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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文集 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
李慎之文集 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
李慎之     阅读传统中文版

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
  注:这是李慎之为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写的序言。
  
  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是什么样的思想、心理?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然而对开放、改革以来又热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学者来说,可能还不会离开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远,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是“亚洲价值”的摇篮与基地。……这些当然都不是错的,但是如果看了王学泰先生的这本书,可能会有一番新的思考。原来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要如实地了解中国与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思想,不看到这一些,不能认为是完整的。
  学泰把这样的中国社会称作隐性社会,以与大家熟悉的显性社会相区别。我以为能把这样一个隐性社会发掘出来,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
  虽然学泰用力甚勤,搜罗极广,但正如任何一门学科开始建立时一样,还只是开了一个头,对中国游民社会的起源历史,特征与作用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发挥。当然,正是由于游民的性质,它所传世的文献,与历朝的官书不一样,是极其稀少的,所以研究的困难也是极大的。正如学泰所考证的那样,虽然游民的历史很悠久,活动很广泛,但是主要只有《三国》、《水浒》、《说唐》这几部书才能成为箭垛子式的作品,各朝各代进行各种活动的游民都把自己的经历、志趣、情怀往这几部书上堆。其他如关于瓦岗寨、薛仁贵、刘知远、赵匡胤……等的着作虽然也属于类似的套路,价值却低得多。要了解游民,要研究他们,就非得像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那样一砖一石、一点一滴去搜罗,去组织材料不可。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然而是大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
  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物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与游民问题有关的,如1973年在南通的一个墓穴中发现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价值(正统的文史学家或许会称之为“负面价值”)实在并不亚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花关索出身传》讲的是,汉末刘关张聚义之初,关羽、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了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以杜绝自己的“回心”,只是张飞还是手软放走了关羽的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了小英雄关索。关索长大后到荆州找到关羽要认父归宗,但是关羽不认,关索大怒便翻了脸威胁父亲,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来捉拿关羽等五虎上将。这个故事大概很刺激了学泰,因为这是完全违背中国人古往今来一体禀遵的“孝”的道德观念的。过去历来认为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无例外都不敢公开声言违背的,而游民意识之强烈竟能达到与正统意识完全对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后来与一些老同志说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我们这场革命举事之初,也曾有过许多完全可以与之相比的“大义灭亲”的事例,目的也就是为的“绝了回心”。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些使我懂得了与所谓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与行为,实际上就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怜了。
  不能排除今后还会在什么地方发现《花关索出身传》这样的材料的可能性。它肯定可以大大增进我们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认识。然而,守株待兔总不是积极的办法,我看今后要深入广泛地开展对中国游民文化的研究,除了注重文献以外,恐怕还要注重活材料的采访。我知道学泰最重视的是“游民意识”,我相信这样的意识还肯定地存在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过去的学者没有足够重视,因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现在学泰已经有了一部着作,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参考系,也就已经有了一个耳聪目明的优势,再进行发掘与研究,应该可以容易许多了。
  学泰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游民知识分子”,有无数无名作家都可以归进这一类。只不知到现代才克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罗贯中、施耐庵、关汉卿这些人与之关涉到什么程度。总之其中的品类是很不齐的,有的更多倾向于正统文人,也有充满游民心态,恨不得像李逵劫法场那样,抡起板斧排头向围观的老百姓头上砍去的。不知为什么,这个名词使我想起现在已名满天下的敝同乡瞎子阿炳。从现在的电影上看,他已经是被套进了“革命加恋爱”的框框的进步人士了。但是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学生的时候还能在无锡的崇安寺(相当于开封的相国寺和北京的隆福寺这样的地方)经常见到他,穿着极其破烂的衣服(无锡人叫做“拖爿挂块”),由一个烂眼边的老婆陪同,拉着二胡说唱故事。我倒没有听他讲过什么“朴刀杆棒”,听到的全是通奸乱伦之类的新闻,形容入微,辞旨淫秽。因此,家里大人是不让听的,怕孩子坏了心术。但是他则因为听众多,当时物价又便宜,半天作场下来,不难得一醉饱。看了学泰的书,我几乎认为他就是一个游民知识分子。我总觉得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倘能细心访求,也许对研究古代的和现在的游民文化会大有裨益。
  学泰把中国游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为他认为只有到了宋代,游民才大量产生。他当然要根据材料说话(即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且他对唐文化与宋文化的差异,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唐文化是贵族文化,而宋文化是平民文化。但是我总觉得,既然《礼记》首着“游民”之称,《管子》又有“游食”之说,商鞅都慨叹“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中国游民的出现,其来源是否还能追溯得更远一些?陈胜吴广、黄巾赤眉到底只是纯粹的农民起义,还是也夹杂得有广泛的游民成分?即以宋代以前的五代十国而论,其开国之君几乎都是游民(简直不妨称之为流氓或痞子)的渠魁,他们造就了一个被欧阳修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再往前一点的黄巢,杀人如麻,也是一个游民之雄。虽然这些人就个人而论,都是“其兴也暴,其亡也忽”,然而他们的社会基础与心理背景依我猜想,都应该是“其来有自”。也许通过持续的研究,我们竟能开发出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游民谱系来,那对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意义就更大了。
