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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档案 第六章 遭到驱逐
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档案 第六章 遭到驱逐
刘海林      阅读传统中文版

1954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公开地反对并抵制‘全面学苏’”。①  五十年代初到“反右”之前,“知识分子改造”、“院系调整”、“全面学苏”构成了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的生存背景。如果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一次极为有效的知识分子自我否定的“洗脑运动”,紧跟其后的“院系改造”和“一边倒”学苏联,便是彻底摧毁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教育体制和旧的生存方式的运动。  首先由于我们的社会,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在教育上资产阶级那一套——理论、制度、内容、方法等,对于我们根本上不适用,只有苏联先进的经验,足以供我们借镜。中国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教育,只是毫无计划地搬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再加上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若干措施。解放以来,教育上封建的法西斯的遗毒,已经基本上被粉碎了,但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直到今年教师改造思想运动以前,还在很多学校中占着实际的统治地位,甚至于在教育行政机关若干工作人员的头脑中,也有相当影响。由于他们留恋甚至迷恋资产阶级那一套,对于我们教育上的革命办法以至苏联的先进经验,就抱着歧视或对抗的态度。这就障碍着课程改革,障碍着院系调整,障碍着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并因此不能很好地编出新教材,不能很好地运用新的教学方法。资产阶级教育上那一套,通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搬运过来,本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并且许多理论是错误的,不能适应新中国各项建设的需要。因此,改造教师思想,打破资产阶级的一套,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对於我们今天的教育建设,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学习是“全面否定”之后的“全面照搬”。在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上,教授导师的个体教学制被否定后,取而代之的是苏联的组织模式:集体教学;在课程内容上,逐步删除了欧美资本主义腐朽的内容,大量采用了苏联的材料:  如化学系的某些教学小组经常把苏联科学小丛书上的化学先进发明吸收到教材中去;普通植物教学小组在集体编写讲义过程中,也批判了过去一本常用的美国教本之后,采取了米丘林的研究路线,在他们的教学过程中,即按照着米邱林的原则来分析生物的变化,又如普通化学教学小组也根据列宁的学说来解释物质的概念;根据苏联学者对于唯能论的批判来讲质、能间的关系;根据热的运动与分子吸引力的矛盾,来解释气体液化的现象。动、植物系也根据苏联学者勒伯辛斯卡娅的活质学说,来批判旧的细胞学说;根据巴甫洛夫对于生物整体的观点,来批判欧美学者研究生物现象的破裂分割的观点。数学系也根据列宁的反映论,来批判“数学是人类理智的创造”的错误观点等等。  ……  为了使高等教育适合于国家大规模计划建设的需要,逐渐改革过去“通才”教育的旧制度,本校各系现已遵照中央教育部的指示,在校行政的领导下,研究采用苏联“专业”设置的经验,如动物系、海洋系、物理系、水产系、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等都准备设置不同的专业和专门化,使学生所学知识逐步专门化,以培养适合于于祖国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才。  此外医学院在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上,也有相当成绩,并开始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实行了“重点分科”制,附设医院吸取苏联医学先进经验的成绩更为显着:组织疗法、无痛分娩法都先后实验成功和大力推广。正因为大家要求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迫切,所以学习俄文已成为大家的一致的要求,这学期来全校仅教职员中参加业余俄文学习的就有380多人,就连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参加了俄文的学习,早晨晚上在校园内经常听到读俄文的声音,各系教学小组和教研组对每个参加俄文学习的教师也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能读有关本系的俄文业务书籍和进行翻译。