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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话语错位与知识分子价值选择
后现代话语错位与知识分子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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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争“后”(Post)恐先的时代。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世界文化意识领域掀起了一阵“话语转型”旋风。这无疑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信仰上,造成了传统与现代意义话语的断裂。就西方而言,后现代思潮仅仅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话语冲突,而在中国这一汉语语境中,则在传统话语式微这一纵向危机之上,叠加上西方文化这一横向冲击,使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中断和文化话语错位。
  一.后现代语境的文化话语错位
  也许,人类在倡言“精神”以后,发现至境的终难企及,理想实现遥遥无期,于是将追求“精神家园”的热情置换成追求“肉身之床”的世俗性。由此而来的结果是:肉体日重而精神日益虚无。肉身安定了,而精神无所依。于是,性、暴力和权力成为当代文学艺术刺激大众消费欲望的“核反应堆”。某些作家去肉麻地谈论性与暴力时所表现出的“勇气”,令历代“禁书”失色。文化在大众传媒的操纵下,迅速走向肉身化、快餐化。人们在当下感官满足中沉沉浮浮,随流而去,不知所终。
  这种沉重的肉身与虚无的精神的巨大反差,造成了当代文化话语的紧张。于是,在一种文化的多元景观中,人们可以看到当代人意识的多元状态:
  主流话语的宏观独白。在后现代主义消解权威中心论的巨大颠覆活动中,突破了独断论的优点地位和僵化观念的束缚,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触角伸向自己所陌生和渴求的任何精神领域。然而,这种后现代文化思维的多元性、否定性和相对性推到极端,则导致了文化中的价值判断和知识心性标准失去依据,甚至,借后现代之论为自己的道德相对主义张本,进而以恶为美,在多元开放“怎么都行”的遮掩下,消解人的内在精神尺度,瓦解人的人性尊严和人文精神情怀,使人成为物和物之物。这种多元取向,使权威话语失去往日的神圣和中心地位,使主流话语在各方“会谈”中成为众多声音中的一种而已。甚至,当中心被消解,其他“边缘”成为新的中心时,主流话语的声音尽管仍在言说,但正在失去听众,不管是再张扬“国学热”,或者是“××节”的热闹,人们却行色匆匆:无暇顾及。主流权威话语在众多活语的“多音和鸣”中,仍然是主音,然而它不仅存在客观独白的现实接受问题,而且,在强健的商品话语的市场操纵中日益显得苍白。
  商品话语的市场操纵。无论怎么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显出了巨大的活力。在商品的市场推销中,文化日益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打上了商品的烙印。文化日益大众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基本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识使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文化理论和知识观念也成为了商品。今天,商品化的逻辑浸渍到人们的思维,也弥散到文化的逻辑中去了。至此,当代文化消费化了,消费本身成了目的,人们只有进入文化的包装之中才存在,也只有在这种文化包装中,才会成为名牌式的歌星、舞星、球星、丑星、影星。文化包装使文化生产和消费政治化了,从而使文化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展出来,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文化彻底置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类。不仅如此,文化反过来还日益成为物质产品乃至企业形象的广告和包装。“‘93深圳文稿拍卖会”上,大款们一掷万金,并非要买一篇二千字的散文,而是要卖一种形象。至于一本书一百万元之类,更是显示了商品意志的盲目和商人意志的独断。“炒文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这种时髦的后边却是文化的衰败和商品的泛化。
