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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丽系我友好邻邦，“周为箕子之国”，自古与中国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影响深广。
　　公元918年，王建创立的高丽王朝统治朝鲜半岛凡475年(918-1392)。在此期间，中国历经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辽、金）、元、至朝朝初年。高丽朝创建伊始，即遣使后梁，随后不断与中国历朝政府通好，使节往来，互献方物，保持友好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建隆三年（高丽朝光宗十三年，962）十月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毅宗十八年，1164）三月，这203年间，高丽遣使来宋达67次，宋朝正式遣使去高丽也有34次以上。（注：（朝鲜朝）郑麟趾等《高丽史》卷2《世家》光宗十三年冬十月，至同书卷18，毅宗十八年三月壬寅所载统计，影印本上册，第61-375页，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宋）王应麟《玉海》卷154《朝贡·赐予》及《宋会要辑稿》均见各载有关年代。又据（元）脱脱《宋史》卷487《高丽传》所载统计，自建隆三年十月至宣和七年秋钦宗即位(962-1125)，高丽遣使入宋37次，宋遣使高丽14次，点校本（四十），第14036-14049页。（韩国）金渭显依《高丽史》所载统计，自建隆三年至靖康元年(962-1126)凡165年间，高丽遣使来宋53次，宋使去高丽32次，见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第50页，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史料所载不一，录存备考。本文从中韩双方有关文献综合统计。详见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第33-147页，《宋与高丽关系年表》(962-1279)，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通过非正式外交途径，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显宗三年，1012），到南宋帝ｂǐｎｇ＠①祥兴元年（忠烈王四年，1978），这266年中，宋商以民间贸易形式去高丽达130次，人数有5000余人（注：据郑麟趾《高丽史》卷4～28，影印本上册，第92-586页所载统计。按：在这266年中，宋商去高丽130次，4948人。其中北宋期间(1012-1124)96次，3058人；南宋期间(1128-1278)34次，1897人。这是根据记载具体数字累计，没有具体数字者以1计算（实际人数不止1人），故总数在5000余人以上。详见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第269-279页，《宋商至高丽活动一览表》。）。两国交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为其重要方面。
　　宋丽之间的文化交流多种多样，内容广泛，而典籍（包括印刷术）交流则是其中极重要的内容。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典籍交流由来已久。据史书记载，随着汉字传入朝鲜半岛，汉籍就广为传播。在高句丽王朝后期，儒家《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等典籍，便是高句丽人喜读之书。（注：（后晋）刘ｘù＠②等《旧唐书》卷199《高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十六），第5320页。）公元285年，百济学者（原系中国移民）王仁应征到日本，向应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等讲授《论语》。表明百济不仅广泛吸收汉文化，而且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新罗王朝时期，与唐朝交往更为亲善友好，许多新罗留学生、名僧大德云集长安（今西安），有的还在长安译经馆帮助翻译佛典，有的学成回国，在朝鲜半岛传播文化交流的成果。