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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虹光的《同船过渡》荣膺第五届文华大奖（剧作奖、导演奖、表演奖）已经过去四年，刊登如潮好评、大幅剧照的报刊也已经开始变旧发黄；而重读剧本，重观此剧的小剧场录相，仍能使人感受到一种急于倾诉的渴念，一种源于内在激情的呼告，一种撼动基本生存方式的活力。本文即从这种感受出发，试论《同船过渡》的美学追求。
　　　　　　一、对现代新型和谐美的创造
　　“团结户”不团结，本是拥挤的居住空间在演示的现实故事，《同船过渡》中的刘强、米玲夫妇，背着当事人登“征婚启事”，想把挤住在一个单元内的方老师“嫁”出去，就是此类故事的极端发展。在现实生活中这两家人不是打得头破血流就是法庭相见，而沈虹光却妙笔生花，让这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刘强夫妇不但不再想方设法挤走方老师，反而真诚鼓励这位老处女招进一个全无住房的老伴儿。这种看似天方夜谭的结局将读者和观众撞出了惯常的接受轨道，从而唤起逾越常规的紧张思考。
　　这种看似天方夜谭的结局不是作家在异想天开，更不是传统戏剧中那种庸俗的大团圆。因为沈虹光所追求的人际和谐不是伦理和理念规范出来的，不是未充分达到对立的朴素的和谐；而正是在深刻对立的基础上，由矛盾冲突才走向和解与融洽。大幕一拉开，观众看到的首先就是同挤一个单元房中两家团结户的种种摩擦：厨房的水池又堵了是谁家之过？公用的客厅为什么偏劳一家人做清洁？那家老太太一上卫生间怎么就像马拉松比赛？特别是本应该一家人同享天伦之乐的客厅成了两家人无可回避的“战场”：觉得自己“正义在握”的方老师总想教育少不更事的小青年，对方的冷淡、反讽又使她更愤愤然，更事事唠叨；而刘强夫妇则被这种无所不在的唠叨折磨得心烦意乱又躲无可躲。于是小夫妻俩赌气而登了征婚启事，这种近乎恶作剧的行为当然不可取，但也包含了两家两代人难以沟通的苦恼，小两口要为方老师找一个“说话的人”的想法，这虽说不上是好心办坏事，但也够不上别有用心，坏心办坏事。这种事当今头脑灵活的小青年可能去干，作者对刘强夫妇是责其行而不诛其心的。合情合理地展开戏剧情境，提示戏剧人物在戏剧情境中的对立关系，不回避矛盾而又有分寸感，就使这对小夫妻的转变虽是超验的，却有艺术上的可信度。
　　征婚启事引来老船长高爷爷登门求婚，招得电视台到家拍“黄昏恋”，并使恪守人格正道的方老师恼怒非常。这些都不全是刘强夫妇始料所及的。于是他们在两家共同的客厅内办酒，向方老师和高爷爷赔礼道歉。不料在办酒的头一天晚上，为了经商需要，米玲被她婚前的男友雷子用BP机急呼“请去白夜酒店喝通宵茶”，刘强终于难以克制潜在的不满和疑惑，夫妻关系显出破裂危机。在陪礼宴上，方老师和高爷爷反客为主，以极大的爱心宽解、抚慰刘强。此时，地位尴尬的雷子偏偏护送米玲回家，觉得人格受了侮辱的刘强与不知检点自己作为的雷子眼看要拳脚相见。高爷爷先用巧法恭送不速之客，让尴尬人退出尴尬位。回过头来再用父亲般的威严批评刘、米二人各自的不好；镇住即将打闹的小夫妻，并忍不住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代的一段情变故事，语气中充满了因不能宽以待人，留下终生内疚的情感。高爷爷勇敢的自我解剖，正好疏通了一般人羞于拉开的心窍：“人哪，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一个人一辈子做几件好事容易，一辈子不做一件坏事可就难啦！咱们都捂着心口问问，我这一辈子就没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谁敢说这话？”刘强夫妇受到震动，握手言和，并从这场可怕的孤独体验——“甜蜜的折磨”中真正理解了方老师。面对高爷爷的求婚，他们热情地为方老师喊出了对真情的呼应“愿意！”——现实生活中充满了揶揄意味的“团结户”称谓变得真正名符其实起来。
