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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1)02-0101-05
　　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生活世界依靠自身的逻辑构造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与形而上学日趋式微的一大景观。这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深意的景观，但迄今为止，人们对科学技术，尤其是对高科技的注视仅局限于时尚性的帷幕中，对高科技的理解仍停留在“便利工具”的层次上，即使上升到哲学层面也不过是把高科技看成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由于利弊相随而喜忧参半。与此同时，各种以维护“人类尊严”、“道德伦理”、“终极意义”为目的的形而上学的努力可谓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并仍将证明，离开生活世界的理论思维无论多么完美，注定难逃悖论的怪圈；难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吊诡”，生活世界无疑是形而上学无法超越的来源与归宿。当前的生活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地位显而易见。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科学技术虽然是人类创造的，后于人类而产生，但时间的先后并不表明存在论意义上的差别，科学技术一经产生便有了自身的生长能力，况且，科学技术并非中性，它的发展始终蕴含着人文价值，因此排除科学技术的形而上学是不充分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重构形而上学具有重要作用。
　　一、形而上学的重构面临困境
　　重构形而上学虽然是哲学的良好愿望，但现有的各种形而上学的努力只是重复着人类的主观精神自恋，这也是在一个体验“二律背反”日益深刻的时代不可避免的现象。总括各种形而上学的主张，大致可归结为如下三类：
　　（一）重构人类信仰。信仰的回归有助于巩固道德基础。康德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证了形而上学的不可能，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却为信仰留出了地盘。而在现代社会世俗化的发展过程中，渴望神圣，企图在一种新的宗教形式中找到人性所需要的安全感和意义一直是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理性、科学的基本动因。一些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如“自然的附魅”就隐含着回归神性的企图。丹尼尔·贝尔明确主张重构人类信仰。他认为，“现代人的真正危机是信仰危机，因为在经过理性主义对人的异化与虚无主义对一切的消解之后，现代人已成了后工业社会中技术意识、商品意识、消费意识的奴隶”[1]只有重构人类信仰才能避免人生意义的丧失及“整体的支离破碎”。
　　（二）重构人类理性。理性的回归是重构形而上学的主流。超越柏拉图式的古典理性主义和笛卡尔式的近代理性主义的努力使理性回归的方式异彩纷呈。反思理性、实践理性、批判理性、交往理性等使理性的重构多了几分自知之明的谦卑，少了几分内圣外王，舍我其谁的自信，例如，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主张被认为是“最低量的理性主义”，但相信凭借理性可以建设一个理想社会是各种形式的理性回归的共同点。
　　（三）重构人类诗性。诗性的回归意味着生命本能的释放，审美意识、人文精神的展现。诗性回归之源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的“洒神精神”、庄子的“逍遥游”，及至卢棱的“自然论”、尼采的“超人论”、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海德格尔的“做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就是做一个谛听在的声音的诗人”的主张、马尔库塞的“艺术救世”说，以及罗蒂的哲学与艺术合一人愿望……诗性回归与神性回归与理性回归一道汇入重构形而上学的追求中，尽管这种追求也许是不自觉的，甚至以拒斥形而上学的名义来进行的。
　　以上三类形而上学都不乏动所与合理之处，也不乏细致、严谨的逻辑论证，但无论哪一种思想体系都有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都无力担负起整合人类的内部精神世界与外部现实世界的重担，时至今日，形而上学的主张热闹喧器，形而上学的现状却徘徊不前，其形成有两个浅显又总是不被重视的原因：
　　原因一：失去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
　　信仰的最佳时期是中世纪；理性的最佳时期是近代；诗性的最佳时期是古希腊。时间的一维性的流动意味着最佳时期只此一次，不会再现。如果重构形而上学只是以回归形而上学的方式出现，那么从一开始就注定这只能是一种不自量力的企图。这种企图不但违背了“时间是不可逆的”这一客观常识，而且是一种逃避时间的徒劳挣扎。神性基础上的“精神家园”、理性基础上的“乌托邦”、诗性基础上的“世外桃源”中固然没有不公、没有痛苦，但由于缺少矛盾和冲突呈现的基本上是静态和重复的画面，显然与时间的一往无前是相矛盾的，时间不但不可逆，而且不可停，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与时间的连续性相对的是空间的广延性。空间观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牛顿等人开创的自然科学结束了上帝统治人类的历史，人类开始以理性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支撑理性“自信其是”的其实是一个确定性的几何空间，但随着人类实践的扩展，自然科学认识的深入，确定性的几何空间变得再度不确定，这种不确定使理性所追求的线性的历史进步观丧失了合理性。