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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经历了历时性的三次跳跃：文学视野是由社会革命角度转向政治经济学角度再转向社会文化学角度；作品形态是由“车间文学”转向改革文学再转向“社群文学”；人物形象是由革命者转向生产者再转向经济人，又转向社会人。这个过程体认着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的实绩，也积存了与之关涉的经验教训。
　　关 键 词 当代工业文学 三次历时性崛起 历史反思
　　作者简介 樊洛平，女，1956年生，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郑州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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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文学题材相比，工业文学创作的难度颇为众人所默认。或许它同许多题材的创作优势无缘，但工业文学的独特性又绝非别的文学题材所能取代。那种大工业建设主人翁和先进生产力代表所建构的社会形象，现代化流水作业线上的人生流程和劳动特征，都市物质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建设者的时代气魄，以及创造未来工人新世纪的历史使命；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随现代大工业生产确立而出现的工业文学，诞生伊始，便以时代生活的前卫姿态，显示出对社会经济脉向的敏锐感应，和对代表了国家建设原动力的工人群体的最新关注。这样一种文学，它可能由于自身形态的不成熟而几经曲折，却不会永远囿于社会后方，甘当时代文学的落伍者。就当代文坛的历史和现状而言，尽管“五六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工业文学高度，常常受到艺术标尺的衡量与诘问；80年代由改革文学引发的“工业文学热”，也似乎成为历史的记忆；90年代国营企业体制转换中出现的新困境，又令人们一时踌躇；但工业文学这片独特领域，仍旧吸引着那些具有“工厂情结”的作家们。他们无法忘怀共和国大厦脚手架上的普通劳动者，无法割舍自己同工厂生活的血肉联系，无法放弃对未来的工人新世纪的前景瞩望。正因如此，无论工业文学的创作道路如何艰难而寂寞，有志者的前行身影依然执着，鲜明。
　　回眸文坛，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的每一次兴衰演变，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经济发展背景，也显示着文学规律自身运作和文坛互为影响的结果。新中国工业文学的全面启动和初步辉煌是在50年代。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大建设背景与文艺工农兵方向的全面提倡、以及前苏联早期工业文学的影响，都为中国工业文学创作提供了契机。对于战争废墟中诞生的年轻共和国来说，从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积极地把国家引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规定的中心任务。工业文学在此背景上的崛起，并非个体的、分散的创作现象，它首先是以作家群体的聚集与成长、具有时代经典意义的作品涌现为标志的。具体来看，50年代的工业文学在三个向度上保持了发展的态势。
　　第一，老作家对工业生活题材的时代的选择和中长篇工业小说的群体涌现，成为50年代文坛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在“新的题材、新的生活”的时代感召面前，一些经历了战争岁月考验的作家，为大工业生产的前景所吸引，他们告别了原来熟悉的题材领域，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奔赴工业建设第一线，构成了那个时代作家深入生活底层寻找创作源泉的独特景观。从写缫丝女工起步，一直写到水电、机车、钢铁这样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景象的草明，一生以歌颂工人阶级为己任，自1954年到1964年，有着被人传为美谈的与工人群众朝夕相处的“鞍钢十年”。周立波、艾芜、萧军、于敏、罗丹、杜鹏程等知名作家，无论是在火红的钢铁基地，还是在沸腾的矿山，或是在艰苦的铁路工地，都找到了他们的生活根据地，并直接感受到工业生活的新气魄和工人阶级的新风貌。他们或从乡村世界转而涉足工业领域，或从边陲人民的生活传奇转向表现工人新生活，或从战争题材转向工业题材，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献出了第一批思考的果实。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火车头》、《乘风破浪》、罗丹的《风雨的黎明》、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它们共同构成了共和国一部年轻的工业史。这些作品有的以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和恢复生产为题材，有的以新中国的工业起飞、大建设时代的劳动竞赛为内容，创作基调为正面描写和热情讴歌，塑造大公无私、忘我劳动，勇于牺牲精神的工人阶级主人翁形象是其主要任务。小说主题多表现为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先进力量与落后分子的矛盾、公与私的对立、政治挂帅与技术治厂的冲突，作品格局较多地局限在生产方案之争的“车间文学”。
