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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匏安（1896～1931），是五四时期对开拓心理学、美学领域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新文化先驱。由于辛亥革命后，广东频年战乱，历史文物湮没流失严重，以致杨匏安和他早期的业绩，失落了半个世纪，直到他的遗作被重新发现，先后在80、90年代结集出版，我国史学界才渐次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杨匏安其人，并曾留下不朽的丰碑。
　　　　　　一、青年心理学的拓荒者
　　1918春，杨匏安到广州，任教时敏中学，兼职《广东中华新报》（以下简称《中华新报》）。他凭着“以诗文词见称朋旧”的国学优势，于一年多的时间内，在该报发表了数十篇文言体的诗文和小说翻译。然而，1918年新文化运动狂飙猛进，杨匏安的国学优势日益显得与时代脱节。特别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怒潮汹涌，波卷全国。广州也于5月11日举行了十万人的国民大会，群情激愤， 接二连三的集会游行和检查、抵制日货，闹得满城风雨。杨匏安身处新闻岗位，不能不重新思考祖国和人民当前的需要，以及今后自己道路的选择。他首先想到：社会舆论的指导者，必先了解群众心理，然后方可作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正是这一忧国忧民的心态，驱使他撰写了新文化的拓荒之作：《青年心理学》。
　　《青年心理学》全文约15,000字，从1919年5月21日起至6月27日止，在《中华新报》连载32天次。由第二天起，文题改为《青年心理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文章开头即引儒家经典《礼记》：“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然后援引美、德、法国学者山福氏、费嘉斯氏和哇里阿氏等着作，“折衷众说”，确定男子青年期为十四五岁至25岁、女子青年期为14岁至二十二三岁。于此可见杨匏安的治学方法，采用中西结合的取向，与五四同时人完全否定儒家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有所不同。
　　《讲话》于界定青年期和介绍美、德学者的研究方法后，复从普通心理学、犯罪心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诸方面，对青年心理的表现，作了多视角的分析。大致谓：青年感觉敏锐，想象丰富，但因缺乏经验，往往脱离实际，流于空想；遇事辄随众附和，喜欢结党；感情方面，快意之心既盛，而傲慢之情亦高，每好侮辱他人，而流于恶德。青年欲望日增，学生在校，常起风潮，其始往往慷慨激昂，不得最后胜利，誓不罢休；然事过一二日，虽无挫折，亦销声匿迹，归于无何有之乡，盖忍耐力薄，意志脆弱，遇事不能永保同一心态故也。
　　《讲话》着重介绍了法国鲁滂博士的《群众心理学》，并援引广州学潮事例加以论证。略谓：
　　社会虽为个人结集而成，然社会精神和个人精神迥异。社会精神者，消灭意识的人格，而显其无意识人格之谓也。换言之，吾人当众聚之际，往往遗弃其现在意识，而发挥其潜伏意识。试就学校生徒察之，平居独处之日，逊让而服从。使其立于有一定目的团体之下，则犷悍恣肆，前后若易两人；盖平素之性气一旦失却，而潜伏之不良性气遂以此为发泄之机。凡训练学生、军队及工人者，此点最宜注意。
　　《讲话》深有感慨地写道：
　　观于社会一切风潮，其发难之始，或以微故，继则一倡百和，遂成不解之纷。……至为政客鼓煽，淆乱是非，群氓之应如响，以致国家扰攘，祸无穷巳。故鲁滂氏谓：群众为野蛮的、为无理的，非过论也。由此，杨匏安认为：“群众结合，道德心必有多少减退。”
　　杨匏安所深忧的群众盲目举动，主要为广州学生、市民受别有用心者的蒙蔽利用，把攻击矛头指向爱国华侨创办的大新、先施、真光三大百货公司，以及良莠不分，追殴过街的日本侨民乃至戴台湾草帽的自己同胞的行为。
　　有感于当时的混乱情况，杨匏安于《讲话》末段写道：
　　于群众集处之时，苟遇暗示观念，不特引动其感情，彼辈更无暇审察，立显之于动作，此时往往酿成巨变（如五月三十日城厢内外之排斥劣货风潮是其一例）。群众集合时，感情及动作之传染极易，欲禁遏此种传染，虽大力者不能。……故指导青年团体之人，腾口说、播声气，宜审慎出之。至于“对青年之罪过，宜劝诫，不宜惩罚。以其本性浮躁，不善于思考，骤遇此责，虽不为暴烈反抗，亦必烦闷僵仆，引起其有害身心之举。教育家所当留意者也。”最后，他谆谆劝告青年：“程子有言：人于梦寐间，亦可卜自家所学深浅。然则吾人就寝之际，亦应讲求修养工夫，使其能斥去喧烦，则心君安泰，神明湛然矣。”饶有意味的是：杨匏安在阐述西方群众心理学之际，仍不忘援引宋代理学家的言论与之印证，具见其肄业广雅时，颇受宋代理学和明清以来岭南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心理学发展史看，1879年德国学者冯特首创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从哲学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日本较早受到德国影响，元良勇次郎等于1888年在东京帝国大学设心理学讲座，1903年创办心理学实验室，出版心理学研究专刊多年。我国清朝末年，推行新政，设师范学堂，开心理学课程。王国维任教南通师范，首译日人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及丹麦人霍夫丁的《心理学概论》作教材。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支持陈大齐在校建心理学实验室，陈着《心理学大纲》，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心理学讲义。如果说，20世纪初至1920年，为中国心理学的胚芽期，那么，杨匏安无疑是中国青年心理学最早的拓荒者。几年后才有高觉敷《青年心理与教育》的出版，而杨文的现实意义尤属可贵。
