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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崇德

　　从清初至18世纪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的一百年间，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既有清王朝，也有边疆民族政权，多种政权和多种制度并存，相互之间既有吸收、融合又有排斥和对抗，除了准噶尔与清朝对抗时间较长外，其它基本都处于和平交往的状态中， 这种长时间的多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为各民族和各民族政权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版图奠定的稳定性提供了时间的保证。

一、关于准噶尔政权

　　谈论“统一”，自然要提到“分裂”，何为分裂，也有加以区别的必要。分裂是对统一而言的，如果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分裂。已经统一了的政权变成几个， 或原来属于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以称为分裂。 但从来就存在的，不属于该政权的地区或政权就谈不上是什么分裂。此外，分裂状态与分裂祖国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分裂状态又可以称为割据状态。统一，就是变分裂状态或割据状态为一统。而分裂祖国或分裂国家则不是一般的分裂行为，其性质已经完全转变。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应当定其为分裂，所建立的政权应称为分裂政权，因为它是从清朝分裂出来的政权，破坏了清朝的统一局面，给国家造成了混乱和灾难。在清代历史上，争议最多的是准噶尔政权，许多学者认为准噶尔与沙俄建立联系，对抗清朝的统一，是分裂国家的行为，应属于分裂政权。我们不同意这一说法，本文认为：

　　1，准噶尔部的诞生。准噶尔部原是四卫拉特诸部中的绰罗斯部，和硕特顾实汗率卫拉特诸部进兵青藏高原时，兵分左右翼，绰罗斯、杜尔伯特等为左翼，因而又称准噶尔（juungar，ZHUNG GA ER 为托忒文左翼、左手的意思，汉文音译写作准噶尔）。绰罗斯等部返回天山北路后，（时间大约在1639年）即以准噶尔为其部落名。1640年，卫拉特各部和喀尔喀蒙古诸部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在塔尔巴哈台召开联合会议，准噶尔部落的称呼正式出现联盟会议上。1640年以后，在巴图尔浑台吉的治理下，准噶尔部逐步发展起来。因此，准噶尔政权的诞生，并不是从别的部落或王朝分裂出来的，而是蒙元时期的我国史籍记载的部族“斡亦剌”―明代的“瓦剌”―明末的“卫拉特”中逐步演变、发展的绰罗斯部，后改称准噶尔。

　　2，准噶尔部的政治目标。准噶尔部是在噶尔丹统辖时期崛起的，噶尔丹幼年赴西藏学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喇嘛忠实的弟子。1671年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天山北路准噶尔游牧地，以恢复蒙古帝国为其政治目标，并把这一政治理想和达赖喇嘛黄教派的宗教事业结合起来。噶尔丹首先击败了同盟者和硕特部鄂齐尔图车臣汗，统一了天山北路的卫拉特诸部，得到达赖五世赐予的“丹津博硕克图汗”称号。尔后，利用天山南路“回疆”的教派之争征服南疆，17世纪80年代开始，噶尔丹率兵连年西征，征伐哈萨克、布鲁特、布哈拉、诺盖、安集延等部，准噶尔军一直深入到费尔干纳。18世纪上半叶，准噶尔部统一了天山南北，占据了中亚大部分地区，达到准噶尔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这也就是汉籍史书中所说的“恃其强，侮诸卫拉特” 。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出准噶尔政权的政治目标：首先统一诸卫拉特―其交征服天山南北和中亚诸部―再一统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最终与清朝争夺中原，恢复蒙元对全国的统治。对此，清人梁份在《西陲今略》中曾明确指出，噶尔丹征服中亚，出兵漠北及与清朝对抗的目的是“并吞四级，窥伺中原“。     

　　3，准噶尔与清朝的关系。准噶尔部自巴图尔浑台吉开始即与清朝建立通使关系，顺治三年（1646年）准噶尔等卫拉特23名王公台吉联名向清朝遣使通好。噶尔丹时期，准噶尔“请示准照常遣使进贡” 。清准对抗数十年，而贡使关系却从未中断。如何看待准噶尔与清朝关系的性质呢？这是国家尚未全部统一时期，两个政权之间的关系。清王朝入主中原，已经取得了对全国的统治地位，准噶尔保持遣使进贡，就是对清朝入主中原的承认和支持。准噶尔与清朝对抗，并不是为了分裂国家，而是要推翻清朝，取而代之。

