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花鼓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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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为汉调二黄,习称“土二黄”、“山二黄”、“靠山黄”,或“二黄戏”。又因它是在汉水流域由西皮、二黄结合形成,故又多称“汉调”。解放初期,为与皮黄系统各剧种通用名称相统一,在安康地区又有“陕西汉剧”之称。

  汉调二黄,是陕南地区仅次于南路秦腔(即汉调桄桄)的大型剧种。音乐唱腔,与皮黄系统各剧种基本相同,以“西皮”和“二黄”两种声腔为主干,帮与京剧接近。其二黄由来,在陕西省有各种说法,皆与湖北“黄岗”说、江西“宜黄”说、安徽“石牌”说不合,而与陕西直接关系。据安康汉调艺人世代流传,都说二黄是在本地土调“黄腔”基础上受南北曲与兄弟剧种的影响发展演变而成。而所谓“黄腔”,在陕南三共本属“出格”、“变调”之意。如此,则“二黄”也许是西秦腔在陕需的“变调”之意。在汉水流域,旧有“一清二黄三月(两湖写作“越”)调,梆子跟上胡吵闹“之说。二黄名称或与此相应。至于有人写“黄”为“簧”,是否因原来曾用笛和唢呐伴奏,尚待查考决定。清代威阳刘古愚、蒲城张东白、民国时富平王绍猷、乾县范紫东等前代学考,相继考察,同谓二黄乃“秦声吹腔古调新声”。这种说法是有它的道理的。它与“西皮调”东传的时间,虽然有先有后,但其渊源则同属早期“陇东调”、“西秦腔”在江汉流域的分支,与现称的梆子秦腔同源异流,以致在清朝中叶秦腔艺人、汉调艺人与微调艺人先后同台,才成为可能,也因此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一剧种。 汉调二黄向以木偶、皮影与人演大戏三种形式在民间流传。流行区域,以秦地为主,延至甘、鄂、豫、川等省。就现在所知,仅在陕西的的活动范围,计达三十余县。按其区域,可分四路:一、商、镇一路,以商县、龙驹寨、山阳、镇安为中心,流行于洛南、商南、及豫西、陕东部分县域;二、安康一路,以安康、紫阳为中心,流行于洵阳、白河、石泉、汉阳、宁陕、佛坪、镇坪、岚皋等县域;三、汉中一路,以西乡、南郑、镇巴、汉中为中心,流行于城固、勉县及甘南、川北一带;四、关中一路,以西安、三原、泾阳为中心,流行于富平、咸阳、凤翔、户县、临潼、蓝田一带。二黄戏的这些活动据点,多属当时的水陆码头或商业重镇。随着商业贸易的兴衰变化,二黄戏也因之呈现出荣枯更替的状况。

  汉调二黄在陕西的班社遗迹,因明、清两代战争破坏,已难查寻。据说安康县东神河沟王爷庙碑有明正德(武宗朱厚照,1506―1521年)或明永乐(成祖朱棣,1404-1424年)皇帝于此看过二黄戏的记载,只因庙毁碑失,亦难证实。惟知紫阳蒿坪乐楼曾有清乾隆二黄班社的题名墨迹。嘉庆道光时班社有汉中的汉荣班、西多仁丰班、城固宜太班。咸丰初年更有杨金年、范仁保等名艺人分别在西乡、安康二地设科授徒,先后培养出“洪、来、”、“永、清”、“吉、寿”、“天、久”等辈艺人。随着这批艺人到处呈献技艺,二黄班社遍布川、陕两地。其中知名者如咸丰年的裕太、鼎太,同治年的仁太、瑞仁等班。这些班社散布各地,因地方主意与师承关系的不同,又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流派。安康派擅于文戏,通用“紫阳幽雅绵软,吐字吟泳多带川味;商洛派擅于功别样腾跃,以武戏见长;关中派注重唱、做、表演细腻,唱腔豪放。虽然特色各异,而其基本风格仍然相同。各代班(社)中,先后培养出了不少颇有成就的艺人。如道光年间查来松以生、末擅长,在川北曾获“戏状元”之称。屈来寿擅于净角,多演神戏,曾有“活灵官”之称。刘久强以生、未见长,在川、滇等地也颇有声誉。清末的姚彩盛、赵清平、董兴平,民国中期的邢大伦、杨大钧,民国后期的山鸣岐、刘鸣祥等也驰名遐迩。这些班社和名艺人,对汉调二黄的发展和延续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前后,汉调二黄一度衰落。建国初期,党和政府组织失散艺人,分别在安康、商洛、汉中、西安、成阳等 地设立一批专业剧团,在随团培养青年艺徒的同时,又在省戏校设立了汉剧班,所有这些团体,在“文化革命”中几乎损失殆尽。唯一存在的安康汉剧团,也摇摇欲坠。打倒“四人帮”后,才又在安康、汉中、商洛三地陆续恢复了一批专业剧团,使汉高二黄重现复兴景象。

