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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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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前近800年的评价：王安石变法“祸国殃民”，各项新法是聚敛之术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历代思想家在总结北宋兴亡史时，大都较为集中地对王安石变法进行评论和批判。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
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着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1949年以来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1）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学者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2）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着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3）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三种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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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朱瑞熙先生对此前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时经常引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论述从本源上进行了澄清。他指出：第一，马克思从来没有评论过王安石，说马克思称王安石为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列宁以为王安石确曾实行过土地国有的措施，因此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但是王安石在土地问题上根本没有提出过土地收归国有的主张，也没有推行过土地国有的新法，因此列宁对王安石评论的根据是不正确的。
水皮：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王安石，宋朝宰相，被列宁先生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两次拜相却功败垂成，轰轰烈烈却无疾而终，最可悲的是，有人指证，正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
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不久就有朋友提醒水皮研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因为改革和变法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一回事，尤其是对于股权分置改革这样事关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革。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呢？主流的观点认为是因为变法触及了大地主、大财阀的利益，因而引起了以两宫太后为首的利益集团的反扑，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王安石的变法也没有得到广大穷苦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民间就流传这样的段子，村妇喂鸡时，嘴里念叨的就是，安石，进食！
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的悲剧。
北宋末年，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剥削越来越严重，民不聊生，农业凋敝，田赋税收没有保证，相反，政府的财政支出却因为要每年付给辽和西夏大量银绢而成倍增加，财政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宋王朝的生存。无奈之下，继位不久的宋神宗决定启用王安石变法图新，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主要有五大内容。
内容之一是实行青苗法。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较低利息贷款或借谷物给农民，秋后偿还，农民由此免受地主豪绅的高利贷盘剥。
内容之二是实行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百姓可以不再自己服役，而是改由官府雇人服役。百姓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地主、官僚也要交钱。
内容之三是实行农田水利法。政府奖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内容之四是实行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坏、多少规定纳税的数目，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内容之五是实行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户组织起来，每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地主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每家两个壮丁即出一人为保丁，农闲习武，维持治安，战时入伍，充当兵丁。
水皮把王安石变法的内容罗列在此，想必每一位读者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王安石毫无疑问得罪的正是皇亲国戚。因此，两宫太后把天下大旱和变法相联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正因为此，史上有一张流民图毁掉王安石的说法。
那么民间又为何会出现“安石，进食”这样的典故呢？“富国”“强兵”的变法怎么会出现一个民不聊生的结局呢？
问题出在整个的变法内核本质上就是理财、言利、圈钱，一言以蔽之，与民争利。
无为在《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北宋王安石变法思考》一文中，对此列举王安石的得意之笔“青苗法”作为说明。王安石推出的“青苗法”，本意上是考虑到农民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行过，效果不错。但是当他推向全国时，却南辕北辙了。不识字的农民为了填写贷款申请书要花钱请书吏，到衙门去申请时，贷款多少又任由官吏填写。根据史书记载，虽然法定只有二分的利息，但是经过层层贪官污吏的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回的利息竟然高达原来的35倍，比高利贷还要高很多，逼得农民“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之”，宁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扰民之举”。
更为糟糕的是，王安石过于自信且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一刀切”，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地方官员又搞硬性摊派。除了一般的农民，中农、富农都必须接受贷款，否则完不成考核指标。这样一来，别说贫农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
又比如推行免役法本意在于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官员贾蕃在东明县试行时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把四等定为三等(按规定，四、五等免役免费)，这相当于把免役钱户的提升到纳役钱户之中，从而激起民怨，东明县农民1000人进京上访，跑到王府闹事，这样的事例并非个案。
这样的变法意义有多大？难怪朱熹评价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再好的变法，也不能牺牲普通百姓的生存为代价，否则，只会走向反面。
不知不觉之中，股权分置改革已经进行了10轮，进入股改的公司越来越多，与之相伴的投票丑闻也越来越多，而股改后的G股却越走越低。11月21日，水皮打开G武钢的K线图，发现股价仅有2．51元，相对这个公司三季度0．54元的利润，市盈率居然只有3．5倍，而同为钢铁板块的G宝钢，目前股价也只有3．90元，相对0．60元的单股利润，市盈率亦不足4．9倍。钢铁工业对于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而言是个夕阳工业，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一个朝阳工业，而现在的股价居然低至如此，令人不寒而栗，要知道仅仅是宝钢的现金分红承诺，今明两年的数字就是每股0．36元，相对于股价而言，现金红利的回报超过9％，远远高于银行利息3倍。谁敢说，这是一个正常的资本市场应有的现象？
G股贴权，而且是非理性的下跌说明什么？说明投资者因为目前的股改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上证指数在1000点上下徘徊说明什么？说明投资者找不到未来的方向，对于股改缺少信心。
忍无可忍的作家周梅森只是7000万个投资者中的代表。作家周梅森将自己的稿费投入了股市，手中持有金丰投资70万的股权，成为流通股的第一大股东，但是手中股票的市值已较他持有的成本缩水近30％，损失在100万元以上。周作家的愤怒是因为金丰投资的大股东的对价只肯出10∶3．5而不肯出10∶4或者那怕是10∶3．8，金丰的股价目前才3．83元，而上市公司上次的增发价就达11元，从投资者手中圈走的钱就达6个亿。周作家最高的建仓价也在13元左右。
周梅森是国内着名的作家，电视剧《国家公诉》的编剧。水皮曾经在杂谈中介绍过他的新作《我本英雄》。周作家写畅销书有一套，买股票却不怎么样，赔惨了就想发回狠，过一把领袖散户的瘾。
水皮为周作家感到悲哀的不是他的投资经历和亏损，而是他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卑微要求，仅仅是为了增加0．5的对价，而这个要求还居然被大股东无情的拒绝！周梅森没有办法，才在网上接连发出二封致全国流通股股东的公开信，发出“千万个股民倒下去，一个周梅森站起来”的怒吼。
周梅森也是个有头有脸的文化人，社会贤达，好歹也是作协江苏省的副主席，要身份有身份，要地位有地位，不想踏进股市，却被弄得如此灰头土脸，如此“斯文扫地”。名人如此，更何况一般的百姓？
自始至终，水皮也不怀疑管理层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的初衷，更不怀疑股权分置改革的意义，但是“民曰不便”的现实告诉我们，光有满腔的热情和理想是不够的，如果失去了投资者的支持，变法的进程就不会顺利。
杂谈 2013-11-28 20: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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