量子论、概率论、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以及现代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新的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使建立在机械时空观基础上的简化论、还原论丧失了整合世界的功能。一方面，“信息爆炸”不断模糊原有的分类界限，非中心、非整体、差异、断裂纷纷由背景地位登上了认识前台；另一方面，不断发展的媒体空间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时空构成。在这种背景下，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证是有力的。经过德里达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解构、利奥塔对元叙事的怀疑、福柯对人的死亡的宣判之后，形而上学的重构日益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毋庸置疑，在“时空伸延”的新情况下，人只是一种结构的要素或功能，而非独立的变量，这就使原来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立足点被抽空。
　　原因二：游离于生活世界之外
　　生活世界是形而上学的出发点。佛教也认为“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磐”。[2]经过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三代哲学人的努力，“生活世界”在理论上最终于赢得了本体论地位，但实际上，尤其是生活世界借助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而进一步世俗化后，各种形而上学的主张还是本能地游离于生活世界之外，甚至以关心人的尊严和价值为名拒绝世俗生活。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今，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正方兴未艾，相形之下，各种形而上学的主张倒像是无病呻吟的语言游戏。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思想一旦离开了隐藏其后的物质利益便会使自己出丑。
　　当com、www、E-mail、BBS……与日常衣食住行日益紧密地融为一体，思想者们不得不面临又一个无法否认的真实：“我们今天生活在一片计算机的海洋里，计算机规定着所有个体的私人生活和所有社会的集体生活的几乎每个行为，这种事情在三十年前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3]。
　　当然，道德理想主义者可以义正严词地批判现时代的“道德滑坡”，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的盛行，批判科技对人的异化，但是，对信仰时代的宗教冲突与教会腐败；理性时代的世界大战与集权统治；以及渗透着人文热情的法国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画面难道不更应该深刻反思吗？启蒙者如果不被启蒙，其所建立的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是幼稚的、任性的、值得怀疑的，在实践中是非人的、血腥的、使人异化的。没有人愿意重蹈覆辙，说到底，人性中超文化的“恶”是存在的，理性并不具有对恶的免疫力，理性永远也征服不了感性欲望（无论这理性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以道德上的至善为政治生活的最高目的往往会损害每位公民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批判理性虽然是有意义的，可是无法通约的对立着的意志如何才能达成一个理性的选择？总之，游离于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之外的形而上学如不给出充分的理由，将无法克服致命的怀疑。
　　二、科学技术具有形而上学的因素
　　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定义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说，其中有“在者”，也有“在”；《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此二者也是一体不二的。“道不离器，理在气中”，道与自然万物密不可分，甚至在屎溺中也有道的影子。形而上学如果要达到“道”，达到客观真理的水平必然不仅是缓解主体“被抛在世”的精神痛苦的药方、不仅是人类唯我独尊、主观自恋的理论体系，而且还应包括流动的生活世界，包括器物层面的东西。作为器物层面最先进的工具——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不但具有形而上学的因素，而且对构成形而上学的几大要素：时间、空间、人、语言等进行着深刻的改变。
　　以数字革命为基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为中心、多媒体应用为内容的第二次信息革命和以转基因生物体和克隆技术大突破为标志的生物技术革命不断加快技术自身的更新速度，电子信息领域的过时技术已达到50%以上，如第一、二代计算机及其相应技术都归于历史学范围了；高科技的发展使一些交叉科学，如信息生物学、基因组学、计算神经科学、纳米科学等纷纷涌现。科学技术具有形而上学的因素可以从如下两方面来理解：
　　（一）根据充足理由律，没有什么东西无理由而存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提出一个命题：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科学技术的形而上学因素首先来自于它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从宏观上看，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技术驱动着社会沿进化的中轴线不可抗拒地前进，社会技术革新是不可逆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与人的互属关系每时每刻都在展示自身，而“在现代技术中隐藏着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着的东西的关系”。很显然，海德格尔把技术看成“道”的一种展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在“是”的天命和真理中。“现代技术的本质在于座架，座架属于展现着的天命”[4]。关于座架的作用，海德格尔在1966年回答《明镜》记者提问时说：“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