……③  尽管有些人,对摧枯拉朽、“全面改版”的革命难以接受,心存抵触,却无人公开抗拒时代潮流。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大致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基础”和“头脑”,使他们从整体上失去了“声音”,放弃了“自我”。  在这样的背景下,束星北意欲对抗潮流或扭转校正乾坤的企图,便显得尤为不合时宜。  束星北反对“一边倒”学苏联的意识,最早可追溯到20年代末的亚欧考察。在那次探索社会出路,寻找救国良方的考察中,社会主义的苏联给他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在他的意识里,苏联是个专制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德国进攻苏联的初期,他们之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就是证明。最初的代价完全可以说明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差,当然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④  束星北认为,“院系调整”是急功近利,是一次破坏:“院系调整”简直就成了法律。“所有的私立学校取消了,大多数的外国教职人员和行政人员离开了中国。斯大林模式迅速地在清理一空的中国高等学府校园里扎下根来。西方式的文科学院和通才教育取消了。为了适应眼前利益,使好不容易成为通才的人再变成专家,使本来就很细的系还要再进行划分。一些大学变成了短训班或职业职能训练班,这同大学宗旨体制相悖,是倒退。”⑤    

 

中苏签定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人们都沉浸在两国蜜月的喜庆气氛中,束星北却忧心忡忡地告诫人们说,沙俄向有侵吞占领的本性,这一点他们和其它帝国主义一样,“这样下去,要把我们的矿产给平分了。”⑥  在与华岗科学与哲学之争时,束星北曾公开地摆出自己对科学有无阶级性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等)本身没有阶级性,数理化是全人类文化的共同积累,谁都可以使用,如果这些人类共同文化瑰宝只是因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使用了,我们就不能再碰它,岂不是因噎废食吗?”⑦显然这一点也是针对“全面学苏”所言。他认为:“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物理杂志一本也没有,科学全是抄袭德国人的。科学家也大都是二流货色。”有人反驳说,那么巴甫洛夫、门捷列耶夫算不算第一流的科学家,他说,“据我所知,那是沙俄时代培养出来的。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应当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去做,不能搞虚的。苏联之所以不行,就是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⑧对于科学技术,他认为必须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自由的;既不要参加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不到;说错话甚至骂骂人也没有斗你;以为‘言论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他虽然没有公开地提出要向最先进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学习,但所言所指,人人皆知。  本来,束星北的对抗还仅限于物理系或和朋友的小圈子里,当他得知帮助高教部制订中国教育大纲的苏联专家是个副教授时,再也不能忍受了,他站出来用书信直接向高教部提出了质疑:“我听说高教部帮我们制订教学大纲的<苏联>顾问是个副教授,他本身的教学经验都很浅薄,我们也得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非得让人家当瘪三一样看。”“我看这是胡弄,这样下去,有亡党亡国的危险。”⑨  在运动大潮面前,束星北并非单枪匹马,他的思想言论,在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当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只是将一些人埋在心里的所想所思和不满非常情绪化地表达出来。他也常常因“革命”不能成功,而采取一些过激的形式。  刘洪宾:  束星北的思想显然不是独立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比如他对大学的政治化倾向、专科教育(实际上所谓的专科教育也是一种临时的过渡性的档次很低的教育)、工农速成班的成立等等看法,我们都有同感。不同的是,我们将想法和不适埋到肚子里,而他一定要讲出来,即使引火烧身也在所不惜。  在中国,一个事件一旦成为全面运动了,也就成为灾难了。全面学苏也是如此,比如有英美背景的臭了,英文也就跟着臭了,大家便赶快转俄文,一些知识结构早已定型,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跟着突击俄文。