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有人曾戏说：西方人看中国是用显微镜，中国人看西方是用放大镜．在文化优越与文化自卑的心理阴影下，人们不可能清醒冷静地认识和对待外部世界．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中国和西方曾有一次彼此公平看待对方的机会，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访华使团，希望用贸易敲开我们这个富庶的东方古国的大门．那时的英国人还没有后来的狂妄与放肆，他们带着新奇而来，却满载失望而归．有一个随团画师亚历山大，画下了他见到的帝国景象，并像当年的马可波罗一样，把他的对帝国的直观印象传给西方．但是马可波罗传播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而亚历山大讲述的却是帝国在世界文明中的没落，或许这就是英国人狂妄的开始． 在上一主题中,亚历山大描绘了中国军事,这一组图片将会反映当时中国的刑罚.
图片名称：穿耳刑 年代：１７９３年 尺寸：纵16厘米 横23厘米 画家原说明：“中国的刑罚里，有一种是用尖锐之物刺耳之刑。图中所绘，是一个冒犯了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中国人，在被判打五十大板后，又立刻受到加刑，是一钏先用烙铁烙耳朵，再用手将尖钉刺穿耳朵的惩罚。 图上中间的那位，是个衙役。他手执的牌子上写的是犯人的罪名，以供众人了解。旁边那人是官员，正在责骂犯人。”
年代：１７９３年 尺寸：纵31厘米 横20厘米 对中国这种最常见的刑罚，画家的说明如下： “打板子在中国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刑罚。施刑对象主要是轻微的犯罪者，对各阶层的人都会使用。在审判时，如官员判的板子数量少，人们就认为这乃是温和的惩罚或宽宏的恩赐，犯人就要向官员磕头，感激这种恩典。如果官员的职位低于蓝顶子官级的官员，那么他上级就有权用打板子这种方式惩罚他。如果地位高于蓝顶子的官员，就只有皇帝才能决定是否打板子。 ‘板子’这件刑具是用劈开的竹子做的，有几英尺长。施刑时打在受罚人的屁股上，罪责越重，判的板数越多。挨板子的人若犯的是小过错，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努力活动，f服执掌竹板的人轻打，不过必须要假装用力，以瞒过判官。至于从轻的程度，要看付多少酬金。据说有人愿意收钱替别人受刑。如果打到八十到一百大板，受刑的人就会受重伤甚至丧命。 如果官员不在衙门时，通常会有其下属代替判刑，但只能宣判对小错施罚的六个大板，如不小心没向在路上行进的高官行下马或下跪礼等等。” 斯当东对打板子的观察如下：“被打一顿板子，在欧洲人看来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但在中国，对任何人只要不是官吏，简略审问一下之后就可以责打一顿。总督不但有权撤换下级官员，而且对之施行除了杀头外的任何处分。中国老百姓的地位已经低到无可再低，即使被打一顿板子，他们也并不感到什么耻辱。中国政府采取体罚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安宁，因此就完全不顾及个人的人身安全保障。死刑必须经过法庭的审判才能决定。但中国没有陪审制度来核对事实。法官判案不重口头提出的证据，除非这些证据配合一定的事实和文件证明。处理轻微案件时，犯罪人按照宗教仪式举行一个宣誓，可以释放。为了逼问口供和同谋党羽，法庭上经常施行拷打。”
