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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S·库恩独特的声音因癌症在1996年6月17日停止了，自他最初对过去科学的接触开始，他从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大约有四十九年。作为二十世纪最博学，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库恩受教于哈佛大学，在那里，他于1943年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1949年获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哈佛一直工作到1956年，1948年到1951年间他是哈佛学会的一名初级会员，那时他实际上已转向了科学史研究，然后任助理教授，讲授普通教育和科学史。1956年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1961年开始任科学史教授。从1964年到1979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科学史，并且从1972年到1979年还成为高级研究所的成员之一。1979年他转到麻省工学院的语言和哲学系，1991年成为名誉教授。他是1968年至1970年间科学史学会和1988年至1990年间科学哲学协会主席。他在1982年获得科学史学会颁发的乔治·萨顿勋章，1983年获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颁发的约翰·德斯蒙德·伯纳奖金。
　　库恩最初于1950年和1955年发表的文章，是在物理学方面（单价金属的聚合力）和应用数学方面（合流超几何方程）。但在这些文章发表时，他已经“为了科学的历史而放弃了科学本身”（库恩1977年，X ）。在50年代初期，当他致力于专门史学问题时，他对科学的独特理解和观点已开始形成。事实上，他最早的关于波义耳、牛顿和物质理论的科学史着作，已经表现出他在最好被称为本文的奇异性方面的特别兴趣。例如，在1951年《爱西斯》上名为“牛顿的‘第三十一个疑问’和黄金的降阶”一文中，库恩集中论述了他在揭示牛顿对溶液特性的断定中存在的“不协调性”时所发现的东西。这篇文章中前边的论述使库恩确信，不能只按字面意思来理解牛顿的独特表达，这一认识开辟了一条理解牛顿思维方式的全新道路。库恩相信，如果给予其它表述，牛顿将不会具有此文表面上所表达了的意思。在库恩看来，这一矛盾为他的理解的深刻蕴涵提供了一条基本的线索，而这样的深刻蕴涵，从来没有在这篇文章中的任何单独地方被公开地表达，至少是没有清楚地表达。
　　库恩的观点（玛瑞·布斯礼貌却又坚定地怀疑这一论点）建立在一个他此后着作所一直坚持的信念上，那就是：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总是受到获得内在一致性的深远企图所支配，至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如此。在读者理解本文遇到困难，特别是遇到把不同的部分联系起来的困难的地方，库恩坚持尽可能远地（或许更远）前行到他感到此困难肯定几乎总是出现的相互一致的理解那里。几乎从他开始作为一个科学史家起，库恩就把本文的歧义性看作是寻找本文隐含着的内在一致性线索的原由。
　　库恩对历史上着名的科学本文中总是隐含着内在一致性的认识使他从科学研究中转到了关于科学的研究上。他很喜欢描述他在1947年第一个由他所做的这一发现。从被录取为研究生到执教十七世纪力学普通教育课程，库恩一直试图寻求一种可以解读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本文而又同时不使它们表现得迂腐的方式。“一个令人难忘（并且非常炎热）的夏天，那些困惑突然消失了”（库恩1997,XI）。 通过“概念的重新调整”，至少在它们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他已经找到了一种思考运动，从而使整个本文可合理地解读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他推论到，如果给那些发展了17世纪力学的人一条容许反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思考运动观念的方式存在的话，那么一个相应的概念重新调整必然早就在历史上存在了。这就与库恩在作为一名搞科学研究的学生时所接受的科学知识进步的图景形成直接的冲突。“我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好象因此表明了一种人们看待并用语言描述自然方式的全面变革，这种全面变革不可能适当地被描述为是通过知识的累积或对错误的逐步修正而建立起来”（库恩1997，XIII）。如果这种概念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的特性，那么一个崭新的科学知识进步的图景就是必要的。此外，寻求这种新图景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探查“历史学家在追溯过去，或反言之，由过去而朝向现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需求的根本性概念的重新调整。”（库恩1977，XIV）