　　获得50年代工业小说经典意义的作品是《百炼成钢》和《乘风破浪》。前者以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为背景，后者以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为背景，它们所表现的中心情节都是大型钢厂的快速炼钢竞赛，所塑造的主人公都是从农村走向大工业生产的具有高度纪律性和主人翁精神的新型工人，所刻画的领导形象多是从战争中走来的工农干部，这种描写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工业战线的景况。所不同的是，《百炼成钢》对主人公秦德贵的塑造，不仅着力于人物英雄性格与爱情困扰的真实人性内容的开掘，而且注重从三个炉长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思想变化来进行对比表现，从而凸现了既炼钢又炼人的深刻主题。《乘风破浪》对李少祥性格的刻画，则更多地侧重了生产过程中的矛盾交织，人物品质的理想化设计；主人公沿着大公无私、冲天干劲的方向“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却鲜能让人看到性格的发展过程和精神世界的真实变化。还必须看到，政治色彩与时尚观念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作家对工业生活真实而完美的表现。《百炼成钢》的结尾，设计了暗藏反革命分子李吉明挑拨是非、制造事故、暗害工人的情节，使内部斗争一变而为阶级斗争，便不大符合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乘风破浪》中那个懂业务、讲科学、有能力、充满事业心却屡遭批评的厂长宋紫峰，倒是一个值得注意和深思的形象。在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的背景下，宋紫峰经过实际计算，反对当时提出的过高的钢铁增产指标，并强调在大型企业中加强发挥行政管理作用和技术人员的作用。但这些都作为宋紫峰的“错误表现”，而被处理成妨碍工人阶级大干快上的对立面。有趣的是，草明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对人物做出了有悖于生活真实的价值判断，并使人物的前后性格塑造发生断裂现象；另一方面，凭借作者在鞍钢多年的生活积累，宋紫峰这个典型形象本身所具有的细节真实和生活魅力，却使他成为我们今天观照50年代后期工业现实和社会风潮的一面历史镜子。总之，以艾芜、草明这些老作家的艺术功力和深入工厂生活的体验来看，风格上朴素清新、平易恬淡的《百炼成钢》，和艺术表现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乘风破浪》，本应成为工业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但历史的、自身的局限，使他们过分强调了投身于轰轰烈烈现实生活的热情，忽略了对现实的理性思考和作家相对独立的人格精神；因而，深厚的艺术功力无法弥补为了照顾政治要求而留下的作品创伤，呕心沥血之作往往留下永远的遗憾。这也是50年代工业小说长篇巨制虽多、杰出作品却少的根本原因。
　　今天看起来，真正体现了这一时期工业小说魅力的作品当是《在和平的日子里》和《风雨的黎明》。杜鹏程小说的成功，首先在于它超越了“车间文学”的格局，大胆揭示了人民内部严峻复杂的现实生活矛盾。作品中开山劈岭的铁路工程队，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中，从新一代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到老一代革命干部和战士，都经受了和平年代里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工程队副队长梁建形象的塑造，勾勒出某些经过战争考验的干部在和平的日子里逐渐蜕变为官僚主义者的最初轨迹。其典型意义，不仅加强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更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工业战线和干部队伍，敲响了一记警钟。同时，作品饱含人生哲理与时代激情的抒写，强烈明快、黑白分明的笔触，以及撼天动地的阳刚之美，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果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是以崇高化、英雄化、典型化的美学追求，在工业前线的风口浪尖上塑造工人群像；《风雨的黎明》便是沿生活化的路子，保留了历史变迁过程中鞍钢工人鲜活的生活画面和原生状态。