　　把颇含苦况的戏剧冲突用轻喜剧的方式可信地加以化解，固然得力于戏剧语言的幽默感和动作性。更因为戏剧冲突总是建立在人物的性格冲突和内心冲突之上。刘强夫妇始终在团结户的冲突与小夫妻的冲突中前进。米玲是一个行动者，她总是适应时代潮流，按照自己的选择积极行动着，但现实生活中本没有十全十美的“白马王子”，在物质与真情的撕裂中她与真情亲和，把人欲之水控制在正常的堤坝内。刘强不断受到米玲式生活方式的撞击，在撞击中不断修正自己既自尊又自卑的心理，使家庭之舟顺应时代之潮。老船长也并非解决戏剧冲突的工具或什么伦理楷模。他年轻时用不多的钱给妻子的情人买了一个乡下女人，回过头来就休掉了不贞的妻子。把一年中见不了多少次面，见面就顺眉顺眼侍候他的妻子等同为一个生育工具。用方老师的评价就是“够狠毒的”。可以说，老船长多半辈子是在人性对非人性的反省中痛苦地走过来的，痛苦使他清醒，使他善解人意，也使他渴望倾诉。剧作者用特定的戏剧情境给了他这个机会：当他看出刘强可能要重演他当年的悲剧，而且米玲并非不贞时，他情不自禁了，非倾诉不可以自救，非倾诉不可以救人。他公开了自己的隐私，甚至他自己实际上并无住房（征婚启事招有房男士）这一实情。心灵的苦难的历程是如何造就了这勇于自剖又包融万象的心胸哟！于是剧中的小职员、小学教师、小商人，这些与老船长处于平等地位的真正的平民大众被深深地感动了。就这样他们用最朴实的将心比心的方式沟通了情愫，彼此开拓出自省、宽容、启悟、理解等精神财富。窄小的居室不再使人感觉到窒息，它成为一条百年修成的船儿，剧中人甘愿拥拥挤挤，快快乐乐地“同船过渡”。很显然，人际关系的和谐美成为他们跨越物质生存障碍的起跳板。
　　当此经济大潮席卷红尘，儒家“忧道不忧贫”的思想受到严重挑战，不乐意奢谈精神，刻意追求物质成为一种普遍的公众情绪，人们感叹着精神追求似乎只能固守贵族沙龙、外语角和线装书之际，《同船过渡》中那个技校毕业的小职员，那个对丈夫说希望自己“每天口袋里能进钱，能进一张张摸着看着都舒服的钞票”的米玲，终于也开始思考：人生在世，到底什么是“最值得计较，最长远和最有分量的？”这种代表芸芸众生对人生价值的终极叩问难道不是十分可贵的吗？
　　　　　　二、对古典和谐美的复归
　　老船长高爷爷既是沟通出场人物心灵，化解戏剧冲突的关键，又是有限的舞台空间与无限的大自然相交融的中介人。高爷爷的宽阔心胸有如融汇百川，一泻千里的大江，诉说着蕴含哲理的人生况味，演奏着春江的活力，秋江的澄静，使全剧富于诗意美。
　　老船长初见方老师，就非常理解当今的方老师们“都住在这新公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成天没人说话，看看船，心里敞亮”的心情，冲破闭塞的生存空间拥抱大自然的心愿。当方老师因征婚启事余怒难消时，老船长折个小纸船给她玩，小小船儿竟使方老师“解颐而笑”。两位老人在阳台上谈心的那场戏特别动人。通过高爷爷绘声绘色的介绍，读者和观众似乎看到了那勇于重负，逆流而上，铺满半条江的大驳船；那夕阳之下像烧熔了的金子一样的江水；那扑棱着翅膀扑入夕阳怀抱的水鸟……不苟言笑的方老师沉浸其中，与高爷爷一起，发出了开怀爽朗的笑声，这笑声足以化解她平日的孤独、刻板，以及她自己并未觉察的平庸，这笑声为世俗生活的单调和繁杂提供了一种补偿，使读者、观众疲惫的心灵也得到松驰与升华。
　　在一般的男性意识里，方老师应该说是一个异化了的女性形象。才十几岁，她就在洞房里一脚把新郎官蹬下了床，坚决拒绝为吃饭而嫁人。从那时起，她就用幼嫩的双肩担起了赡养寡母，抚养弟弟妹妹，并供养他（她）们都上完了大学的重担。在生命、爱情和自由中，她选择了生命（仅是养活自己和全家）和自由，舍弃了最应属于个人的爱情。这种特殊的经历造就了她刚直、善良的性格，也养成了她的自负、矜持和过强的自尊心。她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容易上当受骗，完全忽视年轻人的生活习惯而又好为人师，所以常常好心无好报招人烦，几十年维护单身女性人格尊严的艰辛甚至使她目光尖锐，有时令人生畏。她虽对老船长有亲切感，还是连人带花把老船长推出室外，还骂人家是“流氓”，她发现上了刘强夫妇的圈套，就不作任何解释，断然拒绝已经开始的录相拍摄，弄得热情的电视台记者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对于这样一位自评自己是“百里挑一的怪脾气”的女性，要唤醒她沉睡了几十年的柔情，要闯入她的生活是十分不容易的。老船长终于冲破她的层层设防，除了帮助她解开了征婚骗局，取得了她的信赖外，更重要的就是共鸣了她对大自然的亲和感，可以说，绵绵江水成了连结二位聪明老人的红绳。