　　这种思想引发了三个问题。第一，在何种范围内概念的重新调整成为科学的特性？第二，隐含在概念重新调整背后的是什么？——它们包含什么并为何存在？第三，所谓科学是一门知识意味着什么？库恩持续了将近50年的学术生涯，可以看作是对这些问题的坚持不懈的探索，一个至死都未完成的追求。第一个问题把库恩引向了对科学史的广泛研究，另外两个问题则使他涉入于其它不同的领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哲学。
　　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库恩集中精力于研究科学史问题。1957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着作《哥白尼革命》，这是他在哈佛教授普通教育课程的产物。这本书在主题上不同于其它书，不仅仅在于强调了发生于哥白尼革命中的概念的重新调整，更为重要的在于强调了库恩所谓的重新调整的“多元性”，这就超出了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界域而实际上进入了别的知识领域。《哥白尼革命》比库恩的其它任何一本书都更强调把科学史看作是一般知识史的一部分，反映了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柯依列对他的特别影响。这十年中，库恩在科学史上的研究自然地与当时正在发展的专业科学史家集体普遍持有的信念相一致。这一信念就是：特定时期或地区的科学必须采用自己的术语，而不能依据以后科学家所认为正确的来衡量。这种“反辉格”的观点可能在那时并没有被全部理解，但是逐渐地，科学史表现为它不再追问过去的科学将发展到什么地步，而是询问它从何而来。库恩的方法无疑适应了这种潮流。
　　库恩为他的“反辉格”立场增加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科学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训练有素的活动，尽管在当时他并没有使用这些词。库恩认为，像所有的技术活动一样，科学家的技能必须通过一种复杂的训练才能获得，通常包括基础专业领域相关技能方面的学习，以及融入这一领域的规范模式（例如弹性平衡、绕轨道运行的粒子、特殊化合物或气体热处理等等）。对于早期的库恩而言，科学与其说是哲学家的思辨艺术，还不如说更像金匠的工作。
　　库恩《哥白尼革命》一书表明了这种观点。依库恩看，哥白尼不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新体系的创造者，他的目的也不是明确地去简化托勒密复杂的关于离心率、均轮、本轮的机械论。库恩所理解的哥白尼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专门的天文学家，一个知道如何运用16世纪天文学的精确仪器进行研究的人。驱动他的一个愿望就是解决出现在这一体系结构上的不协调性。就其本性而言，库恩所理解的哥白尼与十九世纪早期的沙迪.卡诺和同世纪末麦克斯.普朗克没有什么不同。关于后两个人，库恩在后来的二十年里都谈到过。他们基本上都关注解决他们所发现的存在于一个约定体系的专门仪器中的问题，并且每个人都试图在解决问题中展现自己所学得的方法和技巧。例如关于哥白尼，库恩曾评论道：
　　“最重要的是，哥白尼对天体运动的贡献是对一些琐碎细节的处理，通过这些细节他探究了地球运动的数学结论，并且使这些结论与目前的天体知识相一致。这些详细专门的研究是哥白尼真正的贡献。在哥白尼之前和之后都有比他更激进的宇宙论者，他们用粗疏的笔法勾勒了一个无限和复杂的宇宙。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写出像后来的那些极具革命意义的着作，而正是这些书，第一次指出，天文学家应当从一个运动着的地球出发，更协调地进行工作，由此为开辟一个崭新的天文学传统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库恩1957，184）
