西装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满以为林先生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兴许他是为找资料而弄得迟到了。谁知道，他登上讲台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只见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
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但学生们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语堂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了剥花生壳的声音。林语堂宣布下课，夹起皮包飘然而去。此后，每逢林语堂讲课时，总是座无虚席。
林语堂痛恨上课点名，但他的学生却从不缺课，不像其他课，老师点名后，居然还有人乘机溜课。他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甚至连别班别校的学生，也往往会赶来旁听。一则因为他的名气响，他编了《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等，俨然是一位英语教学的权威专家。再则他的课讲得确实有水平，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的语言学博士算是货真价实的。学生来不来，悉听尊便；上课讲什么，怎样讲，则悉听林语堂之便了。他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作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他的脑子里似乎也没有多少师道尊严，不像有的先生摆出一副俨然神圣的架势，装腔拿调，他则笑颜常开，笑语连篇。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从不正襟危坐，他说太累，他受不了。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着。在讲台上踱来踱去，有时就靠在讲台前讲。讲着讲着，一屁股就坐到了讲台上；有时也坐在椅子上讲，讲得兴浓，得意忘形，情不自禁，居然会像家居那样，将两只穿着皮鞋的脚中跷到讲台上。学生们先是大愣，后来也就习惯了。
林语堂还有一项绝招，就是以“相面打分”，他所教的英文课程，从来不举行考试，每当学期结束前，要评定学生成绩，他便坐在讲台上，拿出学生名册，一一唱名，被点到的学生，依次站起，他如相面先生一般，略向站起的学生，看了一看，便定下分数，他对着没有十分把握的学生，就请对方到讲台前，略为谈上几句，然后定分。
有人问他，怎么能凭外表来打分数呢？他说：“假如使我只在大学讲台演讲，一班五十几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小部分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十个考题给他们，而凭这十个考题，就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也不做！”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凭着他有超强的记忆力，让全班的学生，在几节课下来，自己便能直呼其名，然后他在课堂上，随时点指学生回答问题，因此，还未到学期结束之时，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他心里早已有数，这就是他敢于“相面打分”的秘诀。
据当时上过林语堂课的学生们回忆说：“林教授（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所以在同学们心中，无不佩服。”
恩怨
婚恋
评价
林语堂一生和两个好友反目，这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美国作家赛珍珠。
林语堂和鲁迅因《语丝》而结识，并在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五卅惨案后，由于北京形势太坏，林语堂写的文章也没有报纸敢发，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家门口溜达一圈，美其名曰“保护”，其实就是监视。于是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到厦大任教。随后，林语堂将鲁迅也邀请到厦大。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林语堂创办的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他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翘起来了。但是为了林语堂，鲁迅留了下来。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这样有着十年情谊的两个人，却最后分道扬镳。
1927年林语堂辞去外交部的官职来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开始倡导“幽默”。而鲁迅看不起“幽默”，他依然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因为想法的不同，他们渐行渐远。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由郁达夫作“和事佬”为二人调解。此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去之前廖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但鲁迅权衡之后没有答应。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林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筵席不欢而散。因此事，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为要去杭州“风雨茅庐”的郁达夫和王映霞饯行。林语堂和廖翠凤也参加了。