  我为什么对游民问题这么感兴趣?大约十年以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有一股海外来的思潮,说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我们称做“极左思潮”)即导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但是我总觉得不会是如此。中国的老话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主流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出头造反,领导革命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还有能量把这种激进主义思潮推进到远远佚出一般社会常态之外,推进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后吗?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仅仅根据常识推论,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为其领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坠机殒命以后,毛主席亲自出来批判。毛主席过去一再讲自己超过秦始皇百倍,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了。这一次他老人家却讲到:“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陈、吴、洪、杨,许为同志,给我的印象极深,而且因此认为极左思潮的来源只能到中国社会的深处去找根子,单把眼光盯住几个知识分子,或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上都是远远不够的。
  要研究游民问题,实际上不能不研究整个中国社会与全盘中国历史,学泰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辨明农民、流民与游民的区别。然而因为游民实际上来自农民,而农民历来在中国要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他就不能不接触到在完成现代化以前中国社会变化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即人口增加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这是中国历史所以脱不了二三百年一治一乱的大循环的根本原因。虽然学泰力图分清游民不是作为人口的主体的农民,而是完全被社会抛弃的“脱序”农民,然而游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也许竟不在圣人贤人以下,因为按照五十年来流行的“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看,作为农民运动的先锋与渠帅的恰恰正好是游民中的勇敢分子与领导人。他们当上了太祖高皇帝以后不是一样要上“圣文神武”的尊号吗?
  学泰对所谓农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只有经济是否发展和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并不是如李自成、张献忠那样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带勤劳致富和追求发展的农民。这样他就不但解释了杜亚泉所说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这些都是极其精辟的论点。
  学泰还研究了中国农业社会中的城市与市民同西方农业社会中城市与市民的差别,认为中国中古城市的存在与发展主要是由于存在着能够维持高消费的政治统治者,是以剥削和牺牲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城里人”与欧洲的自由城市的“靠工商业维持生存,享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并论。“这种城市的发展必将迅速地拖垮整个的社会,并带来经济的崩溃”。因此,决不能“像某些历史学家那样一厢情愿地认为:它将使中国‘缓慢地走进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都是学泰的重要结论,有助于澄清近年来流行的“中国在明末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糊涂观念。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从游民问题入手将可以大大地拓宽研究的视野。
  学泰在本书中做了许多极有意思,也极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做江湖。不过这个“江湖”与文人学士“处江湖则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他们与法制完全是对立的,更不用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他们的最高规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有时也叫“忠义”或“仁义”。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这个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将因为被历代游民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断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来越高,虽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赵匡胤与朱元璋两度贬黜,还是最后在顺治九年被皇上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后历代加封,名号越来越显赫,简直可以凌驾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而上之。这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完全是荒唐无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学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地分析论证。
  十来年前,我初闻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于台湾李亦园院士。我同他说,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他也很赞同。但是读了学泰的书,我自己却有些疑惑了。我们这个大传统底有多大,小传统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国人今天得闻孔孟之教的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崇拜关公的却不知凡几。倘到海外看,只要有华人处就不能没有关公。我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华工开采过的金矿早已废弃无人了,唯一中国文化遗迹只有一座关帝庙。开放改革二十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向世界的,我怀疑也是关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社会与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吗?