　　在1955年到1961年间，库恩发表了关于卡诺循环和气体燃素理论的五篇论文，还有一篇关于能量守恒的非常有影响的论文，写于1977年，两年后发表（这是一篇专门探讨科学史的论文，库恩将之收在197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必要的张力》的论文集中）。库恩对专门仪器日益增长的关注对其中的几篇论文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一篇论文中，提到沙迪，卡诺可能把当时一种特殊的热机看作是热传递和守恒装置的工具化实现。事实上，卡格纳德机成为通过艺术所实现的典型范例［库恩 1961A］）。这些论文中没有一篇试图深入地探索它们所涉及到的科学史材料。库恩更感兴趣于审视史料是如何揭示存在以及他现在所着手思考的处理有趣问题的系统方法——而这种系统方法则为科学家共同体所普遍坚持。
　　当库恩作为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一名成员工作时，他第一次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本关于科学中“革命”的书上。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序言的开头，他把此书称为“一个酝酿了将近十五年的课题的第一次全面公布的报告”（库恩1970，VII）。 实际上，在其以前发表的与传统科学观念相左的两篇论文，即1956年写成草稿，1958年经过修改和补充，1961年发表的《现代物理学中测量的功能》以及1959年完成并发表的《必要的张力》中，此书已逐渐形成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尽管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但却受科学联合基金会委托，与其它18篇以逻辑实证主义观点为主旨的专题论文一起，构成奥托.纽拉特所主编的《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其中两卷。
　　本刊的读者都知道，库恩正是由于1962年的这本着作而闻名，它已被译为多种语言。库恩用精炼的文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科学的进步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在实验的推动下，更精确的概念逐渐取代不精确概念的过程。尽管库恩的确认为科学知识的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一致和强大，他还是强调科学理论（连同与科学理论相联系的仪器和实验）应当被理解为不会轻易或可能从来不会逐渐发生变化的紧密结合的整体。他进一步强调，一门科学体系的优劣，不能通过直接与其前后科学体系的比较来衡量。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宣称当科学共同体在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甚至可能因此形成一个新学科时，科学就发生了从不成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这个过渡的发生与关于自然现象的一套连贯理论和研究工具，也即范式连接在一起。库恩指出，科学家们经过训练，在一个约定范式的特定范围内，研究各自不同的学科，并在解决范式所出现的疑难的努力中相互竞争。库恩把这种行为描述为常规科学的继续，与科学家的方法相对抗的问题最终会从新奇的推论、解释或者是从观察、实验中产生。库恩认为当出现的反常动摇了现存的统一意见时，随着先前理论和实验的混合体被彻底、根本地重新构思，一个全新的范式可能会突然出现。按库恩的观点，由于通过特殊的方式而引入后继范式体中的数学、仪器、解释的产生，常规科学活动产生了进步。尽管从旧范式到新范式的过渡经常掩盖了变革的重要性，不过由于范式总是包含了任意的因素，不可避免就会发生或大或小的科学革命。
　　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序言中告诫我们的那样，“由于这部百科全书的篇幅所限，我的观点必须以简明扼要的形式表现出来……我的着作仍然是一篇论文而不是我的研究课题所最终需要的一本完整的书”。（库恩1970，VIII）《科学革命的结构》也是一部仍在进展中的着作的速写。对库恩来说，这部百科全书的编委会为他提供了描绘一幅全新的科学知识进步图景的机会，而在早以前他就感到很有必要做这项工作了。回想起来，在当时所要求的“简明扼要的形式”对他做这项工作来说是必要的。此外，像他在序言中承认的那样，使用“范式”一词是满足这一需要的工具。尽管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对他的观点有迅速而强烈的反应，但没有人能同库恩由于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这个词的独特使用而对知识界所造成的影响相匹敌。例如，D.夏佩尔主张，库恩在单一论题下的许多不同成分的消失，容许他证明了自己有争议的结论。尽管库恩的注意力从来没有被他观点所造成的广泛影响所深深吸引，但来自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批评还是使他对范式和常规科学所表示的含义进行了更加谨慎详细的说明。玛格丽特·玛斯特曼所撰写的一篇题为“范式的本质”的文章，尤其尖锐中的，迫使库恩不得不更鲜明精确地表述自己的思想。