　　　　　　二、为中国美学接木移花
　　在新文化运动大潮激荡下，《中华新报》于1919年6月28日起， 新辟“通俗大学校”栏，“专载百科学术，思潮常识”。杨匏安的《美学拾零》和《世界学说》即发表于该栏。
　　《美学拾零》全文约30,000字。由1919年6月28日至10月18日止，连载79天次，分别介绍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理士多德、普罗提诺和德国文克尔曼、门德尔松、拉辛、鲍姆加登、康德、席勒、费希特、黑格尔、基尔希曼和哈特曼等十余人的美学思想。
　　我国最早引介西方美学思想进来的是王国维。20世纪初，王国维在学习德国哲学期间，对康德、叔本华等的美学思想发生兴趣，从而把西方（主要是叔本华的）美学思想与中国道家传统思想融成一体，形成他的悲观主义美学。他于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就是按照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西方美学观点和科学分析方法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初尝试。比王国维年长近十岁的蔡元培，留学德国时曾学过美学和心理学，其美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康德和儒家传统思想，特别重视美学的教化作用，主张美育与德、智、军体及世界观五育并举。王、蔡两人的美学，各有专长，而共同的不足，则是传播西方美学均局限于德国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等几人。杨匏安的《美学拾零》，正好弥补了他俩的不足。
　　《美学拾零》开篇即称：
　　前此蔡元培先生在南京长教育时，宣言其教育方针，有美学教育之说，闻者诧为创见。其后数年有徐君大纯者。尝为文述其大要，意欲唤起研究之人。然历时数载，阒寂如故，是则吾国斯学之幼稚可知。今特采集欧美各大家精义以饷读者。是亦灌输观念之意云尔。这表明杨匏安撰编该文的动机，乃在响应蔡元培的倡议，为中华美学领域接木移花，藉以美化国人的心灵。它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美学思想的文章。文中1／3的篇幅着重介绍了近代美学大家哈特曼（哈脱门）的美学思想，反映了当时国际美学界掀起了一股哈特曼热的美学动向。正如中山大学90余高龄的美学专家马采教授说的：它填补了我国迄今为止的西方美学史研究中的空白。
　　至于杨匏安本人的美学观，首重诗的教化作用，与蔡元培同受儒家薪传，《诗选自序》云：“诗也者，所以敦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关于作诗的原则和审美标准，他提出：“义取敦本务实，辞唯绝俗清高”；并解释说：“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使足乎己者，可无待于外而自致矣。”也就是说，文辞是艺术形式，道德才是根本的实体。诗的美和善与真是分不开的。只要表达真正的自己，便不烦绳削而自然天成；过事雕琢辞藻，是终归无用的。他进而发挥说：
　　总之，诗文一道，首贵无俗气，外质中膏，声希趣永者，上也。然欲诗文之无俗气者，必其人先无俗气；欲其人之无俗气者，则举凡流俗所趋之事，非斥去不可。能如是……心静则识明，而气自生，古人之境不难到也。
　　何谓“不俗”？宋代诗人黄庭坚说：“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清代诗人何绍基在《使黔草自序》中加以阐释，谓作诗与做人“顾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曰：‘不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谓之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于此可见杨匏安的诗学观深受宋代理学修心养性之说的影响。与明代理学家陈白沙谓诗“忌俗与弱”，以及“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则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屈信予夺之间哉”，也是一脉相通的。
　　　　　　三、传播马克思主义——兼论北李南杨之异同
　　1919年7月12日至12月15日，杨匏安以《世界学说》为总题， 在《中华新报》“通俗大学校”栏发表41篇专文，共约40,000余字，系统介绍了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社长容伯挺为之作序云：
　　吾国人输入欧美学术之心至怠。是以海通至今，行一世纪，而欧美学术思想为吾国人所晓者，尚百不逮一。甚至各科之普遍学说术语名词之粗浅概念，即在号称学者士夫，亦莫能举其似焉。嗟乎，国耻莫大于是矣！鄙人窃常恸之。爰于报业之末，思尽其力，以稍弥其憾，用就精神科学、自然科学中，遴选诸家学说二百数十余条，请社友杨君抄译而演述之。以饷吾国志学之士。