在罗丹这位并没有得到文坛充分评价的老作家身上，可以说是集中地体现了“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精神。罗丹一生心系鞍钢工人，魂牵梦绕“钢铁的河流”。长篇小说《风雨的黎明》和多年以后创作的续篇《严峻的岁月》，真实地反映了鞍钢在那个“四进四出”战争年代的历史风貌，为鞍钢工人黎明前的风雨人生和解放后的命运转折描绘了一幅生动可感的生活图景。就《风雨的黎明》而言，抓住历史转折点的大视角，作品把鞍钢工人深重的历史苦难与强烈的新生活喜悦交织起来，写出了工人命运的历史变迁；围绕敌我矛盾这条主线，作品虽不编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却透过大量惊心动魄、曲折复杂的生活画面，反映了八路军“一进鞍钢”后工人护厂队与国民党分子的秘密护厂队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凸现出工人阶级在风雨黎明中的觉醒和成长；遵循忠实于生活的创作原则，作品不为时尚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要求所囿，没有一味设计理想化的工人形象，而是坚持从工厂圈里、从生活土壤中发掘人物，写出了既有工人阶级崇高品质，又有个人七情六欲、优长缺失的极富个性化色彩的工人形象。特别是对老工人解年魁的形象刻画，作者不仅突出他善良宽容、纯朴正直的性格，写活了人物具有“鞍钢活字典”的丰富阅历，也反映了中国工人与农民的天然联系，并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文学的激情和美学的思考。其他像血统工人闻长山的刚正不阿、沉郁冷峻，石宝树的幽默风趣、爱凑热闹，徐庆春的率直鲁莽、锋芒毕露，以及工人们与鞍钢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和爱厂如家的浓烈情感，都被表现得栩栩如生，令人历久不忘。对于这部构架恢宏、人物鲜活、有大家风范的作品，茅盾在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中肯定其“文气浩荡，器宇轩昂，瑕不掩瑜”，“在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文学语言这三方面，已经显示了独特的风格”。〔1〕
　　第二，工人作家群的成长与崛起，以“工人写、写工人”的文学方式，给工业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带来了清新质朴的生活气息，成为工农兵文学时代异军突起的一支力量。从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如天津的阿凤，到五六十年代走上文坛的第二代工人作家，诸如上海的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陆俊超，天津的万国儒，王家斌等，都曾崭露头角。这些作家来自工厂基层，阶级情感质朴，生活积累丰富，文化素养虽然不高，但创作勤奋、执着，为工人而歌是他们始终不渝的文学目标。在比较有成绩的作家中，胡万春《特殊性格的人》对企业干部王刚形象的塑造，把来自工厂的“合金刚”性格与业余画家的艺术情操糅合在一起，以极具黑白反差效果又水乳交融的描写，使人物性格棱角鲜明，入木三分。其他像《步高师傅所想到的》、《老八吨》、《一点红在高空中》等作品，在生产竞赛与技术革新中表现工人的热情和智慧，反映新型的工厂人际关系，都以劳动之美和生活新意为读者所喜爱。与胡万春小说的粗犷格调和浓郁色彩不同，以《第一课》、《沙桂英》而被文坛关注的唐克新，善于从生活中探索人物心灵，构想淡远清新，笔调朴实无华。海员工人出身的陆俊超，则以《国际友谊号》、《姐妹船》等小说，为文坛带来热情奔放的“海洋文学”气息。工人文学在五十六年代红火一时，创作的进展与作家的成长是显着的。但从整体上看，工人文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直感的、经验的创作，现实摹写多于生活的体验思考，单纯朴素的表现多于独特的文学性创造，车间文学的格局妨碍了创作视野的开拓。更由于作家文化积累和艺术素养的局限，先天不足和后劲不旺的现象时有发生，单纯凭借直接经验的创作在丰富而复杂的日新月异的工业生活面前，愈来愈显示出它的窘迫；无法超越生活，难以突破自身的局限往往使创作陷入平面徘徊的尴尬。
　　第三，一部分随着共和国新生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家，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和锐利的文学锋芒，敢于正视工厂生活领域中的现实症结和人生问题，表现出工业文学创作的另一种声音。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耿龙祥的《明镜台》、特别是李国文的《改选》，都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工厂生活，表现出干预生活的文学指向。《改选》是李国文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文笔的老练和锋芒的犀利，显得出手不凡。小说中的老工人郝魁山人称“老好”，原是工会基层干部。