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心理学各流派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在本体论方面的分歧,主要是基于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即使是在心理学较为发达的今天,尽管大部分心理学理论都不会否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心理现象,但是由于各种心理学理论的哲学指导思想不同,所以在对心理现象及其本质的理解和看法上也仍然各有不同。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或理解,又直接影响到不同的心理学流派在方法论上产生分歧,即在心理学研究上是采取机械的、分割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还是坚持辩证的、整体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分歧致使近、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能否正确认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能否正确、全面地理解心理现象及其本质,直接关系到心理学研究的方向和心理学的发展前途。我国着名心理学家潘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的心理现象及其本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阐释,并对各种错误的心理学观点和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从而为我们正确地研究心理学指明了道路,同时也为我们今天改革现有的心理学、建立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心理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潘菽先生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析和阐释,是通过对西方传统心理学流派的观点进行剖析和批判开始的。代表了他许多重要心理学思想的《心理学简札》一书,开篇就指出:“传统心理学号称一门科学,但一直没有能一贯地踏实地全部走上严正的科学轨道。传统的心理学,从整体看并从基本上看,已被搞得不知适从,众说纷纭,一片杂乱,迷失方向,出现‘危机’,有难于为继之势。所以落得这样的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心理学这门科学究竟研究什么这个问题始终还没有得到恰当解决,有如盲人摸象,各执一偏”(上册,第2页)。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心理学100多年历史最恰当的概括。事实上,心理学自在西方诞生以来,在研究对象上始终未能有明确和统一的认识,各家各派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在心理学的创始人、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开山鼻祖冯特看来,心理学的对象不过是一种“直接经验”,或者是相当于“直接经验”的“片断的意识”而已[①];而他的弟子铁钦纳则认为是一种“从属的经验”[②]。构造主义心理学的老对头机能主义心理学则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看作是一种“川流不息的意识状态”(詹姆斯),或者是“有机体顺应环境的一种生活过程的意识”(安吉尔)[③]。发端于美国,并曾在西方风靡了半个多世纪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则荒谬地仅仅把动物或人的“可以捉摸的和可以接近的行为”作为心理学的唯一研究对象[④]。以研究知觉着称于世的格式塔心理学采取了较为折衷的态度,兼容并蓄了构造主义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认为心理学既研究直接经验,也研究行为。至于自我标榜为“所有以人类文化之进化为中心的科学”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更是神秘地宣称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无意识的精神过程”[⑤],等等。
为什么西方传统心理学在对研究对象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上如此混乱不堪呢?潘菽先生进一步作了分析:“心理学脱离了哲学而宣告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后却一直停留在一种不稳定和不成熟的状态,连最基本的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定论。这是由于它虽然宣告脱离哲学而独立了,但基本上仍受着它在刚独立时所受到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哲学的严重束缚而一直未能完全摆脱,因而使自己长期地立足于二元论的思想基础上而不能真正地或全部地走向科学的轨道”[⑥],尤其是“从近代以来,一切着书立说或发表议论的西方心理学者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信奉一种唯心论哲学,来作为他们的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基础”,同时,这些心理学者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心理学来继续宣扬唯心论,护卫唯心论的阵地以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⑦]。对于上述西方传统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各种错误认识,他在《心理学简札》一书中分别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构造主义心理学“把这样地理解的经验作为对象的心理学当然只能是完完全全的主观唯心论心理学”(下册,第29页);机能主义心理学“把心理学错误地看作全部是一门生物学”,这其实“是一种还原论的表现”(下册,第235页),由于“所有的还原论都受缚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下册,第234页),所以“机能心理学比构造心理学……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下册,第235页);行为主义心理学虽然貌似唯物,但是“抛开‘心’或‘意识’而把和躯体过程或生理过程属于同一性质的‘行为’作为心理学的唯一对象……也同样是二元论”(上册,第316页),“是先天不足的近代心理学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支配下必然的一种发展结果”(上册,第293页);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观点实质上仍是一种生物还原论,最终还是陷入唯心论的泥沼中,成为比行为主义心理学更糟糕的“最成问题的一个流派”(上册,第35页)。