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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三十年》四、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简述(下)
《新中国三十年》四、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简述(下)
唐德刚     阅读传统中文版

四、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简述(下)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根据后来政治局势的发展,写历史的人,就不难把毛氏发动此一运动的来龙去脉,从头说个明白了。毛的原始计划显然是先把这一运动,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揪出个既是史家,又是文艺家,也是党员官僚的北京副市长的吴晗来祭旗,以发动这个「文化革命运动」。从吴晗再扩大至所谓「三家村」(与吴长期合作的名作家「三家村札记」作者,「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和「前线杂志」总编廖沫沙);依次蔓延至其它党内外所有的走白专路线的学术权威,再升级鼓励各大中学革命师生,向各学校、各单位的领导和「当权派」夺权、造窝里反,来他个天下大乱,并乘机拿下陆定一把持的中央宣传部、和周扬的中央文化部,以及两部属下的报章杂志和广播电台,以统一宣传口径,让国内外听不到一点杂声。 毛的第二步,显然是夺取那个被彭真所盘据的、「针插不进,水滴不透」的北京市委(彭真是当时的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长),和北京地区的一切媒体,尤其是受市委控制,由邓拓总编的「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掌握好了北京这个根本重地,然后再循党的既定程序,通过政治局和人民大会,来把刘少奇隔离审查,如此,这个运动只要搞五个月,或「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就可以恢复秩序,达到四海归毛,天下太平了。这样,毛主席也就可以只做个总设计师,和总策划人,永远在幕后指挥,用不着揭开帐幕,抛头露面,自已来赤膊上阵了。 想不到,可能也是想象中事吧,姚文元这篇书评,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之后,反应冷淡,纵是毛用党中央的名义,推动全国报刊加以转载北京的「人民日报」和华南各大媒体,则认为它立论太左,不得人心,而加以杯葛。这显然是因为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市委,和杨尚昆掌握中的广东省委,初不知此一新运动是由毛主席躲在背后,亲自发动的,并且要雷厉风行的。他们显然误认为,这只是若干极左派,柯庆施,康生者流恃毛之宠,而兴风作浪,他们也可以在必要时说服主席,而加以抵制也。这主要的原因是,毛此次所搞的,是绝对的「阴谋」,而非「阳谋」。他搞「绝对保密」的结果,连极度敏感的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对毛的这着新棋,毫无所知。党内其它高干和全国朝野,对此也没丝毫的心理准备。才有华北华南一致杯葛的情况出现。毛如一开始便披
挂上马,谁又敢对他作正面抵抗呢?因此这一尴尬局面,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再者,在姚文发表之后,主席只装作同情,只表示有意发动一个文化革命运动,来加以推广之时,他还是按照党的旧体制,组织了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谓「五人小组」),作为指导机构。提名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并指定彭真为组长。这个杂糅左右派于一炉的「五人小组」,竟使彭真毫无感觉,这是「引蛇出洞」的旧戏重演,也是他自己罢官、审查、坐牢的第一步。相反的,作为五人小组的组长,彭真竟认真的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在该小组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或「二月提纲」。根据这项提纲,五人小组乃把这个「文化运动」的范围,完全局限于「文化」领域中去,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罢官,二者不是一回事。这样,他就保护了吴晗,也把政治问题,给完全撇开了。 可是彭真这一无意的、公开的反毛安排,却激怒了暗中有意去彭的毛泽东。他终于揭开帐幕,丢掉假面具,走向前台,自己就赤膊上阵了。毛氏这一计从幕后走上幕前,为时虽短,却程序复杂。我们只能删繁就简,长话短说,那就是毛为对付彭真的杯葛,终于在四五两月,连续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五月十六日,经他自己「八次修改」之后,才抛出的一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誓师词,所谓「五?一六通知」是也。 【笔者附注】「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在一九六六年都是全世界媒体上的大新闻。而全世界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都苦于无法知其全文,正好有个原在北京学习的日共党员,他在北京街头花了两分钱人民币,买了一份铅印本的「二月提纲」,当他返日路过香港时,发现国际媒体和美国特工,都想抢购此一文件。谁知这位日本共产党原来是个走资派,他乃提高价钱,和购者讨价还价,最后据说被一美国人以两千美元高价构去。那位老美可能以更高价格,转手出让,亦未可知也。 呱呱坠地的四人帮和极左派 在这项「五?一六通知」里,和由此而演变出来底政治新形势,简单的说来,便是一、彻底废除「二月提纲」,并把这个「反革命」文件,订出「十大罪状」,昭示全党,二、解散原「五人小组」,另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上直接听命于政治局常委,对下则直接指导文革(包括后来的红卫兵)底一切活动。并指派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组员则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他们不用说了,都是当时中国,甚或当时世界上,极左派的共产党人了。新小组成立未及两月,江青便再度窜升,代陈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后来再从上海工总司招揽一个王洪文,就形成了以她为首的「四人帮」了。 江青,这位主席枕边人,在一九六六年初本已受林彪「委托」,负责主持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穿上了军衣。如今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就文武兼资的进入党政军的最高阶层,襄赞主席爱人,来从事全党全军的改造运动了。从此领导个世界驰名的「四人帮」,权倾朝野,一帆风顺,直到主席躺入玻璃棺材,