教本教科书全部都要使用苏联的,都得现翻译。束先生有一本电磁学本是高教部的约稿,可是“一边倒”之后,高教部便找人翻译苏联的有关教科书,束先生的书便被搁置起来。束先生的书动用了多年的积累,连一些苏联专家也承认是一部充满独立思想,水平极高的高等教材,突击翻译出来的苏联有关教科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能不有气。再比如,大学使用的初级物理学课本,没有磁学光学部分,这等于只有头尾而没有肚子。还有更荒唐的,反美连摩尔根和他的基因学也一起反掉了,大家只能跟着苏联伪科学家李森科和米丘林后面跑。这样的事,明白的人自然有气。  束先生是出了名的“反对派”,早在来山大之前我们就知道了他的一些传奇经历,如为了苏步青而拳打“整改”小组组长;“三反”之初,在食堂门口贴挑战书,要与那个揭发他囤积大米的教授当众论战,吓得那个教授好长时间不敢见人;知识分子改造时期,他是惟一一个不写“忏悔书”的人。⑩但束先生毕竟是个学者、科学家,他的“抗拒”形式通常还都是理性的,只是万不得已了,才采取非常方式。如他对“全面学苏”的不同看法,最初就是正面接触:他不断地向学校领导提出自己的意见,也不断地用书面的形式向学校领导或高教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希望。只是当正面渠道行不通后,他才以个人的特别方式来进行“抗拒”。他以年事已高,知识结构早巳定型为由拒不学俄文,也不使用苏联教材,人家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集体教学了,他还我行我素,继续着师生相承的老路子。如此等等。他与学校的对抗实际上是方向性的对立,因而也就不存在调和,就像他同华岗校长的哲学争论一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潮流之下,束星北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他“扭转乾坤”的企图只能招致越来越强烈的批判和政治压力。但他不会认输,不想被潮流所淹没,在“声音”失去空间后,他便退守到自己所管辖的“地盘”上,继续“抵抗”,他仍用自己独到的教育方式来同社会主义“争夺阵地”。  大学在政治万能的影响下,一个人的进步与好坏,首先要看他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水平,学生在这样的氛围里,自然对数理化或其它学科的兴趣和欲望越来越小。在学校,只要是党员,无论品行怎样,学习多么差,也一样保持着“尊贵”之优。氛围给人们的感觉是:政治好了,一切也就好了。什么是政治呢?首先是政治学习、马列理论的学习,再就是向组织和党靠拢,立场坚定,原则分明,敢于向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做严肃的斗争,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诸如:上街游行、集会、刷标语、贴喜报等等。在这样政治气氛的影响下,学生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课堂和业务的学习时间越来越少,范围也越来越小。很多头脑正在发育的学生已无心学术和知识的争拼,而是想方设法地去察言观色、洞察风向、投机钻营、牟取政治资本。    

 

束星北对于学校日益升温的政治学习热潮,无力抵挡,却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搭台子唱反调。为了把那些躁动不安的学生拴在课桌前——向不善思想工作的束星北,在华岗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大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时候,不断地向学生灌输牛顿、爱因斯坦、海伯森、狄拉克、玻尔等等科学家成才成名故事和经历,他也不时地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和学子的精神来激励他们。他早早地就提出“红与专”的概念,他让学生们讨论两者的关系,让他们知道,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靠什么。“如果学生和老师都去做政治家、理论家,那么,社会主义建设靠谁来搞:工厂企业谁来建,大炮坦克谁来造,量子力学,相对论或尖端科学谁来研究?” 为了让学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中来,分散他们的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的热情与精力,他不断增加测试、考试,常常是五天一大考,三天一小考,弄得学生疲于奔命,他还不知趣地将学生们分成两帮,一帮是有心学习没有很强的政治欲望的学生;一批是政治当头,积极进步积极靠拢组织的学生。对前一种学生,他想方设法稳住他们,小心地呵护着他们。对后一部分学生他采取拉拉打打的办法。他的目的是“挽救”他们。对于那些完全做了政治的“俘虏”的学生,他或者不闻不问、一味地冷落或者寻找机会“打击挖苦”他们。  束星北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范围里“造成混乱”,不但引起了学校的警惕,也遇到了物理系党支部书记李哲明的抵制和斗争。也许碍于师生关系,最初斗争还属“内部的”“地下的”,当束星北和华岗的因哲学科学孰大孰小,孰先孰后之争的矛盾公开后,学校的领导和李哲明对束星北的斗争性质发生了变化,一直在“后台”对束星北进行监督、抵制的李哲明走上了前台,开始和束星北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部分师生也围绕束星北和李哲明分化出两种力量。