  学泰分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认为这两部书是游民的经典,从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以及一部分礼俗而言,两者都是他们模仿的对象。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是这是因为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三国气和水浒气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说宇宙用几百亿年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不是为了毁灭他。
  我相信:既然连最低级的细胞都有自组织的能力,人类社会也一定有自组织的能力。
  我相信:科学技术还会继续发展,最后仍然能给人以力量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这是因为在过去500年中,我们看到的还主要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和。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
  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的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
  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几乎同时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至少在经济上,主动地开始“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了。
  经济也许应该算作物质层次的现象,而在思想的领域,就在这几年,信息的传播已经可以以无间隔的速度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几乎可以不留下任何死角。1989年到1991年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可以解释为信息的力量冲破了封闭的壁垒。而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提出了要在下世纪初建成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到那时,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几乎都可以随时取得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任何信息。叫了二三十年的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的转变,看来就要在公元二三千年之交实现了。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时间正好离1492年500年。
  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
  从进化论(不但是生物进化论而且是宇宙进化论)的立场来看,全球化是值得欢迎的。而且毋宁应该说,不论你欢迎不欢迎,它都是必然要到来的,既无可反对,也无法回避。然而,只有未来的(比如说,200年后)的人类才能简单地作这样“价值中立”的判断,对于我们这些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而且被“裹胁”进入“加速全球化”(以区别于过去500年间慢吞吞地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全球化过程带来的决不仅仅是愉快欢乐,而且还要带来许多的烦恼痛苦,因为它不但会带来融合与和谐,还会带来摩擦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虽然世界大战的惨祸也许可以避免。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话,也是中国多数人信奉的历史哲学。用这话来观察全人类的历史,同观察中国历史一样贴切。自从几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以来,总的说来是分的趋势。出于求生的需要,人们越走越开,越走越远。然而地球是圆的,到了距今500年前,这种趋势倒转过来了,人类又走到一起来了。不过正如从汉的“分”到晋的“合”一样,中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残酷的场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其中最突出的几场而已。因此全球化过程决不会是太太平平的,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一点。
  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二点是,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从来就是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市场的力量是决不承认任何界限的。只要有利可图,它就会像水银泻地那样无孔不入。它在过去已经冲破了许多部落的、民族的藩篱,今后它还要冲破更多国家的、地区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界限。对于那些比较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国家,困难当然可能小一些;而对于那些新近才引入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痛苦就会很多,抵制也不难想见。正因为如此,西方才有一些忧时兼自忧、警世兼自警的理论家预测:我们这个星球上会发生所谓“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范围的广度与激烈的程度还要走着瞧。总之,全球化的过程将冲破文明的界限是没有问题的。它将证明人类社会不是一个拼盘,而是一个系统。
  还要看到第三点。市场经济就其积极面讲,它的伟大的作用就是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因而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值;而就其消极面讲,它利用的正是人原始的利己心,是人对物质享受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贪欲。正因为如此,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了个人可能得到的自由度;它也把牛仔裤和可口可乐、迪斯科和摇滚乐……同海洛因和艾滋病一起传播到世界。它打破了自古以来多数人已经习惯而且视为当然的生活方式,却还来不及给他们带来应有的新秩序。
  就这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
  在所谓的西方(也就是发达国家),新思潮层出不穷。现代主义没有热闹够,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曾几何时,后现代主义又像已不时行,恨不得再玩玩后后现代主义了。思想的模糊和语言的贫乏使人们只能诉之于后X、后Y、后Z,可是这既解救不了世界,也解救不了自己。