她才被捉进牢里去。 就当四人帮呱呱坠地,极左派日上东山之时,彭真这位「混进党内三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这时公开送给他的帽子),自然就相对滑坡了。为处理彭真事件,还是毛主席的话,说得最清楚。毛说: 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见「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四一。〕 北京市委被撤换之后,彭真不久便锒铛入狱,一坐十二年,到江青也入狱了,他老人家才恢复自由。与彭同其命运被斗臭斗垮的,有所谓「彭、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大反革命,也就无须一一交代了。 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的全盘清洗 文革初期,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之下,除人事安排向极左发展之外,意蒂牢结自然更是左上加左了。毛氏认为中共「进城」之后,把旧时代旧社会中的旧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的政策,是个绝大的错误。其结果不但是新中国的文教机关被旧知识分子把持了,其它党政军财外诸单位,没一个不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有的(像彭真包庇的吴晗)已经当了新政权的领导;有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像「玉皇大帝」刘少奇),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有机会,他们就要专无产阶级的政。所以毛氏要在全国全党,党政军财外,中央地方各单位来个总清洗。 清洗的办法恕我们搞历史的替他老人家综括叙述一下,抓住中央,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竿到底。中央有人搞鬼,大权旁落了(这是林彪讽谏毛主席的话),那就「号召地方来攻击他们」。党政军财外,各单位,各山头,当权派,土皇帝,阎王爷出毛病了,那就发动各该单位之内的有野心,胆大肯闹事的小鬼,造窝里反,向他们争权。对付朝野上下,赫鲁晓夫以次,一般的当权派和反动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则发动在学校读书的小鬼,「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见毛主席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对撤工作组的指示」,载上引「思想万岁」,页六四五。】在另外不同场合,毛也一再提到,要全国学校,停课六个月,让学生「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并鼓动他们打倒一切权威,树立新权威,毛自问自答:「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见同上页六三七,三月二十日,毛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及上引严家其书,卷一,页二六。】 学生要闹事,军警一概不许干涉,放手让他们闹去,打砸抢,又怎样?只有他们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陈伯达奉命于五月三十一日代替吴冷西,接管「人民日报」之后的第二天该报的通栏大标题)。只有通过大乱,才能求大治。学生造反愈乱愈好。毛主席有解放军四百万;武装和便衣特务,不计其数。他老人家可以随时的拨乱反正,有什么可怕呢?
不过话说回头,毛公对中国的高知,还是有点顾虑的。上篇我们曾提到过,一九五六年的鸣放期间,毛曾想利用高知,来帮助他整风清党,结果弄成了全国高知联合反党的尴尬局面。这次他老人家吃一堑长一智,再不敢利用高知,连大学生也不敢轻动。因此他搞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原是从中学开始的。搞出经验了,红卫兵才渐渐上了大学的。 果然,在五一六之后,红卫兵就在北京的几个中学,先从清华,北大附中来起,蔓延至北京全城几十个中学里,中学生数十万人中,迅速的出现了。 主席的红卫兵,太后的义和团 「红卫兵」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怪胎,吾人虽着书百万言,也是说不完的了。笔者在个人论史的拙着中,曾有论述清末「义和团」的长篇。在该书中,我曾反复强调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便是六十六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红卫兵」。今日吾人来谈红卫兵,则反之亦然。毛主席的红卫兵,便是当年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一个「闹教」,一个「闹革命」。毛主席有个「四人帮」和「文革小组」,巧的是西太后也有个「亲贵四人帮」,和指挥义和团的御前小组。两者都是让读史人哭笑皆非;正反两面,永远说不清的历史大闹剧。只是论规模,则后者要比前者大出一百倍以上吧了。被西太后请进北京「闹教」的义和团,大致不过十余万人;可是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检阅前来「闹革命」的红卫兵,据说总数在一千一百万人上下,真是不可想象。这两位,一个无知的老女人;一个强不知以为知的老男人,为此,几乎都把国家民族弄到万劫不复的程度。是怎么回事呢?【参阅拙着「晚清七十年」,卷四,「义和团」。】 要回答这个历史问题,还是「气功师」说得好:「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你说他复杂,则万卷书,岂能尽意?你说它简单,也最简单不过了。那就是在一个充满不平的社会里,人心动荡,身受不平的人都蠢蠢思动,也可说是民心思乱吧。清末的社会不平,权且不谈,人民中国在解放后的社会不平(Social In justice)并不比解放前,有什么太多的改善。因为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是国贫民穷,孙中山所谓「大贫小贫」是也。中共在解放后,杀了几百万「小贫」(地主、富农),但是并没有解决几万万「大贫」的问题。加以多年搞公社化的恶政,死人数千万,做土皇帝的地方干部、党员的仗势凌人,为非作歹,黎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青少年就更有思乱之心了。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参加造反了。这在传统帝制时代,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共产党管得太紧,暴动不了,他们就只有寄望于朝中的包公和海瑞了。如今有海瑞、包公,甚至皇帝和娘娘都来领导造反,造反有理,也就管不得是造谁的反,和造反的头头是老几了。造反本身就是个对社会不平的发泄。 再者,解放后中共的工运,也只是制造一些另一种的社会不平。解放后,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了。但是真能享受统治阶级之特权的(如终身职、铁饭碗、医药保险、休假、旅游、疗养、儿女教育等等),也只是极少数,极少数,大致有几十万人的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其它几百万、几千万所谓合同工、服务工、替工和待业工,还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大家同是工人,为何有贵贱