  汉调二黄的剧目丰富多彩,在艺人中久有“唐三千、宋八百、野外史传数不得”之称。除了衰落期间大量遗失以外,仅现所知有传统剧目一千四、五百本之多。其中抄录存本者达九百三十七个整体戏和折子戏。取材范围从上古传说到明清故事,活象是一部“中国通史演义”。对于如此浩繁的剧目,艺人习惯谦称“三本半戏”,即“封神”、“列国”(八十余本)“一本”,秦、汉、三国(约一百二十多本)“一本”,隋唐至明清“一本”(包括四百多个本、折)。艺术风格上,喜剧与悲剧兼备,文戏与武戏并重,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为主,整本与连台颇多。尤以文戏的唱词繁、本头大、行当全为其特色。其中《炼石补天》、《曹刿论战》、《征北海》、《进妹喜》、《黑逼宫》、《尝百草》、《女界牌》、《有莘三聘贤》等二百多个剧目,为陕西二黄所独有的罕见剧目。从声腔着眼,陕西的西皮剧目要比武汉地区所占比例更重。建国以来,先后改编移植了《穷人恨》、《红娘子》、《北京四十天》等二百多个本、折戏,并创作演出了《红珍珠》等一批现代戏,给二黄剧种增添了一批新财富。 汉调二黄的行当,分为十大行;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老、十杂。嗓音运用上,四旦、八贴用假音(小嗓),其余各角用本嗓,即一末、九老用“苍音”,二净、六外用“虎音”,三生、十杂用正音,五丑、七小用尖音(细音)。舞台表演,向以细腻精到、认真传神为观众所赞赏。它讲究创造角色,要求把握人物性格与身份、情态,做到含情入理。《打龙棚》中郑子明、《二虎山》中王英等角,唱角、行腔皆须在乐器伴奏下边歌边舞,唱、做结合,以充分表现其特定性格与内在感情。其次,讲求按照所写地理环境与人物籍贯,准确使用方言、土音,往生育一个名角须习数省口音。如《三搜府》、《法门寺》须讲北京话,《渔舟记》得说湖北话,《张松献图》得说四川话,《打龙棚》得说晋中话。借此以增强故事的地方色彩或人物的某些特征。再者,讲求分析角色,猜度心理,注重在表演动作中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与精神面貌。如赵清平所饰《失街亭》中孔明,在察看王平所送扎营地图时,就经过了“粗看”、“细盯”、“惊恐”、“平静”、“沉思”、“深虑”几个神情变化的层次,才用一个唱段把此时此地颇为复杂的内心活动和盘托出。然后,当机立断,一面遣送图人回营报信,一面布置迎敌措施。如此,便深刻细致地把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二黄的这一在演唱上的深刻认真和生动细腻的艺术传统,对于梆子秦腔亦有影响。 在脸谱勾画上,二黄各路亦别具特色。安康派讲求笔调细致大方,敷色匀称、鲜明;洛镇派讲求“直线要直,圆线得圆,白的一大片,黑的一条线”。原存脸谱有名有姓,一人一戏者,约计四百幅。类型大致有三块瓦、十字脸、吊膛脸、麦子脸、旋转脸、豹子脸、阴阳脸等十余种。许多脸谱勾有动物、植物、星辰、兵器、文字、图案以及宗教标志。其中赵匡胤、闻太师、包文正、关公、张飞等等人物随着年龄、时间、环境与遭遇的不同,在脸谱勾法上也相应有各种变化。即使同一人物在不同戏中,亦按其特定情景 构图、敷色诸方面各有讲究。可见其细致、传神。

  二黄音乐唱腔属板腔形式。其曲调简朴中存幽雅,婉转中有激昂,旋律注重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吐字讲求尖团分明,而且要求达到清亮准确、字正腔圆和满腔满调。其二黄调的主弦胡琴用“5――2弦”。板式有[导板]([慢三眼])、[原板]([一字])、[碰板]、[滚板]、[反二黄]([阴板])等十余种。腔类有“回龙”、“四柱”、“流里表”、“板头”、“麻鞋底”、“幽冥钟”、“梅花题”等十余种。宜于表现低沉、怨愤一类的情绪,多用于正剧、悲剧的演唱。西皮调的主弦用“6――3”弦。板式有[导板]、[一字]、[二流]、[摇板]、[散板]、[反西皮]等十余种,腔类有“流里表”、“二凡”、“九眼半”、“麻鞋底”、“灯笼挂”、“黄龙滚”、“八车子”、“四不沾”等十余种。擅于表现豪爽、欢快一类的情绪,多用于喜乐气氛或愉快热烈的场面。而在实际应用中,却又因人物性格、身分、环境、情绪的不同,两种唱腔又往往灵活处理,甚至有上半句“二黄”下半句“西皮”的特殊唱法。还有其它一些杂调,与西皮、二黄相配合,以供描绘人物或敷陈场景。至于弦丝、唢呐、曲牌,据知原有四百多种,留传下来的仅只一百四、五十种。伴奏乐器,文场有京胡(软吊)、二胡、月琴、三弦、笛子、唢呐等,武场有鼓、板、道锣、二五子、喇叭、马锣等。建国以后,乐队由原有六人扩大到十人以上,吸收了其它一些乐器与京胡拉法,使二黄音乐有所发展。 汉调二黄近年来开始呈现兴盛景象。恢复一批专业剧团和上演剧目的同时,安康、汉中、商洛、西安等地相继出现了专业或业余的研究团体。在“二黄研究会”带动下,一些二黄爱好者,正将它列为自己的研究项目,这又将推进二黄剧的发展和提高。

文章出处:中华五千年网 (www.zh5000.com)

网载 2013-09-10 20: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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