　　玛斯特曼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范式”一词至少有二十一种可能的含义，但它们可以概括为她所称作的形而上学的、社会学的和人工的三类。她认为，这三类含义中只有第三种才能把握库恩的思想。她写道：
　　“如果我们问范式是什么，库恩多种定义的习惯本身就成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问范式做什么，一下子就清楚了（假设总是常规科学存在）：是范式的构造意义（也就是人工的意义），而不是形而上学意义或者‘元范式’是根本的。因为只有通过人工才能解决疑难。”（玛斯特曼1970，70）
　　范式这一概念其实是与常规科学的概念，也就是规范或模式问题的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1969年库恩为一次哲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再论范式》（库恩1974）以及《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年第二版的附录中，库恩承认，他过去过于宽泛地使用了“范式”一词。像他几年后在《必要的张力》里讲的那样：
　　“从单纯作为模式问题的解决开始，它们（范式）把自己的努力范围扩大到包括以下领域在内：首先，这些被认可的范例起先出现于第一流的着作中，最后，全部约定集合为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同分享。此书的大多数读者已经意识到这个词的更加广泛的用法仅有一种，这样一来，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混乱：关于范式所讲的许多东西仅仅适用于这个词的原始含义。尽管对我来说，两重意义都重要，但它们还是需要区别开来，并且‘范式’一词只是仅就第一重意义来说才是适当的。”（库恩1977，XIX—XX）
　　因此，库恩提出了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约定的“专业母体”概念和作为模式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范例”概念。但是，这只达到了澄清词语的效果，而没有达到放弃认为范式在科学发展中起核心作用这一观点的效果。库恩仍然坚持科学家通过范例来学会进行本专业的活动，并且在此过程中，他们吸收了一种形成一个专业母体核心的思维方式。他还主张，科学知识主要通过革命性的概念重新调整来得到发展，在其中，新的范例变成规范的，而且新的专业母体取代了旧的专业母体。
　　库恩从来没有在任何重要方面放弃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第二部分提出的有争议的关于科学知识的观点，特别显着的就是他的不可通约性观点。有些读者发现这些结论特别难以把握和接受。库恩以较委婉的措辞讲道，“尽管这个世界并不随着范式的改变而改变，科学家们以后却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工作……我深信我们必须学会弄清至少是与此相类似的陈述的意义”（库恩1970，121）。事实上， 在后来的几页中他补充道：“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这样一种明确或含蓄的观点，即范式的改变使科学家们越来越接近真理”（库恩1970，170）。
　　库恩的主张引起了强烈的反对，特别是在哲学界。许多人感到并且仍继续认为，不管它阐述的如何系统，就科学知识而言，《科学革命的结构》与其所宣称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并不相符。另外一些人则把《科学革命的结构》看作是尚在进展中的关于似乎自相矛盾的科学的论文。下面所引证的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尽管这个世界没有改变……，科学家们以后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一般来说，库恩的确想宣称进步的科学达到了最可靠的知识形式，不过他也想质询之所以认为这种观点正确的确切原因。库恩早就形成的科学发展图景不是从哲学推论中而是从个人对科学史的研究中获得的。他的反对者们所责难他试图支持的似乎相互矛盾的观点仅仅是他表达这一图景方式的人工部分（例如，“我相信我们必须学会弄清至少是与此相类似的陈述的意义”）。《科学革命的结构》是一个处于进展中的课题的中期报告。他认为，一旦科学如何发展的图景被更详细地描绘出来，那些避免引起哲学争论的描述方式将会出现。