一方面是学校、是潮流、是绝大多数,一方面是极少数、是代表着反动、落后的东西,因而,胜败早在硝烟未起之时,已经分出。  如果说束星北与华岗的“恩怨”是两种意识行态、两种价值观念的交锋,他和李哲明的冲突与斗争,却有其它一些心理心态方面的原因,至少矛盾的起因缘于个人恩怨。  李哲明于动荡的年代(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1946年,年仅二十岁的李哲明被聘为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1946年正是全国学运频发,游行示威、罢课罢学的运动如潮如涌。血气方刚的李哲明深为感动,在山东大学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九个小时的辩论大会上,他勇敢地站到了学生的一边,并登台作了极为鼓动人心的演说。在这一次大会上,他出色的口才和坚定的立场受到了学校地下党的注意。在紧跟其后的由学校自治会组织举行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中,他和大学学生骨干手挽手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二百多名进步学生遭到毒打,四十多人被捕。这次名为“六·二惨案”的示威游行,轰动了全国。由于成功地配合呼应了中国学运的大潮,这次学运,被誉为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英勇而悲壮的一役。李哲明在这次运动中,虽没遭逮捕,也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但是他英勇无畏的精神给进步学生和地下党留下深刻印象。在以后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六·二惨案”中被捕学生的斗争中,他又同进步学生一起,争得了社会名流和一些群众的支持,成功地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六·二惨案”被捕的全部学生。新政权成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大学的中坚力量、干部苗子,受到重点培养。  为了弥补新大学教育与师资力量的不足,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自己的教育队伍,山东大学将一批政治可靠,年轻有为的学生、教师迅速地选拔到教育岗位上来,可是很快发现,匆匆上岗的年轻的教师大多不能胜任他们的职位。大学只好让大部分年轻教师重新“回炉”。李哲明尽管已有了几年教龄,仍被下放到这个队伍里。本来这项师资教育规划期限定为三年,出于对飞速发展形势的考虑,山大校委会几经研究,决定将三年学期压缩为一年。为了能让他们尽快地扛起大梁,大学让最好的教授为他们“掌勺”。  “院系调整”后,刚刚从浙大来到山大的束星北便成了李哲明等青年助教“回炉”班的第一任老师。  方楫明(南方某大学物理系主任,五十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束星北的学生):  客观地说,最初李哲明对束先生还是很尊敬的,因为李哲明的启蒙老师王普 是束先生的好友,两人一直保持着很深的交往。在做束先生的学生前,李哲明已对束先生耳熟能详了。我记得李哲明多次给我讲束先生,多是在浙江大学时的故事,如数家珍一般。但是束先生对王普的弟子却一点也不客气。  在我印象里,束先生,对我们“回炉班”的教育还是很卖力的,他虽然不苟言笑,可回答起问题来却是很有耐心的。以后想起来,我们有一些问题提得是多么幼稚可笑,尽管如此,他也是不愠不怒,逐一回答。他常说,你们基础水平低一些,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用心,只要用心、心无旁骛,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那个时候,运动多,社会活动多,我们大都是“苗子”“骨干”,自然要积极地参与,说不分心是假的。矛盾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认为我们这些人心浮意躁,没有责任感,没将心思搁在学习上,却只想着当政治家。当他同华岗校长为了哲学和科学谁前谁后的战火爆发后,我们好像也跟着受到牵连,一些学习不行却又热衷政治活动的学员常常被提溜起来发问,回答不出来是自然的事,于是“笨蛋”、“草包”、“狗屁不通”等不雅的语句便如连珠炮一样发泄到他们身上。  一个学期还未结束,很多学员对他有了反感、恼恨,将他的课堂视为险途,即使一些曾对他崇拜尊敬有加的学员也开始躲避着他。尽管如此,李哲明却还在有意维护他,常常替他开脱,替他摆好,让大家以理解宽容的心胸对待他。但是李哲明的好心并没得到好报,在课堂上,问题答不好,他一样会当众“受难”。  一年的学业结束了,好多人都有解脱了的感觉,可是束先生却不想放过我们,他跑到大学有关领导那里阻止我们毕业。从以后揭发出来的材料来看,他将我们的水平评估得很低,认为我们这些“回炉班”的学员,根本就不是“成品”,甚至连半成品也不是,根本就不能“出炉”。他说我们中间有些人连初等物理的基础都未打好,若是让这样的人去做教员的话,简直就是视教育为儿戏,不但误人也会误己。他执意让校领导,将压缩为一年的学期,再改为三年。  