　　在判定准噶尔政权性质时，准噶尔与沙俄的关系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准噶尔政权的批评者曾指出这样几个问题：其一，准噶尔与沙俄勾结问题；其二，17世纪80年代的俄、准联合军事行动问题；其三，噶尔丹、阿睦尔撒纳与俄国的关系：

　　其一，自巴图尔浑台吉开始，准噶尔部与俄国也建立了通使关系，据俄国史料统计：“俄国当局和准噶尔汗国之间频繁地互派使团，是巴图尔浑台吉执政年代一件突出的事情。史料中保存有关三十三个外交使团的可靠资料，其中有巴图尔浑台吉亲自派和直接派到他本人那里来的不下十几个”。巴图尔浑台吉之后，准噶尔政权的继任者僧格、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和达瓦齐等一直与俄国保持着通使关系。梁份称准噶尔“北通好与俄罗斯”。我们认为，在清朝尚未实现全国的“大一统”，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之前，边疆民族政权、部落与邻国、邻部建立联系是正常的。卫拉特诸部与邻国、邻部有较多的贸易和通使关系；西藏地方政府与邻国、邻部也一直保持着贸易和通使的往来。准噶尔游牧地北邻俄罗斯，与俄国发生通使关系是正常的，不能仅仅根据双方遣使频繁与否这种表面现象，而简单地判定是非。沙皇俄国与准噶尔人接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即“极力通过和平手段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为俄国的臣民，把从属于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替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属民，并把他们的地区变成俄国的领土。”俄国曾企图把与准噶尔部的通使变为“臣服”和“朝贡”，最终实现其扩张的目的。

　　准噶尔部对俄国，既进行友好通使，又对他们的侵略、扩张意图有所认识。尤其应该给以肯定的是，准噶尔部历代统治者，从未“臣服”于俄罗斯，也从未把任何一块土地割让给俄国。自巴图尔珲台吉开始，准噶尔人就坚决地反击入侵者。巴图尔珲台吉时期，沙俄入侵激怒了准噶尔人，准噶尔部出兵反击入侵者，俄准关系一度紧张。英国学者巴德利在其《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中说：“早在1647年，巴图尔珲台吉就以火和剑威胁西伯利亚诸边境城市。”僧格执政时期，准噶尔人继续反抗沙俄的入侵。策妄阿拉布坦父子执政时期，正是俄国对外扩张发展到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历史时期。俄国势力向南扩张，矛头指向我国西北领土，即准噶尔的游牧地，企图以此打开缺口，实行其殖民扩张的目的。自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七年（1713年至1742年），策妄父子率准噶尔人民，以古老的刀剑弓矛向沙俄的炮火抗争，反击侵略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10月），准噶尔军在驱逐侵略者的亚梅什湖战役中击败俄军，俄军损失将近3000人，数百名官兵被俘。乾隆七年（1742年），噶尔丹策零派使团到俄国，向俄国政府明确阐述了准噶尔的边界界址，要求俄国必须撤除在准噶尔土地上的修建的要塞、驻兵。在研究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前的一个世纪的准俄关系时，既要看到准噶尔与俄国之间发生的通使关系，也要看到准噶尔政权反抗沙俄入侵，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重要贡献。准噶尔积极调整与俄国的和平贸易关系，是正常的，其维护民族尊严和主权，抗击俄国政府对我国西北领土的侵扰、蚕食和吞并，以牺牲无数人的生命，换取了我国西北边陲的稳定和疆域的完整是应该肯定的。

　　其二，17世纪80年代的俄、准联合军事行动问题。在否定准噶尔政权的问题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噶尔丹与沙俄勾结，俄准联合军事行动。康熙朝，噶尔丹统治准噶尔时期，噶尔丹为了实现统一蒙古的事业，为了与清廷争夺对喀尔喀蒙古的的控制权，积极与俄国联络，企图利用俄清之间的矛盾，把俄国作为其与清朝对抗的王牌。俄国使团戈洛文抓住时机于1688年元月“给外务衙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的想法”。噶尔丹于同年底派特使去伊尔库茨克会见戈洛文说：“噶尔丹与俄国建立盟约，同抗公敌，看来是良机”。尔后，在俄国当局的诱惑下，噶尔丹越来越接近俄国，同意正式结盟。并在清朝与俄国准备进行边界谈判之际，出兵打击了喀尔喀蒙古。噶尔丹配合俄国，采取的联合军事行动，客观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使清廷在尼布楚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考虑喀尔喀的现状，而对沙俄作出适当让步。另一方面，俄国军队利用喀尔喀蒙古被准噶尔军击败，腹背受敌的时机，屠杀希洛克河一带的蒙古牧民，使蒙古牧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噶尔丹与俄国勾结，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从准噶尔部的发展史上来看，其某些首领，被沙俄利用，犯下了勾结外国势力，攻打自己蒙古同胞的重大过错，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判定准噶尔是分裂祖国政权的依据，准噶尔部在一百年间抗击沙俄入侵，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功绩是主要的。