  这个世界上一方面固然并不缺少各色各样的后X、Y、Z,一方面却又出现了原教旨主义的勃兴,不但有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也有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以至东正教的、天主教的、耶稣教的、儒教的原教旨主义……虽然人们大多只注意到这种现象存在于发展中世界,但事实上它也以各种极端主义的形式、还有亚宗教的形式在发达国家中蔓延。
  人的灵魂在过去与未来,在前进与后退之间彷徨、挣扎、煎熬。
  这就是人们现在都已看到而且感到的全球文化大危机。这个危机之所以是大危机,是因为它不仅表现在诸如教育事业的衰败、出版行业的不景气、文学水平的低落、画家画不出好画、音乐家作不出好曲子、科学碰到了逻辑的和实验的界限等等,而且表现为所谓“文化”的核心之核心——道德水准的持续下降上。传统的价值失落了,能够维系人心、安定社会的新的价值标准还不知在哪里。
  世界上不少先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仅以美国而论,保罗·肯尼迪是一个,小阿瑟·施莱辛格又是一个,预言“文明的冲突”的塞缪尔·亨廷顿也算一个。不过他们大多不肯明言问题的症结,也开不出救治的药方来。大胆的狂人当然也并不缺少,欧洲的新法西斯分子和新纳粹分子就是,然而听了他们的话,世界只会更快地堕入更深的灾难。
  历来重视自己的文化的中国人,从上个世纪起就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文化危机了。这是因为大体上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碰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指的是传承了3000多年的中国文化——包括经济、政治与生活习惯在内的广义的文化——要向一种全新的文化转变,本来还只要向工业化时代的文化转变,现在还要加上向信息时代的文化转变。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激烈而痛苦的过程,真的是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
  可以使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转型期将在鸦片战争大约200周年的时候底于完成。因为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且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用200年的时间走完人家走了四五百年的道路。
  但是,不能忘记200年间多少仁人志士以至广大民众所经历过的希望与失望;不能忘记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还有困难在前面,还有代价要付出。
  回过头去看,许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
  我们相信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即将完成,只是好比说,我们在打通一座大山的时候,知道我们离出口已经不远了。但是隧道尽头的光明不但不能使我们歇脚停手,更不能使我们忘记前面还有塌方的危险,流沙的危险,洪水的危险……“行百里者半九十”是中国先哲有益的告诫。事实上现代化仅仅靠市场经济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现代化的道德秩序,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礼崩乐坏,上无道控,下无法守的情况。人们可以把这认为是转型期的自然现象,但是如果不加救治,后果只能是“不堪设想”。
  人类的价值观念历来是有变化的,但是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总是普遍而永恒的。中国人历来追求的政治都要求“淳风俗,正人心”,可是现在的普遍心理是“向钱看”,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顾,什么都可以不管。中国古人历来鄙视为机会主义者的“弄潮儿”,现在居然成了时代英雄。所谓痞子文学,其精义无非是鼓吹“何不游戏人间”,“何不潇洒走一回”?“什么价值标准,什么仁义礼智信,什么艰苦朴素,统统见鬼去吧!”“什么立诚推仁,什么居敬主静,什么希圣希贤,你算老几?”然而难道中国人在失去了所有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之后,真的就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么?难道12亿中国人能就这样稀里哗啦地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么?
  “不能”,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如果中国人不能继往开来,建立上承旧统而下启新运的道德秩序,我们就将既不能实现现代化,也没有资格在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占有一个尊严的位置。
  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中国即将完成自己的转型期的时候,世界也正进入一个更大的转型期——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的转型期。换言之也就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刚好与世界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重合。有道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山外还有山连山!”
  幸乎,不幸乎?我们以两点论来看问题:它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可是我们致力的方向只有一个:尽力尽快把坏事变成好事。
  全球价值观念大失落、大混乱的原因,从最根本处说,其实是跟中国价值观念的大失落、大混乱的原因是一样的,它同样出现在历史大转弯的关头。远的不说,即将过去的20世纪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两场惨痛酷烈的世界大战,它毕竟把全球工业化的时代推向最后阶段,把市场经济普及到了全球,把科学技术推广到全球,把人类财富的总积累提高到只要使用得当就可以迅速改变一个或者几个国家面貌的程度,把生产力发展到确有可能满足全人类基本需要的程度,把个人的自由度提高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但是它也给世界留下了文化堕落、道德败坏,贫富差距扩大,霸权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同时存在,种族主义以及文化摩擦在世界范围内和各个国家内部同时凸现,人口膨胀与环境破坏的矛盾看来竟像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面对这种新的局面,人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利用新开辟的可能性。七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大陆引起强烈关注的“三信危机”,现在遍及全世界。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历来自以为富裕繁荣、文明先进的西方:社会涣散,家庭破裂,儿童失教,青年放纵……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表明,犯罪率、自杀率、精神病发生率与失业率一起持续上升,人们(首先是世界前途所系的青年人)失去了信仰,对政府和社会权威缺乏信任,对前途没有信心。