那是个急功近利、一日等于一年或几年的时代,大学极需要有思想觉悟有革命激情的新生力量走上教育岗位,因而,束先生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于是我们这些“非成品”最终还是按着预期的安排走上了课堂,成为社会主义灵魂工程师。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束先生没放过我们,他像是索债的债主,一路追讨过来,让一个个刚刚拿起教鞭的年轻教师们个个心惊胆战,李哲明与束先生的怨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束先生“讨债”的方式很独特,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什么事也不做,天天在我们上课的几个教室门廊前溜达,他像个心怀鬼胎的侦探一样,不时地从窗户或门缝往里瞅或驻足听听,感觉有问题了,就悄悄地进来,在后面找个座坐下来,掏出小本来,将发现的问题一一记下来。然后再“秋后算账”。他的所谓的“秋后算账”不外是课后或周末将一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提溜到教研室,吃些小灶。礼拜天就让他们到他家里。不过很少有人买他的账,背地里都管他叫“瘟神”。他让我们老是紧张心怯,一旦听到走廊里有动静,神经便倏地绷起来。有这么一个讨债的“瘟神”,我们再小心谨慎,尽职尽责,也难免不出漏洞。挨训挨批是少不了的。挨批挨训也没关系,关键是有时他不会顾及到你的脸面,让你当众出丑。李哲明就为这事,和他结了怨。  那天,我去听李哲明的课(学校规定助教们之间相互听课,相互提出改进意见),他好像讲的是物体运动。我相信,他一定是做过精心准备的。李哲明的口才很好,平时发言讨论,他总是头头是道,有条有理。讲课也是这样,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他可一口气就讲下来,大家都很佩服他这一点。说实话,那堂课,我听不出来什么问题,我敢肯定学生更不会发现什么问题。可是中途,束先生闯了进来。显然,进来之前,他在门外已经观察了不短的时间。进来时,脸拉得很长。我记得他走上讲台后,二话没说,摸起一根粉笔头来就在李哲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重点提示上打叉。他先是在一些公式上打出一些小叉,然后又在每一个单元上打上几个稍大些的叉,最后一个大叉几乎够到了黑板的四个角。  束先生也不管李哲明什么表情,会受到多么大的伤害,开始从他第一个打过叉的地方讲起。李哲明退到一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涨得通红的脸,深深埋下。束先生一直讲到第二堂课的铃声响起,才想起李哲明。他说:我给你们说过多次,任何事情必须首先得自己弄明白了,搞清楚了,才能讲得通讲得明白,如果连自己都搞不懂,怎么指望让别人听明白。  场子是怎么散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事后,李哲明跑到华岗那放声大泣,他认为自己当众让束先生给出了丑,失了面子,无法再进课堂了,一定要华岗为他主持“公道”。华岗听了李哲明的哭诉后,并没马上表态,而是把听示范课的几个老师(其中也包括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本以为华岗校长至少也要找束先生谈谈话,可是此后却没了下文。我听别人说,华岗之所以没有做出处理,是认为束先生除去方法欠妥外,并无大误。李哲明因此与束先生结了怨,以后李哲明当了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与束星北的矛盾越来越深,不能说与这事没有关系。  按照学校的旨意,首先要将束星北的反动思想和意识公开示众,要让人人都明白他的思想和意识的危害性,以达到分化和孤立他的目的。学校的舆论工具加大了力度,校刊校报等专门辟出走什么道路,选择什么方向的专栏,让师生来参与讨论。物理系各班级的党团员骨干,多数成为支部书记和“内应”、“密探”。束星北在课堂上或私下里散布的“谬论”,都会有人向上汇报,并成为落到他自己头上的“炮弹”。    

 

学生也面临着选择。束星北当年的学生王景明曾谈及那时的感受,他认为,最初多数学生是有学习欲望的。束星北的才华和教学能力深得学生的敬仰。因而,他的一些“反动言论”很有“市场”。他们崇拜他,相信他,也觉得他的一些落后话说得在理,至于那个不苟言笑满身“阴气”的党支部书记,多数人却很反感。可是一旦以阶级和营垒划线了,选择束星北还是选择李哲明,实际上成为是选择一个反动教授还是选择党的原则问题了,学生们只能抛弃束星北。  一些同情或支持束星北的师生,在斗争公开化后,有的开始反戈,有的只有沉默。在支部书记的领导组织下,束星北的“队伍”很快就被瓦解了。可是即使成为孤家寡人的束星北也不轻易言输,他且退且战,大部队抓不住了,就单兵操练,只抓几个愿意被他蛊惑、蒙骗的“苗子”。在这种胜负早就确定的较量中,他的班很快就与其它班拉开了距离,每每学校会考,他的班成绩一定是最差的,成为学校领导时常需要“关照”介入的班。学生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就像当年闹学潮对付国民党的反动教授那样,不断地给他出难题,找麻烦,他的课堂已没有了纪律,迟到早退或旷课时有发生,有时他们干脆在支部书记的默许下集体“罢课”,让束星北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教室。  即使如此,他也不放弃,不退缩。他仍然靠自己的力量和教育方式来影响学生。对系里的同行,特别是年轻的教师也是如此,他一定要用自己的思想和方式来影响教育他们。尽管他失去了绝大部分阵地和师生,可从没有全军覆没,无论何时,总有一部分人利用各种方式来追随他,支持他。