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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致的散文是略嫌混沌的新世纪散文天宇中闪电般划过的光芒，只要目睹过的人就不可能将它忘记。那扭曲的光芒仿佛是深渺穹苍灵魂的绝叫，但又分明与遍布尘世众生身上的道道伤痕相感应，不可抗拒，刻骨铭心。格致一再用她利刃般的语言，划破生活表面的色彩，还原出世界和生命的令人惊叹的真实。在现实与历史、世俗与天堂、肉体与灵魂之间，格致用语言的黑色绸缎，铺出了一条迷人而诡异的道路，坚韧而孤独地寻找遗失在时间深处的生命之根和存在的真义。她仅仅借助语言这只沉静而又法力无边的手，挡住现实的喧嚣，拂去生活的浮尘，或工笔细描，或浓墨重彩，无比清晰地勾绘出原本已镂刻在经验底板上的无不与自我发生关联的具有强烈戏剧性的种种生活细节。这些细节并不孤立，因为女性心灵的流水将它们贯串起来并反复洗濯，一遇到目光的敲打便铿然有声，乐音轰鸣，旋律深沉而又飘逸，直逼灵府。可以说，不是格致选择了散文，而是散文选择了格致。在这个不可测知、不可把握、充满了太多的突变因素的世界上，散文选择了格致的跨文体写作来展现心灵的恐惧与迷惘、思索与体认。不时加入的小说因素和一以贯之的诗性气质，为以散文形式书写的女性心灵秘史增强着典型性和象征意味，赋予了语言世界超越现实世界的更多的可能性。
　　女性的武器：为了人的自由和尊严
　　在一个处处潜伏着危险的世界里，女性的生命显得更为脆弱。对付这个世界，女人的手里不得不拿着两头尖锐的武器。这武器，一头是爱、同情与悲悯；一头是警觉、愤怒与质疑。当情不自抑地讲述感受和应对这个世界的经验时，格致与众不同，多了几近夸张的恐惧：对汽车的恐惧（《不敢远行》），对生孩子的恐惧（《体育课》），对孩子会被灾害夺走的恐惧（《救生筏》、《军用行李绳》）……总之是对死亡的恐惧。这或许是原始本能所致。而只有生命的感觉没有被外部世界磨钝的人，才可能“拥有准确地截获来自冥冥之中的‘暗示’的能力”（《格致答〈文学界〉问》），在人们习以为常之处表现出极度的敏感甚至“精神病症候”。格致写作的特征及其独特价值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和强调。所谓“写作对于我是一种浮力，我在水里，我依靠这个浮力活着！写作使我不下沉，使我的头露出海面，使我能够呼吸”（同前），正说明现实世界让人窒息，写作因而是对沉沦的一种拯救：既自救，也惠及他人。如果说对死亡的恐惧感源于个人内在体验的话，那么，格致用她的文字魔法揭露出来的世界真相，更多的是人的被异化和遭受的不应有的摧残。对人进行摧残、使人异化的力量有多种因素：传统、习惯、政治、战争、金钱、科学思维、僵化的观念以及人的某些本性。格致用经验到的事实，一一做了指证。
　　出生于60年代的格致，经历了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两种不同的社会失序和精神溃败，但又在自我精神成长期受到文学的滋养，发展了天性中丰沛的女性激情和与生俱来的生命关爱，形成了与干涩、僵硬、物质化的文化环境难以相容的心性、气质与价值观，因此与现实发生冲突就势所难免。这是多数人已经被驯化的族群中的一个异类，最突出的莫过于在她短暂的教书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与蔑视生命尊严的行为进行的消极反抗。如在《红方块》里，她深为要求整齐划一，泯灭人的个性，将人标准化，以虚荣掩盖精神苍白的教育感到忧虑，指出小学生“头的里边被灌注了相同的算式、相同的句型、相同的答案、相同的信念；他会不再不洗手就吃东西，不再冲着小树的根尿尿，不再大哭大闹；他会越来越听话，越来越像楼上张家、楼下李家、楼前赵家、楼后孙家的孩子；越来越像兰州的孩子，福建的孩子，青岛的孩子，乌鲁木齐的孩子……”的可悲现实。她更不能容忍“白着一张脸，衣服几乎看不出性别”的高瘦的女校长，不放过一个男生由他的“善于在孩子身上做记号的母亲”设计给他的漂亮的长头发，野蛮地将学生拖进办公室，按在凳子上强行剃掉的暴虐行为，而敢于示威般地公开站在学生一边，为孩子减轻恐惧，“甚至能和孩子一同形成一个消极反抗的力量”。为了维护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孩子和自己做人的自由和尊严，面对学校的种种不合理规定，她宁愿让孩子一次次转学，自己最后也愤而辞职。《减法》也写到几个学生从办公室偷了一位教师的5元钱和在老师的茶缸里撒尿，结果遭到校长施加的在课间操时当着全校学生喝尿的惩罚。这几名学生从教育的路途上被粗暴而不负责任的减掉，根本问题还在于人的尊严压根儿没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这是造成生存环境恶劣凶险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作家，不可能忍受“我们的队伍横看成行，纵看成列，斜看也有一条由人体构成的直线。我们消失在一个方形的队伍里。我们努力调整自己的位置，力争把自己完全地隐藏在一条直线里”式的规训，就只能用写作继续她的“绝望的反抗”。
