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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815年，九世纪初叶的中唐，驿道之上，骏马奔驰。衣襟飘飘的邮差怀揣一叠信件，快马加鞭，经州过县，用当时最快的速度奔走于城市乡村之间。这位无名的邮差也许不晓得，他像《莺莺传》中的红娘一样，为当朝两位最着名的文学家――白居易和元稹――传送着温馨的问候。他不知道，这薄薄的书简之内，有许多是后来流传甚广的诗篇。他更不知道，除了传承着友谊的接力之外，他还幸运地担当了那场诗歌变革的新乐府运动的绿衣天使。

　　此刻的元稹，倚门而立，北望长安。已经数月没有音讯来，他真担心老朋友白居易有什么三长两短。想当年元白二人同跃龙门，俱有才情，自此书信往来，相互唱和，引为知己。只因元稹年少正直（弹劾众多贪官污吏，出差途中不让宦官强占宿舍，并与之发生打斗），办事又得罪当权者。于是一贬数千里，远放外调。案牍劳形之余，唯一盼望的，是友人的诗书。

　　这样的书信来往，已经持续多年。邮差策马而来，元稹一眼看见熟悉的笔迹，急急展书，顿时喜笑颜开。昨日梦见白居易，今天便收到他的信了。诗笺数页，见字如晤，寄去的衣衫已经收到了，前些日还在吟咏白居易的诗句，原来友人在京城也念着自己的诗文。反复揣摩，反复把玩，远隔千里，不见声音，不见容颜，一幕幕旧情，因诗重现。“近来文卷里，半是忆君诗”，读到这句，元稹笑了。相见不如怀念，通过诗书，他们彼此倾诉，记挂着对方。更多的信，其实是诗，以诗代笔，以诗为信，成了沟通心灵的最好交流方式。元稹被贬十年，百般煎熬，可以想见，白居易的书信成了他最为有力的精神支柱。

　　招待信使稍歇。元稹以最快的速度读了信，又以最快的速度回信。望着远去的烟尘，元稹轻轻一笑，复又回身书房，捧读友人的诗书了。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
　　――白居易《新乐府组诗第三十二・卖炭翁》

　　读诗毕，元稹拍案叫绝。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好友白居易，已经离开京城，被贬任江州司马了。而他即将要收到白居易的一篇充满悲悯与同情、反映社会底层辛酸生活的新作――《琵琶行》。他更不知道，白居易正在江州的官舍里，正在伏案埋头给他写信，而这封私人信件，将是开创诗坛新风的文学宣言。

　　其时的中国，刚刚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永贞革新”，口眼歪斜的中风皇帝唐顺宗李诵不幸被宦官所害，整个朝廷经历了一次颠覆性的人事调整。不满二十岁的唐宪宗李纯开始接任执掌皇室。这位年轻的皇室继承人在上任伊始，就立志效仿唐太宗和唐玄宗，开创一个盛世。就是这样一个“纳谏思理、渴闻谠言”的“好文之主”，终于在十多年的整饰吏治之后，取得了削弱藩镇的巨大成功，中央政府的人气与威望重新上升，实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日渐清明的政治时局，又重新酝酿了文学史上的一次变革与发展。

　　诗至盛唐，到了李白和杜甫，犹如一次火山大爆发，光焰冲天，热浪袭人。此后数十年，由于国势急转，诗坛沉寂，无有顶尖的诗人出来接过旗帜。见证了盛世、创造了诗歌奇迹的诗人们，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相继迈入暮年，巨星相继殒落：

　　公元761年，王维卒；
　　公元762年，李白卒于当涂；
　　公元765年，高适卒；
　　公元770年，岑参卒于成都；同年，杜甫卒……

　　诗歌的种子毕竟有顽强的生命力，诚如白居易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在唐朝（或者前后的任何朝代里），一直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着沧桑与变迁。“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八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中国文化史上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诗歌巨匠纷纷谢世，而与此同时，一批诗坛新秀，也在这二十年间呱呱坠地：

　　公元768年，韩愈生；
　　公元772年，白居易生；同年，刘禹锡生；
　　公元773年，柳宗元生；
　　公元779年，元稹生；同年，贾岛生……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惊人的巧合。仿佛是为了承接某种历史与文化的重任，这批诞生于八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秀们，在九世纪的“元和中兴”的时代里，担当起了诗歌济世的重任，迸发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喜人景象。

　　白居易等人的出现，是中唐时期的一次诗歌繁荣与振兴，文学的花圃再次绽放如春，梅开二度，余香袅袅。当时的文坛，一派以韩愈为首，一派推白居易为尊，遥相呼应。韩愈一派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古文运动，白居易也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重振诗歌雄风。白居易以诗讽喻，针砭时弊，赢得了人们对于诗歌价值的新体验。他与陈鸿等人同游马嵬，相约撰写这一重大历史题材，陈鸿写成《长恨歌传》的小说体文章，而白居易挥洒自如，写就《长恨歌》。就是这首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于一个歌伎在应聘时理直气壮地夸口，我能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岂能等同于一般的歌伎？

　　文学的功能是什么？诗歌的价值在哪里？白居易与元稹已经在来往的书信中不止一次探讨过，他们深知《诗经》美刺讽喻的社会功效。反映民生的讽喻之作，表面上看起来与当政不谐，实际上，这样的美刺，正是通过巧妙的文学社会化传播方式，引起决策层的关注。白居易在任左拾遗期间，拜官百日，就献疏言事：