他为工人谋利益不辞劳苦，深得群众尊敬和拥护；却由于不善于领会上级意图、不喜欢做表面文章而遭到领导排斥。在领导强行取消老郝候选人资格的工会改选大会上，因为工人们仗义执言，老郝终于以最多的票数当选工会干部；却不料掌声通过之际，积劳成疾、心情沉郁的老郝在人群的声浪中静静地死去。小说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揭示了官僚主义者对工厂民主生活的压制和对工人利益的漠视。老郝之死的命运结局，大胆触及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问题，其题材与主题的突破意义显而易见。遗憾的是，李国文这篇小说发表即遭批判，从此被剥夺创作权利，直到20多年后作家重新复出文坛才得以改观。50年代中期青年作家对生活的干预，遭到了反右扩大化运动的政治干预，独辟蹊径的工业文学探索，很快成为昙花一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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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文学于10年浩劫后的再度崛起，是在70年代后期和80 年代前期。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的全面转移，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新的时代选择。这时期，不仅整体的社会景观与工厂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工业文学的创作队伍和文学观念也有很大改观。那些当过工人的作家，由知青转为工人的作家，以新时期工业文学创作主力军的姿态登上文坛，带来了他们辗转于社会底层的侧面的人生体验。工业文学形态也不再像17年时期那样的单纯、独立，它在多种文学思潮奔涌中裹挟而来，由生产劳动观照下的“车间文学”，转变为时代变革观照下的社会文学；由政治视角下的好人好事文学，走向文学视野中的人的文学。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工业文学创作的两种流向：一是高扬改革旋律的工业文学，二是充满人性色彩的工业文学。
　　改革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坛的主旋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功不可没。当文坛还在抚摸伤痕与回眸历史的时候，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乔厂长，已经立下军令状，大刀阔斧地走向工业改革第一线，去修复10年浩劫造成的创伤了。永远以一个工人的秘书自居的蒋子龙，自觉地选取“工人本色”作为艺术底色和基调，在塑造他的“开拓者家族”系列小说的时候，“力图以工业战线为背景，把人物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舞台上，写人物的精神生活、经济生活，也不回避政治生活”。〔2 〕由于这种全方位的观照视角，“文起当代工业题材之衰”的蒋子龙，首先具有了一种开拓者的先驱风范。与以往的工业小说相比，同样写工厂写工人，蒋子龙彻底跳出了“车间文学”的框架。他避开了好人好事、能工巧匠的传统工人形象塑造，摆脱了“方案之争、路线之争”的缠绕，更多地思考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特别是大动荡、大变革时代人的精神面貌。由此，蒋子龙改变了传统的工厂文学形态，创造了充满现代变革意识的全景性社会文学，这是他对当代工业文学具有突破意义的贡献。
　　继《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反映工业战线改革的小说纷纷问世。直面现实人生、揭橥“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塑造时代改革者的形象，成为这类小说的共性特征。从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丁猛（柯云路、雪柯《三千万》）、梁霄（吕雷《火红的云霞》）这样的铁腕改革家，到杨林（柯云路、雪柯《耿耿难眠》）、车蓬宽（蒋子龙《开拓者》）、郑子云（张洁《沉重的翅膀》）这种深谙改革的领导艺术、性格刚柔相济的时代弄潮儿；从被反改革势力推向绝境以自我毁灭来警觉世人的悲剧英雄傅连山（水运宪《祸起萧墙》），到与时代应运而生的年轻改革者许英杰（陈冲《厂长今年二十六》），形形色色的工业改革者群像，为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时代光彩。在发掘现实矛盾的深刻，表现改革生活的广阔方面，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新时期近距离反映工业改革的第一部长篇。由普通工人到各级工业干部，自城市大中型企业到重工业部，围绕工业经济体制改革中革新与保守两种势力的斗争，透过社会改革特别是人的改革的迫切问题，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改革翅膀的沉重，四化步伐的艰难。