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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东欧民主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二)
俄罗斯、东欧民主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二)
张博树     阅读传统中文版

苏(俄)、东欧民主化的大致过程

苏(俄)、东欧民主化过程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启动改革和“公开性”始,到1989年革命成功,前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纷纷更名为社会党或民主党,各国大多进行了民主原则下的首次议会大选为止,这个阶段当然也包括前苏联的解体和民主俄罗斯的初步建立;第二阶段则是民主制的巩固期,这个阶段有调整,有动荡,但没有出现大的、根本性的反复,说明“转轨”和民主化总的讲是成功的。目前,这个“巩固期”仍在继续之中。

这一节,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戈尔巴乔夫是1985年3月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这件事客观上成为后来苏东一系列根本变革的起点,可以说既有偶然性,又蕴含着历史演进中的某种“必然”因素。前文说到,苏联的党专制体制在斯大林时期就充分暴露了自身的血腥、暴虐、荒谬,甚至它所取得的“经济成就”,都是这种暴虐和荒谬的证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已经是这个巨大的共产党帝国“解冻”的开始。不过,赫鲁晓夫的革命并不彻底,因为赫本人毕竟远未挣脱斯大林主义的胎记。随后的“勃列日涅夫17年”不但未能继承赫的改革,反而在许多方面大步后退。尤其是勃执政的最后8年更加强烈地凸显了这个体制的悖理:一个病入膏肓、几乎不能理事的老者勉强维持着这个巨大的、外表十分强悍的红色帝国。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先后继任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还有本来应先于安德罗波夫接班的苏斯洛夫,以及国防部长、在契尔年科继任上发挥了重要影响的乌斯季诺夫)也都是行将就木的老人。这样,这个体制就以如此极端的形式宣告了自己的不可救药,同时又为年轻的、有志于改革的领导者创造了机会。至于说历史选择了戈尔巴乔夫充当此任,则是戈氏个人努力和种种历史机缘碰到一起的结果。这个上大学时就具有叛逆思想、继而成熟于赫鲁晓夫“解冻”年代、又在边疆区有过一番历练和感悟的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有着相当的自觉去改变这个制度,用戈氏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1]

当然,戈氏开始时并没有走的太远。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虽然提出了改革和公开性的口号,但改革的目标仍然被界定为“完善社会主义”。然而,“公开性”有其自己的逻辑。由于这个制度在历史上犯下了过多的罪恶,只要党真的放弃了对大众传媒的垄断,允许人们讲实话、讲真话,“公开性”势必演变为对整个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批判性重新审视。勃列日涅夫时代长期被压制的民间自由力量重新活跃起来,苏共党内也出现了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这样更为激进的高层改革者。与此同时,保守力量也被充分动员了起来,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自然,比文章更有力量的是一大批党内高层干部,他们控制着党务、政府、军队、军工部门的关键职位。由于惧怕党内民主化、自由选举等给自身权力带来的威胁,这些人已经从潜在的抵制变为公开地反对改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1988年6月底召开)提出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任务。戈尔巴乔夫的思路是把权力中心从“党”转移到苏维埃,即“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2]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注意,这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相当于中国全国人大的“苏联最高苏维埃”,而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它的代表是真正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苏联着名持不同政见者安·萨哈罗夫出席了大会,而86名苏共州委和边疆区委的第一书记却只有10人当选为人民代表。当时中国人如果知道这个消息的话一定会感慨万千,因为10天前戈尔巴乔夫刚刚访问了中国。当亿万普通的苏联公众第一次通过电视现场直播目睹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时,中国的普通公民正在为反对北京戒严、还民主运动以公道而进行斗争。

前苏联发生的变化迅速影响到东欧。我们已经知道,对大部分东欧国家来讲,党专制的体制本来就是苏联强加的结果,并无内在生命力,所以,当戈尔巴乔夫宣称“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时,[3] 无疑是给东欧各国的改革松了绑,且原来的宗主国和原来的卫星国之间围绕改革很快产生了一种正向的互动关系。苏联的“公开性”感染了东欧,无形中鼓舞了东欧各国的民间自由力量,刺激了各国执政党内的改革派采取更大胆的行动;而东欧改革的每一步进展,又反过来影响着苏联,并促进了前苏联本身的变化。――附带说一句,中国是处于这种正向互动关系之外的,这再一次说明了中国问题的“特殊”:中国的党专制有其自身的传统,这个传统强悍而独立。主要是由于这一点,尽管1989年春夏之交伟大的天安门公民维宪运动客观上构成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瓦解的重要链条,但中国公民至今仍没有享受到这场革命带来的正面成果;恰好相反,中国的执政者由于惊惧于苏东发生的剧变而大大强化了党专制的统治。此为后话。

