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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565.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4)01-0037-05
    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是当代法国具有特殊地位的着名小说家和诗人。他生于勒阿弗尔，青年时代曾获得巴黎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33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麻烦事》一问世，便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双猴奖。紧接着，他发表了大量小说，其中最着名的有《最后的岁月》、《奥迪尔》、《柠檬的孩子们》、《严寒的冬天》、《我的朋友比埃罗》、《远离鲁伊》、《圣·格兰格兰》、《生命的星期天》、《扎齐在地铁里》、《蓝花》等等。与同时代的文学怪杰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一样，格诺大胆地与传统语言进行了彻底的决裂，把法语口语大张旗鼓地引进了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从根本上淡化了高雅语言和通俗语言之间的界限，使文学语言变得越来越通俗化和大众化。这位隐藏在冷笑、文字游戏、异想天开的拼写法以及俚语黑话背后的人，究竟是一位逗人开心的作家呢?还是一位悲观的哲学家?这个问题在法国文学界至今仍然是个谜。[1]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的作品里，在异想天开的文字游戏背后，处处流露着对人类的不幸和世界末日的思考，闪烁着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强烈光芒。
    一、别出心裁的文字游戏
    在20世纪法国“反文学”中，格诺以别出心裁的文字游戏而着称，《圣·格兰格兰》中的文字游戏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譬如：existence(生存)一词在他的笔下竟变成了发音相同的aiguesistence(水生物)，紧接着演变成为ogresistence(贪吃物)，之后又变成exsistence(产生物)和hainesistence(恨成物)，最后又回到existence(生存)。从词形上看，先前的existence和现在的existence没有一点变化，但是通过一系列词汇游戏，格诺向我们揭示了同一个单词经演变后所产生出来的意外距离。“距离感”成了格诺文学艺术中的关键概念，在《圣·格兰格兰》这部小说中，格诺把散文和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仅生动地体现了作者对现代生活的忧虑和不安，而且表现了人类伟大的原始神话。
    在文学创作上，格诺的文字游戏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的另一部小说《麻烦事》则以数字游戏着称，全文共分13章，每章7个段落，每个段落几乎都有独特的形式。在这91个段落(13×7)中，格诺通过时间、地点和文体的变换，巧妙地使人物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有规律地出现，使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体验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趣味。格诺曾笃信超现实主义，后来，尽管他毅然决然地告别了这个激进的文学流派，但是那种东拉西扯、黑色幽默以及嬉笑怒骂的艺术趣味却被他有意无意地保留了下来。他的诗作《齐奥一家》、《小型宇宙进化论》、《要是你想象》、《带着曼陀铃的狗》等，与其说是诗，倒不如说是一种仿诗体的散文，一种荒诞的现实主义和滑稽可笑的说教。格诺的创作风格与普雷韦尔(Jacques Préven)具有某种相似，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格诺在创作中摈弃了抒情和激情，他从超现实主义那里仅仅保留了挑衅性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对美丽辞藻、高尚情感的憎恶而已。作为小说家和诗人，格诺从17世纪那些用拉丁文和加拉丁文词尾的法语合写的诙谐诗里得到了灵感，雅里给了他启发，“美好时代”的歌曲作者们也给了他文学创作上的启迪。《扎齐在地铁里》是一部十足的平民主义作品，充满了奇特而滑稽的色情描写，而《橡树和狗》则宛如一部诗体小说。与他的创作风格一样，格诺本人的性格也十分复杂，他嘲弄一切，甚至酷爱《莎利·马拉全集》中的色情描写，而且对修辞学和印刷术情有独钟，曾写过《文笔练习》、《直杠、数字和字母 》、《百万亿首诗》。
    表面上看，格诺的“反文学”作品写得过于随意，其实不然。在《直杠、数字和字母》中，格诺曾提出写作的三大原则：首先，文学作品不能令读者感到厌烦，最好令他们感到好笑；其次，不应该死抱传统的语法，要大胆地把通俗易懂的口语带进文学；再次，诗歌和小说在本质上应该是同一回事，在体裁上没有必要进行严格的区分。在这些原则中，他尤其注重文学创作的娱乐功能，他试图用游戏的手段向僵死的语言惯例挑战，向“学院派”开战。应该说，在文学创作中，格诺灵活地汲取了口语的滋养，使他的语言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活力。在《风格练习》中，格诺用99种不同的风格练习方式叙述了同一个故事，他之所以用99种风格而没有用100种，是因为“99”这个数字不仅能够说明风格的无限性，也能够体现风格的相对性。在《百万亿首诗》中，诗人先把相同的韵脚和相同的语法结构写成10首十四行诗，然后异想天开地用剪刀在诗集上剪了13下，也就是在每行诗的下面剪上一刀。这样，这些剪下来的诗句经过重新排列组合，就能够变成百万亿首诗，变成任何人一辈子也无法读完的诗。