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林语堂好烟，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林语堂兴致勃勃地问鲁迅：“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林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原来林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林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林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听鲁迅这么一说，林语堂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这是林语堂和鲁迅的第二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林语堂担任了宣传主任，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但因为这件事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林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后来又发生了周作人的自寿诗事件，于是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着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徐志摩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心里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除夫人廖翠凤外，与林语堂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女性，莫过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了。二人的交往，有恩，有怨，有佳话，也有遗恨。
赛珍珠是在中国布道的美国牧师的女儿。她生于中国，后回到美国学习，但是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梅康女子学院毕业后，仍回到中国，在南京大学担任英语老师。赛珍珠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想写一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并涉及各方面的书。她知道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还不透彻，理解还不深刻，想找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写。在与林语堂结识后，赛珍珠便选定林语堂成为这本书的撰稿人。
当时美国德出版商约翰•黛公司的老板R•沃尔什对赛珍珠十分心仪，为了追求赛珍珠，她从美国一直追到中国，当他听到赛珍珠说起这个消息，也鼓励林语堂写这本书。
1934年，林语堂用英文写出了《吾国与吾民》。赛珍珠读完书稿，拍案叫绝，惊呼这是“伟大着作”！此时赛珍珠与R•沃尔什已经结婚，《吾国与吾民》由赛珍珠丈夫R•沃尔什的约翰•黛公司出版了。
《吾国与吾民》一问世，就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当年9月至12月连印了七版。林语堂在美国读者中有了声望，赛珍珠夫妇认准了林语堂的学识和文笔合乎西方读者的口味，可以成为约翰•黛公司的摇钱树。因此，他们决定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去专事写作。W
林语堂接受赛珍珠的邀请，卖掉了房屋和家具，带着妻子廖翠凤和三个孩子，带了二十箱中国古籍，来到美国。
林语堂到了美国，就住在赛珍珠夫妇的宾夕法尼亚州乡间别墅。两个家庭中西合璧，像是一个大家庭，经常在一起聚餐。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与赛珍珠经常用汉语聊天，廖翠凤给她讲中国故事，为她朗诵《水浒传》，赛珍珠一边听，一边用笔译成英文。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关系十分亲密。
林语堂的二女儿亚娜(林太乙)上学时，美国同学常向她提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身后怎么不拖一条辫子?”“你吸鸦片吗?”“你吃鸽子白窠(指燕窝)吗?”“你不戴碗形的帽子(指瓜皮帽)吗?”等等。亚娜回家说给父母听，林语堂感到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他决定写一本书，以东方文明的悠闲哲学来批评美国高度工业机械化所造成人的异化，为西方文化人生价值取向的弊端寻找疗救的药方。
林语堂向赛珍珠谈了撰写新着的打算，赛珍珠夫妇建议他在《吾国与吾民》的基础上，将其第九章《生活的艺术》扩展而成一本书。林语堂欣然采纳，用了半年的时间，两易其稿，写成了《生活的艺术》。
1937年，《生活的艺术》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这次引起的轰动比《吾国与吾民》更大，每月读书会作为12月份的特别推荐书，比《吾国与吾民》更加畅销，不断重印，多达40版以上；英、法、德、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18个版本也同样畅销。《生活的艺术》成为欧美各阶层男女老少的“枕边书”。
1938年，赛珍珠的反映中国生活的长篇小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激励起林语堂转向长篇小说创作。林语堂经过整整一年的奋斗，于1939年8月8日终于写出了70万字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1939年仍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京华烟云》一出版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仅抗战期间《京华烟云》在美国就销了25万部。林语堂接着仍写长篇小说，1941年的《风声鹤唳》，1953年的《朱门》，都是由约翰•黛公司出版的。
林语堂在美国住了30年，用英文写了近30部书，由约翰•黛公司出版的还有《啼笑皆非》(1943年版)、传记文学《苏东坡传》(1947年版)、《美国的智慧》(1950年版)、《寡妇妾歌妓》(1951年版)等。
林语堂和赛珍珠是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一对很好的文友，然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毕竟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林语堂从小梦想当发明家。30年代初期在上海时，林语堂经常翻阅英文版的《机械手册》，有时间就画打字机的结构草图，想发明一种最精巧、最完美的新式中文打字机。到了美国，仍不改初衷，四十多岁了，他还想上麻省工学院，深造理工。到抗战胜利后，他开始研制起中文打字机，并在1947年研制出一部每分钟能打50多个汉字、与英文打字机一样大小的打字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文打字机。他申请了专利，到处推广，但造价太高，不能投入批量生产。因此他投入的10万美元的成本就无法收回，连家庭的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不得已，林语堂硬着头皮向赛珍珠告贷。他完全没有想到，将他引入美国、与他有十几年合作、有深厚交情的赛珍珠与往日判若两人，断然拒绝。
林语堂非常恼火，立即向赛珍珠清算版税，索取版权。按美国的出版法，出版商要向着作者支付百分之十的版税，而赛珍珠出版他的着作都是给的百分之五的版税。赛珍珠拒绝林语堂清算版税收回版权的要求，打电话给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说：“你的父亲是不是疯了!”
