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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家将在9月份举行重要纪念活动。 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在10月7 日联合举办大型纪念学术活动。围绕这一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还举办了其他形式的多种纪念性文化活动，如在6月连续同《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分别召开了两次纪念座谈会，并在人民大会堂主办了展示孔子金质塑像座谈会，7月6日举办了纪念孔子的全国美术与书法作品展以及同新华社联合出版有史以来第一部金箔《论语》。与此同时，在山东省曲阜市举行的孔子文化节也比往年格外隆盛。这在建国以来是不曾有过的。
　　20世纪末，如此大规模地纪念孔子，并非逢五逢十的时间巧合，而是意味着中国文化经过20世纪百年的起伏跌宕和中西文化反复撞击之后，终于进入了振兴阶段。中国人民已经能够以开放的胸怀正确地把握时代精神，也能够比较成熟地、满怀自信地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了。和新中国国庆50周年盛大的庆祝活动相辉映的这一系列丰富多采的文化纪念活动，真正意味着面对21世纪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儒家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新启动。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精神财富的总汇，包括了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诸子百家以及历代文化创新的积累。但是，由于孔子创始的儒家文化，经过历史的选择，数千年来一直居于中华文化的主流地位。因而如何对待儒家文化就具有典型代表的意义。对儒学研究的新开展，绝不排斥全方位弘扬中华文化一切优秀成果。
　　这个新启动、新开展，应当从那些方面作出努力呢？冯友兰先生生前有句名言：“接着说”，而不仅限于对前贤说过的话“照着说”。时至今日，“接着说”显然不够了，应当发展为“接着做”，就是要接着20世纪众多学人对儒家文化的改铸、创新的工作，坚定地做下去，并且要更加全面系统地“接着做”。
　　　　　　一、对儒家文化的普遍价值进行现代性诠释
　　儒家文化之在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迎受种种挑战，有时甚至面临被灭绝的险境，却能够不断自我更新，与时俱进，就在于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不仅具有历史性，曾有效地为特定历史时期服务，而且也在于它的精神特质中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蕴涵着建构人类文明的共同因素。对儒家文化，如果只从其具体的历史性出发，作出种种否定性评价，既具一定理由，且并不困难。但是，要从其中剥离出适合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普遍价值和构成文明的共同因素，却非易事。它需要深邃的历史睿智和在特殊条件下反潮流的胆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认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表现出一种担心，就是认为中国儒学天然地与社会及人的现代化是不相容的。为了实现现代化，为了救亡图存，先从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入手，以促进社会的变革。经过百年的摸索和社会的实际发展，我们开始发现，这种观念所标榜的恰恰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它逻辑地通向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是配合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文化战略。如果让它得逞，就有使世界上唯一保持一脉相传的悠久中华文明濒于断流的危险。
　　其实，现代化并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也不是某种社会的偶然变异，而是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普遍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之间会有先有后，然而不存在某种前现代社会有成长为现代化社会的独特基因，而另一种前现代社会则先天缺失这种基因。因此，我们尽可以分析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过时的、不适于现代化成长的种种因素，对它加以改造、创新和发展，但绝不能卑怯地认为只有全面进行本族文化的大换血，才能实现现代化。
　　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原罪思想的影响，对人性的看法基本持性恶论观点，夸大了人的生物特性的作用，导致了对力的崇尚、利的追求、欲的放纵、情的驰逐，因此基督教文化不能不用激发人的悔罪感把人纳入道德规范。但是，当尼采在近代社会来临之际宣告“上帝已死”的时候，本已脆弱的宗教道德便更加失去维系之力。到20世纪末，西方那种已经处于生态危机、道德与价值观念危机、极端放纵自我、人性严重扭曲、两性关系混乱、家庭结构解体、犯罪与暴力充斥的社会文化，无情地宣告了自己的没落。一种饱含着失落、彷徨与无可奈何情绪的“后现代文化”思潮正在兴起。谁也说不清，这股西方新思潮，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是祸还是福。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的优秀文化中寻找普遍价值呢？
　　儒家文化对人性的看法则异于是。性善论是儒家看待人的主流观点，它虽然没有脱离唯心论的窠臼，但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绝大多数人是好的，群众是好的，人民是好的、人类是好的，即使是在恶劣的环境中，依然是好人多。这种对人的信任和信心、对人性的尊重与乐观主义态度，使儒家文化走向崇尚道德之路，积极肯定了人具有自我完善的要求、自我超越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有合群的亲和力，和谐是任何文明社会的内在需要，文化的功能就在于建制有道德的社会和塑造有道德的人。孔子、孟子和历代硕儒所倡导的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尚义者惠人，忠者尽己、诚者信人，恕者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泛爱众而亲仁，民胞物与，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为了维护正义，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从而导出了“人为贵”、“民为贵”、“和为贵”等重要思想。这种既具现实性又带有理想主义浓重色彩的普遍性价值观，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不仅适用于昨天、也适用于今天和明天。
　　当然，儒家文化的普遍价值，绝不仅限于这一些，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将儒家文化中的一切有普遍价值的精神资源，进行全面的发掘、系统的整理，做好适合于现代社会关系和现实生活要求的创造性的诠释，使它真正成为我国和世界建设现代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对中华元典精神进行全面地整理和开发