至于东欧各国完成1989年“惊险一跃”的具体过程,自然因国而异,各不相同。波兰由于拥有强大的民间政治反对派基础,执政者又相对温和,所以最先达成朝野之间的共识,共同推进波兰的政治转型。1989年6月4日(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同样刻骨难忘的日子!),波兰举行了议会选举制度改革后的首次全国大选,团结工会获得议会中的绝大部分席位,组织了波兰战后45年来第一个非共产党联合政府,波兰前执政党领袖雅鲁则尔斯基则在7月1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波兰总统。匈牙利的“转轨”也相对顺利。早在1988年5月,匈党就进行了有利于改革的党内核心层改组,以卡达尔为首的党内元老全部退出政治局。随着民间提出重新安葬纳吉、为1956年事件平反的要求后,匈执政党内进一步发生分化,以波日高伊为代表的党内“激进派”取代了格罗斯为首的党内“稳健派”,开始和民间反对派一起引领匈牙利的改革。1989年6月~9月,匈牙利朝野举行了圆桌会议,制定了从一党制走向多党制的具体方案。1990年3月举行了议会大选,和平实现政权更迭。与波、匈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转轨”经历了较多的对抗,这当然首先是由于捷共领导人的顽固造成的。他们担心为“布拉格之春”平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所以坚决不向反对派让步。在民间反对派组织的强有力领导下,1989年11月在首都布拉格和其他城市爆发了市民和学生的示威游行,且整整持续了11天,参加人数达250万。整个过程与半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极其相像,不同只在于中国民主运动被当局残酷镇压了,而捷克斯洛伐克民主运动最终获得了胜利。1989年12月20日~21日,捷共召开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12月28日~29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选举前“不同政见者”哈维尔为共和国总统,选举杜布切克为联邦议会主席。

波、匈、捷等国党专制体制的解构,很快在其他几个东欧国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先来看东德,已经先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拆除与奥地利接壤的所有边界设施,导致大批东德公民以赴匈牙利旅游度假为名,取道奥地利进入西德(联邦德国)。仅1989年10月初,经此途径逃往西德的东德公民就接近4万人。11月1日,被关闭的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宣布重新开放,更多的民主德国公民利用这条捷径前往联邦德国,一周之内出走人数竟达50万之多。11月9日,已经改组的东德政府宣布两德间所有过境站全部开放,人群向潮涌一样涌向西德。兴奋的人们骑在柏林墙上欢呼的情景,成为标志着东欧共产主义制度垮台的经典性镜头。罗马尼亚甚至发生了更具戏剧性的事件:当罗西部小城蒂米什瓦拉发生“骚乱”,正在伊朗访问的齐奥塞斯库不得不提前回国并颁布戒严令,严禁任何集会,乃至禁止5人以上同行时,首都布加勒斯特爆发了1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国防部长米列亚拒绝最高当局开枪镇压的命令,军队倒戈站在了示威者一边。齐奥塞斯库夫妇不得已仓皇出逃,当晚被民兵抓获,3天后,也就是1989年12月25日,被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南共联盟则是主动顺应了时代大潮,于1989年10月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提纲》,把多党制引入南斯拉夫政治体制。保加利亚也大体如此。在刚刚诞生不久的民间反对派的压力下,保共于1989年11月11日解除日夫科夫党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由推崇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外长姆拉德诺夫继任总书记。[4] 1990年2月召开的保共14大通过《保加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后又进一步把保加利亚共产党更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1990年12月,保成立了以无党派人士迪·波波夫为首的联合政府。最后,阿尔巴尼亚这个东欧共产党专制最顽固的堡垒也发生了变化。1990年2月,阿国内出现支持民主化的示威者,经过半年多的对抗与相互博弈,阿执政党做出重大政策改变,开始承认多党制。1990年12月12日,阿成立国内第一个反对党――阿尔巴尼亚民主党。1991年3月31日,阿举行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从而开亮了以解构党专制为核心的东欧政治变革最后的“尾灯”。