至于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潘菽先生虽然没有直接论及,但我们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它虽貌似公允、兼容并蓄,但实质上乃是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点出发来提出其研究对象的,因而“就其理论基础来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理学派别”[⑧]。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西方传统心理学迷失方向、出现危机、难以为继,其主要原因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错误或混乱的认识或理解,而之所以如此,归根究底“一个根本毛病在于长期受着资产阶级的偏见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⑨]。因此,西方传统心理学是难以正确解决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这一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的,从而也是难以使心理学走上严正的科学轨道的。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潘菽先生强调心理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早在1945年他“就试图运用辩证唯物论这个武器来分析考察心理学的理论问题”[(10)]。坚持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和阐释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世界观,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组成的。要在我们的心理学研究工作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思想的指导,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全面地深透地贯彻于我们的全部研究过程之中”,“换句话说,辩证唯物论的理论必须贯彻到全部心理学中去”,这样才能使心理学“从长期的谬误哲学的指引下解脱出来”[(11)]。对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问题,潘菽先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作了较全面的、明确的、科学的阐述。他的观点,较之西方传统心理学,有着根本的区别,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他认为心理学首先并且主要研究的应该是人,而不是动物。“我们所讲的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心理,主要是指人类的心理。这一点是必须首先明确的”[(12)],这是因为人是“世界万物之中……无比突出、无比活跃的一种,是“这个世界中个体事物发展的最高峰,是物质组织的演化达到目前最复杂最高度的产物”[(13)]。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与一般动物有着本质区别。人类通过社会生活实践,其中尤其是劳动实践,使自己的手和脑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从而也发展了高度发达的心理或意识,使自己超出自然界之上而自成一体。为此,潘菽先生在他晚年的研究中提出了人应该“在这个世界中自成一界”的“新三界说”,认为可以考虑把整个世界分为无生物界、生物界和人界(或者称人类界或人类社会界)[(14)]。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人类已基本上成为整个地球的主人,并在这个世界上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这个世界因为有了人而能认识到自己。这个世界中的种种事物也因为有了人而能发挥它们的作用或变成其它事物(‘物尽其用’)。这个世界的演化也因为有了人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5)]。因此,“人类自己也必须成为充分的科学理解的对象之一”,而“心理学就是人类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并改造自己而了解自己的一门必要的科学”[(16)]。但是恰恰相反,西方传统心理学把人和动物等量齐观、混为一谈,“犯了把人和动物混同起来这个原则性错误”,这种人兽不分的“动物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必然要损害到对于人的心理本质的理解,而且也损害到对于动物行为的科学研究”[(17)]。为此,潘菽先生认为,科学的心理学“必须采取‘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样高姿态的观点”[(18)],并强调“心理学是研究这种最可贵的东西的人的所以成为人的本质特征及其活动所表现的规律的最主要的一门科学。心理学如果看不到人是世界万物中最可贵的东西这一点,就会忽视了它自己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即阐明人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和所发挥的重大作用”[(19)]。他极为称赞我国古代的“人贵论”思想,称它是“中国整个古代思想一个一直绵延不绝直到现在的优良传统”[(20)],是“一个具有伟大含义的科学论断”[(21)]。并认为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最独特的一项思想”,而且“对科学的心理学是一种最重要的根本思想”,我们“如不理解人在这个世界中的突出重要地位及其所能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要建立起一种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心理学观点,只能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是做不到的”[(22)]。当然,在心理学研究中把人放在主要地位,并不等于心理学就不需要研究一般动物,当我们在探索人类的思想意识的起源问题或心理的发生发展问题时,尤其是探索意识在动物中的最初状态是怎样的情况和怎样发生的等一系列问题时,对动物的研究则变成必需的了。因此,“辩证唯物论的心理学也是要研究动物的”[(23)],只不过相对于人的研究来说,应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罢了。由此可见,潘菽先生把科学心理学与西方传统心理学在对象问题上的认识从第一个层次或水平上作了最起码的、也是最根本的区别。