　　这段序言表明，《世界学说》选题是容伯挺与杨匏安共同策划而由杨匏安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翻译演述的。选题涉及的内容广泛，在哲学唯物论方面，介绍了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拉美特利等人的唯物论，同时特别强调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唯物论的影响。在唯心论方面，分别介绍了英国巴克莱和德国费希特的主观唯心论、谢林的客观唯心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康德的先验唯心论、叔本华的厌世哲学等等。社会学说方面，杨匏安在10月间发表的《社会主义》专题简介了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和马克思等人的学说，称赞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社会主义经典”。结末称：“近代生产事业虽以资本制度而益形发达，然今日贫富之悬隔，及社会上各种罪恶莫不由是而生。然则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期也。”这段话可以理解为：杨匏安此时已开始把社会主义理论与劳动阶级的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思考了。
　　《世界学说》41篇专题中，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是《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全文约七八千字，由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连载19天次（中缺4日），与李大钊的名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载《新青年》第六卷六期）差不多同时面世。它是我国南方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与李大钊的名文不失同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不朽丰碑。
　　文章盛赞了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作出的伟大贡献，高度评价了他的着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指导作用和经典地位，同时表达了他自己对这一伟大学说的景仰心情。
　　尤为难得的是，文章在介绍唯物史观内容时作的关于理想作用的阐述。这是马克思着作中较少谈及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问题。他写道：
　　唯物的历史观，不否认理想的作用。无论过去未来，人之社会理想，皆可以为改变法律及社会秩序之近因；然人于善恶的想象，决非离此物质世界而为独立存在者也。……一切理想，不为社会变迁之最终的原因，实一种社会经济的影子；以其既有此种社会经济，然后一切理想方能发生也。
　　杨匏安还以近1／3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的“余工余值”（即剩余价值）学说，他写道：“资本家给劳动者以六小时之工值，而收十二小时之劳动效果，此中有六小时之价值差别……资本家攫为己有，盖坐享其成者也。”“故资本家恒欲延长劳动者之作工时间，而劳动者一面，自然要求减短，是即两方冲突之处也。”他指出资本家的剥削愈重，工人的反抗必愈烈。“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脱去资本家羁绊，恢复各人之经济自由，此为解决经济矛盾之唯一方法，亦即近代社会经济制度所必有之结果，是固循社会演进的程序而自然发生者。”
　　1919年秋冬之交，北李南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相继出现，人们难免要问：两者之间有无什么联系？杨文是否李文翻版？笔者认为：杨文的编写直接间接受过李大钊的影响是可能的，因参与策划《世界学说》选题的容伯挺是李大钊的老友，他们之间有联系（见李文《乐亭通信》）。李为文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容亦曾因列宁遇刺重伤，为文深表同情。而且李、杨两文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之二要点，有二三百字基本相同，也可推断，杨文写作参考过李文9月出版的上半篇。 但二者毕竟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文章体裁看，李文是学院式的，介绍马氏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皆从亚当·斯密、孔道西等源头谈起，然后是马克思学说以及各方批评和本人意见。全文长达二万七八千字。杨文文体则是新闻评论式的，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全文七八千字，不及李文的1／3。再从内容看，两人据以编写的日文原着各别。李文基本以河上肇的《马克思之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近世经济思想史论》中的马氏学说为蓝本，从中摘译，再加上自己的评论。杨匏安则“关于唯物的历史观要领记的译语，从＠①利彦。”
　　总之，李杨两文均不失为马克思主义东方传播史上的丰碑，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分别在史学和心理学、美学领域的开拓业绩，皆功不可没。1927年和1931年，李大钊、杨匏安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相继在敌人的屠刀下从容就义。他们崇高的政治气节和独立思考、敢于开创新局的文章风骨，将垂范千秋，永为后人景仰、学习。杨匏安烈士的遗文流失尚多，史海寻珠，吾于后来者有厚望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土右加界
　　
　　
　　
东方文化广州67～70K4中国现代史李坚19991999 作者：东方文化广州67～70K4中国现代史李坚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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