之别?这种占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的「贱民」,心怀不平已久,而投诉无门。忽然间「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听说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领导了中央文革小组,专替俺工人打抱不平,这真是俺工人阶级告御状,出头之时。成千成万工人上京告御状,蒙江青同志接见,谈到俺「合同工」的苦处,江青同志当众洒泪,人家是「娘娘」呢。同情俺工人苦命若此,你说她不是圣母娘娘、观音菩萨、穷人的救星、工人阶级的至高领袖?朋友,在这环境之下,你说江青同志只是个野心家、白骨精、「坏婆娘」(邓小平语)?江青同志也有她的革命群众和社会基础呢。 当然,社会既有其不平,大路不平有人铲,革命家、慈善家、宗教家、烂政客,和坏婆娘,也就都有他们插手的机会了。你能说只有彭德怀才是英雄?朋友,当年慈禧太后时代,一分为二的社会,也是如此呢。 不上课,管饭吃,闹风潮 总之,红卫兵的组织一经发动,立刻便如火之燎原,一发难收。读者贤达,设身处地想想看。我们都做过中学生。在我们做中学生的时代,学校忽然停课了,大代数、解析几何的习题也不要做了,英文背诵甩过一边,学校伙食免费供应,要我们青年男女,成群结队上街去闹风潮,乖乖,天下哪有这等好事?我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不山呼万岁?到后来,搞串联,出任务,调查反革命黑材料,火车轮船一概免费。有特殊任务(像出差成都去抓彭德怀归案),还可坐免费飞机,俯看秦岭、三峡、都江堰等名胜。到处有解放军招待,小将长,小将短,恭维溜须之辞,不绝于耳。身为红卫兵小将,颈系红巾,手执皮带,雄赳赳,气昂昂,好不英俊?看到牛鬼蛇神,只要一声吆喝,对方无不俯首听命。朋友,短短数十寒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劝君应惜少年时,像这样风光岁月,一生能有几年?您怎能怪我们小将,搞打砸抢之起劲哉?只是在毛主席鼓励声中,在诸小将棒下鞭下,祖国大地上,不知又平添几干百个屈死的冤魂罢了。 如在眼前嘛。当年替毛主席佩带红卫兵袖章的,在北师大附中就读的高干子弟──小美女宋彬彬,主席嫌她芳名太文雅了,劝她要武一点。果然她就改名宋要武。其后在要武的铜头皮带猛抽之下,就有六个牛鬼蛇神被要武活活打死。后来改革开放了,这个美丽的小杀人犯、murderer,曾再度改名到美国留学,结婚、流产。霜晨月夕,面对在暗处徘徊的六条冤魂,不知她姑娘何以自遣良宵?朋友,彬彬原来也是个受害人啊。关于这六条命案,法官应该判她呢?还是应判她背后的唆使犯?想到我们美丽的祖国,何以一时变成如此的鬼蜮世界?我们又从何说起呢? 第一张大字报 在红卫兵的大小兵团,三千五千,三万五万逐日增涨,千万个红卫兵全国「串联」,轮船火车都被他们挤得瘫痪之时,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而来。众所周知,在这数十万张大字报的领先之作,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领衔写的。聂是一位中年妇女,在北大搞党十分起劲,与该校党委书记陆平有宿怨。今次「中央文革小组」改组之后,康生、江青等乃看准北大这块政治沃土,乃想利用聂元梓与陆平的恶劣的关系,在北大「点火往上
搞」。聂元梓得到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乃联合同事七人,于五月二十五日贴出北大,也是中国的,第一张向上级领导造反的大字报,质问:「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是北京市委中陆的上级领导,彭则是陆在北大的同事校委。在共产党的体制中,「下级服从上级」是有其铁的纪律的。犯上作乱,向为党纪所不许。加以聂在校中声誉本不好,而宋、陆等又不知聂与新「中央文革小组」的秘密关系,乃发动全校各单位遍贴大字报加以反击,一时北大校园之内,一片字山报海,掀起了文革期间第一阵大字报大辩论的狂潮,而聂同志则眼见势有不敌也。 中央文革一见大事不好,乃夤夜将聂氏大字报原文,报向在西湖刘庄度假的毛主席。毛即下令公开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强制接收改组了的「人民日报」上,聂文乃在翌日该报上以通栏标题,与上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时刊出。一时真相大白,北大全校,乃至全国的形势顿形逆转,原在下风的聂元梓,一夕之间就变成北京大学的「老佛爷」了。随之,便是一阵狂风暴雨,北京城就是造反派的天下了。所有各机关、各学校的党委领导,都变成冲击对象而摇摇欲坠了。在同一个北京城,六十六年前曾是义和团小将们的天下啊。 「工作组」问题始末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见大势失控,二人无能为力,乃联袂飞往杭州请示,扳请主席回京坐镇,为毛氏拒绝。毛嘱咐二人回北京安定大局。这样才出现所谓派「工作组」问题。原来按共产党办理一般党务的传统,遇有大事,都由党的上级指派「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就地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此次刘、邓依照老办法,乃由留京中央常委一致通过派「工作组」进驻北大、清华等重点学校。盼将革命师生的造反行动纳入正轨。刘少奇为慎重其事,竟把自己的夫人王光美也派为驻清华的「工作组」成员,以了解下情。可是,这时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学潮,大家揪斗原在校中作威作福的当权派,大造他们之反,正在起劲之时,忽然中央派来了工作组,大泼其冷水,就激起众怒了。闹学潮就必然会出头头,后来的天安门事件,出了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头头,这次在中央文革小组,公开和秘密的搧风点火之下,清华北大就要产生司令了。果然,清华化九班就出了个与王光美正面冲突的蒯大富,蒯司令了。蒯司令其后极盛之时,曾拥众数千人,终至数万人,甚或数十万人,一时风头之健,实非后来的柴玲、王丹可以望其项背。 笔者在个人拙着里,曾一再强调:「天下无不是之学运」。那么我们对蒯司令这种学潮,如何评价呢?曰,是是非非。盖共产党是个极权政党,一党专政,老子独大。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大学中搞老子独大的领导,搞久了,很少不是学阀的。可是这些学阀所面对的,却也是一批趾高气扬,小子独大的小学阀,大学生,特别是清华、北大这一级的大学堂,有志青年,一旦考入这种学堂,哼!老子将来不是***(中大、交大),也是朱镕基(清华),你这个作威作福的小小的校党委、老学阀,算个屁。老子能斗你一下,就请你「坐坐飞机」。毛泽东也就是掌握这种群众心理的九段高手,面对此一情况,真是得心应手。