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以廉价的乐观主义写改革的一往无前，也不以流行的性格配方塑造改革家形象，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构成它观照生活和人物的新角度。同时，澎湃的激情与过多的议论，社会学角度的生活现象再现，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哲理锋芒，但也损伤了作品的文学性。另一部没有更多为文坛评价的长篇小说《天堂之门》（王力雄着），倒是带来了工业小说强烈的现代气息和诗意魅力。作品中，以苏炬为代表的计算机组在现代化汽车制造城推进计算机企业管理的改革主线，与年轻的考古队员凌海燕到磐魔山寻找古代佛窟无头国的副线相交织，故事情节曲折新颖，象征手法寓意深邃，激情抒发令人振奋，诗情、哲理、灵气的涌动，历史、神话、传说的融入，增加了作品的文学张力。尤其是大工业生产线的宏伟气势和快节奏的生活热浪冲击，充满前卫意义的大型计算机工程的技术革命，还有走在工业新世纪前沿的青年改革者群像，都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审美感受。
　　另一类充满人性色彩的工业小说，侧重于从多种角度写工厂人生，刻画追求真善美性格的工人形象，凸现反世俗、反传统的主题，注意张扬主人公的自我个性和独立人格。从普通人的角度来写工人的社会存在，这种工业题材作品更具有一种平民意识。知青出身的普通女工何婵，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幼儿艰难谋生，爱厂之情和向善之心却丝毫未被污染。底层女工粗糙生活中坚韧的精神毅力，苦涩而温馨的人生情调，都令人难以忘怀（孔捷生《普通女工》）。其他像达理的《无声的雨丝》、陈建功的《丹凤眼》、郑万隆的《年轻的朋友》、陈国凯的《工厂女工》、谭谈的《山道弯弯》等作品，或在爱情选择上表现出煤矿工人的反世俗力量，或在庸俗、邪恶的环境势力面前张扬了青年女工的抗争精神，或在等级森严的大家庭格局中坚持着水暖女工的自尊自强。总之，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和对美好人性的追求，构成他们不同于17年时期工人形象的性格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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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80 年代前期的工业文学总体置身于意识形态中心的语境之中，社会的政治文化批判和现实变革成为主要色彩；那么，90年代中期以来的工业文学，则进入了商品经济语境下的创作。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早期的生产管理方式改革到目前的国营企业经济体制转轨，国营工厂的前景、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命运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改革全面冲击社会生活的背景上，以谈歌、刘醒龙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敏锐地意识到社会转型期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重大问题，抓住最佳时机重振工业文学，创造了面向工人群体的“社群文学”。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天下大事》、《雪崩》、《车间》，关仁山的《破产》、刘醒龙的《寂寞歌唱》、李佩甫的《学习微笑》、李肇正的《工人》、萧克凡的《最后一个工人》、隆振标的《卖厂》、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作品接踵而来，构成90年代工业小说的新气象。从《乔厂长上任记》到《大厂》，工业战线改革的演变轨迹清晰可见，改革文学的传统一脉相承。但前者主要解释工厂应该如何改革，厂长们怎样以大刀阔斧的铁腕实施着改革方案，而且卓有成效；后者则侧重于揭示出必须改革而且改革有希望的人性力量，写厂长们在艰难困厄中苦苦支撑企业的改革，工人们在生存压力和精神困惑中坚持着人生自救。它不专注于揭示个人或某个家庭的悲欢，作家关心的是一个工厂、一个大的社会组织的运行状态，往往从工人社群所面对的共同挑战入手，去切近社会问题，对群体性生存现实做出艺术概括。这类作品淡化了在改革问题上的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着力于表现分享艰难的总主题。具体创作方面，它是在三个层面上依次推进的：写现实困境，写困境中的突围，写困境突围中的人格力量、人生调适与新的伦理道德选择。