据考古新报道，唐初中国雕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在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即唐与新罗文化交流的又一例证。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就是上述文化交流的继续和发展。宋丽典籍交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经书及其他诸子百家书籍；二是医药典籍及有关验方；三是《大藏经》等佛典交流。
　　当时，高丽使节人贡常来求书，宋帝则先后把许多重要典籍赠与高丽。双方还把书籍当作“贡”、“赐”的一种文化精品来对待。例如：宋太宗端拱二年（成宗八年，989），赠与高丽《大藏经》（即世界上最早雕板的《开宝藏》）一部（注：《宋史》卷487《高丽传》，点校本（四十），第14039页。）。太宗淳化元年（成宗九年，990）十二月，高丽使韩彦恭来贡，求印佛经，宋太宗以《藏经》并御制《秘藏诠》、《逍遥咏》、《莲华心轮》赐之。淳化四年（成宗十二年，993），太宗又同意赠送板本《九经》书（注：王应麟：《玉海》卷154《朝贡·赐予》，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四），第2844页，1987年。《宋史》卷487《高丽传》记此事于淳化二年(991)，点校本（四十），第14040、14042页。），用敦儒教。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显宗七年，1016），高丽使郭元辞归，真宗据其所请，送给《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御诗、并准录《国朝登科记》。真宗天禧三年（显宗十年，1019），高丽入贡，求佛经一藏，真宗从之（注：王应麟：《玉海》卷154《朝贡·赐予》，影印本（四），第2844页；李焘《长编》卷85《高丽传》，点校本（七）第1957页，同书卷94，点校本（七），第2172页；《宋史》卷487《高丽传》，点校本（四十），第14044页。）。真宗乾兴元年（显宗十三年，1022），高丽使返国，宋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及释典一藏（注：郑麟趾：《高丽史》卷4，《世家》显宗十三年五月丙子条，影印本上册，第104页。）。宋哲宗元ｙòｕ＠③元年（宣宗三年，1086），高丽使林概来贺哲宗即位，请市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哲宗唯赐《文苑英华》一书（注：《宋史》卷487《高丽传》，点校本（四十），第14048页。）。哲宗元符二年（肃宗四年，1099），高丽进奉使尹ｇｕāｎ＠④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隔一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肃宗六年，1101）六月高丽使王ｘｉā＠⑤、吴延宠回国，徽宗赐高丽王（太平御览》1000卷。（注：李焘：《长编》卷505，点校本（三十四），第12041页。郑麟趾《高丽史》卷11《世家》肃宗六年六月丙申条，影印本上册，第234页。按：据记载，《太平御览》除赐予外，从商人买去一部。）。
　　高丽求书，宋廷除赐予之外，又开放书籍市场，让高丽使节自购书籍。例如：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入宋朝贡的使人就曾往国子监买书（注：（宋）范镇：《东斋记事》载：“天圣中，新罗人来朝贡，因往国子监市书，是时，直讲李畋监书库，遣畋松子发之类数种”，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畋答以：‘某有官守，不敢当。’复还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于是，使者起而折旋，道不敢者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页，1980年版。）。宋神宗熙宁七年（文宗二十八年，1074），诏国子监许卖《九经》、子、史诸书与高丽国使人。