　　对《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反对意见并不能掩盖这本书对科学哲学所造成的影响。“概念转变问题”——也就是把与库恩概念重新调整相类似的东西并入一个科学知识累积增长的解释中的问题——随着《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此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之后，科学就很少被人们看作是需要逻辑分析的静态知识实体了。科学哲学家们开始更加谨慎和仔细地考察科学的历史发展，并且他们越益关注于科学活动的重复性。当然并不是库恩独自一个人引起了科学哲学上的这些变化，其他一些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着名的有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诺伍德.罗素.汉森和斯蒂芬.图尔明。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对科学史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也没有一部着作能达到《科学革命的结构》那样的影响力。
　　《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经久不衰的影响可以由几个因素来说明。这本书出版时，正值许多人在急切寻求质疑科学权威性的方法。它以简明扼要的风格给了读者极大的回旋余地，读者在阅读时不仅可以加入个人的选择而且可以有选择性地超越书的思想界限而得出与库恩所迥然不同的结论。（库恩一贯否认别人所宣称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发现与自己有任何联系，但效果不大。）这本书也由于体现了库恩在每一阶段对课题深情投入的研究而非常引人入胜。这里值得重复的是戴维.霍金斯在《美国物理杂志》上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一版的总结性评论：“《科学革命的结构》应该被看作一部重要的着作，如果拥有它需要的条件，它将会提高全部我们关于自然和科学真实本性讨论的水平”（霍金斯1963，555）。
　　60年代早期，库恩与约翰·希尔伯朗，保罗.福曼，林尼.艾伦合作，承担了一个科学史研究项目，这一项目的研究成果《量子力学的历史起源》于1966年出版。为了这个项目，库恩和他的合作者们访问了量子力学界的许多先驱人物，包括尼耳斯.玻尔。在那些年里， 库恩没有写更多的真正科学史方面的文章，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研究本性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的许多部分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观点相关。同时，他和他的学生约翰·希尔伯朗合作重新分析玻尔原子的起源（希尔伯朗和库恩1969）。在这篇论文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起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在史学的着作里库恩所一直坚持的，特别是对于一个科学家科学研究开始的问题背景，科学家借以解决困难的工具，以及当科学家们试图勾勒、重新勾勒并且最后发展出在面对反常问题时可以借用的因素时，可能最终出现的这一体系的新奇特征，更是倍受他的关注。
　　在70年代早期库恩开始了对特定科学发展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也即他对科学史的最后的贡献是《黑体理论和量子不连续性》。此书于1978年出版，叙述了从普朗克到他自己的黑体辐射新理论的历程。虽然库恩没有用范式、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等术语，但他对黑体理论的论证却直接地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之上。特别是在这里，库恩试图揭示一个现在被遗忘了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以别的方式解释了从普朗克的原初思路到黑体辐射规律的历程中其它方面令人困惑的奇怪之处。
　　库恩表明，普朗克从一开始就一贯地认为，他的创新完全处在后来所称为的经典物理学范围之内。这种观点使得库恩不得不争论说，在普朗克对玻尔兹曼组合数学的运用中，对那些后来的评论家而言，似乎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其实，这种矛盾只有在反思时才是多余的——也就是说，在普朗克最初的计划里，那些后来被放在震荡器能谱上的限制种类根本就不存在（和传统一样，普朗克把震荡器称为共振器）。相反，按库恩的说法，普朗克一直以一种完全一致的方式工作，变化的能量以不同的频率通过共振器，在任何单个的共振器拥有的能量中不仅没有分离的限制，而且它们仅仅出现在能量场的细胞大小之上。比较而言，后一种理解，在同样频率共振器中以量子化的方式适当地传递了能量。