　　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诗歌在白居易的眼里，不是附庸风雅、升官进阶的工具，而是要“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泄导人情”，返璞归真，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政、上下交和、内外相谐的目的。他将目光投放到民生疾苦上，将视角定格在包罗万象的现实生活中。他的足迹遍布于长安城的大街小巷，耳闻目睹，用笔记述、抨击着人间的不平之事。大小官员们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却不知大旱之年的江南，饥民相食。那些王公大臣吃得酒肉穿肠，红光满面，却不知牢狱中的囚犯，几乎冻死。十首《秦中吟》，是民间的悲声，民间的呐喊。他以庖丁解牛的方式，解读下层百姓的悲惨遭遇，甚至，他还为上阳宫里的白头宫女鸣不平。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五十首新乐府诗，也成了五十支愤懑的箭矢，射出了他心中的无穷激情。

　　为文事小，做人事大。身为左拾遗的白居易，将这样的文学理想，带进了他的为官之道。遇有不平之事，即上奏折，希望做到“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起初，皇帝还能听得进去，有一次进谏不听，白居易竟然在大殿上脱口说出“陛下误矣”的话来。弄得皇帝勃然变色。作为一个朝廷官员，如此大张旗鼓地抨击时政，这不啻是一次冒险的行动。依白居易这样的性格，除了得到士林的好评，当政权臣并不喜欢，自然不能在京城里久留。果然，在宰相武元衡遇刺事件中，他又立即上书，请捕刺客，但“执政方恶其言事”。执政方还找到了一个美丽的借口，说白母看花坠井死，而白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大逆不道，“甚伤名教”，奏贬为江州司马。

　　元稹终于等来了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坏消息。那一日，元稹在宅，邮差递上一封远信，他迅疾拆开，忽地泪流满面，一旁的妻女惊疑不定，莫非又是什么坏消息？这是谁的信？细细思量，平常的元稹不是这样的呀。一定是江州司马白居易有信来了。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白居易《与元九书》

　　元稹的夫人猜得一点也不错，正是好友白居易有诗书寄来。能让元稹为了一封信而动容的，也只有千盼万念的友人诗书。那位领了赏钱欢喜而去的邮差也一定不知道，就是这封长达三千多言的《与元九书》，却是奠定新乐府运动理论根基的重要论着。警言妙语，时见其中。

　　这一封信，元稹读了又读，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变革，由一封至情至性、鞭辟入里的私人书信，从此载入文学史册。

　　被贬江州，成了白居易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对于白居易来说，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他可以静心写作，由讽喻转向闲适，由崇儒转为事佛，从千百年的文化积淀中寻求心灵的平衡。白居易诗如其名，直白易懂，流传甚广。自他被贬江州的三四千里途中，竟然一路在“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常常意外地发现自己的作品被人题写于墙头柱上，也亲耳从“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中，听他们吟咏自己的诗句。这也是寂寞贬途中，令其欢欣鼓舞的事情。

　　相传白居易每有新作，先读给识字无多的妇孺下人们听，听不懂就改，一直改到别人明白方才作罢。今天我们读白诗，一千多年的时空差异，丝毫没有感到文字与情感沟通上的困难，仿佛其人就在身边娓娓道来。不像今人的许多作品，凭空弄出一大堆噱头出来，动辄洋洋百万字，捧读装帧华美、价格不菲的煌煌巨着，阅后不知所言为何物，当世已经看不懂，实在叫人担心如何传之于后世。白氏之诗留传下来的诗有3800首，数量为唐人之最。可是，有谁知道，他少时发愤读书，昼夜不息，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到了成年时仍然是瘦弱一书生，未老而齿衰发白。以文为生，终究是一件绞尽脑汁、皓首穷经的苦役差事，有多少人能吃得了这样的苦？

　　再后来，元稹到了越州，白居易到了杭州，在风光秀丽的江南，在相邻的两郡之间，两位太守开始了更为密切频繁的书信往来。截琊竹为筒，其内置诗，或为千言，或为数韵，互通心声，一寄一读，趣味盎然。实在忍不住了，两人便相约境上，停车泊舟数日，吃酒吟诗，彻夜长谈，尽兴而归。远离朋党之争，远离是非之地，白居易可以有闲情面对大好河山，尽情地享受人间春色。当然，作为具体的执事官员，他可以为老百姓做许多有益的事情了。杭州的西湖，即为白居易在任时修建，一个风景旖旎的江南人工湖，不但可供观赏消遣，而且蓄水灌溉千余顷田园，官民两便。闲暇之余，白太守常常醉卧西湖边，其乐陶陶，不知梦醒何处了。

　　晚年的白居易，苦乐参半，官升数级，老来得子，却不过三年又痛失爱子。好在他得了一处幽静的宅子，自号香山居士，与世无争，隐逸不出，和刘禹锡等诗人相酬往来，与一帮僧侣结社交游，后来因病放妓卖马，广施家财开凿龙门石滩，安闲地走完了人生第七十五个春秋。

　　尽管元稹后来在官场生涯中，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攀附权贵、负情薄幸的不雅之举，白居易却始终未改文人的本色。书信往来，谈世事变迁，谈得失成败，谈文学与生活，这样的友谊保持了近三十年，直至元稹五十三岁寿终。在元白二人的诗集中，有数百首诗，记载了他们相互唱和的情景。诚如白居易所说，两人“心源无异端”。白居易一度贫困，元稹分俸救济；夜里互梦对方，彼此吟咏诗句；白有《长恨歌》，元有《莺莺传》；元稹为白居易的诗集作序，白居易为元稹亲撰《墓志铭》……令我神往不已的是，驿道之上，邮差怀揣诗书，奔波往返千里，那是两颗友谊的灵魂，在一路舞蹈。

网载 2013-09-10 21:2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