神宗元丰八年《宣宗二年，1085》，高丽使求买《大藏经》一藏，《华严经》一部，诏从之（注：李焘：《长编》卷250，点校本（十八），第6085、6100页；同书卷362，点校本（二十四），第8671页。）宋哲宗元ｙòｕ＠③七年（宣宗九年，1092），高丽使来献（黄帝针经），请市书甚众。当时的礼部尚书苏轼上奏，坚持反对卖书给高丽。哲宗仍许买《册府元龟》以归（注：《宋史》卷17《哲宗本纪》，点校本（二）第335页；同书卷487《高丽传》，点校本（四十），第14048页。）。后来，宋亡元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六年（忠烈王十五年，1289），高丽儒学提举安＠⑥随忠烈王及世子王璋（忠宣）赴元，第一次见到朱熹的着作，即全部抄录回国传播，这是程朱理学正式传人高丽之始。安＠⑥又遍求《六经》、诸子、史等书带回高丽（注：郑麟趾：《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十五年十一月壬子条，影印本上册，第622页。同书卷105《安＠⑥传》，影印本下册，第322-324页。）。元仁宗延ｙòｕ＠③元年（忠肃王元年，1314），元帝一次“赐与”高丽书籍4371册，共17000卷，都是原宋朝珍藏于秘阁的典籍（注：郑麟趾：《高丽史》卷34《世家》忠肃王元年七月甲寅条，影印本上册，第699页。）。其后，元亡明兴。明太祖洪武三年（恭愍王十九年， 1370），又赐高丽《六经》、《四书》、《通鉴》、《汉书》等（注：郑麟趾：《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十九年五月甲寅条，影印本上册，第830页。）。自宋至明初，高丽通过官方渠道所得这大批典籍珍藏于高丽王朝的国家图书馆秘阁、御书阁，以备参阅。
　　宋丽典籍交流，不仅限于官方渠道，高丽朝还通过僧人、留学生和民间贸易搜集购买中国书籍。例如：高丽朝成宗二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五月，博士任老成自宋献《太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朝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注：郑麟趾：《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二年五月甲子条，影印本上册，第67-68页。）。高丽显宗十八（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八月，宋江南人李文通等去高丽献书册（即卖书）579卷。宋元丰八年（宣宗二年，1085），高丽僧统义天人宋求法，返回高丽时就带去这次求法所得的好多典籍（包括净源的29种着述）和从宋、辽、日本搜购的内外典籍共4740余卷，后编为《续藏经》。高丽宣宗四年（宋哲宗元ｙòｕ＠③二年，1087）三月，宋泉州商人徐戬等28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板。高丽明宗二十二年（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八月，宋商又献《太平御览》，丽朝厚奖给白金六十斤（注：郑麟趾：《高丽史》卷5《世家》显宗十八年八月丁亥条；同书卷10，宣宗四年三月甲戍条；同书卷20，明宗二十二年八月癸亥条。影印本上册，第110、206、416页。）。宋建阳人熊禾在《同文书院上梁文》中曾引当时民谣写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形象地描述了宋商贩书销往高丽、日本的情况。入元后，高丽来搜购书籍更不受限制，如上述元仁宗延ｙòｕ＠③元年(1314)高丽不仅获得元帝的大批赐书，还专门派人来江南购书籍，虽因船破未达，仍在南京购得经籍18000卷而还（注：郑麟趾：《高丽史》卷34《世家》忠肃王元年六月庚寅条，影印本上册，第699页。）。通过民间贸易把书籍运往高丽或传入中国的事例很多，不胜枚举。