本来这种目空一切的小臭老九们的心态,也没啥不正常。笔者在中美两国都参加过学运,实在觉得全世界小臭老九,都是一个娘生出的。只是北大造反派,最后竟把陆平的母亲埋在冰雪堆中,活活冻死,这就不是人类的行为了。他们为北京大学光荣的校史,写上最可鄙可悲的一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就在这个「工作组」和蒯司令的红卫兵斗得难舍难分之际,蒯司令终于力有不敌,被捉将官里去,而刘、邓两司令,也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之时,忽然晴空霹雳,毛主席于七月十八日,在畅游长江之后,突然返回北京,未待刘、邓有机会申诉,毛即公开申斥工作组为反革命组织,并立即加以撤除。恢复蒯司令自由,并放手让闹事的学生闹个够。一时北京城内,欢声雷动,数十个中学的红卫兵,和各机关的造反派乃应声而出。刘、邓亦一时手足无措,盖他二人亦不知毛搞起这个运动,究竟所为何来也。 为扩大此一红卫兵运动,毛乃于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正式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会中途,八月五日,毛氏忽然在中南海贴出一张他自已亲撰的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下一直藏身幕后三四年之久的毛主席,至此终于赤膊上阵了。在此之前数日,有人问刘,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少奇还在感叹地说:「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在此之后,则黑白分明,正如邓小平自我检讨时说:「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参阅「文革十年史」,上,页三七,一○二。】 这一下好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就阵线明朗的表达出,它是个「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中央全会」。至此全党全国也和刘邓本人一样,才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干掉刘少奇,如此而已。以后大会决议,有规范红卫兵活动的「十六条」,就不必多费笔墨了。 文靠陶铸,武靠林彪 由于毛的赤膊上阵,有许多人民政权中的不解之谜,一下都豁然开朗了。例如陶铸的升降,和最后的被迫害至死的这一谜团,写历史的人就不难解开了。陶铸(1908─1969)这位湖南学徒出身的黄埔五期生,是个允文允武的领袖人才,和笃信马列的共产党员。他和林彪一样随着共产党出生入死。国共内战期间,陶原是林彪四野的骨干,解放后文革前,陶已历任广东省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等方面要职,有南天王之称。 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计划发动文革时,陶调职中枢,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六年六月,陶又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陆定一被打倒之后又兼宣传部长、文革小组顾问,有权指导文革小组的一切活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陶又蒙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跃升为毛林周之下的党内第四把手,可见毛对他期望之切,和倚畀之深。显然的,毛在炮打刘邓之后,希望提拔陶铸和林彪,一文一武,彼此牵制,为他大举推动文化革命的哼哈二将,肱股大臣。这
一现象极其明显,毋待赘述。不幸陶氏正是司马光所称述的,「德胜于才」的一个方正之士,既不像二把手林彪,主动走向极左,甘愿做主席的打手和鹰犬;他也不愿师事三把手周恩来,对毛氏无条件的驯服。陶铸自有其个性,不愿指鹿为马,将非作是,因而他对极左派江青,和文革小组成员的言行,每每不能同意,反而对刘、邓时有宽恕之辞,以致与文革小组唱其反调,而激起文革小组发动群众,来打倒这个「叛徒」、「保皇党」。揪陶批陶运动逐渐升级,直至把陶铸与刘、邓同列,一齐打倒而后已。纠纷拖到一九六七年初春,最后轮到毛泽东自己来落锤定案了。显然的,毛认为陶铸不识抬举,既不能引为朋友,就必然要打为仇人。在那个毛泽东年代,一旦被列为仇人,那就非置之死地不可了。毛的结语是陶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人,只有让红卫兵去解决他了。红卫兵应声而来,陶铸就由失去自由而失踪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六十一岁的陶铸被发现死在合肥。尸身无人能辨识,因为上面只有一个号码。在陶死的十八天之前,刘少奇的尸体也在开封被发现,也是无人能识。陶比刘小十岁,但只比刘多活了十八天。 林彪大唱个人崇拜的独脚戏 文化大革命中,陶铸这幕小小的插曲,表面看来无关痛痒,其实关系大矣哉。因为从各项史实看来,毛想把他自己的权力声望,和个人崇拜,推到巅峰,他原先的设计,是让陶铸、林彪,一文一武,来合唱其「对口相声」的。陶铸半途罢工,终于被迫害致死,这台对口相声就唱不成了。最后由林彪来独唱,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林彪这位中华五千年史上都难得一见的名将,岂是个省油灯?他眼见彭德怀、刘少奇、彭真、陶铸、罗瑞卿等人的可悲下场,他能心中没有警惕?朋友,这只是个常识嘛。你我读史者、看戏人,都看得很清楚,何况这位最会搞「知彼知已」、「虚虚实实」、「兵不厌诈」的历史上的「名将」? 林将军原是个「病号」。据说他怕光、怕水、怕风,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我的朋友、美人张宁女士,对他就有最直接、最深刻的观察。看他老人家风烛残年的样儿,他绝不可能是个搞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他是在退休养病的状态中,被毛主席征调到庐山上去接替彭总的。自此骑虎难下,就欲罢不能了。 林彪的另一不幸,是他娶了个受过高等教育,而本质上是个泼辣无知,却野心勃勃的老婆,简直和汪精卫的陈璧君一模一样。更可叹的是林彪底两个子女。他二人为爱护爸爸,而走上了对立的路线。立果是个北大毕业的硬汉子。眼看毛公对爸爸的玩弄和压制,他气愤填膺,就要搞「武起义(五七一)计划」,来加以反抗。立衡(豆豆)是个柔弱的好姑娘,她看不惯她母亲叶群那女光棍的作风把父亲推入绝路(和陈璧君逼汪精卫做汉奸一样),她转而乞怜于周恩来,请周总理来保护父亲。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他们这对小青年,怎能搞得过曹操和诸葛孔明?下节再说吧。 总之,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在「十六条」的号召之下,全国红卫兵数百万人,一哄而起。大家免费旅游,南征北讨,全国「串联」的最高潮(和当
