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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饰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赵武灵王改革服制之后，齐、楚等其他各国相继仿效，“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就是我们今日的“上衫下裤”的典型服饰装束也接近于“胡服”而远于“胡服骑射”前“上衣下裳”的华夏族服饰，与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
赵武灵王赵雍，赵国迁都邯郸后的第四代国君，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为了拓展疆土、富国强兵，他不为旧制和保守势力所束缚，力排众议，勇于革新，于公元前３０7年推行以“胡服骑射”为中心的军事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使赵国的军力显着增强，成为战国后期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国家。“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事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同时“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饰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现对“胡服骑射”所导致的服饰变化及其对后世服饰的影响略陈管见。
一、“胡服骑射”前华夏民族的服饰
中国的衣冠服饰历史上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代，大约在夏商时期服饰制度初见端倪，到了周代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治”范围。当时的服饰依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从考古资料来看，夏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的服饰形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上衣的形状多为交领右衽，用正色，即青、赤、黄、白、黑等五种原色；下裳类似围裙的形状，腰系带，下系芾，用间色，即以正色相调配而成的混合色。服饰以小袖为多，衣长通常在膝盖部位，腰间则用条带系束。河南安阳出土的石雕奴隶主雕像，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着裙，腰束大带，扎裹腿，穿翘尖鞋。这大体反映了商代服饰的情况。周初制礼作乐，对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冠服制度作了详细规定，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一种名为“深衣”的新型连体服饰，它同当代的连衣裙结构类似，上衣下裳在腰处缝合为一体，领、袖、裾用其它面料或刺绣缘边。深衣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服饰样式，故此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用作常福、礼服，且被用作祭服。至此，形成了我国传统服饰的两种基本形制――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
二、“胡服骑射”对赵军服饰的改变
“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拖拖沓沓，行动不便，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因此，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齐、秦、魏等国，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赵武灵王认识到：赵国被动挨打，并非赵国国弱民衰，而是在于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弘扬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伟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只有学习诸胡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增强赵国军事力量，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紧袖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赵武灵王于公元前３０7（武灵王19年）年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骤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m子、戍吏皆貂服”（《竹书纪年》）。自此以后，赵军改穿胡服。“胡服”的具体式样史载不详，只能从间接途径了解。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壮，头圆而硕大，脸宽，颧高，鼻翼撇开，眉毛浓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上唇须稠密，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汉代距战国为时不远，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与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长裤，脚登皮靴，腰系皮带，戴有貂尾蝉蚊装饰的武冠，束金钩。赵国所推行的胡服，文献资料称其为“貂服”。“貂服”，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研究，当为貉服之误，北方豸种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称为貉服。
　　 三、“胡服骑射”对后世服饰的影响
“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事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同时“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饰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赵武灵王改革服制之后，齐、楚等其他各国相继仿效，“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两千多年来，细节虽不断变化，但总体倾向大体依旧。汉、魏、晋以迄隋唐，或武官行用，或文官行用，或士庶行用，或以为常服，或以为朝服，就是我们今日的“上衫下裤”的典型服饰装束也接近于“胡服”而远于“胡服骑射”前“上衣下裳”的华夏族服饰，与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胡服骑射”对后世服饰的影响，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胡服，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胡服的推广，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便利了作战。鉴于其灵便性，当时楚、齐两国即已效法，汉代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其次，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服饰，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实用功能及显美功能，也有身份标示功能，“胡服骑射”前的华夏族服饰，既是每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自此以后，“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汉族居民不断吸取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服饰文化。赵武灵王虽并没有强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赵国百姓纷纷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风格的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汉代，穿开裆的裤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裤子显然来源于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隋唐时期，男子的常服为幞头、袍衫、穿长靴。但此时的袍衫与前朝略有不同，式样为圆领、右衽、窄袖、领袖裾无缘边。此外，还有[袍衫和缺胯袍衫等式样。这种袍衫主要是受胡服影响，并且与汉族的生活习惯和礼仪特点相结合，形成了这时期袍衫的风格。辽、金、元时期，因受少数民族的统治，我国居民服饰更多地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成分。明代的服饰，大体上沿袭唐制，只保留了宋元服饰形式中的某些式样。清代的服饰，除汉族传统服饰、满族民族服饰外，后期又有了外来西洋服饰，外来成分明显增多。由此可见，胡服对后世服装的深远影响。北宋沈括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一个“全”字，或者把话说得有点过分，但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发展确实影响极其巨大。今日，我国居民的典型服饰装束是“上衫下裤”，这也接近于“胡服”而远于“胡服骑射”前“上衣下裳”的华夏族服饰，与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再次，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华夷之辨渐兴。至战国之世，东方各国已经形成一种崇尚中原文化、贬斥戎狄之俗的华夷观，这使经济文化本就落后的周边少数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况下，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身穿胡服进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视为对其最友好的表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这两个赵国的强敌归顺了赵国，起到了化敌为友的巨大功效。它转变了民风民俗，振奋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进了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华梅所言：“由军服而民服，胡服的引进使中国汉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气象。这次民族服饰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服饰由交流而互进的良好基础。”[1]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与汉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语，表面上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相反，实际上却发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对汉族及其文化的亲近感。正是这种亲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契丹、党项等曾在我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甚至统治过中国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汉族之中。这种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进了秦汉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国历史大统一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动力，也是今天维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

网载 2013-09-10 20: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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