　　高丽十分重视搜集中国典籍，非但收藏而且学习、传播和研究。高丽朝素慕华风，尊孔崇儒，上自国王下至闾巷儿童，都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读本。时谓“海东孔子”的高丽学者崔冲（注：郑麟趾：《高丽史》卷95《崔冲传》，影印本下册，第117-119页。）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他规定的学习内容就是《周礼》等九经，《史记》等三史。历朝高丽王不乏有贤能好学之土，他们大多注重和研究中国典籍。例如：睿宗（王俣）“置清宴、宝文两阁，日与文臣讲论《六经》，偃武修文，欲以礼乐成俗。”先后命翰林学土等文臣分别讲解《尚书·二典》，《书·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篇，《礼记·中庸·投壶》二篇，《书·洪范》，《书·舜典》，《诗·鲁颂》，《周易·乾卦》、《易·泰卦》、《诗·云汉》、《礼·月令》等。睿宗还对学士们说他读了《贞观政要》，并引唐太宗的话：“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艺草凤凰，何异于桀纣！”睿宗认为“斯言至矣，庶ｊǐ＠⑦景行”，遂命宝文学士注解《政要》以进（注：郑麟趾：《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条，同年十二月庚申、壬午、甲申条；十二年正月丁巳条；十三年二月壬戌、辛未条；十六年闰五月辛卯、六月癸巳条。影卯本上册，第285-286、289、295、298页。）。仁宗（王楷）又先后命文臣讲《易经》、《尚书》、《诗经》、《礼记》等的一些篇章，使文臣们讨论问难，并把《孝经》、《论语》分赐给闾巷儿童作阅读教材。还特意置酒命金富轼读司马光《遗表》及训俭文，以训示诸臣。对仁宗本人，高丽史家金富轼评价说：他“自少多才艺，晓音律，善书画，喜观书，手不释卷，或达朝不寐”（注：郑麟趾：《高丽史》卷16《世家》仁宗十一年五月壬申、戊寅条；十二月辛巳、甲午条；同书卷17，仁宗十七年三月乙巳条；二十四年“史臣赞”。影印本上册，第333-335、344、352页。），可谓是研习和精通中国典籍的专家。中，忠宣王王璋（元帝忽必烈的外孙），于元仁宗延ｙòｕ＠③元年(1314)在元大都（今北京）私邸设“万卷堂”，与当时中国和高丽的名流学者赵孟ｆǔ＠⑧、李齐贤等会聚其间，命僚属佐读《东都事略》，听到宋名臣学士如富弼、司马光、苏轼等人事迹、举手加额，表示景慕。王璋曾南游江浙，至普陀山而还。由他的随行人员记录所历山川名胜，编成《行录》一卷。他算不上是个好国王，却对中国典籍文物与高丽的交流有所贡献。
　　由于王朝提倡，上行下效，攻读和研究中国典籍蔚然成风。从中国传入的儒家经典、医书和佛经等类书籍，已不能满足当时高丽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随着书籍的交流，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亦早已传入高丽，使高丽人学会了雕板印刷术。到南宋时，北宋中期毕ｓｈēｎｇ＠⑨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也传入高丽，这对高丽以其后朝鲜王朝的书籍印刷事业之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要雕板翻印中国典籍，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即有印刷出版的条件）。所以高丽朝不仅非常重视搜集庋藏中国典籍，而且很重视图刻中国书籍，或仿照中国雕印本国固有所藏的典籍和新着，并把这些新刊的书籍或藏之秘阁，或分别颁发给某些政府机关，或分赐给臣僚们。例如：高丽靖宗八年(1042)二月，东京副留守崔颢等奉制新刊《两汉书》、《唐书》以进并“赐爵”。十一年(1045)四月，秘书省进新刊《礼记正义》七十本，《毛诗正义》四十本，命藏一本于御书阁，余赐文臣。此为高丽最早的儒书刻本，比日本所刻《论语》要早二百年（注：郑麟趾：《高丽史》卷6《世家》靖宗八年己亥条；同书卷7，靖宗十一年四月己酉条。影印本上册，第134、138页。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第7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文宗十年(1056)八月，西京留守报告说，京内进士、明经等科举人所用书籍都是传写本，字多错误。“请分赐秘阁所藏《汉、晋、唐书》、《论语》、《孝经》、子史、诸家文集、医卜、地理、律算诸书于学院”。文宗“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文宗十二年(1058)九月，忠州牧进新雕《黄帝八十一难经》、《川玉集》、《伤寒论》、《本草括要》、《小儿巢氏病源》、《小儿药证病源》一十八论（板），张仲卿（景）《五脏论》九十九板。