年代：１７９３年 尺寸：纵13厘米 横10厘米 画家原说明：“这种刑具，欧洲人称作‘勘苦’Cangue，中国人则称之为枷或木狗，――木制的狗。它是一块沉重的木板，中间有一个洞；或者说它是用两块木头拼起来的，中间空的部分正好卡住脖子，很像古代英格兰用过的颈手枷。除了中间一个洞外，旁边也还有两个洞卡住犯人的双手。有的犯人受到优待，只卡一只手，这样可以让他用另一只手抬起枷板，减轻压在肩上的份量。 枷上卡头的这部分，是通过用铁钉把两块木块连起来制成的。为了保险，还要在接缝处糊上一张纸封条，上面用大字写上受惩的原因，再加盖官府的印章。 这件象征耻辱的刑具的重量，通常在六十到二百磅之间。至于使用多重的枷，则要根据犯人枷戴它时间的长短及犯罪轻重而定。枷戴受惩的时间，从一个月至三个月不等，且中途没有间断。在被囚期间，有时狱卒会在早晨用链子拉着犯人走到城门或其它人来人往的地方。此时也允许犯人靠在墙上减轻一点压力。但这样一来，犯人整天都会暴露在众人面前，受到耻笑。只有在狱卒的帮助下他才能吃饭。没有官员的命令，枷锁的惩罚是不能结束的，若私行取下，就会挨若干大板。最卑鄙的惩罚形式莫过于让犯人向官员磕头，感谢官员对他改过自新的慈父般的恩典。”
年代：１７９３年 尺寸：纵19厘米 横23厘米 原图无说明。斯当东考察到的中国施刑情况如下： 在中国“比较多的处分是罚款、坐牢、鞭挞和充军。危害国家、冒犯皇帝、或乱伦的罪行不得减免处分。误杀和谋杀的案件没有多大区别。窃盗和抢劫，除杀伤物主而外，都不判死刑。……在死刑中，绞死的处分比杀头轻。中国人认为身首异处是一件特别可耻的事。有一种刑罚称为‘枷’，是对轻微罪刑的处分。方法是把一块大木头中间挖一个洞，套在犯人颈部，另挖两个小洞套住犯人两只手。它是一种固定的适于步行的枷，犯人可以被枷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假如体力能支持，犯人带着枷仍然可以走动。但他们经常倚在墙或树上，这样可以减轻身上负担。看管犯人的，如果认为他们这样休息时间过长了，就用鞭子打他们，叫他们站起来。”
年代：１７９３年 尺寸：纵20厘米 横25厘米 画家原说明：“这幅画的主题是审问娼妓。这样的犯人通常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若干大板。如果罪责严重，还要增加枷锁的刑罚。但有时肉体的惩罚可以用罚金代替。 穿长袍的审判官有皇族血统，这从他胸前佩戴的圆形补子――一般每个官员胸前都要佩戴方形补子――可以判断。（按照清代制度，只有属于皇族成员且等级在贝子以上者，朝服胸前所佩戴之补子才为圆形。但他们不会出任地方官。如画家所画属实，此图不应为审妓女，最大可能是审家奴。――编者注）他的随从正在旁边笔录。随从系着腰带，上边挂着手巾、钱袋，还有一个装刀和筷子的盒子。钱袋是装饰，不能打开。 中国人用毛笔和印度墨水写字。笔是垂直拿的，字也是从一页纸的上边垂直写到下边，而且是由左写到右。衙役所戴帽子上的明显字迹，表明的他是哪家听差的。 囚犯的表现说明了官府的傲慢和粗暴的态度，不论男女犯人都要屈从于他们。”
年代：１７９３年 尺寸：纵21厘米 横16厘米 画家原说明：“枷锁的惩罚可能可与我们的颈手枷类似。在中国，如果犯的罪责较轻或行为不端，有时会被判在脖子上戴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木板。有时一只手、甚至两只手都要和脖子一样卡在木板的洞里。图中的样子不典型，比一般的情形轻得多。通常是双肩要承受沉重木板的压力。图中的枷锁只是限制犯人活动，而不用顶住沉重的木板。犯罪的情况通常用大字写在枷锁边上，或者像图中，写在另附的木板上。”
年代：１７９３年 尺寸：纵18厘米 横22厘米 原图无说明。一般来说，宣判应在官府大堂内举行，而不会在户外河边。很难解释画家何以如此构图。斯当东在大沽第一次见到审判后有一番描述： “大沽的审判厅距离海神庙不远，法厅建筑在一个广大庭院的中心，系六角形，前面有宽大阶梯，屋顶由柱子支着。……六角大厅所有各边都有门窗，目的在给人一种温和的印象，意味着人人在法律面前受到同等的保障。好看的外表未必能代表实际的内容。法官座位上铺的是红布，有缎子坐垫。座上有六名官员。其中五个人可能是陪审员，借以制约法官一人专断。侍从和旁听人很多。” 但是当使团快离开中国时，斯当东对中国审讯的看法又有了一些变化：：“法官在大堂上处理人事关系上的纠纷多，审判诉讼案件少。在中国，没有律师这门行业，但有才能和有文化的人，可以充当未成年的或无知识的人的辩护人。为了保证公正判断，本省人不准做本省法官。这种限制虽然可以帮助审判官不受人事关系影响，但不能保证他们不受当事人的贿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