　　技术的本体论意义，使技术不仅作为实现人的各种目的的复杂工具的总和——一种单面结构而存在，而是流动的、多面的拓扑结构，通过Gestelle（构制）与Ereignis（同化事件）绽放自然与人的存在的意义。某种意义上，现代技术所展现出来的东西是环环相扣的，印刷术、汽车、电报……等高科技产生之前的技术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只是为人而存在的东西，而是作为整个技术系列的一部分，是高科技产生的准备。从深层次说，人们去发动技术，是“道”、“天命”的组成环节，人既发动技术，同时又被技术所征召，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意义愈加明显。
　　（二）科学技术蕴含着人文价值。科学技术的产生不可避免地受人们改造与控制自然的“权力意志”的驱使（这与从事形而上学思维的人们受“认知意志”所支配是相同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社会建制”（贝尔纳），那种认为科学技术中性的观点是肤浅的也是错误的。任何科技成果都凝聚着主体的智力、情感、意志和审美结构，马克思把工业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这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科学技术中蕴含的人文价值并不亚于文学、艺术、宗教……即使技术理性如没有意志、热情等非理性的渗入，也无法把自身的价值外化，社会的组织生活、生产的科层控制等不完全是冷冰冰的理性的结果，也有文化的积淀。在现实存在中，科学与人文是浑然一体的，它们的对立主要是人为的思想抽象，这种抽象有利于对现实的批判，但超过一定的限度，便会由真理变为谬误。本质上，科学技术是形而上学所体现的精神的外化。芒福德认为，在任何时候，人的技术的扩张都主要不是简单地为了增加食物供给与控制自然，而是为了利用科技巨大的内在资源，表现人类隐藏的超有机的潜力。
　　以互联网为例，这是一个以每月15%的速度高速扩展的新的场域，网络不但为人类利用信息这个永不枯竭的资源提供了保障，而且使人类主体的社会性与共同性得到了空前的伸延与发展，数字化了的信息可以由计算机进行各种“运算”，不止数值运算，还包括逻辑判断和思维推理。从发展趋势看，“网络”并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源，它还是人们用来进行自我组织的一种方式，因为网络不仅简单地联接众多计算机，更重要的是联接信息、人和人的智能，具有自组织能力的信息网络空间充满了活跃而富有生气的人类集体存在。有人甚至把互联网之外的生活称为非主流的生活，互联网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有一幅画面或许会更好地理解科学技术的形而上学因素：1968年，美国加洲Moutain Viewg一个租来的小楼里，12名科学梦想者开创了英特尔的事业，此时-1968年，美国正经历着一段革命的岁月，人们涌上街头举行反战示威；政治领袖们被暗杀；关于吸毒和暴乱的报道充斥报端，当时人们很难想象并赞同身为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的论断：“我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三十年后的现实证明他是对的。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形而上学的重构具有重要作用
　　尽管形而上学的重构面临着困境，但只要人类存在着，根植于其思维本性的形而上学的冲动（或称元叙事的需求）就无法终结，正如杰姆逊指出的：“我们注定离不开叙事，因为个体和文化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组织、诠释和理解它们的经验的。”[5]无法终结的形而上学的重构不是形而上学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转折。这一转折不是通过批判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争夺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实际上，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构件是客观上可能与需要相结合的结果，而非单纯的人为选择）而是重新确立一个立足点，借助科学的启示搭建全新的思想框架，为人类完成自身的使命提供精神支持和动力。科学技术在形而上学的重构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形而上学的重构有启发意义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仅仅着眼于意识领域并不能解决意识领域出现的问题。“在历史的转折点，只靠深思是无法解决面对人类感官这一任务的”（本杰明）。科学技术的崛起与形而上学的衰微似乎使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种对立也表征着融合的可能，“反者道之动”。“现代科学的综合化、主体化趋势内在地规定着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从冲突走向交融……科学的深化便包含着人化，纯科学的终极必然与人相通、与价值汇流。”[6]回顾哲学史，不难看出，形而上学的历史是摧毁一个又一个阿基米德点的历史，从“上帝”到“生活世界”的过渡中，以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以及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第三次科学革命在形而上学的成长过程中功不可没。时至今日，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重构形而上学更加具有启发意义，尤其在重构形而上学必须先要思考的问题上：