　　像他的大部分论着那样，库恩在《黑体理论》中的观点也引发了大量的争论。这些观点并没有被所有的物理史学家们完全接受。无疑，正像库恩试图最详细地完成的那样，这本书代表了他认为在全部科学中均应坚持的观念。因为在这里，库恩发现了许多他深信代表了科学活动特性的因素：一个科学家由以开始的存在模式；一个由经验引起的首先在那种模式上对抗解决方式的问题；在库恩看来，一种总的说来一致和成功地运用共有的工具来解决问题的企图；最后，一种新结构的发现，这种结构在根本上与其前者不可通约，并且在不一致的结构之间伴随着术语上、概念上和实践上的混乱迹象。五年以后，当库恩反思《黑体理论》一书时，库恩谈到：“要对以往的观念进行重建，历史学家必须像人类学家接近一种不同的文化一样接近坚持旧观念的那一代人。也就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必须准备好发现土着居民说着一种不同语言，并且把经验对应于与历史学家所持的完全不同的种类里去。同时，他们还必须把发现那些种类和吸收相应的语言作为自己的目标。”
　　以上这些言论适当地介绍了库恩余生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科学革命产生不可通约性的模式问题。这个观念在库恩早期着作中并没有清楚地提出来，也没有出现在《哥白尼革命》中，尽管当后来库恩不断地试图比较哥白尼前后的思维方式时，对这一观点的暗示已遍布于整个书中。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有迹象表明库恩开始循着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描述的思想路线进行推论。例如，在他1959年名为《同时发现能量守恒的例子》文章中，库恩讲到“对熟知能量守恒概念的科学史学家来说，先驱们并非全部表达了同样的东西。在当时他们之间通常根本不交流任何东西”（库恩1977，72）。然而，一直到《科学革命的结构》，关于概念体系之间的根本的整体的不相容性的完整观念才被提出来。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为不可通约性提供的论据建立在一个哲学上有争议的指称图式上。的确，这篇尚存疑问的论文最好被看作是库恩在考察了发生于科学史上主要概念重新调整变化之后，他试图分析和解释隐藏于思维方式的不连续性背后东西的一种努力，而不应被看作是对不可通约性的论证。分析和解释这种不连续性的不同方法的第一个萌芽出现在《再论范式》最后一部分的关于自然种类的讨论中（库恩1977，308—309）。这一讨论尽管是尝试性的和探索性的，却清楚地表明库恩不再认为他在《科学革命结构》中已经完全解决了科学体系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问题。然而，在此使这一核心观念精确的困难部分地在于，库恩信赖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他尚未完全证明的范例，而这些范例，是人们甚至不能够从哥白尼革命中排除掉的。因为事实是，库恩引人注目的对不可通约性的理解只有通过仔细的历史分析才能获得鲜明的形式和具体的材料。他与希尔伯朗关于玻尔原子的着作紧随他论述普朗克的着作，提供了他进一步发展这一观点所需的经验和数据。这不是说在这些年里——大约是1962年至1978年间——库恩为了解决《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问题而对历史进行了考察。而是说库恩用一种《科学革命的结构》所未完全反映的思维来探究历史，并且在此过程中，他开始更清楚地理解体系成为不可通约所意含的东西。他把《黑体理论》发表之后的余生，都用来发展这一思想。这些努力把他更深地引入哲学和认知科学的前沿研究中。
　　尽管库恩对不可通约性的精确阐述的主要部分在八十年代已经很明了，到八十年代中期更加鲜明显着，但在90年代里，他仍在不断地补充修正，并且大部分都没有发表。关于这一问题的部分观点，可以在八十年代的不同论文中找到，特别是在1986年诺贝尔研讨会的论文《科学史中的可能世界》（库恩1989），和最近《世界变化》的后记中（霍卫驰1993，311—341）。在1987年《纪念谢尔曼的演讲》中，他做了更详细的说明，但这些也没有发表，尽管已在所有方面都有所进展。到库恩去世时，他已经完成了这部着作的大部分手稿，并希望能取代《科学革命的结构》，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库恩最终观点的摘要表明了我们对他这一意图的理解。
