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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鞅（古本《竹书纪年》载简子卒于晋定公十七年，为公元前458年，《春秋左传》载简子卒于晋定公三十七年，为公元前475年），世称赵简子，又名志父、赵孟。春秋未季晋国六卿之一，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奠基人。

    赵简子出生于世代为晋卿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先祖赵衰（赵成子），为人足智多谋，处事机灵善断，早年即为晋献公次子重耳的私属，与重耳朝夕相处，关系甚密。晋国“骊姬之乱”时，重耳遭忌于献公，落魄流亡国外。赵衰舍家弃国追随其左右，同甘共苦，亡命十九载。此期间，重耳视赵衰如手足，凡事之谋多与赵衰运筹。后来，重耳返国为晋侯后，更视赵衰为股肱之臣，封敕原大夫，委以晋国正卿重任。史书曾说，晋文公重耳所以能返晋得国，继而称霸于齐桓公之后，光大晋国霸业，多得益于赵衰。

    赵简子的祖父赵武（赵文子），便是晋景公初年“下宫之役”中，落难余生的“赵氏孤儿”。赵武成人之后在晋卿韩厥的支持和帮助下，复卿爵，攻杀陷赵氏一族于灭顶之灾的景公宠臣屠岸贾，尽灭其族，报了多年血仇。终在晋平公十二年（前546年）重踞晋国六卿之尊“正卿”的位置，复兴赵氏。

    简子少年时代，适值赵氏再兴之际。家族的兴衰和社会的影响，使他能深切地洞悉到晋国众卿争斗，互相倾轧的残酷。同时也陶冶和造就了他深沉不露，胆识过人，胸怀韬略，腹隐机谋，称雄诸卿的气质和能力。大约就是在他3O岁左右的时候，袭爵位于祖上，为晋国卿。

    公元前519年，简子继袭卿爵不久，恰遇周王室发生王子朝叛乱。初登王位的周敬王姬 ，被王子朝逼迫流寓于外，回不了成周（东周都城，今河南洛阳）。赵简子初临卿位，根基尚不牢固。他瞅准这个建功立业树立威望的时机，请命于晋顷公，率军迅速地平息了王子朝之乱，佐定周敬王于成周。

    “挟天子而令诸侯”，是春秋时期诸侯争“尊王攘夷”，图霸业于诸国的一个发明。简子既平王于朝叛乱于一旦，又戍卫周王室，受敬王“王室命卿”之许，这对晋国当时的霸主地位，无疑增添了光彩。同时，也达到他牢固根基，扩大威望的目的，为赵氏下一步加强与其他五卿角逐的实力，称雄晋国，埋下了有力的伏笔。

    简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所谓“礼崩乐坏”的春秋未季。诸侯挟天子，卿大夫挟诸侯的事件，时有发生。就是当时的晋国，也正处于晋侯大权旁落，六卿未大不掉。公侯之尊，江河日下，风雨飘摇。简子及时地把握这个时机，利用勤周敬王有功，敬王准他为王室命卿之隙，于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年）冬，征收生铁四百八十斤，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铭铸于大铁鼎上，公布了晋国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史称“铸刑鼎”。他的这一壮举，不仅使其知名于天下，而且博得晋国绝大多数新兴势力的支持，成为他登上政治舞台，最有声色，引人注目和赢得喝彩的一次精湛表演。为迅速扩大赵氏势力和影响，争取晋国正卿的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赵简子升任晋国正卿，执掌国政。是年夏，简子令邯郸赵午归还卫国进贡的五百奴隶，拟将他们迁往晋阳。赵午虽然应诺，但在执行命令时，拂简子之意，没有把奴隶归还赵氏。赵午的抗命之举，使简子大为恼怒，为挽回影响，遂拘捕赵午，囚禁于晋阳，不久又将其杀掉。消息传人邯郸，赵午的儿子赵稷便凭据邯郸叛乱，并窜通其舅氏中行寅（晋国六卿之一），以及中行寅的姻亲范吉射（亦为晋国六卿之一），合谋集兵攻击赵简子。简子因疏于防备，采邑被三家联兵攻克，仓皇出逃退守晋阳。赵稷、中行寅、范吉射等，穷追赵氏不舍，挥师直趋晋阳城下，困城猛攻，必欲置简子于死地，以灭后患。按照晋国当时的成法：首先发动祸乱的人处死。就在简子困守晋阳的危急关头，晋国其他三卿，即知、韩、魏三氏，请命于晋侯，率兵击败首先叛乱的中行寅和范吉射，解晋阳之危，救赵简子于倒悬。