  正因为如此,最近去世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生前发表的文章中说:“今天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强大和富裕的国家。……然而,虽然我们在物质上是富有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是贫穷的。”(美国《新选择》月刊1994年5月号)
  发达的国家是如此,不发达的国家呢?在最贫穷的非洲大陆,一位当地的学者哈桑·巴认为,当前非洲战乱不止的一个原因是:“这些社会已经在殖民化和现代化期间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传统价值标准,它们已经不再拥有本国本土能调节各种冲突的机制,已不再有精英人物来考虑教化对立的各方。……人们忘记了人文的准则首先是由一个社会在其历史过程中的民族价值观念形成的浓缩物。”(法国《解放报》1994年4月25日)
  再听听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话:“发展决不能理解为仅仅限于物质享受方面的补充。”“我们现在的以不断扩大物质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既不是行得通的,也不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它们不仅在破坏文化的结构,而且还对生物圈构成了威胁,因而也就是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法国《世界报)1994年2月25日)。
  一切迹象都指陈,发生了文化危机,或者(就其本质来说是)价值危机。旧的道德秩序崩溃了,新的道德秩序还没有能建立起来。
  危机是全球性的,这种认识使我仍感到沉重,因为在八面来风的情况下,要解决中国自己的文化危机会更加困难。但是也可以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在着手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全球大趋势的助力。
  上面引证的德奎利亚尔的话,是他在1992年年底才成立的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在1994年年初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讲的。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重新考虑文化的概念本身,应当深化文化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据他说:“以前从来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做过一件事。”他问道:“为什么不可以设想在全球范围内搞一个文化发展方面的马歇尔计划呢?”
  把现在的西方社会称做“病态社会”的美国《未来学家》杂志说:“西方现代文化正在危害我们的精神健康。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建立一整套新的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西方现代文化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其他严重问题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件事情显得更加迫切。”(《未来学家》1993年11—12月号)。
  我们中国人应当欢迎,应当支持这种努力,但是,我们不应当等待或者单纯依赖他人而不首先自己从事这种努力。中国人不能做“待文王而后兴”的人。
  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是有优越的条件的。
  孔孟之道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可以成为我们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俄国人就羡慕地说“要是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新时代》1993年第39期])。中国的多数哲学流派——不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都要求个人把社会责任置于一己的私利之上。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从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混乱中自拔自立。
  康德这样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就在于提高人的地位,然而正是中国的先哲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孝经》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责”;《礼记》上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就是说,人是宇宙的自我认识、自我觉悟、自我发展。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自于天地;来自于宇宙;人当然有能力拯救自己。
  1993年夏天,我在美国看到一本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说:“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CORE CRISIS)是自性危机(IDENTITY CRISIS)”,“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我为这种观察的深刻与批评的尖锐所折服。然而我相信,“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①我们一定会找回我们迷失的“自性”的。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也极其艰巨的工程,我们甚至不敢说是不是已经有人在着手了。外国人看到了我们的问题,然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呢?四顾茫茫,旷野里偶然传来几声微弱的呼喊,却听不到多少回声。“物极必反”是古训,是天道,难道事物还没有到“极”,因此也不会“反”么?我怀疑……
  奇怪的是,虽然重建中国文化的事业还说不上什么成就,我们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还在继续滑坡,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振兴,虽然还只有少数几个人手里有几个钱,一种虚骄之气就已经在冒头了:“中国《易经》天下第一”,“中国气功举世无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后是咱们的天下”。
  今年春节电视台迎春晚会的节目中,有一位刚刚装上了电话的农村老大娘喜滋滋地跟她在大洋彼岸求学的孩子打电话。做娘的心疼孩子为筹措学费而不得不打工,怜惜地说:“等你学好了,把咱国家建设好了,让他们也给咱们洗盘子洗碗来。”
  这是极其粗鄙的民族主义,是完全违反全球化的趋势与精神的,也是违反中国的传统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的精神!
  去年年底(11月23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华商会议上说:“海外华人在取得成功的时候,必须提防华人沙文主义……在中国趋向繁荣和强大的时候,这一点更为重要。”李光耀告诫的是海外华人,难道在大陆上的本土中国人就不该加倍警惕吗?