年的义和团小将们一样),便是奉召晋京,受毛主席亲自检阅,「闹革命」。果然在一九六六年秋季三个月之内,毛主席八度亲自检阅红卫兵,前后达一千一百万人之多。这些如潮似水,蚂蚁蝗虫一般的红卫兵小将、小义和团、小长毛把个北京城闹得天翻地覆。他(她)们一见毛主席出现,无不涕泪交流,把「毛主席万岁」、「破四旧、立四新」各种革命口号,喊破了嗓子。火星上如有居民,火星也会听得见。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也因此打破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纪录,而达到巅峰状态。【这时笔者有个十一岁的小外甥也在芜湖「失踪」了,把他父母急得半死。原来他也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检阅去了。】 这次史无前例的红卫兵运动的「总司令」,不用说是毛主席了。但是总招待、总指挥、总提调却是新近窜升党的「第二把手」的林副主席(刘少奇这时已退居第八位)。林彪不是个狂热的人。他对毛内心原是深恶痛绝的。他这次搞毛的个人崇拜,搞到如此狂热的程度,显如美谚所说的「搞不过他,就加入他,和他同流合污」的结果。 没个陶铸作伙伴,在这场搞毛氏的个人崇拜的舞台上,林彪就只有大唱其独脚戏了。毛之发动红卫兵,志在驱刘,后来刘一旦被驱,接着毛林之间的直接冲突就无法避免了。毛对个比较忠厚老实的文人刘少奇,都不能容忍,刘去林来,林比刘要诡谲得多,而又手握兵符。刘垮之后,毛之不能容林,而林为着自卫,势必用尽各种解数来反制,二人之间又没个第三者(像陶铸)足以牵制和缓冲,则治丝愈棼,就不堪设想了。此是后话。 刘少奇主席之死 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展至此,驱刘诛刘,已经沦为次要的问题了。在帝制中国的传统里,和现代极权国家的政争里,像刘少奇这样的政敌,一旦失败,都很少有寿终正寝的先例。毛对他一定要斩草除根,免留后患。刘在发现自己对毛的驱迫无法抗拒之时,曾访毛要求辞职,「还乡务农」,毛只微笑,要他读书学习,不许辞职。毛之驱刘诛刘,至此已不是问题。问题在采取何种方式而已。刘毕竟是国家元首。他一未违宪,二未违法违警。毛要动用军警法院,面子上都无法交代。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就只好动用红卫兵了。 毛是熟读古书的人。他在「史记」和「通鉴」里就学到了无数政治权术,而能活学活用之。史记匈奴列传里就有一则故事:一位单于王子想阴谋篡位,乃养了许多善射的死士。他训练他们,他自己射向何处,战士就一致射向何处。一次他把箭头射向自己的爱马,众箭齐发,就把自已心爱的马给射死了。另一次他又把箭射向自己的爱妾,众箭随发,就把爱妾射死了。最后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他把箭头射向老单于,众箭齐发,就把老单于射死了,他就继位做小单于了。 毛主席也有个许世友,主席指到哪里,许就打到哪里。但是以许驱刘,对全党全国,面子上无法交代,万全之策,毛公就决定使用红卫兵了。毛始用红卫兵斗杀高知吴晗、翦伯赞、老舍等人,都如响斯应。再用红卫兵斗彭德怀、贺龙等老帅,也得心应手,再升级,就可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了。
前已言之,在毛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出之后,群众随之大搞其揪刘批刘运动,已如野火燎原。在毛氏纵容之下,批刘群众乃迅速扩大。至毛氏贴大字报一周年时(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曾有三百万人集会庆祝,「誓师」声讨。中南海内外亦聚集数十万群众,呼啸批刘。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宅内外的红卫兵千万人则正在以最难堪的方式(如「坐喷气式飞机」和拳打脚踢),分别揪斗刘陶两对夫妇。刘为着「扞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曾手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愤怒抗议,然究有何用?总之,从是日起,刘夫妇、子女均遭分别拘禁。刘则被关入中南海中一间囚室,日夜遭受红卫兵对身体和精神不断地磨折和屈辱,终至百病丛生,瘫痪在床,而奉命来医治和「抢救」的医师和护士,为着自保,在施诊之前,均要对刘辱骂殴打一番,然后,才打针服药,也是药石乱投。刘被磨折殴辱至两年之久,其遭遇之惨绝人寰,史家执笔记之,有不忍卒书者。至一九六九年冬,刘少奇已被磨折成一具活的骷髅,奄奄一息。毛显然不愿让刘少奇死在中南海,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刘少奇这具活的殭尸,乃被专机送往开封,关入一幽闭小院。在这小院中,刘的生命又拖延了二十七天,在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时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首,终于抽尽最后一口气,孤独地死去,时年七十一岁。当他底遗体被送入火葬场时,工作人员发现尸身上的名字叫「刘卫黄」;职业栏填的是「无业」;死因是「烈性传染病」【参见「国史全鉴」,卷四,「刘少奇冤案经纬」,页四一四四─四一五八】。邓小平则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底,由专机送往江西劳动。周恩来闻讯乃密电江西当权派,严嘱善加保护,差免一死(见「细说周恩来」)。陶铸命运,大致与刘相似。一九六九年冬他被秘密囚死于合肥时,尸身上挂的假名,则为王河。【见同上引「年鉴」,卷四,「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页一一五八─一一六○。】 九大前后的毛林暗斗 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原是自清君侧,尤其是搞垮刘少奇。由于刘集团在全党全国潜力深厚,不开无把握之会的毛泽东,就执意破坏党章,拒不召开中共的「九全大会」(大会应该五年召集一次)。直至一九六九年,刘集团和刘本人都已奄奄一息之时,毛就决定召开「九大」了。可是林彪这时已代替了刘少奇窜升为全党第二人。手握兵符的林集团,可比刘集团更可怕啊!九大中如何安排林彪,因此就为毛氏腹案之中(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主要的矛盾」了。 从林彪的一方来看,「诡计多端的林秃子」(这是红军老帅们对林彪一致的评语),岂不知道「狡兔一死,走狗必烹」的古训?他在「九大」中何以自卫?自然也是他心智中的第一要事。因此,毛、林二人各有腹案,都不能明言,两方就难免于「暗斗」了。关于毛、林这一计暗斗,大陆史家(包括老友严家其夫妇)几乎都一致诅咒秃子叛党叛国,最后一家灭门,死有余辜。他们对四人帮的兴亡,也是持相同看法的。 可是我们在海外,隔洋观火,却认为这一看法是「吠非其树」。狗儿追猫,猫儿跑得快,一下就跑到树上躲藏起来了。狗儿未看清楚,不知猫儿上的是哪棵树,往往向无猫之树仰首大叫。洋人看得好笑,因而有此洋格言叫〝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其实「林、四」都只是毛主席的两颗棋子、两头狼犬(江