    格诺的语言观和创作手法是独特的。他试图进行语言的“革命”并创造出“第三种法语”。他认为，第一种法语是讲得不好的拉丁语；第二种法语是语法学家为卖弄学问而改造、规范了的法语；第三种法语则是法语口头语言的书面表达。为了实现他所谓的语言革命，格诺在法语的词汇、拼写和句法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词汇方面，他给词典带上了新的色彩，在拼写方面，他尽可能地简化拼写法，使法语变得灵活多样，生动诙谐，而且最大限度地贴近了语音。他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摆脱整个旧的文学观念，创造出文学形式的奇迹。在创作手法上，格诺逐渐抛弃了那种纯即兴创作的手法，大胆地与超现实主义进行了决裂。在参照一些原则的基础上，他成功地创建了一种特有的、艰涩的诗学和文学体系。
    二、对世界末日的思考
    在“反文学”的文字游戏的背后，他想方设法在文学作品中架设了一些神秘而复杂的结构。这种结构通过条条框框排除了自动写作的创作技巧，进入了一种严肃的形式研究范畴。他试图通过这种方法重新回到一种古典主义。[2]尤其在虚构的文学作品《生命的星期天》、《我的朋友比埃罗》和《一段范性历史》里，格诺对人类不幸的思考，特别是对世界末日的忧虑，在我们看来，不仅是其作品中最具有哲学意味的主题，而且也是其作品中最值得读者回味的文学主题。
    《生命的星期天》里的主人公叫瓦伦丁·布卢。瓦伦丁是一位复员军人，娶了一位女杂货商之后，整天经营着一家镜框店。这位平时看上去默默无闻的平庸之辈，内心却一直萌动着一个强烈的欲望，他希望能够亲眼目睹德国的耶拿古战场，因为他的曾曾祖父曾经在那里战斗过，而且“把严肃发亮的刺刀带进了德国哲学”。1937年，在世界博览会期间，瓦伦丁在德国展厅里幸运地获得了法德促进会旅游部的一张车票，因而终于有机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他乘汽车兴高采烈地游览了拿破仑当年的古战场。然而旅游回来之后，瓦伦丁带回的并不是古战场的印象，而是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深刻记忆。“在耶拿，人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德国哲学家的故居。开战的那一天，他把他叫做‘世界的灵魂’——他这么称呼谁?有人问道——拿破仑。”[3](P233)尽管瓦伦丁在马达加斯加服过兵役，尽管他所读的书不算少，而且曾经把法语大词典《拉鲁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但这句给他打开知识闸门的话，这种哲学性的影射，对于这位朴实的镜框店小老板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他整天琢磨着这句话，后来，这句话使他身边的人也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每个人都试图能够寻求到其中的真正含义。他的身边人开始感到不安，在推测其旅游的真正动因的时候，他们甚至迷失了方向。这句话后来就变得越来越神秘，以至于有人甚至说出了间谍的名字。德国之行彻底地改变了瓦伦丁的世界观，尽管他后来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但是他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悲观的深渊，把残酷的战争看成了人类无法避免的灾难。后来，他逐渐具备思辨的能力，甚至具备预测未来的本领。这个本领最终使他以莎菲尔的名义干起了占卜行当。
    在格诺的眼里，耶拿古战场的时间就是世界末日的时间。这样，有关世界末日的经验论时间与耶拿古战场的时间便巧合在一起。这个时间里还有另一个巧合，就是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刚刚完成举世瞩目的《现象学》着作。应该说，耶拿古战场之行使他从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的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尽管瓦伦丁仍然像以前一样为人和蔼谦虚，而且始终保持着平常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与周围的人相比，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智者”，因为他与时间维系了一种特殊的关系。[4]通过对马达加斯加的丧葬习俗的描绘，我们最能看出瓦伦丁超凡脱俗的思想。马达加斯加的人死了之后，人们先把死者埋进地里，然后再把他们从地里拖出来移葬到其他地方，让他们在其他地方腐烂。这种风俗在瓦伦丁身边的人看来很野蛮，但在瓦伦丁的眼里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历史本来在他看来也是这么回事，当历史已经结束，人们只有将它埋葬，然后再把它移到其他地方。瓦伦丁在“已经完成的系统范畴”里“看”现实，并无动于衷地接受了其不可避免的进程。他之所以成为占卜者，是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在180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耶拿战役爆发的时候就已经完成和结束了，未来的一切只能是对这场灾难的反思，这就是他从德国之行得出的最“宝贵的”教训。从耶拿回来之后，瓦伦丁的智力得到了空前开发，一个庸碌无为的镜框小商贩居然也能够预知战争。瓦伦丁认为战争具有必然性，而且其必然性已经切入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进程，今后的一切也只是无限的重复罢了。在他的心目中，即将爆发的世界冲突仍然是这个已经完成的世界末日的重复，因为在耶拿战役之后，再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出现了。