  同年早一个星期(11月16日),美国前总统布什也在香港发表演说,题目叫《大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冲击》,最后一段说:“我知道我们美国人经常会强调你们可以向我们学习什么。我们经常大谈我们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作用。但是事实上,世界在变,当力量和财富扩散以后,我们可以也必须向你们学习,而这可能是我们的时代最有希望的一点。”“在西方世界,我们一直只谈权利,但是你们在亚洲、在香港这里以及其他地方,提醒我们繁荣与和平都有赖个人的责任。”
  西方人现在也要向中国人学习了,这些话听起来确实可以使人飘飘然。但是,我们也该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市场经济正确运行的规则和民主法治的真话学到了吗?学到可以从心所欲进行再创造的地步了吗?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列圣先贤教导我们的把社会责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规范践履躬行,“无丝毫亏欠”了吗?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为使中国摆脱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而提出的伟大目标。但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却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所以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后人如顾炎武、王夫之特别区分“国”与“天下”的差别,置天下于国之上,以为国不过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所以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人的“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因为中国人古来并不重视异民族的肤色容貌,而只重视它的政教礼乐,所谓“进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19世纪末在列强环伺欺压下才产生的。因此,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义,而不能是民族扩张主义。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列国平等的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来说也就是全球主义。
  当然,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虽然科学、技术、经济以至某些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的全球化已经灼然可见。但是文化是仅次于体质形貌而区分人类各个族群的最后标志。哪怕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先识之士相信物质生活的全球化必然要导致精神生活的全球化,例如1983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就十分强调“人类统一和世界文化统一的最高价值”。但是我们毕竟离这个阶段还相当遥远,这正是《文明的冲突》这样的文章得以在今天这个时候出笼的原因(虽然可以合理地希望不用再花上500年的时间了)。如果我们不以虚幻的愿望来代替切实的行动,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振兴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并且从中发掘其最本质的,也必然是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并且加速和加深使汉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的交流融和,从而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之中。
  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这本来是各民族都要做的工作。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个事情特别紧迫,特别重要。道理是再简单不过了,就因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世界绵延最久而又辐射甚广的文化。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促进全球由混乱走向有序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就必然要延迟甚至促退这个过程。是非利害,洞若观火。事实上,上面提到过的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其演说中就曾提到:“人们想要知道……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亚洲的兴起是祸是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这些问题中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布什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干脆的回答。他说:“有些人在听到我上面说到亚洲的经济增长,并且举出了许多惊人的数据以后,会问这样的增长会使美国受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亚洲伸张和中国的发展反而会使美国蒙利。”对外界的各种疑惧与期待,我们也可以作一断语,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振兴,如果走的是沙文主义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的是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中国之祸肯定是世界之祸;中国之福肯定是世界之福。”
  在历史上,在亚洲的范围内,中国文化对比起周边国家来曾是一种强势文化,因而曾长时期博得它们“向风慕化”。但是,不容讳言,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对比起西方文化来,变成了一种弱势文化,因而中国人曾有过一百几十年向西方人(包括俄国人)学习的经历。这期间曾由于胡适说过一句“全盘西化”的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即所谓“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论战,后来,胡适承认“全盘西化”一词有语病:“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应当改为“充分世界化”,这场论战才告停息。在60年以后的我们看来,“充分世界化”应当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化”。这不是一个咬文嚼字的问题,而是因为在提充分世界化的时候,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实际上仍然是西方的强势文化统治的世界,所谓“彻底世界化”还是逃不了向所谓“先进的西方”学习的实质。而今天则不但世界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事实上出现了超国家、超国界的全球性力量和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超乎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球性的要求。根据这种新的共同的要求,提出新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任务,而这样的一种形势与要求实际上是所有国家的任务,也就是要由全球性文化来解决的任务。
  这样的一种形势与要求实际上已经被当代世界各国所意识到了。上面引证的布什所谓向亚洲、向中国学习的话以及蒙特利尔哲学大会所谓建立全球统一文化的话就是证明。我们的邻国日本近20年来一直以“国际化”作为“贸易立国”与“技术立国”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离我们更近的韩国近年来也大力倡导“国际化”。日本《产经新闻》今年3月底就韩国总统金泳三访华发表的报道就明确标出“韩国正在朝着‘全球’转换思路”。《产经新闻》指出韩国已经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外交仅仅着眼于这样那样的双边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多边关系已经越来越重要,而多边关系就是一种全球机制。