没有得到版税，林语堂请律师打官司，要与赛珍珠对簿公堂。经朋友调解，约翰•黛公司才将其着作的版权归还给林语堂。
1954年10月，林语堂应邀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曾打电报向赛珍珠告知行期，赛珍珠不仅没有前来送行，连电报也没回。对于此，林语堂说了一句话；“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1955年，林语堂写了《远景》一书，交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从此，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关系完全破裂。
林语堂的初恋是青梅竹马，一个叫“橄榄”的女孩。“橄榄”本名赖柏英，是山里的女子，她的母亲是林语堂母亲的教女，初次见面，赖柏英的母亲按照传统辈份的观点，让她叫语堂“五舅”。林语堂那时候又小又瘦，个头和柏英差不多。小赖柏英不高兴了，撅起嘴来，坚决不肯叫。林语堂本想板起脸，装装“五舅”的大人样，可瞅见柏英委屈的模样，忍不住了，哈哈大笑。因为赖柏英的脸偏瘦，活脱脱一个刚成熟散着甜香的橄榄，林语堂便叫她“橄榄”。
儿时他们常在山间一起玩，林语堂曾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形容过赖柏英赤足的样子：“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
但是由于林语堂想出国留学，而赖柏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们分手了。
林语堂从未忘记他的初恋，而柏英赤着足奔跑在草地上的情景成了林语堂永不能割舍的“情结”，赞美赤足之美成了他的偏好。他专门写了篇《论赤足之美》，他说：“要是问我赤足好，革履好，我无疑地说，在热地，赤足好。……赤足是天所赋予的，革履是人工的，人工何可与造物媲美？赤足之快活灵便，童年时快乐自由，大家忘记了吧！步伐轻快，跳动自如，怎样好的轻软皮鞋都办不到，比不上。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
林语堂对陈锦端一见钟情，而陈锦端也心仪林语堂，二人很快坠入爱河。放暑假时，二人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中。林语堂一刻也离不开心上人，几次三番跑到厦门，说是要探望希佐兄弟，其实就是为了看看锦端。在学校，陈锦端总是和他有说有笑，回家后，她却躲进房间，怎么也不肯出来。林语堂还以为少女怀春，多半是羞于见人的，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
林语堂经常造访陈家，经验丰富的陈天恩早就看出来，语堂不是来看陈氏兄弟的，而是要追求他的长女。他想起别人说过的荒唐布道，好像就是林语堂。陈天恩那时已经为锦端物色了一个名门大户的子弟，就要谈成了。他认为林语堂虽然聪明，但不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家庭出身也不好，他的宝贝女儿可不能托付给这种人。陈天恩对陈锦端表明态度，最后迫使她同意，再也不见林语堂。另一方面，陈天恩把语堂叫过来，说，隔壁廖家的二小姐（旧时林语堂后来的夫人廖翠凤）贤惠漂亮，他愿意做媒，保准成。
林语堂马上明白了陈天恩的意思。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垂头丧气地回到坂仔。大姐林瑞珠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大骂语堂：“你怎么这么笨，偏偏爱上陈天恩的女儿？你打算怎么养她？陈天恩是厦门的巨富，你难道想吃天鹅肉？”大姐的话把林语堂从梦幻中拉到了现实。就这样，林语堂的第二次恋爱还没有步入高潮就戛然而止了。
陈锦端一直占据林语堂心里的某个角落，历久而弥新。据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回忆：父亲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我们在上海住的时候，有时锦端姨来我们家玩。她要来，好像是一件大事。我虽然只有四五岁，也有这个印象。父母亲因为感情很好，而母亲充满自信，所以不厌其详地、得意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爱过锦端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不要紧”的廖翠凤。母亲说着就哈哈大笑。父亲则不自在的微笑，脸色有点涨红。我在上海长大时，这一幕演过很多次。我不免想到，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位置。
80岁的林语堂口述《八十自述》，草草提了几句：“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林语堂每次画少女，总是长长的头发，用一个宽大的发夹别着。林太乙问他，为什么总是这副打扮？林语堂回答，这是他第一次见锦端时她的打扮。
林语堂说：“吾所谓钟情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慕而不达，则衷心藏焉，若远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为真情。此所谓爱情。”到晚年，林语堂晚腿脚不便，常年坐在轮椅上。有一回，陈希庆的太太来看他。语堂又问起了陈锦端，陈夫人告诉他，锦端还住在厦门。语堂激动地站起来，推着轮椅要出门，“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他的妻子廖翠凤急了，“堂，你在说什么瞎话！你不能走路，怎么去厦门！”数月后，林语堂就溘然长逝了。