    格诺的另一部“智慧的小说”《我的朋友比埃罗》为我们描绘了世界的大爆炸可怕情景，其基本主题也是世界末日。在写作技巧上，这部作品与《生命的星期天》十分相似，但有一点很不同：在其他地方能够用抽象的方式对哲学内容进行说明的参照符号，在《我的朋友比埃罗》里则通过一种通俗浅显的文字表现了出来。在这部作品里，对哲学明显影射的地方是对“哲学家”的描述。那些哲学家出入于正在燃烧的“统一广场”，他们试图在那里能够找到让他们观察到事物本质的角度：在嬉戏宫里，当姑娘们的内衣被一阵突如其来的人造风吹起，“哲学家们竟然翘首以待，各自寻找着所选的部位，两眼睁得大大的，而且兴致勃勃地窥视着。”[5]哲学家的行为是令人怀疑的，他们的不介入是假的，他们并不乖戾，也不是什么智者。后来，具有伦理意识的杈杆巧妙地保护了女同伴的私处，使得哲学家们的好奇心严重受挫。哲学家们为此大吵大闹，他们的吵闹最终引起了嬉戏宫的临时关闭。最后，哲学家们的好奇心还是得到了满足，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那些女孩子坐在猪背上表演节目，看到她们的裙子高高地撩起。“统一广场”被大火完全吞噬之后，人们发现最值得怀疑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哲学家。而作者想像出来的那个脱离现实的主人公比埃罗，恰恰避开了故事里的冲突，他并没有像其他哲学家那样被动地观望这场灾难，而是对这场灾难进行了哲理的思考。在这一点上，比埃罗根《生命的星期天》里的主人公瓦伦丁一样，在不幸的遭遇中成为了一个善于思辨的“智者”。
    “统一广场”毁灭的意义是深刻的。在“统一广场”上，开始是飞机大战，后来出现了一场罕见的火灾。那里的所有建筑被彻底毁灭，那场灾难意味着人类历史的最后时刻，也就是历史自我毁灭的时刻。格诺认为，“统一广场”的“历史性的世界”消失之后，那些与神圣世界斗争的曲折情节，包括对它们的滑稽反映自然很快就被人遗忘，因为两个对立面在辩证地进行相互吸收，直至消失之后，该终止的也就是历史本身了。但是，作者希望发生主要情节的地方不应该变成一个动物园，不应该回到一种重新统一了的、和平化了的自然。从《我的朋友比埃罗》的结局来看，格诺把世界末日当作了创作主题，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作者想从这部小说中得出某种“哲学”的道理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在格诺的眼里，它既是一部哲理小说，也可以说不是，因为作者根本不想用传统哲学中的某些抽象思想来给他的虚构作品披上诱人的外衣。
    格诺的小说不在于文字游戏或形式上的结构，而在于一种历史的哲学，他的目的是为了展现“统一广场”和波尔代夫教堂的对立。“统一广场”代表着一个流动的、不确定的以及破碎的现实，它既是娱乐的场所，同时又是劳动的场所。处在肃静和昏暗中的波尔代夫教堂是一个平静的，宗教的、文化的世界，它与理想的另一面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类回忆和传奇的场所，与变化不定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让我们明白了神圣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实际上是同一个世界，只是这个世界在自我对照的时候被分裂了，形成了两个既互补又排斥的对立面。不过，这两个世界也只有相互比较的时候才具有实际的意义，而且这两个世界以及他们的对立如果要消失的话，就必须一起消失。格诺告诉我们，“统一广场”消失之后，波尔代夫教堂尽管幸存了下来，但它的存在只是暂时的，因为前者消失之后，后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小说《我的朋友比埃罗》就是用这样的思想作结尾的。
    在格诺的笔下，哲理性虚构小说的意义通常富有深刻的哲理。1966年，格诺发表了《一段范性的历史》。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作者采用罗马数字给它分了96个章节，某些章节仅有数行，最长的也勉强超过一页。在这部作品里，格诺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历史是一门学科吗?”“宗教的起源”、“历史的基本要素”等。在发表《一段范性的历史》的时候，格诺曾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早在1942年，格诺就开始撰写这部作品，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继续写下去。20多年过去后，尽管它仍然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是格诺还是将它原封不动地发表了出来，最多只是换了个题目而已。