  乡村话语的原始复归。在城市文化日益走向大众世俗审美之中时,广大的乡村文化却并没有看到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欢欣的游戏”,相反,处于转型期的农村仍在解决温饱问题。但是,由于社层组织的中断,农民实质上回到个体生产的状态。于是,在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由于宗法意识作崇,钱成了法,钱就是权,赌博迷信的东西又开始抬头,甚至成为一种精神寄托的“新宗教”。我以为知识精英们在大谈“话语操作”、“本文的游戏”中不要忘了还有八亿农民,他们远远没有现代化,遑论后现代?离开中国的现实去一味移植、追逐西方的“后”什么主义,必定是无根之木,无本之学。
  知识话语的失禁与失语。文坛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热闹,文人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寂寞。文人在世纪转捩点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时期,既有内在精神撕裂感,又有新的整合感,即有语言失禁的“无边的后现代言说”,又有世俗生活感官的满足;既有对过去理想“乌托邦”失落的怅惘,又有对当下消费意识的认同和奢望;既有对孤独的玩味和顾盼,又有对形、色、声等强劲生活节奏的强烈追逐。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知识状态与知识分子角色认同问题上遭遇到困境。这种困境一方面表现为对经济的通货膨胀难以应付并日益受窘于经济的匮乏;另一方面文化信息的膨胀使知识者在语言欲望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主题,失去了对象,失去了意义本身,于是从滔滔不绝的言语终归于沉默──失语,知识分子在文化扩张和文化颓败时代,看到了文化的危机,也看到了多元多种话语的交织与错位他力图给文化危机的一种意义解答,然而,他已开不出药方。更严重的是,这个群体已陷身于迷惘之中:当他回首历史,历史已在后现代语境中被压成为一个“薄片”,而他却无力透视它;当他展望未来,打算执行一种预言功能,历史的主体已然模糊,他看到,历史的选择总是被选择,而且,历史的选择总是一再犯错误。因此,选择的主体意识突出在每个知识者的面前。当“常人”走向后现代(时尚)时,真正的知识分子开始撤退,张扬“走出后现代主义”。这种撤退,使知识者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二.现代化价值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一般而言,走向“现代化”的模式转换有其大体相近的历程:十九世纪的西方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肺病模式”,这是一种沉重劳作以换取利润的工作模式;二十世纪上半叶则是“精神分裂模式”,这是因为观念扭转造成传统与现代错位使然;二十世纪后半叶,(所谓后现代时期)则是以股票为标志的“游戏赌博模式”,这是一种丧失了诚实的劳作和心灵的重负以后,标榜“机遇”的文化心态模式。
  上述三种模式一方面标示出文化心态的转型,另一方面也呈现出知识话语和知识者话语操作的转型。进入后现代时期以来,随着知识话语的转型,知识分子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中的地位发生了大动荡。知识分子从启蒙者的地位退到了社会的边缘,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贫困、孱弱和尴尬。知识分子发现知识的疯狂增长使自己不再成为掌握知识的人,而日益成为被知识所掌握的人。他已经从博学之士成为一个狭窄领城内的“专家”,并因自己处于物质增涨而精神贫乏的商品文化时代而深感失落。
  后现代知识转型的显着特征:科技知识向人文科学步步进逼,使人文科学处于整个社会商品文化的边缘。这样一来,科技知识高踞于人文知识之上,人们关注现代科技发展远远超过了关注人生意义和价值情怀;科技日益膨胀,阻断了人们心灵空间的相互理解,以及交往和自由解放的兴趣(哈贝马斯),科技知识如今已经成为人文知识、意义追问是否合法的仲裁人(利奥塔德)。终于韦伯所加以防范的“工具理性”开始跻身于“人文理性”之上,从而将大千世界乃至整个文化知识系统压缩成数量化的共同尺度,并摒弃或割裂那不易尺度化的人文科学,使当代人以精神心性的失落为代价去换取物质利益的“机遇”。
  我并不否认科技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扩大了人的视界和自然意识,增强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然而,根本问题亦接踵而至;现代知识全、专、精,现代人却空前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精神与人生分离,代沟使人的沟通受阻;科技知识日益浸渍人文科学的地盘,并对人文价值置若罔闻,造成现代人有丰富的“知识”,却缺乏领悟人生意义的“智慧”和应付现代复杂情况所需的整体思维。甚至,因为人文精神的缺乏,今日市场经济中依仗权势进行垄断与操纵,不讲信誉而全无规则的捞抢投机的非理性心态,实在是令真正的企业家摇头扼腕。可以说,人类安身立命和价值情怀等根本问题变得空前尖锐,这一切皆肇因于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已不再成为社会文化中心,整个知识体系的范式发生变化使转型的知识分子视界发生错位,传统的命题和观念在新潮迭起中黯然失色。