这场伟大的革命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截止到目前为止,东欧各国新兴的民主体制总的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由民主力量发展而成的各国自由主义政党(或政党联盟)大多有了从政的实际经历和体验;左翼政党也并没有被取缔(尽管在某些国家有短暂过激行为),他们拥有和其他政党或政治派别和平竞争执政权的平等权利。事实上,尽管发展水平、成熟程度不一,各国均已大体形成左右轮替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格局。比如,在波兰,1989年的首次议会大选团结工会获得大胜,马佐维耶茨基出任联合政府总理。1993年由原波兰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改组、转变而来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即重新赢得执政权,组织了左翼联合政府。1995年的波兰总统选举,社民党领导人克瓦希涅夫斯基又击败了现任总统、原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以51.72%的得票率出任新兴民主波兰的第三任总统。1997年又是波兰大选之年,经过一番角逐,团结选举行动联盟得票33.83%,民主左翼联盟得票27.13%,波兰右翼重新上台执政。而在2000年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克瓦希涅夫斯基则以53.9%的得票率再次战胜右翼对手,成为新兴民主波兰历史上第一位连任的总统。这种左右不断易位、但每次易位双方得票率都相差无多的纪录,说明波兰的宪政民主正在走向成熟。再如匈牙利,1990年民主匈牙利的首次大选民主论坛得胜,由该论坛主席安托尔·约瑟夫组阁。1994年再次大选,由前执政党转化而来的匈牙利社会党取得辉煌胜利,独家得票32.96%,获得209个议会席位。1998年第三次大选,右翼以微弱多数重新赢回执政权。2002年第四次大选,匈社会党卷土重来,以42.15%的得票率再次上台执政。其他国家,包括各自独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的原南斯拉夫各国,最早从前苏联中宣告独立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罗、保、阿各国政坛也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尽管成熟程度各异。在宪政民主体制构建中,各国纷纷通过了《政党法》和其他保证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的法律,公民社会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如今,大部分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欧洲联盟的正式成员国。

 

需要多用些笔墨的倒是前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由于历史包袱的沉重,保守力量的强大,帝国政权结构的过分复杂,紧张的民族关系,糟糕的经济背景,加上改革者行动的某些失误,使得苏(俄)“转轨”过程经历了更多的坎坷。

1990年3月12日~15日召开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同时决定删去苏联宪法中赋予苏共党专制合法性的“赫赫有名的第六条”。[5] 这是苏共继续第19次代表会议的政改方针、主动放弃党专制霸权地位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向多党制过渡则是计划中的下一步。但此举亦导致苏共党内更严重的分裂,保守势力和马列原教旨主义者们更猖狂地诋毁、反对改革。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受东欧变革的影响,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立陶宛已于1990年3月11日宣布独立,其他两国的反对派也已经将退出苏联的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不要忘记,这三个国家原本就是根据1939年苏德秘密条约被斯大林强行划入苏联版图的,斯大林当年的吞并行为已经为后来苏联帝国的解体埋下了种子)。1990年5月,叶利钦在同样充满民主气氛的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次会议还以907票赞成、13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这个宣言并没有包含俄罗斯退出苏联的要求,但它把从根本上反思苏联现存联邦关系模式的问题以更明确的形式提了出来。一个多月后,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召开,经过激烈、尖锐的辩论,戈尔巴乔夫力倡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纲领获得通过,用戈氏自己的话说就是28大“并未放弃自己历史遗产中正面的东西,但谴责了极权主义,还宣誓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6] 然而,更加激进的叶利钦选择了退党来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他的完全经得起推敲的理由是:“由于我已经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对人民及俄罗斯担负的重大责任,考虑到社会正在向多党制过渡,我不能仅仅执行苏共的决议。”[7]