作者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给对《蓝花》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信息，另一方面如果说它对量的历史没有多大的贡献，那么，它至少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反映他本人内心世界的日记。从这部作品撰写到发表，时隔25年，这个时间间隔使得作品在自身的范围内分裂出了明显的、甚至是不同意义的层次。这部作品在出版的时候，有个耐人寻味的书腰说明：“这本书不是一部小说”。这种讽刺性的提醒方式在我们看来也可以这么理解：从历史的意义来看，虽然这段“历史”是范性的，但它不是一段历史，而是其他别的东西，一种有关普遍意义上的、以演绎的方式进行介绍的抽象理论；它内切于科学和哲学的文本，与虚构没有什么联系。“这本书不是一段历史”听起来只是一个否定句，但常常令人想起玛格丽特最着名的绘画中的一种标题：“这不是一个烟斗”。因为后者的这个标题一语双关，它在对作品命名的同时实际已经进行评论了，使得这部作品成了一幅“范性的绘画”。这不是一个烟斗，也不是一段历史，然而它们与它们所表示的东西是何等的相像，似乎是说这不是一个“真的”烟斗，这不是一段“真的”历史。那么真的烟斗和真的历史究竟又是什么呢?表示一个假烟斗的绘画又是什么东西呢?具有历史特点的、又不能被称为历史的东西究竟又是什么东西呢?格诺给了我们两种解释：一是《一段范性的历史》作为他后来的作品《蓝花》的素材，二是这部作品可以作为自传材料，一个记录作者当时在文学思考方面的心路历程。从后者的意义来看，《一段范性历史》具有证词的价值，它记录了作者在写《我的朋友比埃罗》时候的理论思考。
    三、思想来源与实质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格诺的悲观思想来源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而且与俄罗斯流亡者柯契夫(Kojève)的阐释是分不开的。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流亡者柯契夫在德国接受了哲学教育之后，在另一位负责宗教学的俄罗斯移民科伊莱(A.Koyré)的引见下，进入了久负盛名的巴黎高等研究院。柯契夫从来没有当过一个专职的大学教员，但他在这个特殊的范围内从事的“教学”却对后来的大师级学者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巴塔耶说：“从1933年到1939年，我听了柯契夫讲解《精神现象学》的课，他对作品的逐一阐释太捧了：好多次格诺和我走出那个小教室的时候，我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哑口无言……柯契夫的课把我冲破、捣碎、处决了十次。”[6]听这门课的除了格诺和巴塔耶，还有拉康、布勒东等人，他们对思辨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黑格尔的哲学课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接触的机会，同时也是个借口。当时“实践”、“认识的欲望”、“拼死斗争”、“消极性”、“自我反省”、“满足”、“智慧”等字眼在法国理论界还是些新名词，柯契夫的课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这样的语言后来竟成了现代派的语言，在法国文坛产生的影响达数十年之久。
    在文学创作中，格诺巧妙地把黑格尔的思想通过虚构的文学形式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出来。1947年，格诺整理并发表了《黑格尔着作导论》。在这部作品里，他把亚历山大·柯契夫在巴黎高等研究院所讲授的有关《精神现象学》的课程汇集在一起。1951年，他发表了《生命的星期天》，小说的题目源于黑格尔的《美学课程》，确切地说是源于对荷兰绘画的介绍：把一切摆平的并远离那些所有不好的东西，是生命的星期天；天性就心情好的一些人是不可能极坏或极其下流的。同一年，乔治·巴塔耶主持的《批评》杂志发表了柯契夫的文章，题目为《智慧的小说》。柯契夫对格诺的三部小说《我的朋友比埃罗》、《远离鲁伊》、《生命的星期天》进行了阐释。在柯契夫的眼里，尽管这些小说表面上看写得十分随意，但实际上却包含着一种闪光的“智慧”。我们发现，《生命的星期天》中的瓦伦丁后来实际上成了智者柯契夫的化身，因为他总是用世界末日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确实，在哲学家和作家之间存在着一种情感的特殊交流。这种交流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是不是相互借鉴呢?如果是借鉴，那么，究竟是谁借鉴了谁呢?不可否认的是，在借鉴黑格尔的同时，格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某种超越。
    格诺是个别出心裁的文学家，但同时也是个悲观失望的哲学家。在他的眼里，“世界末日的本义指人类的死亡。在这种死亡之后，留下来的东西是：1.一些具有人的形状的躯体，但已经被剥夺了灵魂，也就是说被剥夺了时间和创造力；2.一个灵魂以无机的、非生命的现实形式夸张地存在着：作为一本甚至连动物生命也没有的“书”，与时间也就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在《我的朋友比埃罗》的结尾，当代表人类历史的吕纳公园被大火蹂躏并彻底摧毁之后，在其位置上盖起了一个动物训练场，在哲学家们决定离开那里之后，聪明的动物生存了下来。“历史后”的人们知道未来不复存在，只有过去而已，而现在则消解为无所谓的现实，没有什么值得希望或盼望。人类只有消磨时间，扫除他们脑子里固有的世界形象，历史最终将把这个形象抹杀掉。人类已经进入了世界末日的时代，未来的一切只是过去不幸的再现和重复。