　　格致以女性作家的人道情怀，覆盖了那些在不同时代和环境中遭受创伤的不幸者。这里有沦为四类分子，为了逃离目睹妻子受革命群众侮辱这出杀向自己尊严的戏，不得不在那戏开演的前夜钻进自己挖好的菜窖里上吊，彻底闭上了眼睛的大姨夫（《逃生之路》）；有当过军医，留下了老是跳车捡石子的怪癖，患了难以医治的“战争后遗症”的李援朝（《在道路上》）；有患脊髓灰质炎后遗症造成一条腿残废，后又饱受科学思维的摧残，永远无法站立的“我”（《站立——或一位病人的疾病治疗史》）；有将全部心血和热情倾注于种香瓜，想赢取独身女人李大辫，但最后还是输给了有权利操纵有线广播者的单身男人陈化学（《草木香瓜》）……对这些不幸者，女作家投以深切的关注与同情，同时对挫伤他们的力量，表示愤怒或提出质疑。
　　当然，最能体现女性写作的自我关照和深沉思索的，还是对女性遭遇不公的隐约诘问。格致的女性心灵史的追述，总是跟对女性命运的展示交缠在一起，给人以宿命感，此时格致笔下的女性生命必然如美丽柔软的藤蔓花枝一般，凄艳地在隐秘岁月中游走，寂寞而无赖地开放。格致以最富有想象力的笔触，点染青枝绿叶上安静的热情。《打开衣柜》在这方面是无可替代的杰作。在母亲的讲述停止的地方，女儿对女性的生命姿态和命运轨迹的阐释开始了。“当我展开母亲的结婚幔帐，上百朵姿态各异，色彩纷呈的花朵随着我的手的展开依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花朵和叶片是母亲记录生命的隐秘符号。”对符号进行解读的过程，是依次重温母亲的有着巨大遗憾，也结满了生命果实的生命史。母亲考上了省城中学，却被剥夺了学习机会，“我的地主姥爷认为，15岁的姑娘，应该呆在家里，绣上两年花，就该出嫁了。”母亲就此陷入了漫天的黑暗。埋葬母亲过人的天赋和另一种人生的，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男权文化。男权观念的阴影甚至拖曳到了作者这代人身上。《第三个平面》写女方仅仅因为用火柴点烟，就冒犯了男权，遭到暴力，“血从皮肤里流出来，流到身体的外边”。在《减法》里，中学女生和他们的父母在放学女生躲避桥上的裸体男人与退到铁轨上被火车轧死之间，一致地选择了后者。“他们认为，火车只能撵碎孩子的肉体，却不能掠夺女孩的贞洁。男人是冲着贞洁去的，而火车是直指生命。虽然火车拿走的更多、更彻底，但我们还有我们的父母都认为在贞洁面前，生命很渺小。生命是从属于贞洁的。一个女孩的贞洁被拿走了，单单留下她的生命是个恶作剧。”在这样的观念面前，任何反抗的武器都显得力量微弱。
　　然而，格致散文呈示的私秘经验的另一面告诉我们，在女性常常成为攻击对象的世界上，女性特有的魅力和人格力量常常可以出乎意外地不断赢回做人的尊严，并且能用它感化乃至改造企图对他们施加危害的主体。名作《转身》中的26岁的“我”，用超常的冷静和女性的善良，不仅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已经降临到身上的灾难，还改变了那位已走到悬崖边缘的大男孩儿的道路。《医疗事故》里的“我”也是靠精神的力量颠覆了物质的压迫。格致仿佛在讲述一个个不可能在常识内发生的奇迹。但它的确是真实的故事。其实，创造奇迹的是女性生命特有的柔软性和优良的精神质地，它们不仅是女性自我的保护神，也将以同情、理解、悲悯甚至大爱，融化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使世界变得温暖。《阳光下的囚犯》中“管教”对“我”的表扬，与“我”为一时紧张中未能答应别人的恳求而后悔并执着寻找那位信赖自己的年轻囚犯，两者在人的观念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显示出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许应当对女性身上的特殊力量寄予更多的希望。
　　生命本体论：来自天堂的逃犯