　　其三，噶尔丹、阿睦尔撒纳与俄国的关系。如上所述，噶尔丹想利用俄国的力量以实现其统治整个蒙古，进而实现与清朝争夺中原的目的，反而被俄国利用，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并不能以此将噶尔丹定为民族分裂人物。首先，噶尔丹没有向俄国出卖领土，奉送属民。噶尔丹曾说过：“倘若沙皇陛下有意在这里（指雅克萨―引者）重建城堡，博硕克图汗愿将这片土地让给陛下” 。这是噶尔丹以土地作交易丧失原则的话，后来，噶尔丹在与俄国交涉时又说：“贵方在涅尔琴斯克与博格德汗（指康熙皇帝―引者）划分了土地，先前有博格德汗的军队在，而这片土地是蒙古的，不是博格德汗的现在蒙古的土地由我们管辖，希望沙皇处理这件事情时也同我们商量”。噶尔丹又提出不再把这片土地让给俄国，显然，噶尔丹在领土问题上前后不一的说法，不负责任的许诺只不过是暂时有求于俄国的一种权宜之计。其次，噶尔丹在与清朝的对抗中，曾要求俄国支持他“兵员、火药、弹铅和火炮”。虽然这些愿望未能实现，但噶尔丹求援于俄罗斯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使这样，也不能说明噶尔丹投靠，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当时，俄国提出，要噶尔丹臣服归顺俄国，要他一切行动告知“全权大使及沙皇陛下所属各城堡”，“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才愿意援助噶尔丹”。噶尔丹只是同意以平等的地位与俄国交涉，拒绝以归顺俄国为援助的条件。不但如此，噶尔丹屡次出兵收回被俄国夺去的蒙古属民，直至1696年，还“宣布攻打俄国一个不着名的防御工事”。如何评价噶尔丹的一生，本文同意马大正先生所作的结论：“噶尔丹在政治上不是庸才，军事上也颇有建树，他以10年戎马生涯，东征西伐，战绩显着；他纵横捭阖，深谋老练，一时成为我国北方草原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领导下的准噶尔汗国也成为17世纪下半叶我国政治舞台上的强大力量。噶尔丹还忠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原则，直至身临绝境，不求瓦全，宁可玉碎，也不接受清王朝的投降，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可贵气节。从这一意义上讲，噶尔丹不愧是蒙古族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噶尔丹失败了，……最可悲的是噶尔丹与俄国交往的政治、外交实践的失败。噶尔丹本想借俄国力量达到自己与清王朝抗争的目的，但却被俄国利用……，噶尔丹的失败，从根本上说，他的行动违背了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和巩固的历史潮流，到头来不免走上覆灭的命运。从这一意义上说，噶尔丹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至于阿睦尔撒纳，有人称他是“蒙古反清运动的活动家”。阿睦尔撒纳显然不能和噶尔丹相提并论。阿睦尔撒纳隐藏着分裂割据的野心，乾隆十九年（1754年）阿睦尔撒纳在与达瓦齐争斗失败后，投归清朝，阿睦尔撒纳意欲利用清朝的兵力消灭政敌达瓦齐。正如《皇朝藩部要略》所分析的那样：阿睦尔撒纳“假手大兵（即清军―引者），灭准噶尔后，以己为浑台吉，总管四卫拉特”。

　　乾隆二十年（1755年），阿睦尔撒纳被乾隆帝封授定边左副将军率北路兵，指挥平定准噶尔的战役。达瓦齐被平定后，阿睦尔撒纳暴露了其作“四部台吉，专制西域”的野心。阿睦尔撒纳的阴谋不能得逞，遂公开反清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阿睦尔撒纳兵败逃往俄国，同年九月，身患天花病死。十分清楚，阿睦尔撒纳不是什么“蒙古反清运动的活动家”。

网载 2013-09-10 20:5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