  中国人只要回想20多年前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给我们带来的欣喜与因此而来的巨大变化,就不能不更加感到恢复我们在关贸总协定(马上就要变成国际贸易组织)席位的迫切性。不过也许很多人没有理会到,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事实上也就是参加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文化的创建。
  上面说了许许多多的话,目的只是为了要说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以全球化为目的。不以传统为基础,12亿中国人将失其统绪而又成为一盘散沙,那样也就无法参加已经开始的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不以全球化为目标,那么中国文化的建设又会走到我们刚刚在10多年来批判过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老路上去。
  这样一来,讨论了100多年的体用之争也可以解决了: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中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长处,参加为全球化的过程明道立法,制礼作乐,也就是确立规范的大业,也应当可以算是明体达用了。
  我们上面提到日本和韩国都已提出以“国际化”为民族目标,而许多西方大国却似乎还未见有这种提法。看来它们也许自以为主宰世界多年,已经够“国际化”的了,然而就今天世界形势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来看,实际上还是大大不够的,谁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哪个民族能“先天下之忧而忧”,才是真正的“先进民族”。
  中国在这方面有比较好的条件。一部上下5000年的中国文化史事实上也就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与中国大地上各种各样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达到协调融合,终于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如印度、美国、俄罗斯以至德、英、法、西、意……大体上也都经过类似的形成过程,即使是比较小的国家,也无不经过类似的部族、民族协调融合的过程,不过范围大小不一,历史长短不一,结果生熟不一而已。可以设想开始于500年之前,必将完成于500年之内的全球化也会重复类似的经历,不过由于成分更杂、范围更大,因而在一体化之中,必然会具有更多的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文化由于上述特别丰富的经验而应当对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不过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经验主要属于近代以前,也就是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对近代的国际社会我们还是一个后来者。就以联合国组织和关贸总协定而论,中国虽然都是创始国之一,然而其创意主要还不是来自中国。因此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总结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一方面还要加倍学习外域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就是两者之中有利于建立全球秩序的成分。
  所谓文化,固然可以作广义的理解,把人所创造的一切,从饮食服饰到音乐图画统统包括进来,但是必须明确,其核心还在于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最基本的准则,而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前提又是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文化的核心之核心就是要确立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就这方面而论,中国文化是有其优长之处的。因为中国文化历来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至融合这样的最高境界(即所谓“同天境界”)来实现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正是同当前的全球化的大趋势完全一致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我们自己还正在危机中挣扎,我们还远远不能说已经看到了通向彼岸的桥梁,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迷失的“自性”,我们又如何能在全人类面前夸口呢?是好样的,只有自已做出榜样来。
  面对堆积如山的问题,我们有时候真会感到不知从何着手 ,如果还是拿山来做比方,那就是要开凿打通大山的隧道,还不知从哪里下第一铲(这里是指建立全球道德秩序,而不是上面所说的与全球经济秩序接轨了)。然而中国哲学教导我们,只有从自己本身先下手。《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天下平”就是指的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秩序的确立。
  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人人都来树立自己的道德人格外,别的捷径是没有的。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是100多年前尼采提出来的口号。其影响不可谓不广,后果不可谓不深。但是,时移世易,现在又到了重新估定这100多年来所重新估定的一切价值的时候了。
  在我们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时候,中国不会是孤独的,因为这正是全世界又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候。我们只希望中国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够建立得比较早一点,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类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较大的贡献。
  不管任务多么困难,我有三点信心:一,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说宇宙用几百亿年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不是为了要毁灭他。二,我相信:既然连最低级的细胞都有自组织的能力,人类社会也一定有自组织的能力。孟子说:“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顾炎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风俗由敝坏而转为淳厚的经验,得出结论:“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实际上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一点了。三,虽然追根究底起来,人类发展出的科学与技术是产生今天的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我相信:科学技术还会继续发展,最后能给人以力量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
  因此,还是一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日子总是要到来的。
  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还有真正伟大的任务要去完成呢!
  
  1994年6月
  本文来源: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1

2013-08-22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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