在越来越多的加盟共和国出现独立倾向的现实背景下,苏联于1991年3月17日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有3/4的苏联公民表示愿意以平等、独立的共和国的新的联邦形式保留苏联。包括俄罗斯在内的9个共和国接受了戈尔巴乔夫起草新联盟条约的建议,从而开启了“新奥加廖沃”的谈判进程。这个谈判本来已于当年的7月23日达成协议,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可以放心地前往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度假,以备两周后举行隆重的新联盟协议的签字仪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共党内的保守派发动了震惊世界的8.19政变,在莫斯科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禁止游行、集会、示威、罢工,宣布实施新闻管制,并在福罗斯软禁了戈尔巴乔夫一家。虽然这出闹剧仅上演了三天就以失败收场,[8] 但却根本性地毁了苏联,断送了新联盟产生的可能性。从9月到10月,几乎所有的共和国都宣告了独立,而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经全民公决宣告的独立尤其具有关键意义。人们都把完全的独立视为最大限度的政治安全,不愿再考虑联盟水平的任何硬性制度安排。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家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独立国家联合体”最终代替了拟议中的“主权国家联盟”。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告苏联公民书》,事实上宣布了苏联的解体。

 

1991年到1999年的俄“叶利钦时代”常常是人们争论的话题。的确,这段时期的俄罗斯充满了动荡,但总的说,从前苏联即已开始的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在俄罗斯得到了继续,尽管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叶利钦本人于1991年6月经俄罗斯联邦第一次全民直接选举当选为总统。8.19事变时这位改革勇士站在坦克上怒斥政变者的形象举世皆知。然而,作为总统的叶利钦当时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和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一方面,前苏联远比中国“科学”、“严密”、“完善”的计划经济使俄罗斯重建市场体制变得十分困难;早在80年代就已经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随着原苏联统一经济空间的瓦解迅速转嫁到俄罗斯身上,又加剧了这种困难。另一方面,在俄罗斯联邦对联盟宣布主权后,俄联邦境内的许多共和国也纷纷对联邦提出“主权” 要求,乃至形成所谓“主权大检阅”,对作为整体的俄联邦构成巨大压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叶利钦启用盖达尔的青年改革团队,实施了激进的“休克疗法”,企图通过放开价格、刺激经济,扭转被动局面,迅速建立起较完善的市场体系。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变革,当时似乎还没有列入日程。事实上,单是经济改革的艰难程度即已超出了改革者原来的预计,无论社会、企业还是消费者都还没有做好迎接市场化和私有化变革的准备。更糟糕的是,由于人代会中最知名的代表大多离开了苏维埃进入政府机构任职,俄最高苏维埃已被大批守旧的前共产党官员所把持。他们处处反对盖达尔的改革,使“休克疗法”没有办法贯彻到底而常常半途而废。这种半截子式的经济改革加剧了社会生活的混乱,叶利钦与最高苏维埃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俄罗斯的“府院之争”[9] 曾迫使叶利钦诉诸全民公决,而公决(1993年4月举行)的结果是很耐人寻味的:参加投票的俄罗斯公民有58.7%的人表示信任俄总统叶利钦,53%的人表示赞成1992年以来俄联邦政府推行的社会政策。在通货膨胀已达惊人程度的俄罗斯(1992年俄通胀率为1354%!),俄普通公民的上述回答无疑是对叶利钦及其改革政策的可贵的支持。部分地由于这一点,尽管半年后的1993年秋季发生了“府院冲突”白热化、叶利钦解散人代会、议会首先动武、最后政府方面“炮打白宫”、最终结束“两个政权对峙”的事情,人们对俄罗斯总统的行为仍然表示了相当的谅解。

从俄罗斯宪政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看,“府院之争”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俄“超级总统制”的确立:为了保证改革的稳妥进行,1993年底通过的新宪法赋予俄联邦总统巨大的权力。与此多少有些矛盾的是新宪法在俄联邦与地方的关系规定上并不清晰,共和国作为联邦主体甚至被授予某些特权,这显然也是“府院之争”的一个副产品:叶利钦为了同人代会“作战”,曾不得不寻求来自地方的支持。政党政治也在新的宪法框架内发展起来,各政党都可以依法取得参加大选的资格。俄罗斯共产党的崛起正是在这个法律框架内实现的。部分地受益于该党的竞选策略(比如该党宣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就迎合了许多俄罗斯选民的心理),部分地受益于有效利用社会上的“怀旧情绪”(这种情绪对一个正在遭遇困难和危机的转型中的社会来说显得极其正常),俄罗斯共产党在1995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重大成功,一举拿下议会450个议席中的157个席位。然而,正是俄共的“复辟”倾向促使叶利钦下决心抱病参加1996年的总统选举,并为此接受了民营大资本的提议,与之结成短暂的、引起颇多争议的战略同盟。关于俄罗斯“寡头”和改革的关系、和俄罗斯“官僚资本”的关系、和正在演变中的俄罗斯权力结构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认真梳理的问题,本文后续部分论俄罗斯改革的经验教训时还将做详细探讨。无论如何,叶利钦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没有取得第一个任期那样的辉煌。面对接踵而至的1998年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弹劾浪潮,叶显得频于招架,心力交瘁。好在叶利钦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走对了路,那就是在俄罗斯现有制度框架内选定能够继续改革路线的接班人。这样,在经过几次尝试、反复,又在“相中”对象时运用俄式政治智慧做出一连串“假动作”后,叶利钦最终推出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理,后者在代行几个月的国家元首职权后,最终于2000年3月顺利当选俄罗斯新一届总统。