次年(1059)二月，安西都护府都官员外郎异善贞等进新雕(肘后方)七十三板、《疑狱集》一十一板、《川玉集》一十板；知京山府事、试礼部员外郎李靖恭进新雕《三礼图》五十四板、《孙卿子书》九十一板。这些书板，均置秘阁（注：郑麟趾：《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十年八月戊辰条；同书卷8，文宗十二年九月己巳条；十三年二月甲戌条；同年四月庚辰条。影印本上册，第159、167、168页。）。高丽朝还先后雕印过三部《大藏经》。高丽新刊书籍，很重视校订。例如，毅宗五年(1151)六月，命宝文阁学土待制及翰林学士日会精义堂，校《册府元龟》。明宗二十二年(1192)四月，命吏部尚书郑国俭、判秘书省事崔诜集书筵诸儒于宝文阁雠校《增续资治通鉴》，“分送州县雕印以进，分赐侍从儒臣”。同年八月，宋商献《太平御览》，又命崔诜校雠讹谬（注：郑麟趾：《高丽史》卷17《世家》毅宗五年六月壬申条；同书卷20，明宗二十二年四月壬子条，同年八月癸亥条。影印本上册，第360、416页。）。又如，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编于福建泉州的《祖堂集》《有关禅宗的传记集，内有新罗僧人的资料），书在中国佚亡，高丽却在高宗三十二年(1245)由大藏都监雕印。其中有该都监的藏版三万八十六板尚存于韩国海印寺藏经阁。我国吉林省图书馆有朝鲜朝隆熙年间京城印刷社据海印寺藏板重印本。
　　正是这样，高丽政府和民间藏书、印书风气很盛，新雕之书板本讲究，校对严格，内容较全，错字较少，所用高丽纸色白如绫，坚韧如帛，质地很好，所印墨色均匀，装订结实。向来得到我国和日本等国学者的好评。在高丽这些书籍中，有些是中国早已散佚的古书或异本，很有学术价值。高丽朝不仅保藏和传播，而且有时还把有关书籍作为“礼品”回赠中国。例如，早在高丽光宗十年(959) ，遣使后周，就送来《别序孝经》1卷，《越王孝经新义》8卷，《皇灵孝经》1卷，《孝经雌雄图》3卷。其后，高丽僧人入宋也带来不少宋朝已佚的佛教经疏，如谛观，带来《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义天带来很多华严经疏，诸如智俨所撰《搜玄记》、《孔目章》、《无性摄论疏》、《起信论义记》；法藏所撰《探玄记》、《起信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宝诸章门》；澄观所撰《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宗密所撰《华严纶贯》等（包括《华严》三个译本，以及送给有诚、净源的一些佛经意疏）等。高丽使臣又先后来献《黄帝针经》、京氏《周易占》以及足本《说苑》等（注：郑麟趾：《高丽史》卷2《世家》光宗十年秋季条。影印本上册，第61页。参见《宋史》卷487，《高丽传》哲宗元ｙòｕ＠③七年条，点校本（四十），第14048页。）。另外，宋朝官员或有关专业人员往使高丽返国时，也把在高丽的一些书籍带回来，如高丽文宗时宋医官马世安带回《东观汉记》等。高丽僧统义天编刻的《续藏经》、金富轼所撰《三国史记》等书籍也先后传入中国。宋廷对这些异本图书十分重视，有关人员立即ｔéｎｇ＠⑩写存档，或校对刊印。如《黄帝针经》即令精通医书三两员详加校定出版，颁于天下（注：《宋史》卷17《哲宗本纪》元ｙòｕ＠③八年正月庚子条，点校本（二）第335页。）。因高丽藏有许多“好本”书，高丽宣宗七年（宋哲宗元ｙòｕ＠③五年，1090）七月，高丽户部尚书李资义等入宋，次年(1091)六月自宋回到高丽却奏明宋哲宗想要“好本书”，并将当时宋方“馆伴”开列的一张“求书目录”呈上。这书目，在《高丽史·宣宗世家》有详细记载，为中国文献所未见，现摘录如下：
　　百篇《尚书》 荀ｓｈì＠(11)《周易》十卷 《京房易》十卷 郑康成《周易》九卷 陆绩注《周易》十四卷 虞翻注《周易》九卷 《东观汉记》一百二十七卷 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 《韩诗》二十二卷 业遵《毛诗》二十卷 吕悦《字林》七卷 《古玉篇》三十卷 《括地志》五百卷 《舆地志》三十卷 《新序》三卷 《说苑》二十卷 刘向《七录》二十卷 刘歆《七略》七卷 王方庆《园亭草木疏》二十七卷 《古今录验方》五十卷 《张仲景方》十五卷 《元白唱和诗》一卷 深师方《黄帝针经》九卷 《九墟经》九卷 《小品方》十二卷 陶隐居《效验方》六卷 《尸子》二十卷 《淮南子》二十一卷 公孙罗《文选》《水经》四十卷 羊祜《老子》二卷 罗什《老子》二卷 钟会《老子》二卷 阮孝绪《七录》 孙盛《晋阳秋》三十三卷 孙盛《魏氏春秋》二十卷 干宝《晋记》二十二卷 