第二个方面,心理学研究的人应该是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概念化的以至畸形化的人。潘菽先生指出,“人在一个开始成为人的时候,就已是社会的人。人的生活实践也在他一开始成为人的时候就已是社会的生活实践。人离开社会就不能生活,更谈不上在心理方面的表现和发展”[(24)],所以“我们在人的概念中就同时有社会,在社会的概念中也同时就含有人”[(25)]。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就其本质来说“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人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人也就不会有社会,没有社会也就不可能有“自成一界”的人,而只可能有“狼孩”、“熊孩”之类的“人”。据此,潘菽先生反复强调指出,“心理学所要讲的人也必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指出的那种现实中的具体的人”[(27)],“心理学所研究的人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应该是活生生的,构成社会的成员而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关系中的人。这样的强调是很对的。在心理学研究中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28)]可见,与西方传统心理学相比较,潘菽先生所说的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既不是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在实验室里脱离了人的机体的纯理念的人,也不是机能主义心理学所描绘的侧重于生物因素的偏常的人,更不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被装入“斯金纳箱”中的、与一只饥饿的白鼠相去无几的人,或者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残缺不全的、变态的人[(29)],而是“活跃在社会现实中的人,是在各方面实践着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也改造着自己的人”[(30)]。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对象化的存在是人们的本质力量的一本打开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类心理学……。如果这本书,即历史的恰好在感性上最显着的、最容易接近的部分,对于心理学是紧闭着的,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有内容和实在的科学”[(31)]。这段话用来对照批判把人看作超社会、超实践的西方传统心理学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潘菽先生在他的着作和文章中多次地引用了这段话,指出:“马克思是从人类的观点结合着现实社会中的具体的人来考察许多问题的,……是在辩证唯物论的广阔思想背景之下来考察经济学、哲学的问题,因而联系到心理学问题的”,马克思的这段话应作为“辩证唯物论心理学所应该认真思考的前提”[(32)]。由此,他进而指出,“人们的种种社会实践活动也都是‘人们的本质力量的一本打开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类心理学……’,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对他们(也应包括幼儿和在学校的学生)能有所帮助的心理学工作者就必须好好地读一读这本‘打开的书’,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切实的了解”[(33)]。由于可见,潘菽先生主张心理学应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人的心理从个人实践、现实社会和社会历史发展三个方面来进行整体研究。这样,心理学“研究的道路就变得很宽广了,同时也很‘实在’了”[(34)]。在这里潘菽先生继续把科学心理学与西方传统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的认识从更高一个层次或水平上,即第二个层次或水平上作了本质的区别。
第三个方面,心理学主要研究的应该是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而不是别的东西。由于科学心理学对人的理解与西方传统心理学的观点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从而也决定了二者在对人的心理的理解上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潘菽先生认为,“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的种种主观活动……就叫做心理活动或心理”,“就严格的意义上说具有较充分意义的心理活动只有人才有”,因此“心理学是研究人,研究人类心理活动的科学”[(35)]。他强调“辩证唯物论的合乎科学原则的心理学要以人类的主观活动,人类受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和社会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并在社会实践中起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的思想意识(一般意义的思想意识)为中心问题”[(36)]。很明显,潘菽先生坚持科学心理学的对象应该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这些心理现象或活动也就是人对自己在实践中所与之相互作用的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能动的反映。这充分体现了他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实践心理学思想。西方传统心理学却相反地把人的心理看作一种孤立的、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东西,他们把人的心理或者看作和客观物质一样“由某些实在的第一性的心理元素依据‘独立的心理因果律’所构成的”东西,如构造主义心理学;或者看作和动物一样地被动适应环境的一种“生物遗传的本能”,如机能主义心理学;或者看作是一种肌肉运动反应或腺体分泌反应,如行为主义心理学;或者看作是一种先天存在的“完形”,如格式塔心理学;或者看作一种存在于人体中的原始的无意识本能的活动,如精神分析心理学;等等[(37)]。这种对人的心理的错误认识,最终导致了西方传统心理学走上“不科学的”或“反科学的”道路[(38)]。潘菽先生因此严厉地批判西方传统心理学“把人们的心理和人们在社会中的具体实践活动分离开来,孤立起来,从而无法了解人们的心理活动的实在本质,不是把这种活动看作独立的,和物质世界绝对地对立存在的,就是看作可有可无的,甚至看作对了解人们的行动有妨碍的东西”;严厉地批判西方心理学者“由于唯心观点的障碍,他们不知道也不会明白知道人们的心理活动的根源在于经由实践而与之相互影响的外在客观世界(包括社会并且主要部分是社会”[(39)]。这样,潘菽先生从最高一个层次或水平上即第三个层次或水平上再次将科学心理学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与西方传统心理学作了本质的区分。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或者说三个相互递进的层次,潘菽先生所倡导的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心理学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或理解可以概括为:心理学主要研究生活在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中的人在进行影响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时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
