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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导，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卒于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字茂弘，晋朝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琅琊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名门望族，王祥族孙王衍累任至司空、司徒、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导的祖父王览，官光禄大夫；父亲王裁，任镇军司马。王导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识量，陈留高士张公曾对他的从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不凡，是将相的才器。及长为司空刘蹇所知，被任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后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拥立元帝 建立东晋

　　王导素和司马懿的曾孙、琅琊王司马睿友善。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任命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后改建康，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任安东司马。他主动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王导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从兄王敦都督江、扬六州军事，拥兵重镇，群从弟子布列显要。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出身中原着名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元帝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靠王导的支持。元帝因此把王导比做自己的“萧何”，极为倚重。长江流域建立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曾有晋墓砖铭赞道：
　　永嘉世，天下灾，
　　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
　　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

　　
　　余广州，平且康。

　　
　　自东晋至陈亡的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南北氏族 绥抚新旧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首先是“绥抚新旧”，也就是善于调剂新来的北方(中原)士族和旧居的南方(江东)士族之间的矛盾。东晋建国之前，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渡江避乱。卫导曾劝司马睿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作属官，使他们有个安身之地。当时知名的有：以前颍川太守刁协为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凌相卞孜邮轮欣桑钪罡鸹帧⒗舨尉氯胁尉疤剽琢廖鞑艽取５胁簧倜吭诳嫉氖焙颍远那巴臼腔骋珊捅鄣摹＠纾敢驮诔醯绞保吹剿韭眍Ｊ屏Φケ。芪Ｐ模灾茯∷担骸拔乙蛭性喙剩氲浇涎案霭采砹⒚兀涣铣⑷绱宋⑷酰趺窗觳藕媚兀俊钡蓖醯己退萏感问埔院螅奶扔辛吮浠骸拔壹搅恕苤佟辉儆锹橇耸幸淮沃蠲吭诔そ咭桓鐾ど涎缁幔茯√酒担骸胺缇耙谎茫墒翘а壑患そ患坪印！痹谧奶硕伎蘖似鹄础Ｍ醯颊暗妓担扞蠹艺Ω贸隽Ωㄖ跏遥指粗性沃劣谙蟆俺簟币谎喽钥奁!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当然不满意。王导想要在吴国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土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司马睿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好久，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好王敦来朝，王导对他说：“琅砑王仁德虽厚，名威尚轻，你的威风已振，应该有所匡助。”于是安排在三月初三上巳那天，让司马睿肩舆出巡，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名士骑马随从。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南方士族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北方士族拥戴出来的江东之主。于是“江南之望”的顾荣、纪瞻等都很惊惧，相率拜于道左。王导趁此对司马睿说：“古来想要成王霸之业的，莫不礼敬故老，虚心求教，以招揽贤俊，何况当前天下变乱，大业草创，更加急需人材!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如果这两人招来了，其余的人自然没有不来的。”司马睿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被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司马睿有一次对顾荣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荣跪对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殷商从耿迁毫，东周由镐及洛，古来如此，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从两人的问答语中可以窥知，双方已有某些合作的默契。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但是，在南北士族之间仍然界限分明，矛盾很深。北方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而南方士族，如贺循后任太常，纪瞻官居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难免使“吴人颇怨”。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常常学说吴语。以说洛阳话为正统的北方士族，曾讥讽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推辞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江南望族有两种，一为文化士族，一为武力强宗，前者较易笼络，后者难以驯服。义兴郡(今扛苏宜兴县)周圯就是江南最大的强宗之一。他因为受到北士经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些伧子(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气死的，你要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秉承父志，谋起兵攻王导、刁协。先是假称奉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之命聚众数千，但周札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周勰惧不敢发。但周勰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司马睿拟发兵征讨，王导说：“少发兵不足平寇，多发兵则朝廷空虚，周续族弟周莛，忠义有谋，足可除续。”莛被派去后，果然用计杀掉周续。事平之后，朝廷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勰则因周氏豪望，未敢穷追，抚之如旧。这就是说，王导当时为了争取南北士族之间的相对平衡，基本上是采取的忍让态度，并取得一定的成功。
　　王导调剂南北士族矛盾，争取相对平衡的关键，在于分别给他盯以经济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王导又实行“侨寄法”，即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县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名义上是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实际上是让北方士族凭借势力在寄居地继续剥削奴役逃亡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百家都是拥有部曲、佃客的北方士族。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是流亡士族的出路。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苦难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矛盾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地区，也起了一定的开垦繁：殖、发展经济的作用。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自淮北民众徙来之后，进行垦殖，又在晋陵内使张闾的创议下，于丹徒县东北三十里修建了一座新丰湖，增加灌溉之利，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维系伦纪 义固君臣