《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卷 魏澹《后魏书》一百卷 鱼豢《魏略》 刘ｆáｎ＠(12)《梁典》三十卷 吴均《齐春秋》三十卷 元行冲《魏典》六十卷 沈孙《齐纪》二十卷 《扬雄集》五卷 《班固集》十四卷 《崔＠ｙīｎ(13)集》十卷 《汲冢纪年》一十四卷 《谢灵运集》二十卷 《颜延年集》四十一卷 《三教珠英》一千卷 孔ｈｕàｎ＠(14)《文范》一百卷 《类文》三百七十卷 《文馆词林》一千卷 仲长统《昌言》 社恕《体论》 《诸葛亮集》二十四卷 王羲之《小学篇》一卷 周处《风土纪》一卷 张揖《广雅》四卷 《管弦志》四卷 王详撰《音乐志》 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卷 信都芳撰《乐书》九卷 《古今乐录》十三卷 公羊《黑守》 十五卷 谷梁《废疾》三卷 《孝经》刘邵注一卷 《孝经》韦昭注一卷 《郑志》九卷 《尔雅图赞》二卷 《三苍》三卷 《埤苍》三卷 卫宏《官书》一卷 《通俗文》二卷 《凡将篇》一卷 《在昔篇》一卷 《飞龙篇》一卷 《圣皇章》一卷 《劝学篇》一卷 《晋中兴书》八十卷 《古史考》二十五卷 伏侯《十今注》八卷 《三辅黄图》一卷 《汉宫解诂》三卷 《三辅决录》七卷 《益都耆旧传》十四卷 《襄阳耆旧传》五卷 嵇康《高士传》三卷 《玄晏春秋》三卷 干宝《搜神记》三十卷 《魏名臣奏》三十一卷 《汉名臣奏》二十九卷 《今书七志》十卷 《世本》四卷 《申子》二卷 《隋巢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 何承天《性苑》 高士廉《氏族志》一百卷 《十三州志》十四卷 《高丽风俗纪》一卷 《高丽志》七卷 《子思子》八卷 《公孙尼子》一卷 《慎子》十卷 《晁氏新书》三卷 《风俗通义》三十卷 《汜胜之书》三卷 《灵宪图》一卷 《大衍历》《兵书接要》七卷 《司马法汉图》一卷 《桐君药录》二卷 《黄帝大素》三十卷 《名医别录》三卷 《曹植集》三十卷 《司马相如集》二卷 桓谭《新论》十卷 《刘琨集》十五卷 《卢堪集》二十一卷 《公山启事》三卷 《书集》八十卷 应璩《百一诗》八卷 《古今诗苑》《英华集》二十卷 《集林》二十卷 《计然子》十五卷
　　以上书目共128种，4993卷。当时宋朝要求“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注：郑麟趾：《高丽史》卷10《世家》宣宗七年七月癸未条；同卷书，宣宗八年六月丙午条。影印本上册，第211-213页。按：这个书目所列各类书籍，与《宋史·艺文志》等书目相较，绝大多数为《宋志》所无，个别书目即使《宋志》着录，其书名、卷数颇异，说明《高丽史》所载的书单可能更接近于当时的实际（尽管某些书目在今天看来似有讹误之处），故录存以备考。又，（朝鲜朝）洪凤汉等编着《增补文献备考》卷242《艺文考（一）》，载有此书目，与《高丽史》同。见影印本下册，第838-839页，韩国明文堂，1985年版。）高丽朝能送来多少不得而知，但这表明宋丽书籍文化交流之面极广，高丽在保存中国文化方面有过重大贡献。早在1700多年前，着名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东夷传序》中说：“虽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犹信。”（注：（晋）陈寿《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序》，中华书局点校本（三），第840-841页。）宋丽典籍交流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宋丽文化交流史上很突出的一点，高丽的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颇受宋版或辽版的影响。不少高丽刻本，是直接以宋本和辽本镂刻的，即所谓高丽覆刻宋本或覆刻辽本。高丽印刷工人既学会了中国的雕板技术，又学会北宋毕ｓｈēｎｇ＠⑨发明的胶泥活字及其后的木活字印刷技术，并创造性铸造金属活字，主要是铜活字印刷，这比欧洲谷腾堡使用活字印刷约早400年，在世界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记载，约在高丽高宗二十一年（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崔怡用铸字印成《详定礼文》50卷28本。这是世界上最早之金属活字本。高宗二十六年（理宗嘉熙三年，1239）又重雕铸字本《南明证道歌》，可见原铸字本早在此年之前。