林语堂不能拂了陈天恩的面子，于是到了廖家。林语堂并没有见到廖翠凤，因为根据规矩，他们不能相见，只能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他。由于林语堂与廖翠凤的二哥较好，所以林语堂的大名，廖翠凤早就听说过了。她觉得语堂是年轻俊朗，说起话来神采飞扬，一副“舍我其谁”的豪气。二哥又对她说，语堂是个有大好前途的人，嫁给他，一定会幸福的。
林语堂的大姐瑞珠曾经和翠凤同过学，她对父母说，翠凤虽然是在大家庭长大的，可一点娇纵之气都没有，是个朴实端庄的好姑娘；长得也很有福相，高高的鼻梁，圆润的脸庞，人中很长，肯定会成为极其贤惠的妻子。林至诚夫妇听了，也很高兴。他们劝语堂，“娶妻求贤”，才能好好过日子。林语堂没了陈锦端，觉得天都快塌了，父母的决定他没有意见，林至诚就向廖家提亲了。
而廖悦发一向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要不要娘家养着，嫁给谁都没什么关系。订婚前，廖翠凤的母亲跑到她的房间。母亲担心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语堂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可是他是牧师的儿子，家里穷，这可是“呷饭的人家嫁给呷糜的人家”，你要想好了！最后一句是厦门俗语，意思是说吃饭的人家嫁给吃粥的人家，会受穷的。廖翠凤有自己的想法：自家还算殷实，可父亲对母亲有哪点好了，这和受穷不是一样难熬吗？她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没有钱不要紧！”
于是林语堂和廖翠凤就这样订婚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之前，他的父亲林至诚很是高兴，因为林语堂娶了个钱庄家的女儿，还要到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留洋。林父常捋着胡子，笑眯眯的，逢人就说：要大顶的花轿，新娘子是胖胖的哟！不知哪个好事之徒把这话传到了廖翠凤的耳朵里，气得她立刻吃了好几片泻药减肥。
结婚当日，当着众宾客的面，林语堂拿出婚书，对新婚的妻子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举座哗然。这纸婚书果然没有用到。林语堂和廖翠凤相亲相爱，白头偕老，造就了一段半个多世纪的金玉良缘。
林语堂是读书人，有着读书人的多愁善感，有时情绪激动，见残月感怀，见落花伤心。廖翠凤对除林语堂以外的一切艺术家都抱着钱庄女儿的怀疑。邋遢的画家、长发的诗人、街头卖唱的流浪艺人，她一概觉得是精神病的同义语。两人到雅典卫城参观。庄严肃穆的古城墙，深蓝幽静的爱琴海，林语堂对人类的巧夺天工和大自然的奇妙高唱颂歌，而廖翠凤捶捶酸疼的小腿，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要住在这里！买一块肥皂还要下山，多不方便！”语堂哑然失笑。
林语堂对此有感而发：“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林语堂讨厌一切形式上的束缚，如领带、裤腰带、鞋带儿。廖翠凤每次出门却非得打扮齐整，胸针、手表、耳环，连衣服边脚的皱褶也得熨贴，一个端庄而有教养的太太所需的东西，她都一丝不苟地完成。她还要求林语堂这样做。她常常盯着林语堂看，林语堂不等她开口，就学她的口吻说：“堂呀，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了，你的牙齿给香烟熏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发了……”廖翠凤不仅不生气，反而得意地说：“我有什么不对？面子是要顾的嘛。”林语堂从这样的对话中发掘了无限的乐趣。
廖翠凤以中国传统女性的温良恭俭容纳了语堂所有的放肆和不安分。林语堂的自由天性也只有在这样的妻子面前才能舒展。他还是像坂仔那个调皮的山乡孩子，时时出怪主意，作弄老实的廖翠凤。林语堂把烟斗藏起来，叫着，凤，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说，堂啊，慢慢找，别着急。翠凤满屋子地找，林语堂则燃起烟斗，欣赏妻子忙乱的神情。
有女儿后，林语堂就随着女儿管廖翠凤叫“妈”。他从书房出来，总是像小孩子般地问：“妈在哪里？”有时腻烦廖翠凤的管教，林语堂也会说：“我以为我早就小学毕业了。”廖翠凤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林语堂，林语堂就乖乖地做廖翠凤交代的事。
林太乙（林语堂次女）儿时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廖：语堂，你的头发要剪了。林：不！还好哩。我从未见过有人像我这样的整洁。廖：但是太长了。你去照镜子看。林：现在你看？并不长。我是太整洁不像作家了。廖：语堂，你应自己明白头发是太长了。林：但是我刚在两星期前剪过发。我不去，除非自己觉到太长了。我已43岁。廖：43岁是43岁，但你的头发是太长了。林：我要使我的头发像先生的一样长，但不像他一样的用头发油，不需天天去梳它。廖：请你听我的话。你明晚要去演讲。我见你有这样长的头发站在讲台上，我要觉得惭愧的。林：假使让听众见到林语堂的头发这样的整洁，我也要觉到惭愧的。廖：穿上大衣吧。第84街上有一所理发店。很近的。林：我知道。但我不要给他们做生意。
（第二天）廖：你到理发店去吗？林：不，我要预备演讲。廖：不，请你吃过中饭去吧。廖：那末在下午散步的时候去吧。林：请你不要烦，我不是你的儿子。廖：但你也许是的。林：我不是。廖：现在，语堂，不要生气。去吧。林：为了避免淘气，我就去吧。廖：啊，是的，你应当去。不要忘记叫他们洗洗头。那是太脏了。还告诉他们剪去半寸长。林：对的，香！廖：谢谢你。
还有一次，廖翠凤说，她的一个朋友生了“两个双胞胎”。语堂是攻语言学的，立刻发现这句话有语病。他纠正翠凤：“你不应该说‘两个’双胞胎。双胞胎就意思两个。”
“当然，双胞胎就是两个，有什么错？”
“你可以说一对双胞胎。”
“一对不是两个是什么？”
林语堂无话可说。
廖女士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语堂每逢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会笑起来了。