青同志早已公开承认她是主席的一条猎犬)。如今狼狗咬死人了。狗主无罪,警察只把狼狗拉上法庭,判无期徒刑。这样判罪,对狗儿就有欠公平了。上引宋彬彬小姐这个美丽的杀人犯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彬彬也是受害人。教唆犯才是主凶! 中国共产党的「九全大会」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在毛主席底政治日程里,这个会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之会也。「文化大革命」的所有既定目标,都已达成了。如今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但是在这一新时代里,它有「五年文革」所制造出的新生事物要加以落实;它也有「十年浩劫」中途所发生的新问题和后遗症,要加以处理。 新生事物大致可以列举的盖有如下数项:第一便是毛泽东的「绝对威权」(Absolute power)之建立。文革之前,这位开国之君,已享有至高之威望。而绝对威权,全党全国再没个人敢对他说半个「不」字,则是文革后期的事。因此在一个全国无片纸之法的大帝国里一切的军政大事,都以他的金口御言为断。他底片纸只字,一喜一怒,都是法律,也都是全国政治气候的风向。可惜(也是可叹可喜吧)他老人家已渐入暮年,「老王晏驾」可期。宠臣、佞幸,固在准备接班;敢怒而不敢言者,也不无「看尔横行到几时」的乐观期待。因此这个一千五百人的大会,开得非常成功。举凡毛氏极左的意蒂牢结,什么阶级斗争,不断革命论,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所推动的四清五反、文化革命等等实际工作成果(如肯定刘少奇为「内奸、工贼、叛徒永远开除党籍」),都一概落实。 再者,为酬劳有功,在修正了的「新党章」中,也破例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根据后来党史家的观察,这篇新党章删去了党员权利的条文,只有党员义务的条文,「党员处于无权利之地位」。新党章内也「没有了丝毫党内监督」【见「国史全鉴」,页四一七五】。因此九大虽然很成功,但也制造了新问题。 公平处理「九.一三」 对「九大」所制造出的新问题,不吃睡药就昼不能眠的当然还是毛主席自己。罢掉个彭德怀,突出个刘少奇;搞死了刘少奇,又换上个林彪,并且写入党章。这在毛公「不断清党」的安排之下,简直就是王小二过年了。为免养痈成患,毛在九大结束之后,立刻便作出收拾林彪的安排。地点还是选择了收拾彭德怀的庐山! 现在我们还得回头看看九大。九大原是结束文革的论功行赏之会。而在文革中,全力襄赞毛公,不惜自身毁誉的,原有「林、四」两组势均力敌的鹰犬。九大论功行赏时,所有党政军要职因此也就由这两组人马分担了。且看下列名单: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唯一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笔划排名)、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政治局委员: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按简体字笔划排) 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在这群统治中国要人的名单里,除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等备位元老,和毛公的公安系统中的康生、谢富治、汪东兴以及许世友、陈锡联两位原是张国焘归属的军区司令员之外,就是林四两派的天下了。林四原是同林鸟;是一个动物园饲养出来的鹰犬。现在毛主席可要把他两派分开来互斗一番了。 设置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是非 显然是为解决林彪问题的「九届二中全会」,是在一九七○年八九月之间(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六日)在庐山召开的。主要议题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在修宪的消息中,毛曾一再明言和暗示将不再设置国家主席。这显然是防范林彪的第一着棋,因林彪和其夫人叶群,尤其是后者,早就有志及此。以故在二中全会开会之初,毛立即作此声明,而为林彪所反对。林认为一国不能无主,因此力劝毛公回任国家主席,毛曾六拒其请。斯时身为政治局五常委之一的陈伯达,竟然也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个元首,林党中人,自黄永胜、叶群以下也一致附和。 二中全会时,林彪还有个罪状叫「天才论」,那显然也是个欲加之罪。林彪从江西时代起,就是毛党的骨干。在西柏坡时期,王明就是因为有暗结林彪,挖毛公墙脚的嫌疑,为毛所痛恨。王明其后不逃往苏联,下场不会比陶铸更好。国共内战末期,林彪主宰东北,毛主席曾有「关以外,将军主之」的名言。将军将百万之师,未辱君命也。 「文化大革命」中,毛引林彪为第一号打手,林彪也是「主席指到哪里,我打到哪里」的愚忠人物。为毛背黑锅做代罪羔羊,血债如山,为全党全国所痛恨,至今未已。然对毛未辱所命也。 举世皆知的毛主席的「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三个天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也都是林彪炮制起来了,叫了多少年了。主席老人家,一直被叫得飘飘然呢。怎么文革刚结束,狡兔尽死,走狗待烹之时,一下都变成罪状和「屁话」了呢?(毛告诉美国老友斯诺之言。)毛公这一逆转,使读史者都不能理解,首当其冲的林氏夫妻父子,对这个「B-52」的翻脸不认人的狡诈,就恨入骨髓了。(注:B-52是一种美国重轰炸机,林立果用作毛的代号。) 极左派军师陈伯达的下场 毛主席为警告林彪这个军人集团,不得妄窥大位,乃先捉起一个秀才陈伯达,以杀鸡儆猴(毛说,这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林系全班男女都被迫作口