　　首先，这类作品是以充满忧患意识的当下关怀精神，对经济转型期工人的生存境遇投注了热切、焦灼的目光。它勇敢地触及了当前工业改革中的“雷区”，不粉饰，不回避，不削平，不淡化现实生活的矛盾，多角度地揭示了大中型企业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企业负债经营，生产连年亏损，工资数月拖欠，工厂破产被兼并，工人生存境遇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时代的物欲膨胀，多元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不正之风的无孔不入，令企业改革者的境遇清醒而尴尬。作品没有孤立地写工厂，而是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将生活中日益突出的金钱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欲、恶的手段与善的目的之间的矛盾，以生活自身的形式，以更加社会学的方式，触目惊心地展示出来。《大厂》中的吕建国厂长，为了全厂工人的利益，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妥协，去解脱一个因嫖娼被抓、却又维系着全厂产品订单的客户；《车间》中的车间主任乔亮，为给见义勇为受伤的底层工人讨个公道，不得不违心地四处托人，宴请记者。这些来自工人的普通干部，用了各种不够崇高的世俗方法来为工人群体贡献一份责任。其中的感慨、苦涩与无奈，成为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别样滋味。
　　其次，《大厂》等作品没有一味停留于困境的揭示，它更体现了厂长与工人共赴时代艰难的人格力量。在工厂无法报销医疗费的窘境中，党委书记和厂长带头捐钱捐物为老工人章荣治病；早就要调走的总工程师袁家杰卖掉自己多年研制的专利，为厂子解危济困（《大厂》）；红旗厂的老韩书记病逝前留下遗嘱，不给厂里增加任何麻烦，并将生前仅存的三千元，补贴给工伤致残的工人；面对环宇厂的兼并，厂长吕建国是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自我牺牲精神，为工人们生存出路奔走呼吁《〈大厂〉续篇》；老劳模宋师傅卖给有病大款一个肾，换来20万元帮助厂子走出困境（《卖厂》）；下岗女工金妹身患癌症，却始终心系工厂，独立承担人生艰难（《女工》）；所有这一切，工人阶级在企业主人翁地位受到挑战的境遇中，仍然以改革为重，爱厂如家，共赴艰难，他们的形象也就具有一种特别的崇高力量和壮烈感。改革开放的前景无疑是光明的，而深化改革过程中的阵痛和代价也是巨大的；新的企业经营体制的确立和辉煌，是以传统工业悲壮的“断腕”作为前提；而如何在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维护国有产权的前提下实现改革，则是企业经营体制转换中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大厂》这类小说告诉人们：在分享改革成果之前，有一个更为漫长的分享艰难的过程；只有意识到历史前进的代价，社会变革的艰难，与时代与工厂共赴艰难，坚持困境突围，寻求自救、重建与再生之路，工人们的不懈抗争才显得悲壮并具有意义。90年代工业小说的深刻之处即在于此。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这类小说较多地停留在生活表象的描写，停留在形而下的展示，对人的境况和人的发展也就缺乏形而上的思索，少了一种超越世俗关怀的力量；又由于它们喜欢把目光集中于形形色色的问题，千头万绪的事件纷纭而来，甚至淹没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的艺术生命也受到损伤，少了一种饱满的文学性。如此弊端如果不引起作家的警觉，90年代的工业文学很可能会成为新的“问题小说”的翻版。在当前工业小说创作的继续升温中，刘醒龙的《寂寞歌唱》、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周绍义的《黑白》、韩起的《水焚》等长篇小说，对上述创作弊端开始有所反思，并呈现出文学视角的深化态势。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上，能留下多少经得起岁月淘洗的工业文学经典之作；艺术表现的创新与相对成熟的工业文学形态怎样才能得以完美的结合，这将是作家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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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50年代到90年代， 工业文学在三次崛起中完成了创作的“三级跳”：文学视野由社会革命角度——政治经济学角度——社会文化学角度；作品形态由“车间文学”——改革文学——“社群文学”；人物形象也发生了由革命者——生产者——经济人——社会人的演变。工业文学在描画自己运行轨迹、展示创作实绩的同时，也提示了值得反思的历史教训和创作的误区。