现在已是2007年,普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已接近结束。俄罗斯的经济获得强有力的复苏,已经基本摆脱困窘的局面。政治上,普京一方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启动纵向权力结构的改革,努力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另方面致力于调整叶利钦时代行政机构与议会过分紧张的关系,使三权分立的权力构成趋近于合理化。政府还调整了对“寡头”的政策,加大了对最大的俄罗斯公司的监督。公民社会的建设仍在进行之中。普京本人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坦陈:在经过5年的“政策稳定”期后,下一步“最重要的政治和思想任务是将俄罗斯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普京强调:俄罗斯作为最大的欧洲政治实体,“欧洲文化在许多世纪的过程中饱经痛苦所赢得的自由、人权、正义和民主等理想对于我国社会乃是至为重要的价值指针。我坚信,对现代俄罗斯而言,民主价值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对经济成就和人民的社会福利的追求。”[10]  这番话当被视为现任俄罗斯领导人继续宪政改革政策的证明。

事实上,像老资格的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这样的观察家都承认“俄罗斯在迈向名副其实的民主的道路上所显示的进步已经十分巨大”,当然,这位学者同时认为,在经历了千百年的专制制度后,指望俄罗斯“取得更快的进步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危险的”。[11] 此话中蕴含的睿智亦值得人们咀嚼、深思。

 



[1] 见《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页118。

[2] 同上,页190。

[3] 此语见1987年8月出版的《苏联外交通讯》,转引自姜琦、张月明《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页68。

[4] 关于姆拉德诺夫,还有这样一段故事:1990年6月,保加利亚高校学生曾举行罢课和绝食,要求当年4月已经当选为总统的姆拉德诺夫辞职,根据是姆在1989年12月反对派民众游行示威时,曾在劝说无效后说过一句“好吧,那就让坦克来吧”的话。姆对此矢口否认,但现场录像证明学生的指控成立。这样,姆拉德诺夫不得不于1990年7月6日向新选出的保大国民议会提出辞职。此事不但说明政治家的“品质”问题极其重要,尤其说明用武力镇压和平示威的民众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5] 这个“第六条”的原文是:“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之存在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她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党的一切组织都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行动。”(转引自《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页213~214。)

[6] 同上,页231。

[7] 见格·萨塔罗夫等着《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页77。

[8] 当时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曾满怀兴奋地“正面”报道了苏“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完全没有料到这群倒行逆施的行动者竟会失败得如此之快。至今,中国国内的御用学者仍把8.19事件说成是“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为挽救社会主义的联盟国家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

[9] 某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发生于1992~1993年的“府院之争”,实际上是极权制度的遗存与正在形成的民主体制之间的斗争。“当然,可以说,哈斯布拉托夫(当时的俄人代会领导人)并非是一位积习很深的党务工作者、共产党的正统派分子,叶利钦也不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民主派分子。但是相互对立的领导人缺乏‘政治上的纯洁’仅仅是使形势不那么像被事先想象的刻板模式,赋予它以逼真性而已。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事情的实质在于旧的体制得以将自己的游戏规则、自己的徒具虚名的权利强加给了新生的制度,以此来向人们显示任何革命都没有发生。”(见格·萨塔罗夫等着《叶利钦时代》,页276。)

[10] 转引自罗伊·麦德维杰夫所着《普京总统的第二任期》,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页175~176。

[11] 同上,页218。

 

2013-08-26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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