头和书面检讨之后。大会刚散场,陈伯达就以反革命大罪锒铛入狱了。 陈伯达(1904-1989),福建人,曾任教授,为一留俄归国的老共产党员,抗战期中去延安,做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长于写作,有「夫子」和「理论家」之称。解放后随毛流入极左派。五十年代中期,毛氏大搞公社化时,「人民公社」这一名词,便是陈伯达发明的。文革发轫时,那项极左文献「五?一六通知」的原稿也是陈氏的杰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陈氏迅速上升,至为全党第五把手(陶铸当时名列第四)。九大中,陈再次擢升,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名次竟与周恩来相颉颃,甚或有以过之,实为陈一生搞党从政地位之最高峰。孰知,在上述二中全会中,偶一失言,竟于一夕之间,从琼楼最上层跌入谷底。这时党中央亦发动全党「批陈」,来势之猛,不在批刘批陶之下也。其实毛之原意显然是以陈代陶,制衡林彪,而陈未能善体上意,致沦为陶铸第二。批陈事小,其作用(且用个台湾政治术语)盖为山雨欲来之批林运动「造势」也。我国古法家有言,「用智莫如乘势」。形势比人强,大势所趋,虽千万人吾往矣。毛公当国二十八年,无年无月不在搞运动,然无一运动,不从「造势」开始也。如今批林之势已成,尤其是毛氏提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后,又决定「南巡」吹风,公开批林。看趋势风向,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召开,必为批林整林之会。届时林彪夫妇和林系人马,势必亦步亦趋走上刘少奇、陶铸的绝境! 小舰队VS.B-52 这一来,林氏父子才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为着冲开毛主席所布置的天罗地网,二十七岁的林立果,竟自作聪明的,于一九七一年三月伙同他在空军总部里,几个副处长级的青年同事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由于执笔,草拟了一份搞武装政变的计划叫「『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就是「武起义」的谐音【全文见上引「全鉴」,页四四五一─四四五六】。同时他们也组织了一个执行此计划的小团体,叫「联合舰队」。这一名称是立果看日本电影所得来的灵感。【见「文革十年史」,上,页三四四。】 立果乳名老虎,是林彪、叶群的儿子,一九六五年他二十一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即由林彪介绍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低级职员,二年由吴介绍入党,三年被擢升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由于林副统帅的关系,司令员以下的各级领导,对他都奉承备至。军中因有「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的顺口溜。【见「全鉴」,页四三六六。】 立果是个很标准的「高干子弟」,气大才粗,目空一切。但他也确是个很杰出的北大毕业生。此时他父母为他寻找异性对象,一时传为「选妃」,轰动全国。后竟然找到一位绝代佳人,文工团员出身的张宁小姐。张宁曾把他二人的哀艳故事谱成专书,笔者曾应约为她写了一篇长序。有深入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也。 但是他此时不知轻重,要以他那支「小舰队」,来对抗那无坚不摧的〝B-52〞,那就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了。原来毛主席在「批陈」高潮之中,宣布了短期之内召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后,乃决定专车南巡,安抚四方,
稳定阵脚,使两会开来万无一失。主席专列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自北京开出。携有名厨、美女、医师、护士、随员、警卫和羽林军八三四一部队数百人,浩浩荡荡,直趋武汉。沿途戒备森严,各省文武百官,恭谒请训,请圣安如仪,这皆史有前例,远自秦皇汉武,隋炀帝,以及康熙爷、乾隆爷,六下江南,七下江南,故事哪里说得完?如今毛皇帝下江南,熟读史书的人,都不会大惊小怪也。 毛主席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绍兴、上海都分别驻跸,召见各省督抚,文武百官,或安抚或警告,各取所需,在一片万岁声中,毛特别提出林彪近年所犯的错误,以及他自己和「中央」,如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菩萨心肠。毛亦庄亦谐地说他用尽「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底一切方法,削弱了林彪集团,以暴力或以和平转移方式夺取国家政权的一切阴谋。暗喻文武百官,莫再对林副统帅存丝毫幻想,自取灭门之祸! 毛这系列所谓「南巡讲话」一出炉,立刻有人报告在北京的总参黄永胜,黄立刻转报叶群、林彪。老虎自然也立刻得报,他就要立刻发出「动员令」,要他的「小舰队」立刻向「B-52」开火了。在开火之前,他显然要老爸写张手令,以俾号令全军。果然林副统帅就在九月八日,写了一张手令曰:「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是林彪生前搞武装政变,唯一的第一手证据,而这证据是他逃离中国前五天才写的。 「何以在逃亡前五天,才决定搞武装政变?」严肃的读史者不免要问。 我们的观察是林彪生前对于搞武装政变,始终是犹豫不决,直到最后已无可挽回之时,在老婆和儿子的催逼之下,才匆匆地写了这十四个字。我记得汪精卫对做汉奸投日,也始终是犹豫不决的。直至木已成舟非干不可了。陈璧君再逼问他,不能再「反悔了」。汪才说:「决定了,决定了。」林彪的「决定了」,岂亦如此哉?!吾不知也。 刺毛的闹剧和林彪之死 关于林立果的小舰队刺毛的闹剧,我底中西朋友和学生们,都把它当成侦探小说来看。亲毛的总会诅咒林彪父子如何叛国反党,这样,那样;恨毛的则慨叹这样那样,棋差一着,如何可惜可恨云云。笔者喜读史书,阅人多矣,从不作此想也。因为林立果这几个毛头,能把老毛杀掉,岂不把早年的蒋委员长气煞哉!蒋公当年出了天文数字,二十五万银元的赏格,要购毛之头而不可得。其后想杀毛的世界仇人,会少于一百万?而毛之头无恙也。你这几个毛头,有若是之本领,能把毛公宰掉哉?不怪自家无见识也。 予亦尝细玩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觉得它只是童子军帐棚之内的一种露营笔记,哪能算历史文献?写这样历史文件的去乱搞杀人的政变,只能算是自杀了。果然在上海刺毛不成,被毛漏网而去,专列一溜烟便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安抵北京。立果得报,不得了,毛主席马上就要抓人了,林氏全家乃匆忙逃窜。这一情况不是不可预料的,为啥不早为之计呢?立果这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害了他全家,也害了美人张宁!