　　小剧场的布景一直不变，剧情的发展与时间的转换住往通过灯光的明暗加以切分。《同船过渡》中有两个剧情单元都是由方老师踱向阳台，面对大江来加以切分的。第一次是两家团结户因若干琐事闹得彼此心烦意乱之后，舞台左侧的灯光照着刘家，刘强夫妇侧身床上，调笑着编排“征婚启事”；而在舞台正中灯光稍暗处，方老师孤孤单单地踱入阳台，习惯性地向想象中的码头眺望，此时，舞台效果交待“船笛催眠般地响起，徐徐地合上夜幕”，在烦闷无诉之夜，似乎只有船笛是老人的催眠曲，温柔地安抚着她寂寞的心。第二次是刘强夫妇闹别扭，米玲深夜冲出家门，刘强坐在床上喘着粗气。方老师不知所措，又习惯性地“缓缓地走向阳台”，这位善良而性格内向的老人似乎在向阳台外的大自然求助——让大伙儿摆脱人世的喧嚣，像大江一样平静，像夜航船一样地洒脱吧！方老师对于大自然似乎有一种莫名的依存感。所以当老船长说以后带她去看船时，她由衷高兴：“那好哇！今天先谢谢你！”江船一下子就可冲决她对初识者的防范。当刘强误以为会失去米玲，方老师很不得法地为他唱歌排遣，所唱的歌也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完全可以相信，江湖水，木兰舟早在她儿时的心灵里就是和平和亲切的象征。只要伴随着浩浩大江，灵动船儿，方老师的心胸就会为之开阔，性格就会像流水显出生气，甚至连眼神也会变得柔美如水。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哲学和文学的一种特有风韵。《尚书·秦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论语·雍也》曰：“知者乐山，仁者乐水”，大自然孕育了人，人改造自然，更离不开自然。商业都会因有大江环绕而不俗艳，古板人生因有江水的滋润而显得生动。老船长与方老师不打不相识的黄昏恋，有如江上不沉的夕阳发出人性的光辉，令活泼的江鸟都十分憧憬。这正如歌德在谈及中国文学时所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上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歌德谈话录》112页）方老师酷爱初唐诗歌《春江花月夜》，而张若虚从月与人的依存关系所升华的健康的人生哲思，从春江花月夜的纯洁，浑成而生发出的对圆满人生的祝愿，早已融入方老师的血液。当她颇为自豪地吟诵着：“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时，这“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闻一多赞《春江花月夜》语，见其《宫体诗的自赎》）是如何令方老师心向往之？此时剧作家早已暗示出方老师的内心深处其实并不像外表那样冷漠。
　　如果说，《同船过渡》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升平，在戏剧冲突中推进与沟通角色心理，表现出对现代新型和谐美的成功创造，那么，作为中国话剧而不排斥抒情，努力发掘哲学意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同船过渡》的诗意追求就表现为一种对古典和谐美的复归。
大舞台石家庄15～17J5戏剧、戏曲研究周晓痴19981998文／周晓痴 作者：大舞台石家庄15～17J5戏剧、戏曲研究周晓痴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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