甚至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地和他站到一起。王景明就是这样一个人。  王景明是社会主义新大学中培养出来的优秀的新生力量,可是他却和束星北这样的人弄到一起,这让很多人困惑不解。  王景明是华东大学短期训练班的第三期学生,两校合并后,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进“回炉班”成为束星北帐下的学生。他出身贫困,最初报考华东大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每日有一碗大米饭果腹。三大战役之前,部队需要新鲜血液,他曾咬破中指写下了我要上前线的血书。为此受到华东大学最高领导人的表彰。在山东大学的一些领导眼中,王景明是个谜。他本是上级着意培养的革命中坚和骨干。他的方向本应同李哲明等年轻教师一样,经过培养和训练,然后走向教育领导岗位。可是他却成了束星北的“俘虏”,成了一个跌进资产阶级泥坑的“败类”。王景明成为束星北俘虏的过程很简单:束星北刚来山东大学时,应大学物理教研组的要求,作了一次有关力学教学的总结性报告,其后又就表面张力、电磁场、以及光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等问题作了几次报告。王景明折服了。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时称:束星北手里拿的是一根魔杖,轻轻一点,就为你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如梦初醒般地发现了一个令人着迷神往的宇宙。王景明不仅在学术上钦服束星北,性情、思想也与他相近。束星北的很多“反动言论”正是他所思所想的,而束星北那些大谬不经的行为,在他看来简直是英雄壮举。在束星北一步步走向自己营造的深渊,越来越多的崇拜者都弃他而去后,王景明仍然保护、扞卫着自己的偶像。  1953年,山东大学与苏联一家大学结成姐妹学校,并达成互派进修生协议,校领导看出王景明的一些思想苗头,有意挽救他,决定让他赴苏联进修学习。第一批名额极为有限,能有幸中选,本是年轻教师或助教们梦寐以求的事,可王景明却违拂了领导的良苦用心。他的理由很简单:山东大学有了束先生为什么还要去苏联?苏联有他这样的物理学家吗?  在山东大学对束星北的无数斗争会上,王景明从没有违心揭发批判过自己的恩师,更不要说造谣生事了。即使面对威逼、恐吓也是如此。在关键时刻,甚至不惜自毁其身也要站到老师的一边。“文革”初期,他被以莫须有的叛国投敌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近二十年。 有人问他,被束星北牵连到如此程度而如何感想时,他仍不悔悟。他警告那些在运动中整他和束星北的人:你们是错误的,你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历史早晚会证明这一点的。  学生们在支部书记的领导下,用各种形式“造反、革命”时,王景明一定会同束星北站到一起。如果那天学生“罢课”,王景明定会来选听束星北的课。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学生竟冒着风险回到教室,回到束星北身边。  王景明属于特殊时期的一个现象,而王景明现象让学校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校方认为必须对束星北采取措施,可又没有很好的办法。束星北毕竟是个全国知名的教授,而他的思想言论又多属于思想言论方面的问题,人尽管反动落后,但还没有明显的反革命行为,因而还不能给他定论或定罪。但校方又不能任其发展下去。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下去,像王景明这样的变质分子会不断地冒出来。支部书记李哲明决定和物理系的学生们联合驱逐束星北:“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兴大学,绝不能再让一个披名教授、大学者外衣的豺狼为非作歹了。” 让束星北离开物理系,离开学生,无阵地可守,无流毒可播。校方认为非常时期,这不失为一个纯洁校园革命队伍的好办法。    

 

山东大学党委:  我们四年级全体同学忿〈愤〉怒地和坚决地控诉束星北对我们的毒害。控诉束星北反党反革命行为。束星北你听着,你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澈〈彻〉底交待一切问题。他公开地谩骂党行政〈部门〉,挑拨同学与领导的关系,在课堂上宣扬唯能论,散布毒素。  1、三年级第一学期,我班因力学测验有多半同学不及格,《新山大》上反映了这个情况。束星北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恶毒谩骂党和行政〈部门〉。〈他〉先划了一条向上弯的曲线说:“我是让你们学好,尽力拉你们向上弯。”接着他又划了一条向下弯的曲线说:“偏偏有一些人为了讨你们的好,让你们图眼前舒服,把你们往下搬。他们高高坐在宝座上,根本不懂科学,是做官的,他们是“狗”;又说,我不忍心让他们把你们往下搬,我不能再教下去,我不干了。(摔了粉笔就走了)……  2、本学期讲到场论中物理与能量的关系时,束星北趁机大肆宣扬反动的唯心论。他说:“能量与物质好比大船和小船,小船可以放在大船上走,小船也可以自己走。能量就是这样,可以藉物质传播,也可以离开物质单独传播。”束星北就这样造成了许多同学思想上的混乱,有的甚至吸收了他的唯心论观点。束星北就是这样利用以大学教授的名义,以他所谓科学家的态度,利用同学们追求知识的欲望来宣传唯心论,达到其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目的。  