　　1.人是什么？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早就镌刻在德尔菲神庙中，这也是一个长期蔽而不明的问题，要靠漫长的历史来揭晓答案。世代生成的人类与其个体一样，只能限定在生之前与死之后的经验时段内，关于生之前与死之后的猜测都只能属于超验的领域。出世的形而上学（主要是宗教）对“人是什么”的回答无论对错都无法考证，而入世的形而上学（主要是哲学）对“人是什么”的回答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是以人为本，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寻找人的尊严和价值。儒家学说、启蒙哲学、存在主义、生命哲学、语言哲学、实用主义、实践哲学莫不如此。实际上，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以人为本，只不过其精神旨趣向内而不是向外。然而，“以人为本”，“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人有本性，但什么是人的本性？！理性？意志、欲望？自由？创造？这些概念哪一个也不能单独抽象出来概括人的本性。“社会关系的总和”也谈不上是人的本性，因为它是外在因素对人的内在规定。
　　人的时间性存在使它一直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人的本性即使有也是动态的，“在世界各地，人类和各个国家都确切无误地依照尼采的形而上学行事；力量的目标无需加以规定，因为它就是它自己的目标，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即使停止甚至减速片刻都会落伍，都会比不上别人，力量决不会停止不前的”[7]。在意志的动态追求中，个人的不由自主、社会的不公平、人类的美好愿望无法实现的境况并非异化，而是人的本质处境。静态的理性设想是主观的、片面的，反倒可能是对人的异化，一个形而上学的理想得以实现的、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保障的社会未必真的适合人这种动物去生存。瑞典、瑞士等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无法排除的是无聊、麻木、性解放、吸毒等诸如此类的现代异化症。
　　在“人是什么”的问题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我们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由人的生存工具变成了人的生存依托，人的力量体现在技术发展的链条中，人必须适应科学技术系统的发展，否则将可能变成系统的异物而被排除。技术决定论（或自主技术论）认为技术根据它自身的逻辑塑造人类发展而不是服务于人类的目的，这种说法虽不悦耳，但更接近事实。埃吕尔指出，一旦技术系统被使用，它们就需要高度的一致性，而不管使用者的意图如何，它们也统治着使用者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的后果与影响是内在于技术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至少从一个角度表明，人并不是自然演变的最终目的，从大的时空背景着眼，人也是工具。尼采的伟大在于他的先见之明：一切存在物都要被超越，人也应被超越。“人是伸展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一根绳子……人之伟大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目的；人之可爱在于他是一个过渡和下降。
　　2.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形而上学？
　　三种类型的形而上学：信仰的回归、理性的回归、诗性的回归，无一例外地是“以人为本”的形而上学，“以人为本”是形而上学从奴隶社会产生至今3000多年时间里天经地义的价值取向，但在新的时代的飞速发展面前却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及廉价廉俗的幸福观不是因为形而上学的缺乏，而恰恰是“以人为本”的形而上学的结果，是原有的形而上学无力整合新的形势所导致的。
　　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能够超越“以人为本的立足点，转变以人为目的的价值取向，走出主观精神自恋，体现人的甘为阶梯、功成身退的境界。
　　新的形而上学是各种虚幻现象得以消除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不再固执于主体的优越性。1983年，鲍德里亚发表了《命定的战略》，他提出，以信息、媒体和商品形式出现的客体形成了“仿真流变”，并不断地诱惑主体去创新和仿真，最终摆脱主体的控制，从而开始了一个客体主导主体的时代。他认为人的“物化”是势在必然的正常现象，我们应该放弃控制或改变客体的战略，改为采用“更加物化”“客体的命定的战略”。在《2000年已经到来》中，他描述了三种形式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来自于“宇宙大爆炸”说，宇宙的膨胀使历史运行到没有任何意义的“超空间”(hyperspace)；第二种来自于“熵”的概念，仿真像熵一样，在内向爆炸之后走向死寂，主体的厌烦使历史达到停滞状态；第三种来自技术，一旦技术达到完美的程度，历史也就终结了。
　　鲍德里亚的哲学思想有深刻之处，但他所提出的“后现代的形而上学”尚欠真、善、美的感召力。新形而上学的真就在于人对自身的处境有真实的认识，如果精神是位旅行家，人的生命只是它暂时的载体，拉长思想的视野则会发现，与其说是人走路，还不如说是路走人；新形而上学的善就在于人能摆脱自我中心的困境，不再醉心于低级无聊的事情，而是面向未知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完成人的使命；新形而上学的美就在于人不需要精神鸦片，不再消极地被命运拖着走，而是接受即定的命运，把大无畏的精神态度注入生活。