　　王导在政治上的另一项措施是“维系伦纪，义固君臣”，也就是调剂王氏势力和司马氏势力的矛盾。大兴元年(318年)，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姓司马以外，其他任何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氏占有。作为一个开国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了。
　　晋元帝登帝位以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逢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并且暗中作军事布置，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任命南方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等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等四州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淮阴，名义上是北讨石勒，实际上是对付王敦。王导因此被疏远，但他仍能保持常态，不作计较，说明他胸有成府。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周颤、刁协，刘隗逃奔石勒。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清君侧”，但当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进一步篡夺政权，王导便表示坚决的反对，出面来维护帝室。原来西都覆没、四方劝进的时候，王敦欲专国政，恐怕元帝年长难制，想更议所立，王导不从，及至王敦攻入建康以后，对王导说：“那时不听我言，几乎全族被灭。”但王导始终不为所动。王敦无法实现他的野心，只好退回武昌。
　　太宁元年(323年)，晋元帝病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又加紧图谋篡夺，王导站在维护帝室立场坚决反击。这时王敦病重，不能自将，其兄王含为元帅，以水陆军五万陈于江宁南岸。王导致信王含说：“你今天这番举动，恰似王敦当年所为。但形势已完全不同：那年是因为有佞臣乱朝，人心不定，就是我自己也想外离以求自济；可是今天，先帝虽然去世，还有遗爱在民，当今圣主聪明，并无失德之处。如果你们竟妄萌逆念，反叛朝廷，作为人臣，谁不愤慨？”并坚决表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同时具体部署兵力坚决抵抗。先是王导听说王敦病重，就率子弟为敦发丧，将士们以为王敦真的死了，大大鼓舞了士气。在一个夜晚，王导命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率甲兵千余人渡江偷袭，王含无备，被杀得大败。王敦得报以后，气急败坏地大骂王含：“这个老婢，坏了我的大事!”不久就死了。王敦无子，以含子应为嗣。军败，含父子西奔荆州，为含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于长江。王敦虽因谋反而死，但王导却以保卫帝室有功，以司徒进位太保，从弟彬为度支尚书，彬子彪官至尚书令，位任不衰，琅砑王氏仍然是当时最大的望族。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病死，幼主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与外戚庾亮辅政。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又自淮南举兵入都。后为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军消灭，收复建康。王导是坚持维护司马氏政权的。

 

镇之以静 群情自安

　　王导为政的措施之三，是“清静为政”，即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法，来处理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在有势力的大族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对于这些大族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吏压迫百姓的行径，不加干涉。东晋初年，石头仓米一万斛为豪强所盗，朝廷不去追究，却以处置仓库监守来塞责。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下一网、安一篆，都要被没收鱼器和罚绢十匹。有民谣愤怒地唱道：
　　廷尉狱，平如底；有钱生，无钱死!
　　这就是王导的“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方针的具体执行。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都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颐荣的族子颐和不说话。王导问他所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的人都自悔失言。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就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如陈颧曾致信王导说：西晋所以颠覆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拔贤选能，共谋中兴。可是王导不听他的劝告，听任参佐避事自逸，清谈误国，而月把屡发正论的陈颧贬出去当郡太守、明帝死后，王导和庾亮同受遗诏，共辅幼主。当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有人曾经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举兵内向，劝他密为之防。王导说：“他若来了，我就‘角巾还第’，有什么可怕呢？”表现恬淡无为，不计进退；可是王导心里对庾亮很不服，骂庾是“尘污人”。
　　除了政事以外，王导对于教育事业是关心的。当时军旅不息，学校未修。他曾上书元帝，提出“尊道而贵士”，“先教而后战”，“取才用士咸先本于学”，认为“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雨沾肌骨，习以成性”，就可以“迁善远罪，行成德立”，“事君则忠”，“泣下则仁”。主张“择朝之弟”入学，“选明傅修礼之士”为师，“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当然，王导重视教育的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他还谈到“戎虏扇炽，国耻未雪，忠臣义夫所以扼腕拊心”，爱国之心尚未全泯。但他认为，要象“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鲁僖作泮宫而服淮夷”一样，经过教育感化，讲究礼仪揖让，就可以使入侵的少数民族“兽心革面，饕餮检情”，未免迹近荒唐了。

 

偏安江左 和睦共处

　　王导平日性情谦和宽厚，心有测隐仁爱之心，故能忍让、调剂各方面矛盾，基本上做到和睦共处。当时王恺、石崇以豪侈为尚。有一次，石崇大宴宾客，王导和王敦都在座，石崇使美人敬酒，如客人饮酒不尽，就将美人杀掉。王敦故意不饮，敬酒的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无视。王导素不能饮，恐怕敬酒的美人被杀，勉强尽觞。但王导也有徇私伤害别人的事情。当王敦起兵反晋的时候，王导每天带领宗族子弟诣阙待罪，曾苦苦相求尚书左仆射周颇(字伯仁)相救。当时周颇口里未应而实际却上表力辩王导的忠诚，王导并不知情因此内心含恨。王敦攻入建康后，曾经请示王导如何处置周颇，首先问：“可为三公？”导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又不应；最后王敦说：“那么只有把他杀了!”王导仍然不表态。于是王敦就将周颇杀了。等到清理宫廷档案时，发现了周颇相救王导的表章，王导才叹悔说：“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后来这句话传下来变为一句成语。
　　总之，王导为政的基本点就是收揽一批北方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但是由于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就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剂这些矛盾，因而造成偏安江左的局面。这个局面也是王导和晋元帝所专注和希冀的。至于北伐恢复中原，虽然当时有祖逖等名将积极主张，而且祖逖曾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但祖逖后来并未得到王导和晋元帝的支持和信用，以致忧愤而终。这不能不说是王导政治思想的一个消极方面。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王导、庾亮相继死后，朝野忧惧。朝廷以陆玩拜司空。陆玩再三辞谢，他叹息着对宾客说：“以我为三公，是天下没有人材了!”时人认为这是明智的看法。当时，东晋的确又遇到一次危机，就是桓温的篡夺事件，不过由于王、谢两大士族的抵制，桓温的野心未能实现。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的弟弟桓冲做荆州刺史，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景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各大族势力平衡的“镇之以和静”的作法分不开的。这也说明王导保持东晋偏安的政治措施的积极影响作用。

 

 

网载 2013-09-10 21: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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