　　在最后几年里，库恩依赖于所谓的一系列的历史范例来表达他所发展了的思想。第一个范例开始于他的早期科学史研究，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运动问题；第二个涉及伏打电堆；第三个来自于普朗克和黑体理论。此外还有别的范例，但上述三个范例构成了他的中心范例。以下对他的《纪念谢尔曼的演讲》的摘录很好地表述了他观点的大意：
　　“在第一个范例中，我已经描述了关于自然的某些方面的一系列过去的信念。但要这样做，我还需要在每一情况下描述许多陈述这些信念的术语意义。此外，这些术语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的种类。一般说来，它们包括在分类学范畴的名称之中，这些分类学范畴对使用他们的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来说也是有效的。它们表达了共同体的本体论，为本体论所能和所不能包含的东西提供了名称。它们非常像穆勒所描述的作为自然种类的名称的术语……”（库恩1987）。
　　许多因素使自然种类术语和其表达的分类区别成为库恩契入的理想点。如果一个过去的词汇需要被认识的话，那么它们是通过范例而被认识的，而定义在其中起的作用则微不足道。因为这些词汇可投射，许多互补的范例或说明性的境况被要求去吸收它们。它们不是单个地而是作为一个相关的群体来被认识，因为它们只有在相互关联中才有意义。不同的个体要求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认识这一事实通常并不妨碍相互之间的交流。但是当遇到反常时，认识的不同途径的确对交流有影响。以上这些因素与库恩已经描述了几十年的科学发展图景正好相一致。
　　由此库恩开始提出对象的分类学范畴的解释（例如光波的种类或力的种类），这个解释建立在下述原则的基础上，即范畴必须适当地一个接一个地嵌套着——换言之，每一范畴都只能直接地从属于至多一个前在范畴（例如，声音不能既是纵向的扰动，又服从于惠更斯原理，除非所有的纵向扰动都服从惠更斯原理）。这一禁止范畴之间部分交迭的要求，使库恩最初的不可通约性的概念采用了更加严密的形式，按这种新的理解，仅当科学体系拥有相同的分类结构时，它们才是彼此可通约的（或者用一个他更喜欢的术语就是相互可译的）。
　　因此，科学范畴首先可以被近似地看作形成了一株分类树。树干构成了主要的无所不包的区别群体的范畴。不同的树枝从树干上生长出来，规定了它直接下属的种类。每一分枝都可拥有它自己的下属种类，并且当每一分枝没有下属种类时就会达到终点。象一株树的树枝那样，每一种类因此都直接从一单独在先的分枝上或者是从树干上生长出来。由于没有一种是从多于一个的在先的分枝上生长出来，因此也就没有种类之间部分交迭的可能性存在（但如果某一种类A 拥有比如两个不同的直接在先的分枝，那么这两分枝将共同拥有A， 并因此将会与对方部分交迭）。任何对库恩种类树理论的补充都必须相应地在它的结构上，而不能损害它的整体：可以做补充，但不能形成现有种类之间的多元联系，也不能增加新的种类，除非它们直接从一在先种类或树干上生长出来。
　　这个分类结构的明显局限就是，进步科学的基本理论术语——像“力”和“质”这样的术语——并不正好和它一致。用库恩的话来说，它们并不表示一个相反系列的组成部分。不过，它们拥有分类学术语的其它大部分主要特征。尽管一个过去词汇需要被认识，但不能通过范例——首先是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强调的模式问题——以及一些需要吸收的互补范例。还有，不同的个体通过不同的途径认识这些术语，而交流却不受影响，直到科学研究在进展中出现反常。由于这些术语像在解决模式问题中涉及到的法则般的概括所表达的那样，相互之间具有明显的联系，因而像“力”和“质”这些术语不是个别地而是同时被认识的。最重要的是对不交迭原理的说明对这些术语同样也适用：两个不相容的概括不能适用于同一理论术语（例如，不能同时存在一种既满足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又满足与牛顿定律不相容的定律的力）。
　　因此，库恩被引向了对两类科学种类的区分：他把第一类称为分类学的种类，第二类称为单集或后来所谓的人工种类。分类学种类在一门科学的形成时期占优势，它们在实验的和工具的活动中保持核心地位。而单集则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变得重要。这两类之间有一套复杂的结构关联，其总和构成了库恩所谓的词典的词法结构。当致命的疾病威胁他时，库恩正忙于详细地描述这两类种类是如何结合形成这一结构的。
　　在这个背景下，不可通约性的观点呈现出一个新的更加精确的面貌。如果两个科学体系可以通约，那么它们的词汇结构都可以满足以下任一方面：（1 ）分类学的或人工的词汇结构之一都可以直接翻译为另一种，这意味着一类结构的整体与另一类结构的部分是同构的；或者（2）一种结构可以直接加到另外一种上，而没有对后者现存关系造成别的损害。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体系被包含在另一个中，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个新的体系从先前两个中形成，但它保持了种类之间以往联系的完整性。如果这两个方面都不能满足，那么这两个体系就是不可通约的。