“流逝的时间既不美也不丑。有时候会飘落几分钟雨，有时候下午四点的太阳会像一匹不愿前行的马停留几分钟。”[3](P21)在他的眼里，如果没有战争或革命，就没有历史，就没有历史素材……历史是有关人类不幸的经历；如果没有不幸，就没有什么好叙述的。想像出来的历史主题只能是人类的不幸，否则就没有什么好叙述的。[7]由此可见，格诺对满目疮痍的现实表现了极度的失望，但同时也是对当代人不幸命运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我们发现在随意和疯狂的文字的背后，格诺所架设的寓意网络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格诺的这种创作技巧取自于许多不同领域，有修辞传统，也有文化形式史和宗教史，但是相对而言，格诺对数学的参照似乎最为明显。哪怕是简单的数字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也具有丰富的“能指”价值。如：数字“91”被格诺视为既是人类死亡的数字，又是人类回复—所有回复—存在的数字，是一种表现无望的厄运无法消逝的永恒性符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法国新小说作家米歇尔·布托相比，格诺的创作就更具有了百科全书的特点。[8]他的作品与象牙之塔的哲学表面上相距甚远，完全是一种包罗万象的通俗文学，[9]但是在各种各样的参照中，我们发现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散发出了最为耀眼的光芒。
    综上所述，格诺感兴趣的创作主题，是人们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人们正在经历的历史，同时也是人们通常叙述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智者和博学者研究的领域，其实也是作家感兴趣的创作素材。在《一段范性的历史》里，格诺试图编织一种一词多义的网络，能够把现实、经历和虚构重叠交错在一起。格诺对文学的认识是独特的，在他的眼里，文学是一种对人类现实活动的想像面的投射，而研究则是一种对人类想像活动的现实面的投射。前者以隐喻的方式指代失去的天堂，并猜摸人类潜在的不幸；后者则走向复现的天堂，试图实现人类的幸福。但总的说来，格诺的思想是极其悲观的，因为他一直都试图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痛苦是既定了的，因为世界末日早已来临，未来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过去不幸的重复。在别出心裁的文字游戏背后，这位20世纪法国文坛怪杰对于世界末日的思考，恐怕是其最重要的思想精髓之一。
    收稿日期：200四川外语学院学报重庆37～41J4外国文学研究刘成20042004在当代法国“反文学”作家中，雷蒙·格诺的千奇百怪的文字游戏，异想天开的拼写法以及令人难以理解的俚语黑话在法国文学史中始终是个谜。但不可否认的是，格诺的文学地位十分独特，因为他那独具匠心的作品中处处流露着对人类不幸和世界末日的思考，闪烁着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强烈光芒。文字游戏/哲学/世界末日/word's games/philosophy/world's end基金项目：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研究”(02CWW008)，项目负责人：李凤亮。杨昊成孔令Behind Word Games:Reflections on World's End
  LIU Cheng-fuCompared to other French writers of“aliterature”,Raymond Queneau'sword's games,particularly his orthography and double-talks are alwaysmysterious,but what is indubitable is that Raymond Queneau's works are full　of reflections on human misfortune and world's end,and specially significant for Hegel's philosophic thoughts.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刘成富，江苏扬州人，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法语语言文学和国际问题研究 作者：四川外语学院学报重庆37～41J4外国文学研究刘成20042004在当代法国“反文学”作家中，雷蒙·格诺的千奇百怪的文字游戏，异想天开的拼写法以及令人难以理解的俚语黑话在法国文学史中始终是个谜。但不可否认的是，格诺的文学地位十分独特，因为他那独具匠心的作品中处处流露着对人类不幸和世界末日的思考，闪烁着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强烈光芒。文字游戏/哲学/世界末日/word's games/philosophy/world's end基金项目：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研究”(02CWW008)，项目负责人：李凤亮。杨昊成

网载 2013-09-10 20: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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