近年新发现高丽忠烈王二十四年（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印造的《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则被称为现存世界最古的金属活字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大乘三聚忏悔经》一册，题“壬寅岁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壬寅岁，即高丽高宗二十九年（理宗淳ｙòｕ＠③二年，1242），这是高丽第三次雕造《大藏经》的零本。高丽朝书籍印刷事业发达，其雕板和金属（铜）活字印刷技术，往后朝鲜朝时期又有更大的发展。宋人张端义《贵耳集》称“高丽多古异书”。但现存高丽本书籍多为朝鲜朝印本，真正高丽朝印本不多（注：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768、772页，参见同书附录一《中国印刷史大事年表》高丽部分。）。根据全国51年单位图书馆（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等三个馆）所藏书统计，现存中国的高丽本书籍（（1911年我国辛亥革命以前出版于高丽的古籍有2028种），以版刻类型划分，主要有：
　　刊本1193种。其中，高丽刊本8种（相当于中国的宋刊本3种，元刊本5种）；朝鲜王朝刊本596种（相当于中国的明刊本166种，清刊本430种）；未注明年代者589种。
　　木活字397种。其中，朝鲜王朝活字本220种（相当于中国明活字本19种，清活字本201种》；未注明年代者177种。
　　铜活字本86种。其中，朝鲜王朝铜活字本48种（相当于中国明铜活字本10种，清铜活字38种）；未注明年代者38种。
　　稿抄本288种。其中，朝鲜王朝抄本40种（相当于中国的明抄本3种，清抄本37种）；朝鲜王朝（相当于中国的清代时期）稿本2种；未注明年代稿抄本246种（内稿本11种）。
　　古印本10种。其中，朝鲜王朝印本2种；未注明年代者8种。铅印本36种，均为朝鲜王朝铅印（相当于中国清代）。此外，铁活字本2种，均为朝鲜王朝铁活字本（相当于中国清代）。飘活字本1种（《论语集注大全》20卷，北大藏，仅此一种）。
　　上列高丽古籍，以史部最多，约占总数38%；集部约占总数28%；子部约占总数19%；经部约占15%。史部书中，以纪传最多，其次是政书。集部书中，以别集最多，约占一半。子部书中，佛经最多，其次是医书（注：据黄建国等编撰《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之《前言》第1-3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按《综录》之附录，有1911年以后高丽出版物426种；中、日两国出版物300种。）。这些数字虽不很完全，但足以说明问题。
　　朝鲜王朝时期，韩致＠(15)所撰《海东绎史》之《艺文志》一至四，载有“本国书目”和“中国书目”，具体反映了宋丽典籍双向交流的一些情况（注：见《海东绎史》卷42～45，影印本上册，第687-746页，下册第1-14页，韩国景仁文化社，1973年。），如高丽本《孟子》、《西上杂咏》、《宋开宝通礼》、《宋乐曲谱》、宋本《九经》等。
　　韩国现存古籍以《古书目录》（上下册）所收录奎章阁、藏书阁、国立中央图书馆、国史编纂委员会等四所图书馆藏书为例，共有73383种，257630册（注：（韩国）李相殷编着《古书目录》上册，《凡例》，保景文化社，1987年版。按：其中属于高丽时代的古籍足以反映宋丽典籍交流情况的，另作分类统计撰述之。），充分反映中国与韩国自古以来（包括宋丽）典籍交流和印刷术交流的丰富内容及其发展轨迹。
　　此外，与宋丽典籍交流有关的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高丽不仅与宋有典籍交流，而且与辽、金也有佛典、儒书之交流，例如《春秋释例》等很多典籍就经高丽中转至辽朝。这在北宋时，便有许多名臣、士大夫（如苏轼、苏辙等）在奏札中早已明确指出过。所以，研究十至十三世纪中国与高丽的文化交流（包括典籍），即应包括宋、辽、金与高丽的交流，尚待考索补充。二是宋与高丽自古文化交流频繁，从典籍方面说，宋朝臣僚士大夫向来十分重视了解高丽的历史和文化，宋廷派往高丽的使节归来，一般都写有记叙高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至风俗民情的专着或有关专题文献记录。