　　在当代中国文坛，工业文学创作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这不能不归因于当代作家队伍虽然壮阔，但还缺乏一支真正受过大工业乳汁哺育的，具有鲜明工业意识的创作生力军。如果说，17年时期工业文学的误区，一是受到社会政治要求的制约，先行的主题观念和人物塑造模式导致了某种公式化倾向的出现；二是受到作家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力的局限，难以产生那种既表现出大工业宏伟气魄、又洞悉工人群体深层心理和独特性格的精品；那么，新时期的工业文学误区，则更多地在于作家们还缺乏那种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高度敏感和倾心于工业文学创作的痴迷精神，在于作家们还不真正了解现代科技生产，不完全熟悉充满生活底蕴的工业环境，不善于更好地发现、感受、描摹、传达大工业的雄伟之美，劳动和劳动者的创造之美。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再像草明、艾芜、罗丹那样，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工矿底层，打一口生活的深井；而是更像浮在文学海洋水面上的油珠，哪里有喧嚣、热闹的新潮头，便飘向那里红火一阵。也就是说，生活积累、思想功力和艺术造诣不同程度的缺席，使作家们在思想解放、创作自由的改革开放时代，反倒未能奉献出几部具有新时期经典意义的工业文学作品，更不要说那种反映中国工业百年发展史和描摹当代商品经济社会全景的史诗性巨着了。在工业生产剧烈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今天，在工业体制改革成为城市重大变革课题的当下社会，在经济转型、工人命运发生重要变迁的时代，我们的作家还不能充分驾驭工业生活题材，表达出工业文明带给人的复杂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工业文学创作的雄风重振，寄希望于改革深化、经济腾飞之后的工人新世纪的诞生，更在于作家们的执着耕耘和独特创造。其一，要真正改变以往工业文学那种只见车间工厂不见人的创作模式，关键在于人性的观照。无论把工厂作为小环境还是大背景，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着的人始终是中心角色，他们在特定境遇中的人生方式、思想性格、命运悲欢、七情六欲始终是人物形象鲜活的血肉；如何从工业生活视角窥视工人群体的心灵，发掘他们身为社会角色和工业角色的异同点，表现他们的群体特征和个性差异，反映他们之间多重的人际关系纽带，应该成为作家们费心琢磨和艺术创造的重头戏。其二，要设法克服工业文学创作单薄、狭窄、清浅的弊病，应该考虑从开发工业文化意识入手，为创作注入丰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工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农业文化相脱离而形成的自身特点与历史传统，当代先进工人代表创造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为中国工业文化注入的新鲜活力，改革开放时代的工业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多元碰撞，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文化特色，现代社会的企业文化精神，都为工业人物的文化生存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关注到这一点，将会改变工业文学的传统思维方式，有利于工业文学新视野的开拓。其三，要改变工业文学作品枯燥、单调、生硬的印象，还在于加强生活功力和艺术功力的锤炼，充分领略大工业的气度、神韵和诗情，由此表现出工业文学的魄力。事实上，工业文学不能回避工厂、车间、矿山、基地，这些工业环境也一样充满诗意；更有那工人群体在劳动中焕发的人性之光，在大工业生产中创造的生活激情，以及他们与工厂无法割舍的情感联系和命运扭结，都进一步吸引着我们的作家，以心，以情，以鲜活的艺术描摹，以独特的美学追求，来传达出工业文学的原生状态和真实魅力。
　　任重而道远的工业文学创作，我们期待着你的再度辉煌。
　　注释：
　　〔1〕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 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见《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第81页，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编，1960年。
　　〔2〕蒋子龙：《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后记》， 花城出版社1982年5月版。
　　收稿日期：1997—05—25
　　 （责任编辑 杜田材）＊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7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樊洛平19971997 作者：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7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樊洛平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0: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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