　　为时代所需的形而上学将是全面提高真、善、美的层次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以充满力度的动态的“真、善、美”代替有惰性成份的静态的“真、善、美”，以人是自然界发展的过渡的观念取代人是自然界发展的目的的观念。由于“此在”的人是在非选择的情况下来到世间，又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离开世间，因此，以人为目的形而上学很容易陷入对彼岸的向往、对超验的幻相的迷恋；以人为目的的形而上学的另一弊端是无限抬高主体的优越性，把自然客体当作满足主体物质欲望的对象、把社会客体当作争权夺利、随意改造的场所、把他人当作“工具”。而以人为自然界发展的过渡的观念首先可以开阔人类视野，在空间上突破以人类为中心的束缚，在时间上跟上历史的不断加速的节奏；其次可以克服局限于狭小的人类系统所解决不了的矛盾、悖论、吊诡……有利于解决地域性民族性争端，使主体间团结一致，使人类生活恢复整体性意义；最后以人为过渡或工具的形而上学是大智大勇的体现，能使深层次的审美意识、人文精神得以发挥。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重构形而上学的必要环节
　　1.提供重构形而上学的辅助设施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创世论到进化论……没有科学的辅助，形而上学就只能停滞在蒙昧与迷信的水平，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重构形而上学的辅助作用列举如下：
　　——贝塔朗非的系统论、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学、邓聚龙的灰色系统理论为形而上学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从1969年全世界第一个计算机网ARPANET诞生，到80年代随着微机的发展而产生的局域网LAN，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迅速发展，计算机成为联接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信息网络使人类主体冲破了时空的限制。“一个事件对另一个事件的影响是没有延迟的，电对神经系统的延伸，创建了器官构造彼此相关的统一场。”（麦克卢汉）互联网的发展有利于形而上学的重构走出“主体自我中心”的困境。
　　——虚拟现实采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生成一个由视觉、听觉、触觉、及味觉等组成的逼真的感官世界，主体可以直接用人的才能和智慧对这个生成的虚拟实体进行考察和操纵，并且可以实时交互、实时参与，虚拟现实把“在场”与“不在场”结合起来，打破原来的思维与存在作为基本哲学范畴的局面，也为人类活动从低层系统进入高层系统创造了条件。
　　——纳米技术是以STM等一类扫描探针显微镜为手段，在纳米尺度（0.1-100纳米）上研究原子、分子结构的特性及其相互作用原理，按人类需要制造特定产品和创造纳米级加工工艺。如果纳米成了21世纪新的精度标准，那么不但将导致现有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在认识上填补了人类在宏观与微观之间连接知识之不足。
　　2.改变从事重构形而上学的主体
　　新的形而上学可以从二方面来理解，一是人的认识与“道”相符从而自觉转变思想意识，完成人的过渡性的使命。二是随着人本身经历着改变，一种新的现在无法想象的思想意识会自然产生。科学技术对认识主体的改变已初见端倪：
　　——在由原子到比特过渡的时代，人的感性的身体不断为抽象信息所侵入，身体成了一个发散性的思维组织过程和系统化的电脑知识连结起来的场所。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认为，在后现代，知识的创造者与运用者都需具有将知识转化成电脑语言工具的技巧。德克霍夫预测，我们将创造一种集体心智，它将超越任何个人的能力，一个复杂系统可以以类似于生命有机体的方式运转[8]。
　　——电脑每18个月就比原来聪明一倍，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电脑自我设计的时代的到来。在一些科技精英眼里，古代的四大要素：地、火、水、风正在被硅晶片、网线、合成塑料和玻璃所接替。相信人类总有一天能够创造出可超越自身的有限认识能力的智能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人数“多得出奇”[9]。
　　——目前已出现用实验方法，将外源基因导入动物体内，使其在动物染色体基因组内稳定整合，并能遗传给后代的转基因动物。另外无性繁殖的克隆技术已获得重大突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伦理困惑，如“父将不父、母将不母、子将不子”，但同时也表明：改变人的生物特征在技术上已不存在困难。
　　［收稿日期］2000-10-16
《东岳论丛》济南101～105B2科学技术哲学陈慧平20012001科学技术与形而上学都是由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但长期以来，它们却以对立的形式存在着。转变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从对立走向融合既是当今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形而上学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使命。这种转变任重而道远，与高扬主体性的启蒙哲学相比，多了一层悲壮色彩，更需要博大的胸怀、开阔的视野。科学技术/形而上学/生活世界陈慧平(1969-)，女，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作者：《东岳论丛》济南101～105B2科学技术哲学陈慧平20012001科学技术与形而上学都是由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但长期以来，它们却以对立的形式存在着。转变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从对立走向融合既是当今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形而上学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使命。这种转变任重而道远，与高扬主体性的启蒙哲学相比，多了一层悲壮色彩，更需要博大的胸怀、开阔的视野。科学技术/形而上学/生活世界

网载 2013-09-10 21: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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