据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陈ｋｕí＠(16)《中兴馆阁书目》、王应麟《玉海》石端临《文献通考》和元脱脱《宋史·艺文志》等着录，有22种，卷数可考的15种，145卷。这些书分散着录于上述书目中，尚未见有完整的一份书目，特录存如下：《海外使程广记》三卷（宋开国前一年南唐如京、章僚使高丽所记）、《海外覃皇泽诗》十九章（太宗时吕ｙòｕ＠③之使高丽复命献）、《高丽图记》（宋球）、《使高丽事纂》二卷（撰人未考，以下凡不明撰人者，同此）、《海东三国通录》、《高丽行程录》、《高丽日历》一卷、《高丽志》七卷、《鸡林记》二十卷（吴拭撰）、《鸡林志》三十卷（王云撰）、《鸡林类事》三卷（孙穆撰）、《高丽录》（傅墨卿撰）、《高丽日本传》一卷、《高丽表章》一卷、《高丽图经》四十卷（徐兢撰）、《奉使高丽记》四卷（徐兢撰按：现存一卷，实即《高丽图经》中的一部分）、《建炎假道高丽录》一卷（杨应诚撰）、《高丽入贡仪式条令》三十卷（《玉海》记为“元丰二年钱藻等修《高丽入贡仪式》”）、《奉使高丽敕令格式》一部（《玉海》记为“政和七年修《高丽敕令格式例仪范坐图》”）、《接送高丽敕令格式》一部、高丽女真排办式（《宋史·艺文志》云宣和初撰）、《西上杂咏》一卷（按：《郡斋读书志》卷二着录《高丽诗》三卷，并注云：元丰中，高丽使崔思齐、李子威等入贡及其后朴寅亮等入宋途中唱和诗）、《奉使语录》一卷（金富轼撰，《宋史·艺文志》着录）。
　　上列23种（注：以上书目，参见洪凤汉等编着《增补文献备考》卷242《艺文考（一）》，影印本下册，第848-849页，明文堂，1985年。按：本文上列书目，与《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不完全相同。），除最后2种是高丽使人所撰（据记载，其中也有宋神宗的御制诗及馆伴毕仲衍的唱和诗）外，宋人所撰至少有20种（傅墨卿一种，待考），是研究宋丽关系的珍贵资料。可惜，这些书除徐兢《高丽图经》四十卷文字部分完整保存下来外，其他大多散佚（或尚未被发现），或残缺不全，尚待进一步挖掘查找。（注：以上详见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第286-299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日下加丙
　　 ＠②原字为日加句
　　 ＠③原字为礻加右
　　 ＠④原字为王加灌去氵
　　 ＠⑤原字为虫加假去亻
　　 ＠⑥原字为王加向
　　 ＠⑦原字为几加繁体字
　　 ＠⑧原字为兆加页
　　 ＠⑨原字为升的繁体字
　　 ＠⑩原字为滕去水加言
　　 ＠(11)原字为大左右加百
　　 ＠(12)原字为王加番
　　 ＠(13)原字为马加因
　　 ＠(14)原字为辶加官
　　 ＠(15)原字为大加渊
　　 ＠(16)原字为马的繁体加癸
浙江学刊杭州149～154K23宋辽金元史杨渭生20022002高丽自古与中国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影响深广。典籍交流是文化交流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按时间顺序，略述宋朝与高丽朝在三个方面的典籍交流，即儒家经典和其他诸子百家书籍、医药典籍及有关验方、《大藏经》等佛典交流，以及与典籍有关的印刷交流的丰富内容及其发展轨迹。宋/高丽/黄籍杨渭生，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韩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杭州 310028 作者：浙江学刊杭州149～154K23宋辽金元史杨渭生20022002高丽自古与中国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影响深广。典籍交流是文化交流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按时间顺序，略述宋朝与高丽朝在三个方面的典籍交流，即儒家经典和其他诸子百家书籍、医药典籍及有关验方、《大藏经》等佛典交流，以及与典籍有关的印刷交流的丰富内容及其发展轨迹。宋/高丽/黄籍

网载 2013-09-10 20: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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