  现实的状况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以启蒙为已任的知识分子已经从人文精神的高峰跌入商品经济的大海,彻底冲垮了其“启蒙引路人”的地位,精神的“永恒性”在经济地位的大面积倾斜中变成了“精神的无用性”。而知识分子在大而无当地讲授人的尊严、精神的价值、文化的高雅的同时,感到自己强打精神的窘迫和虚脱。知识分子因经济地位的失落和“话题”失落而无力与社会、现实和后现代思潮对话,文化和文学艺术在丧失主体的自语甚至失语中进入一种变卖“历史和语言”以成全后现代的调侃,抵毁精神价值的文化“策略”。
  在商品意识浸渍一切的今天,有思想深度,有价值情怀,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少得濒临灭绝,个中原因在于,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整个气氛是反智的,只能产生商业化的流行文化的“学匠”和“快餐文化”,而不利于真正的思想家的生存与发展。商品社会鼓励的是能创造出适销商品的专门技能和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对长远的价值厘定,对精神人格成型等需要长时间方能臻达的境界加以漠视。这样,随分工越来越细,人们的视界就越来越窄。真正具有广阔视野的知识分子因经济的困顿被挤出社会的中心,而游离于社会的边缘,仅仅成为文化商品化的旁观者,只能在自由民主已经获胜,意识权力话语已经消解,历史已经终结,主体已经死亡的谎言中嗟叹无聊而已。
  当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边缘人时,大量的反文化和伪审美的精神垃圾就不断投放市场,文化艺术渐渐地迷失了本性,成为危害和瓦解人类精神价值和灵性意义的伪精神活动。在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为其树立精神“新尺度”时,知识分子本身却发生了分化。对这一分化的宏观把握,将有助于对走向现代化之途中人的现代化的认识,而且,也将有助于对知识分子群体心灵历程的透视。
  知识分子分化层次分析属于知识社会学中知识分子形态学范围。按西方通例,知识分子一般可分为权力话语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
  权力话语知识分子,主要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以权力话语行为思想问题的基本方式,关心国家政治斗争热点,渴望成为政府首脑的智囊团一员。在社会功能上,与政治、时势相伴随,其命运也因某一政治集团盛衰而消长,典型特征是:“时代传声简”,“代政府立言”。
  技术知识分子,主要为科技发展和利益获取服务,以工具理性作为看待世间万物的尺度,关注事实,实业和科技推进。这种技术学者和权力官僚学者一样,不问人生意义问题,只问知识本身的有用性和商品利润的增值性。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集中体现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在严格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中体现出高度的社会发展热情,它的典型的特征是:以标准化、工具化、操作化和程序化为唯一标准,将生活的各方面加以技术化、电脑化,对人文理性加以排挤,企图垄断人类生活和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并已经造成了技术统治的冷冰冰的非人化倾向。
  人文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体现着人类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他从个体出发去体察社会,从小我之中去反映人类大我。他关注生命意义、意义重估等价值判断问题,并为人的整体发展立法和制定理想蓝图。在社会功能上,人文知识分子不依附他人或任何科技组织,他是完全独立的,并在这独立人格精神中完成对社会的批判。他的典型特征是“担当社会知识的代言人”,完成“启蒙”和灵魂“唤醒”工作。
  今天,权力话语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依附于国家和科技,而有施展抱负的大场景。而人文知识分子,如前所述的因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困境中,出现了重大的分裂。