3、除去公开放毒外,还私下里拉拢个别同学。有一次,他对徐某某说,现在有些人尽谈哲学,其实哲学是玄学,没甚意思。还有一次,束对徐说,以后分配工作,主要看业务,政治上表现得马马虎虎,不好也不太坏,能敷衍过去就行了,并鼓动徐说,什么事也不要管,好好读书,先生总是喜欢读书的学生。他还在班上说,你们的底子太差,大概是以前参加活动太多了,像参干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影响了你们的学习。〈由于他的影响〉我们班上的徐某某甚至向团组织要回了团员〈入团〉申请书,这是对革命事业多么大的打击,以前我们找不到根本原因,现在我们知道了……  4、束星北不仅散布毒素,在教学上也不负责,消极怠工,破坏教学计划,打击同学情绪和信心。表面上他似对同学负责,关心同学学习,实际上,他的教学根本就没有计划,上课乱讲,从不考虑大多数同学的实际情况,同学听不懂,他就大骂“笨蛋”、“草包”,对学习较差的同学(郭、刘)甚至都不屑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山东大学党委:  1.束星北受到批评后〈因在会上公开与华岗唱反调〉,经常与陈成琳〈物理系青年教师〉接触,陈在思想上成了他的俘虏,有时经其他同志批评,陈有所感悟,束便说他投降了,追问他都是和谁谈了话。因而陈的思想总是(反反复复)不能得到扭转。  2.最近经常拉拢刘洪宾,有时还请刘到其家喝酒,据刘说,是让帮其接洽高教部,出版他写的“电磁学”一书。可是因高教部在忙着翻译苏联有关教材,未能接受,束便大骂高教部是混蛋。刘最近表现不好,可能是受了束的影响。  3.周北屏未戴校徽与校警发生冲突后,要提出辞职,束便借机挑拨说,校徽的事是枝节问题,应该找出事情的根源。要查一查是什么人让他们这样做的。〈他还说〉学校拿教员不当人,只认校徽不认人,是极端的官僚主义,他华岗进校门戴不戴校徽?现在说是民主了,比法西斯还要厉害。他还说,以后要同周北屏一起走……  4、经常扯郭〈贻诚〉院长的后腿,用的是又打又拉的方法。在会议上他说郭是傀儡,李(哲明)是太上皇,会后又找郭谈天,给他灌米汤,希望他不要总是参加政治活动(你终归还算是科学家,为什么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  上上下下构成了一张网,束星北越是挣扎那网收得越紧。他的结局只能是离开物理系,离开讲台,一时间成了一个无人敢要也少有人敢接触的“游侠”。  注释:  ①据《揭发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13—17页。  ②《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人民教育》社论,载于 《新山大》第68期,1952年11月22日第四版。  ③《全校师生逐步树立科学“一边倒”思想,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已获 相当成绩目前广大教职员学生已投入学习俄文的热潮》,《新山大》 第66期。1952年11月8日第一版。  ④《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2页。  ⑤据《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2页。  ⑥《束星北的反革命言行》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第6页。  ⑦同上第1页。  ⑧同上第8页。  ⑨同上第12页。  ⑩《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束星北是浙江大学惟一一个抗拒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对查三代、揭家底、自我否定、为过关而无中生有、自我污蔑的现象,深恶痛绝,因而拒绝参加这样的“毁灭尊严的运动”,拒不书写“不堪其辱”“忏悔录”,也不承认运动小组给他提出的意见。他认为:“‘三反’中认为浙江大学搞错了,运动初期(尚在浙大)藉口‘三反’有偏差,不肯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并以浙江省沙副主席的名义,到处收集反动意见,避免检查自己的反动立场,先后经过大组、小组及个别同志的帮助,历时两个月,最后还是不同意小组给他提的意见。”(《束星北登记表》中共青岛市委统战部1953年8月4日。束星北档案资料菜装卷。)    

 

刘洪宾采访录,1995年5月2日。  据《揭发束星北》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56页。  王普是中国着名原子核分裂专家,三十年代就任教于山东大学,不久,被派往世界科学中心德国威廉皇家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参加了原子分裂的早期实验研究,从而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原子核分裂研究的学者。他因最早发现铀和钍原子核分裂时放出的迟发中子,而扬名学界。他的这一发现对以后的核裂变反应堆的物理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王普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先是到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任教,抗战结束,山东大学在青岛复员,王普重返母校。李哲明在辅仁大学有缘成为王普的弟子,并在他的麾下读完了大学物理(普通物理)。