廖翠凤是家中的总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挥所有人的行动。不爱做家务的林语堂也必须负责饭后的洗碗碟工作。不过，林语堂每次洗碗都是大阵势，打碎碗碟的声浪不绝于耳。廖翠凤算算账，发现让林语堂洗碗实在不合算，就免了他的任务。林语堂高兴地去捏廖翠凤的鼻子。廖翠凤也笑起来，她向来自信她的鼻子又尖又挺直，最喜欢人家赞美。可看见林语堂那么高兴，廖翠凤又不禁怀疑，语堂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廖翠凤喜欢谈论家事，回忆过去，林语堂就坐在椅子上，点燃烟斗，不出任何声音，静静地听翠凤的唠叨。他笑称：“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廖翠凤带着语堂去算命，算命的人说她是吉人天相，命中有贵人，凡事能逢凶化吉。翠凤很高兴，不无得意地对林语堂说：“你这些年来顺顺利利的，也许就是因为我带来的福气呢。”
两人的争执都像相声一样有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教书？不要管闲事了！”她厉声说。
“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他答道，“凡是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要涉及骂人”。
“你在‘邋遢讲’！”她骂道。这句厦门话，意思是胡言乱语。
（后来）
“堂啊，你还在邋遢讲，来睡觉吧。”
“我邋遢讲可以赚钱呀。”
“你这本书可以赚多少钱？”
“不知道。你要多少？”
“多少都要。”
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抛弃了旧家庭的发妻，另找了时髦的知识女性。林语堂成名以后，廖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语堂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讨厌矫揉造作、故作娇弱的女性。有一次看见当时的红明星林黛，林语堂很不喜欢。他说：“东方美丽的标准是板面、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一个无曲线的神偶，我要拿她来做木工的神尺。”
林语堂和一般懂得体贴太太的丈夫一样，对女人爱穿着打扮的方面，表现得毫不吝啬；他知道太太讲究穿鞋，每次经过鞋店，总是鼓励太太进去选购，自己则带着孩子打发时间。
林语堂曾经说过：“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们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去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俩人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读，其乐不改。所以大师亦说，穷并不等于“苦”，他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世俗所谓的“贫穷夫妻百事哀”的逻辑，完全被他推翻了。
有杂志采访他们，问多年婚姻的秘诀，夫妻俩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廖翠凤实在地总结了几条：“不要在朋友的面前诉说自己丈夫的不是；不要养成当面骂丈夫的坏习惯；不要自己以为聪明；不要平时说大话，临到困难时又袖手旁观。”林语堂则饱含深情地说：“婚姻生活，如渡大海，风波是一定有的。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去过同一种生活。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心灵上。等到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是真正美的。你看她教养督责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谅解、操持、忍耐，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半个世纪。在语堂的授意下，亲朋好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林语堂送给翠凤一个手镯，他说，是为了表彰她这么多年来坚定不移守护着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牺牲。廖翠凤想起结婚伊始，林语堂撕婚书时的坚决，百感交集。手镯上刻着若艾利（James Whitcomb Riley）那首着名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同心如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1935年6月，赛珍珠在上海为《吾国与吾民》作序，她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着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6年5月，斯诺请鲁迅写出中国当代最好的杂文家五名，鲁当即写下林语堂的姓名，而且写在自己前面。
林语堂的小说是用英文写的（据说小说他只能用英文写）。赵毅堂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指出：“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林语堂 2013-11-28 20: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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