　　格致对女性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中的凝合作用，比绝大多数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有着更为坚定而持久的期待。在遇到人的尊严受到怠慢和损害时，格致会不由自主以接近战士的姿态挺身而出进行抗争，但是当女性在性别分野下受到委屈时，格致并没有表现出女权主义式的怨怼与愤激。她无意在两性分野中谈恩论怨。这或许因为格致生来就浸染在松花江流域自古形成的两性文化格局中早已习以为常，集体无意识的麻醉使他们感觉不到男权压迫的疼痛，相反，经验世界里的女性悲屈给受虐者以更多的精神快感。若是这样的推测成立，那么它或许是农业文明时代给现代社会留下的一份颇为适用的馈赠。不过我更乐于探讨格致的女性书写超越两性文化纷争的那种重构女性特质历史生成图景所具有的生命哲学内涵，那一定是具有恒久意义的对女性存在本质的悉心呈现。
　　格致并不是受某种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导参加形象化的文化论辩的，毋宁说，格致纯粹从自我和家族的经验出发，进行完全本土化的写作。她从记忆中唤醒的女性存在的那些缤纷鲜活的经验碎片，经过想象的修复和情感的熔铸，变得如此真切，摇曳生姿，具有十足的东方魅力。格致是个不知疲倦的讲述者，热烈而诚实，叨絮而质朴，顺着生命轮回的轨迹，追溯女性生命的源头。帮助格致解答女性生命的谜团的，不是现代理论，而是原始宗教在民间的惨淡遗存。格致用细腻而流畅的叙事，对民间巫术的精神作用进行了诠释，表达了作家对女性存在的独特理解。《替身——帷幕下的人间生活》（以下简称《替身》）系列，就是格致关于女性生存本体论的最有价值的文本。
　　《替身》是作者讲述她十八岁那年患“癔症”，母亲带她求“大神”医治，垂危的生命得到拯救的故事。文章当然不是要宣传原始巫术的治病功效，而是借巫术的人神沟通原理，揭示生命内部的二元结构以及精神之于生命存在的作用，最终表达女性生存意愿及生命价值取向。在《替身》的巫术活动中，人的生命被看成是肉体与灵魂的统一体，灵肉既合二而一，又可以分离。人的生命是个存在个体，但他的存在需在另一个二元结构即人间与天堂（或地狱）的关系模式中才能得以实现。生命个体的灵与肉完全统一时，生命也就存在；二者分离，就意味者死亡。生死是由最高的统治者——神，来决定的。不论生还是死，灵魂都是不灭的。生命个体放置在外部世界即宇宙结构中，最理想境界是生命终止后，灵魂能够升天（天上不需要肉体凡胎）。地上的生命的时间有限，而天上的灵魂永恒。前者是感觉形式，后者是形而上世界。人间／天上，生命可以在其间得到转换而至于无穷。天人殊分，天主宰地，人不可通天，但从远古开始，在原始想象里，人可以通过神的化身、代言人——巫（《替身》中称作“大神”），进行沟通。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神，并非蛮不讲理，仅从维护统治秩序考虑，它也得偶尔考虑考虑人间的合理要求，以体现它的宽仁。——这种没有科学依据、不受科学支持的划分与解释方法，其实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它对生命现象的解释在精神世界里才有存在的位置。然而它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地位，恰好可以为同为精神现象的文学提供最坚实的结构形式。《替身》的生命思考，就从中获得了逻辑力量，并进而为人的生命选择获得了伦理支持。
　　“我”在十八岁这个如花似玉的年龄，突然得了无药可医的重病，信神的母亲只有奔波找大神，希望依靠神奇的力量挽救女儿的生命。“大神”查出“我”是天上王母娘娘的侍女，为了既不违逆天规，又能满足人间母亲的心愿，于是有了造一“我”的替身带走“我”的部分灵魂归位于天宫继续司职（给王母娘娘端茶打扇），给人间母亲留下至亲的女儿的两全之策。如果说这次求仙活动完全有真实的生活依据的话，那么，母亲通过“大神”成功拯救女儿的全过程在创作活动中已经是记忆和想象的产物，作者的意向植入使故事原型从文化人类学意义，向生命哲学作了重大的偏转。作者通过“我”的成功分离，要作出对于生命的一无怨悔的选择：逃离天上，居于人间。尽管“我在地上的肉体生命是一个违法行为，是一个错误”，“但地上的、人间的肉体生命是我刻意追求的，是我的一个重大的、思考后的选择”。“我”早就受了自然界里“柳树”、“海棠花”等生命的美好姿态的“诱惑”（应该是启发），“对地上的生命产生了信心和好感”，经过慎重思考，选择了“人间生活，泥土上的生命”。而当她再次选择了人间生活，她的信念和态度是：“我的生命是自主的，自愿的。由此带来的一切，我都乐于承受，并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备。”