辅仁毕业后,李哲明之所以选择了山东大学,与他老师的选择有直接的关系。  方楫明采访录,1994年8月14日。  王景明在狱中一直呆到1978年。这一年束星北复出。复出后的束星北第一件事便是营救他的学生王景明。他通过有关领导与关押王景明的山东省第一监狱交涉。因历史等原因,王景明的“案情”被搞得错综复杂,逐一理清洗净需要过程,为了避免学生在黎明之后的漫长的甄别核查和手续办理中绝望,束星北托人将大量的物理、数学书籍和国外一些较新研究资料送进监狱。王景明被无罪释放后,束星北又让他作为助教陪伴左右。一年之后,束星北认为学生的心身和业务能力都“恢复健康”后,才将他放到海洋大学(时为海洋学院)。此后,王景明担任了海洋大学物理系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等职。  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二卷第9页。  同上第2至3页。  同上第74-76页。  1928年,束星北赴美前夕在中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公馆前与全家人合影留念。  竺可桢时代(1936—1949)的浙江大学,被英国着名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称誉为“东方剑桥”。左图:着名地理气象学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右图:竺可桢和夫人与学生们在一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竺可桢率领全校师生辗转西迁,初迁至江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1940年2月迁至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办学七年,直至抗战胜利。西迁历史被称为“文军长征”而载入中国高等教育史册。图为浙江大学湄潭分部大门。  李政道的物理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图为湄潭物理实验室。  浙江大学龙泉分校物理实验室,设在龙泉县坊下村(1940年)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竺可桢本着这个宗旨,聘请名师,倡导“求是”校风,一大批国内外名教授纷纷而至。竺可桢时代,无论是科研还是教育皆风光占尽的束星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图为1948年浙江大学部分教授留影。  这样的履历表,你我都曾填写过。束星北于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山东大学填写的履历表。  一旦打入“另册”,命运基本就注定了。1951年杭州市公安局为“另类”专门制定的登记表。  1951年,青岛市在汇泉广场召开声势浩大的“镇反”大会。  1952年,“三反”运动中,人民法院在看守所设立的贪污检举箱。  犹如火炉上的水壶,政治运动是一步步地烧热并沸腾的。1952年2月3日,山东大学学生举着拥护“三反”的标语牌示威游行。  中国教育史上,一次畸形而又无奈的“婚姻”。1953年3月1日,“山大”“华大”合校典礼大会会场。  1951年,华岗校长在“山大”“华大”合校典礼大会上讲话。  一篇“小人物”与“祖师爷”不同观点的学术争论文章,竟成为一个时代学术政治化的“杠杆”。他们自己也不曾料到。(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批判了《红楼梦》学术研究权威俞平伯“唯心论”的思想,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图为合作撰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李希凡(中)与蓝翎(右)左图:李希凡此后撰写的争鸣、批判文章发表于此。  风起云涌的政治时代,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成为备受关注的“亮点”。图为1952年《文史哲》杂志工作人员创刊周年合影。  1958年山东省“肃反”展览会在青岛巡回展出一角。  山东省“肃反”展览会展出的反革命武器。  让子女帮助父母配合政府、接受改造是那个时代最行之有效的办法。1955年,山东大学学生在动员父母交待问题接受改造的呼吁书上集体签名。  “小阳春”带来的春风。1956年山东大学党委当众向束星北道歉。图为山东大学党委为束星北“平反”的结论书。  鸟儿在围剿中纷纷坠落了,天空只剩下我们的叫声。1957年的“除四害”运动中,少年儿童在轰赶麻雀。  很长一个时期里,结果总是忤着我们的希望。1957年5月23日的山东大学报《新山大》第一版  1949年10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教育界首席代表。前排左三为成仿吾,1958-1974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排右一为晁哲甫。1956-1958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2013-08-23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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