心理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研究对象问题),迄今为止在心理学界仍被公认为没有解决,或者至少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今天的西方心理学尽管在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有的甚至是比较先进的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在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上仍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研究对象问题上,即使是被当今心理学界认为领风气之先,并有着“人类了解自身过程中的又一块里程碑”[(40)]之美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上述第一个层次或水平上。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斯洛宣称心理学主要研究自我实现的人,而“自我实现这一定义仍然比较模糊。马斯洛大致把它描述成‘对天赋、能力、潜力等等的充分开拓和利用’。……自我实现的人是人类最好的范例,是马斯洛后来称为‘不断发展的一小部分人’的代表”[(41)]。马斯洛的观点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研究的病态或变态人属于社会中的少数人一样,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的自我实现或优秀的人也属于社会中的少数人,也就是说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或一般的人不在研究范围内;二是过分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研究而对人的社会属性有所忽视,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人本心理学的核心理论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性自然因素的研究”,“人本心理学的这一理论倾向性,马斯洛曾有过明确的表述:……我们必须尽力研究‘本能’论,或我宁愿采用的说法--‘基本需要’论。那就是说,要着重研究那些原初的、内在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遗传决定的需要、冲动、愿望,还有我常说的--人类的价值”[(42)]。对照潘菽先生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上述三个层次或水平的理解,可以看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观点在第二、第三个层次或水平上的认识是片面的、不完善的。由此可见,潘菽先生对心理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科学而明确的阐述,给我国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重大的启示,特别是为我们深入研究和认识处于世纪之交积极投身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人们的心理指明了途径。同时,这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心理学理论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典范。
注释:
①、⑦、(19)、(22)、(27)、(30)潘菽:《心理学简札》(下册),第79、82、374、374和375、108、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②③④⑧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第109、139和163、192、33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 陈慧:“重评弗洛伊德主义”,《河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一期。
⑥ 潘菽:《心理学简札》(下册)第41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⑨、(13)、(16)、(17)、(18)、(21)、(23)、(24)、(32)、(33)、(34)、(36)、(38)、(39) 潘菽:《心理学简札》(上册),第9、1和3、1、94和92、4、3、97、55、59、39、33、98、88、115和19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10)、(11)、(12)、(14)、(15)、(20)、(25)、(28)、(35) 潘菽:《藩菽心理学文选》,第68、297和506、183、470、470、438、470、148、39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6)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9) 参见许家成:“谈潘菽教授关于人的心理学思想”,《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二期。
(31)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转引自潘菽《心理学简札》(上册)第32页)。
(37) 参见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
(40)、(41) [美]弗兰克·戈布尔着,吕明、陈红雯译《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第1、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42) 林方:《评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兼论经济改革中的某些心理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二期,第72、77页。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贵阳010-14,006B4心理学龙柏林19951995 作者: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贵阳010-14,006B4心理学龙柏林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