　　以往库恩不可通约性的许多令人困惑的方面现在开始消失。例如对于体系作为整体或仅仅是它们中的特定术语，是否“不能翻译”为别的体系和它们的术语这一持久问题。从科学种类的立场看，不能再继续坚持隐含在这一问题中的绝对划分了。一个作为整体的体系只意味着（从这个新观点看）它的全部词汇结构。如果这个体系可以加在另一体系的一部分之上，那么不仅前者作为整体可以翻译为后者，而且这种翻译对体系的单个术语来讲也是必然的，因为这个结构就是由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组成的。反过来，如果一个体系中的某些术语与另一个体系中的不止一个术语相交迭，那么它就不能翻译为后者的任何术语，而且必然是至少词法结构的某些部分在它们成分之间具有不同的关系。把作为整体的体系从表现了其相互关系的术语中分离出来，现在已变得毫无意义。两个词汇结构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词汇，并且两种在此方面不同的词汇不能一致地描述同一个世界。
　　在使不可通约性观点更加精确的过程中，库恩实际上缩小了它的应用范围。种类可能实际上比有些人希望的还多地限制了术语，因为在这里不可通约性仅仅涉及了术语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对意义的全面关注。如果种类被应用到像经院哲学说教和十六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之间那样大的差距上，就会开始丧失它们的实际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样极其不同的概念体系确实好象相互之间不可通约，但却不可能是在被种类理论所包含的意义上。虽然有这样的差异，库恩关于不可通约性的新解释并不是结构的修正，而是他对用来描述科学史的概念重新调整的更深入的分析。不可通约性的主要推论，包括对真理概念的意含仍然存在：
　　“如果真理的概念在科学发展中发挥一定作用，我将在别的地方证明它确实具有这样的作用，那么真理就不可能成为与实在完全符合的东西。我强调的是，并非认为存在有科学所不能获得的实在。我只是认为，没有什么含义能够，像它在科学哲学中正常发挥作用那样，构成实在的观念。”（库恩1992，14）
　　库恩仍旧强烈地坚信，不可通约性不会威胁科学的权威，而是为理解缘何这种知识形式是权威的提供了一条清晰道路。
　　托马斯.库恩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 要求学会在他的主题方式中，在他所能达致的范围内去思考，然后对他已认识到的和他是如何认识到的进行反思，最后通过这一反思的结果来提炼更多的传统的历史和哲学分析。这就给了他所有的关于科学的着作一个清楚的个人尺度，因为他总是考察内部史多于外部史。研究他自然足以给人们提供隐藏在文字之后的对他的理解。那些有幸作为他的学生或同事认识他的人也会在别的意义上，从这个个人尺度方面得到益处。尽管我们可能因进入同他的对话而认识一个论题的更多历史细节，或者认识一个争论的更多的哲学疑难，但我们将像通常那样带着对我们已经思考的问题的新的洞察，带着值得探索的新问题而离开他。托马斯.库恩， 用他自己术语的习惯意义来讲，就是一个单项。没有他，我们将全部工作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
　　［注］：本文译自‘Philosophy of Science’No.2 June 1997，经Jed I. Bchwald教授授权，同意以中文形式发表。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56～62B2科学技术哲学杰德·Z·布奇沃德/乔治·E·史密斯20002000郭贵春/殷杰/李小博杰德·Z·布奇沃德，麻省理工学院迪伯纳科技史研究中心　　乔治·E·史密斯，图府特斯大学哲学系（着）　　郭贵春，1952年生，山西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教授。邮编：030006　　殷杰，1974年生，山西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99级博士研究生。　　李小博，1977年生，山西大学哲学系98级硕士研究生。 作者：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56～62B2科学技术哲学杰德·Z·布奇沃德/乔治·E·史密斯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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