  第一种,是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困顿窘迫之中仍然清贫自守,仍然独守一方精神净土对现实展开批判。他们关注人本体及其发展问题,追问“启蒙”、“教育”、“净化”的当代意义问题。他们清楚地知道,当知识分子不再为真理而战,就丧失了存在的权力;当知识分子隐入沉默而不再进行文化思想批判,民主就不复存在,专制就悄然弄影。因此,知识分子的危机正好说明这个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了文化的危机、情怀的危机、价值的危机和意义的危机。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意识到自己所担当的重任,而且看到了文化的悖论:当代知识分子自己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自觉问题(后启蒙),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与能力问题成为其自我反省的中心。与当政者拥有权力,商人拥有利润不同,知识分子仅仅拥有的社会资源是知识心性,知识的本性是永远指问新的(未来),而知识分子也就必然以寻求未知事物甚至不可能存在之物为自己的徽章。
  第二种是滑行在我国体制转轨缝隙的语言游戏者。这种游戏者不再直面真理、价值等问题,而是从思想向语言逃亡,背离思想,背离意义。这种“知识权力”知识者日益失落了主体人格的乡愁和在社会抗争中寻找意义和希望,偏离了真正的人性存在经验之锥,使语言成为人与人、人与世界阻隔疏离。语言背离了真理,而变异为谎言。谎言在维护大众游戏机制中实现了谎言的本体化,即“谎言”不再是本来生活的背离和扭曲,而且成为现实生活“真实”本身。权力话语通过语言造成的失禁,而语言反过来通过谎言塑造世俗幸福的神话并连带地带来道德价值的沦丧。人文知识分子的首位要素“语言”已然处在危险中。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如果不准备重蹈覆辙,则必须重新审视和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意味着必须寻找一种真正具有创新和解放意义的“新语言”,才有可能重新书写真正的人的历史。
  第三种人文知识分子是向古代传统的撤退,他们写着闲适的小品文,玩味着学术话语,尚清谈风,这当然对专业学术推进有一定的作用,但总体上看,在世纪末的语境中,此风尤不可长。这种清谈本质乃是背对重大的理论问题,是对人文知识分子困境的一种逃离,他们得到了具体专业某方面的深度,但却无视整个人文价值系统所面临的逃战,也不准备回答这种挑战。
  当然,最不可取的人文知识分子,就是那种忘记了知识者的天命而沉醉于重钱物质所带来的感官享乐之中,甚至自我玩弄肉身状况,而消解精神家园。这类人实际成了知识分子的叛逆,已经自己脱离了知识者的群体。他那一点错误百出的可怜知识,只是为活着这一卑微的愿望所支配。当然,他们也就不在我们的讨论之中。
  总体上说,文化危机所造成的话语错位,由话语错位导致人文知识分子的分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化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危机寓言了一种总体连锁性危机。如果现在再不认真讨论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其后果将是不可设想的。
  就后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而言,其危机指涉了价值意义危机。这一危机必将在正直的人文知识分子(而不是大腕或大款们)独立不倚和睿智冷静的价值批判和意义追问中产生转机。因为充满铜臭物欲的世界肯定不属于人类的未来,同时,还因为人类最终必将从物质人走向精神人。尽管人类自我矫正和启蒙转向是个仁慈但充满太多绝望的愿望。但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绝不将目前的“边缘”处境看作绝对的现实,他们向往可能性,仍然通过心灵和笔在唤醒自己的同时努力唤醒他人,在批判社会的同时,让深陷物欲泥淖、利欲薰心的人们迷途知返。真正的知识分子与世俗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永不把自我和现在视为中心,而为社会和“未来”则敢于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
  在后乌托邦时代,寻找“精神家园”并守护它,这就是在后现代思潮中,真正知识分子的回答和选择。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战略与管理9京115-120H1语言文字学王岳川19951995 作者:战略与管理9京115-120H1语言文字学王岳川19951995
2013-09-10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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