    这次危难，使赵简子深刻地认识到结盟的重要，军事实力的重要。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他曾多次通过盟誓活动，团结宗人和知、韩、魏三卿，进一步孤立和打击范、中行二氏。1965年在侯马出土的“侯马战国盟书”，就是赵氏当时盟誓的记载。

    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简子与范、中行二氏决战于铁（今河南濮阳）。这次战斗简子运筹帷幄，以少胜多，大败范、中行联军，重创其锐，灭掉其有生力量。翌年，简子又出奇兵，再败二氏于朝歌（今河南淇县）、邯郸，又伤其精。两年之后，简子倾其兵众，向范、中行大举进攻，连克邢（河北邢台）、任（刑台东北）、栾（河北赵县）、 （赵县南）、逆畴（保定西南）、阴人（山西灵石）、盂（山西阳曲）、柏人（河北隆光县西）诸城。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挫败范、中行两家，结束了晋国六角逐的局面，与韩、魏、知三卿瓜分范氏、中行氏之田，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

    赵简子所以能从困境中得以解脱，并在晋国六卿角逐中日益强盛，直至执晋国诸卿之牛耳，不仅依赖于他的武略，更重要的是他出众的政治才能。

    简子求贤若渴，凡有一技之长者，均设法网罗其门下。他的家臣董安于、尹铎，以及从鲁国逃亡来的杨虎等，都是仰慕简子思贤知贤，任贤信贤，才“士为知己者死”，投拜其麾下。这些春秋之际的名士，在赵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都曾竭尽全力，积极发挥作用，甚至不惜肝脑涂地。

    简子善于听取臣下直谏，及时采纳。尹铎治理晋阳时，简子曾命尹铎率先拆毁晋阳城的防御设施，以防受人以柄。尹铎认为他的命令，脱离了当时众卿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战火随时可能发生的险恶形势，是顾虚名而则不图实的愚蠢之举，遂置若罔闻，反其道而行之。当简子再返晋阳时，见防御堡垒有增无减，更趋坚固。于是大发雷霆，屯驻城外，立誓必杀尹铎才肯入城。追随他左右的家臣邮无政立即抗颜直谏：“乐则淫侈，忧则警惧，尹铎增垒意在使主君常怀警惧，励精图治，以防不测。”简子闻邮无政之谏，遂转忧为喜，知过立改，重赏于尹铎。而在后来智伯裹胁魏、韩兵犯晋阳时，正是由于坚固的城防堡垒和有备的军事设施，使襄子有险可恃，挽救了赵氏的厄运。

    简子还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削弱奴隶主贵族的腐朽势力，倡导法制。在其领地和势力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土地制度、农奴制度和用人制度的改革。如扩大亩计，实行亩大税轻的薄赋轻徭政策；释放奴隶，分散荒地，使之转化为人身自由的自耕农。在战争中则实行“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的论功行赏政策。他的这些开明之举，有效地缓和了阶级矛盾，既有利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使广大的士兵在战争中勇于杀敌立功，以获人生自由。从而得到了充足的兵源和粮源，为后来的三卿灭智，瓜分晋室，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尤需值得称道的是，赵简子针对时弊所推行的田亩制度，即孙武在《吴问》中指出的：“赵氏制田，以百二十步为 （读冤，土地长度），以百 （四十）步为亩，公元（无同元，即原的意思）税焉（亩增大，仍收原来的税）。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俭臣收，以御（治）富民。”他的这种田亩制度，被后来秦国的商鞅所延用，成为商鞅变法的一条重要内容。秦统一六国后，则继而成为通行全国的亩制。比较客观地说，这当是赵简子的又一历史功绩。

网载 2013-09-10 21:2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