　　我国自上古流传下来文献典籍，至春秋时已处于散佚状态，经孔子抢救，“述而不作”，亲手编纂、修订、讲授而流传下来的《六经》（《乐经》后来缺失），实际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源头和基础。孔子被赞为“集大成者”，伟功在此。孔子生前与身后，曾遭受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批判，他和他创立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一蹶不振，就在于“斯文在兹”。任何民族怎么可以毁弃自己的元典呢？《六经》所表征的是旷古长存的中华文明，是哺育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元典精神。
　　元典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具有极其宝贵的文化发生学意义，为文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内在地规定了发展的路向。因此，文化的特质与分野，由此而始。文化的源是如此，文化的流也是如此，都要取决于适合时代要求的对于元典精神的不断的领悟与会通。
　　这就必然要涉及到儒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即经学。我们要把握住中华文明的元典精神，对儒学的研究就不能只热衷于子学而不涉足于经学。千百年来的重要经验就是，脱离元典精神的儒学研究，会流于“私作”，于社会文明的进步无所裨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处于重要转折时期，都要重新整理元典，作出新的能够反映时代特点的训释，以保持中华元典精神的精进。从战国以迄清末，从《五经》，到《九经》到《十二经》再到《十三经》，这个工作已经做过许多次了。而每一次对元典的整理和训释的修订，都是一桩重新审视传世经籍的浩大工程，既保持着元典精神的继承性，又是对儒家文化的一次更化和创新。
　　盛世修典。这个工作，在20世纪，我们没有来得及全面地做。只是零星地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和局部的训释工作。当我国进入现代社会，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时代，适应于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必然面临着完成将中华古典文明元典精神的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的历史任务。
　　现代化是个过程，而形成人与社会的现代性，则是现代化的目标。历史实践表明，我们不能从“西方化”中获得现代性，那样必然会背离中华文明的元典精神，而必然招致传统文化的猛烈反弹，从而发生牢固的传统性对脆弱的现代性的吞没现象。
　　无庸讳言，当前在我国，文化现象十分复杂。既有西方文化的诸多因素，积极的、消极的，优秀的、丑恶的都有；又存在着传统性中遗留下来的许多糟粕，如：巫术泛起、神秘文化盛行、家长制与人身依附的影响残留，尽管传统美德也在顽强地施展着自己的影响，但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纷呈于现实。古谚云：非圣必乱德，亡经必及巫。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我们要卓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亟需要对中华元典精神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和完成向现代性的转化。这里布满了未知的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认识，以保证我们从西方文化中吸收的是积极的成果，对我国固有文化继承的是优秀传统。
　　　　　　三、将儒家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模式现实化
　　道家作为竞争对手曾把儒家文化概括为“内圣外王”之道，这是深得要领的。这里说的内，是指人之心性，外是指事功；儒家就是以内修圣德、外兴王业为长远目标的。作现代含义来理解，就是要通过造就理想人格来建设理想社会。
　　孔子回答子路问君子的人格标准时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这是儒家修己递进而至的三重境界。他认为，“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这重最高境界连儒家崇奉的尧舜时代也未能达到。孟子和荀子把这种思想发展为儒家的王道、仁政或王政观。对于儒家王道思想的理解，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要由帝王来主政的社会，就是实行“王道”，实现了“内圣外王”。这要看执政者是不是坚守自律道德、能不能严格修己；衡量其社会是不是达到了王道境界，要看能不能做到“安百姓”。和这一理想境界可以互通的是孔子对子贡问仁的标准时说：“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安百姓”的实际含义，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见，在儒家理想中，圣和王是互通的。一向祖述尧舜的孔子，认为这种既是“圣”、又是“王”的理想境界，连尧舜也未能达到。这恰好表明，这是孔子对中华文明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的新拓展。
　　《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孔子关于社会理想一段着名的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用“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系列具体描述勾勒了一幅“大同世界”的生动画面。可以认为，这是孔子对“安百姓”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进一步阐发。
　　这种对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思想，既是儒家人文思想与社会思想的现实关切，又是儒家始终不渝的终极关怀。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家所憧憬的人格与社会理想，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内涵，赋予不同的时代内容。但是，这种思想的逻辑架构对中国的社会心理的影响，是牢固的、持久的。中国人民在20世纪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和儒家“大同世界”与道家“太平社会”的理想长期哺育所形成的心理积淀分不开的。如果不把这种思想流于乌托邦，就需要将理想现实化，同现实的使命联系起来。
　　21世纪，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建成的时代，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的现实要求，将表现为全面实现人与社会的现代化，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提高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品位，不断趋近中华民族的理想境界。
　　
　　
　　
孔子研究曲阜4～7B5中国哲学刘蔚华19991999 作者：孔子研究曲阜4～7B5中国哲学刘蔚华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0: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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