再者,林家于十二日深夜十时半从北戴河赶往山海关机场的情报,是林立衡(豆豆)告密的。豆豆与其母叶群早有矛盾,与其弟立果亦不协调。她向周恩来告密,恐亦非一朝一夕之偶然事件也。林彪对他一家四口的矛盾都掌握不了,遑论党国大事。 还有林家匆忙逃走时,他的卫队曾奉命阻止,而晚了一步。他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也在半途跳车,并与立果开枪互击,凡此皆可说明,林彪的逃跑,非正常的逃跑也,而是一种变相的「越狱」。他们林家在「中央」不动声色的严密监控之下,早已身在牢中矣。不自知耶?抑是知亦无可奈何耶?! 记得大陆上有一位前高干朋友告我说,你们在海外说俄国是铁幕,中国是竹幕。告诉你,我们毛主席的中国是个「铁桶」!吾读史至林彪逃亡记,才粗谙吾友之言的真意。 总之,林副统帅那架二五六号三叉戟,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零时,从山海关空军机场于黑暗中冒险起飞。一机八男一女,却未带领航员和足够的汽油。周总理接报,曾用传呼电话,向该机呼叫,劝林氏回头是岸,未闻回音。该机终于凌晨一时五十分穿越国界飞入蒙古。当周总理以此消息报于毛公时,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谁知他此去未到四十分钟,约在二时三十分,三叉戟就坠毁于外蒙的温都尔汗。曾经显赫一时林副统帅的一家,就机毁人亡了。 林氏坠机后,欧美曾盛传,林彪在瑞士银行存有私人存款美金四百万元。此消息的正确与否,就要看人民政府将来开放的国家档案了。 毛周双亡的历史意义 林彪死后,毛周二公也只有五年好活了。二人皆身罹绝症。走入历史朝夕可期。四人帮虽一帮独大,还在兴风作浪,然张春桥、江青那一套,比林立果的「小舰队」高明不了多少。这一群小猎犬,虽然还在仗主人之势,狐假虎威,继续搞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希望干掉周公就可以向毛公接班了。毛泽东虽也有意去周,以扶植老婆接班为武后、慈禧,然强弩之末,尸居余气,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四人帮没个老头子作后台,兴风作浪,就是自取灭亡了。 笔者在不同的拙着里,都曾一再说明过,在毛泽东政权里,周恩来是个「政治建制」(Political Institution),代代承传有人。(事实上,周死之后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乃至今日的***、朱镕基,都是接周氏衣钵的。)古人所谓「五世其昌」也。而毛则是个独夫,人亡政息,一世而斩。 毛是个熟读古书之人,他似乎也看到这一点,虽然角度不尽相同。毛虽有意栽培寡妻,但他也觉得四人帮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爱莫能助。溺爱之反足以害之。毛的角度是他底老经验:「枪杆出政权。」解放军是政权之本。但毛也极为清楚,他警告四人帮说:「我活着,解放军跟我走;我死后,解放军跟老帅走。」
因此他活着的时候,要把老帅杀光(像朱元璋那样),才能传妻。但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杀掉三个──彭德怀、贺龙、林彪,已筋疲力竭了。还有七八个(包括二野政委的邓小平)未杀掉,老婆哪能接班呢?──可叹的是无知的四人帮,乃至后来凡是派的头头华国锋也不明此理,因此一个个都被「老帅」们消灭了。所以林彪死后五年(1971-1976)直至毛周双亡,中共政权走向一个「反高潮」(Anti-climax)的灰暗时期,不值得再过分浪费篇幅了。故事就说到此处为止吧! 汉末的十常侍.明末的魏忠贤 最后,读者们或许还要问问我们搞历史的,对文革,甚至毛政权整体的评价。这是一本大书,一言难尽。我们只可说毛政权最后二十年,不但搞得死人数千万,文物财产被他破坏得无法补偿。最糟的还是他把整个中国弄到廉耻丧尽,是非全无,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也。我们肯定在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中,毛泽东政权,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但是在两千年帝制传统里,也只有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才差可与毛政权相比吧!乞读者教之,为幸。

2013-08-20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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