　　作为女性的格致，在这里表达了对人间生活也就是感性生活的积极认同，对于感性生命来说，人间生活才值得留恋，虽然它短暂。但是天上神仙的漫长存在又有什么乐趣！“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早就道出了仙界的寂寞无聊。古老的牛郎织女的传说，也表明了人类对凡俗生活的价值取向。但人类常常会偏离这一取向，由于感性取价导致欲望泛滥，因而不得不否定世俗生活的要求。有偏离就有回归。上世纪80年代，舒婷写出宣言式的诗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就是对革命时代否定人的凡俗生活的艺术反动。格致《替身》再次提出生活选择问题，仍然有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意义。在《替身》里，格致多次以诗的语言写到丝绸，柔软而光滑的丝绸。丝绸无疑是女性生命质地和特性的象征，犹如柳树是女性生命姿态的象征。作者这样讴歌丝绸：
　　丝绸是最让我痴迷的人间创造，它让一个平面散发出立体的光芒。还有它的质感，比任何细腻的肌肤更滑软，那是人间无法承受的一种柔软和光滑，是对人间女子美好迷人的肌肤的充满激情的模仿。它又凉又暖，又滑又涩，集矛盾于一身，却又舒缓而自然。丝绸是从什么时候来到人间的？它来自何处？拥挤嘈杂，泥水和血水横流的人间用什么来托住一块惊人的丝绸？它是如此的细腻，一只粗糙的手的抚过，足以酿成它的灾难。然而，这样的丝绸，却顽强地存留在人间上千年。它的柔软，无与伦比的光泽，在人间深处闪光。丝绸给予人间的启发是巨大的。它不语，却无时无刻不在倾诉。丝绸使人间处处闪着不是由火发出的闪光。这样的光，不能烧毁家园，也不吞噬生命；它包裹发抖的肉体，并使它们慢慢地温暖。
　　之所以迷恋丝绸，是因为“我的少女时代，就是一个丝绸无法存在的年代。我在幼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一块丝绸的拥抱和安慰，这使我成年后，加倍地迷恋丝绸”。丝绸是女性美的象征，它是温柔、善良、宽容、同情、悲悯的化身。失去了它，世界就由干枯变得凶恶。我们曾经用“天堂”——乌托邦，否定有鲜花和丝绸（母亲只好将其深深藏匿）的世俗生活，才演变为今天的“危机四伏，虎狼遍地”。所以，人间需要女性，需要蒙拉丽莎的微笑所代表的女性的温柔与爱，去烧灭争斗的火，去消弭层出不穷的罪恶：格致是根据自我经验，在历史视野里为当下提出以女性本体美来修复革命文化和经济主义造成的心灵的千疮百孔的。逃离天堂，并不是要堕入物欲，因为生命的价值是以本体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作为逻辑起点的。而这样的问题，没有神的帮助，我们难以回答，所以，保持对神的敬畏是必须的，正如格致所写：“任何一个人都将在一个神的注视下惶惑不安。人是有原罪的，谁敢说自己干净，谁敢说自己从没生过邪念？我们——人，是不愿意有那些罪恶的，我们很想把那些不洁之物摘除下去，而摘除又不是我们人自己能做到的，就像一辆汽车，虽然时速可以高达多少，又如何智能，却不能清洗自己。它需要天上的雨水或高压水枪。我们也不能清洗自己，这时候，我们需要神的关怀，而神也从不嫌麻烦。”不应误解的是，即使求助于神灵，我们最后需要拥抱的还是美好的生命：这大约是格致散文给我们的全部启示。

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长春69～7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毕光明20082008
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作者：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长春69～7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毕光明20082008

网载 2013-09-10 21: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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