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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主笔◎李菁     阅读传统中文版

 

        1900年,是旧世纪的终结、新世纪的开始。天朝即倒,却挣扎着最后岁月,破败不堪的残局下,也孕育着新的希望。仿佛应照着这幅历史画面,《少年中国说》以慷慨昂扬的姿态,宣告着与“老大帝国”的决裂,呼唤着“少年中国”的兴起。

        喷薄而出的“少年中国”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等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宣告失败。

  9月22日,苦劝谭嗣同逃离无果的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安排下,化装逃往天津,几天后登上日本军舰,开始逃亡之旅。

  “到了日本以后,父亲开始苦学日语,半年后,他就可以比较顺利地阅读。”85岁的梁思礼是梁启超的幼子,也是梁启超9位子女中唯一在世的一位。他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日本引进的大量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书籍,让梁启超大开眼界。梁启超在一年后回顾这段岁月时感慨:“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戊戌变法的本意,也是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权内部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但进行百余天就被清朝的保守派扼杀,而彼时的日本,却已进入明治维新的30年,整个国家焕发着勃勃生机。在西方政治学说的参照下,梁启超于是对保守、陈腐的清王朝产生了种种反思。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5册上发表《少年中国说》,以激情澎湃的语言,呼唤着一个气象一新的“少年中国”的诞生。

  梁启超用人的老少比喻国之老少,在文章开篇即设置了一对决然对立的“老少”:“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讲究老少阶层,强调尊老敬老、长幼有序,在老年人面前,少年是后辈,扮演的是传承者的角色。而《少年中国说》则打破了这一重意义,梁启超勇敢地塑造出‘少年’形象,提出了对代表旧势力的‘老年’的挑战和抗争。”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梅家玲教授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

  梅家玲说,虽然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有少年游、少年英豪这一类的词,但“少年中国”一词的形成却与梁启超的日本经验有关。当时一些日本文人,用“少年”的形象,意喻维新后的“新日本”,“其重视少年、以少易老的思维给梁启超很大震撼”。

  梁启超用形象而华丽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的少年特征,不遗余力地否定老年,赞美少年,赋予“少年”以崇高的象征意义:“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其实这里面所用的‘老’与‘少’,并不在于生理年龄的老与少,而是心理上的、精神上的老与少。他期盼用少年所代表的希望与活力,扫除僵化、陈腐的旧势力。”梅家玲说。

  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接触了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书籍,这也使他对于国家形态有了进一步思考,这种思考自然在《少年中国说》里有所体现,“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梁启超由此提出了颇具现代色彩的“国家”观念:“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反观中国,“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所谓夏、商、周、秦、汉、宋、元、明、清等,都是朝名。梁启超一针见血地说:“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国家观,只有天下观。”梅家玲教授说,在这种天下观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族疆界里的所有人民,都是王朝的私有财产。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下,无论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都以痛苦的代价认识到:中国不再是唯我独尊的“天朝”,它必须被放置在世界性、全球性的地理场景中,“少年中国”正寄托了梁启超欲将“老大帝国”化而为一个民族国家,使之进入现代世界的全球形象之中的政治理想。

  “变法失败后,他以‘哀时客’自居,写完这篇文章以后,他就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来自勉,也寄予着自己对未来的期望。”梁思礼告诉本刊记者,“父亲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极具煽动力。”梁启超去世以后,中华书局出了一套《梁启超全集》,梁家9个子女每人一套。当时还是天津南开中学学生的梁思礼第一次完整地读到了《少年中国说》,他似乎仍能感受到当年只有27岁的父亲,那股抑制不住的激情,而梁启超本人也将此文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代表作。

  热情奔放、感情丰富的梁启超,在介绍西方新文化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创造了一种通俗流畅、热情奔放、脍炙人口的“新文体”,非常适合中下层知识分子,尤其是新兴的青年学子的口味,这也使得梁启超的文章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所以《少年中国说》一面世,“少年”一词风靡一时,《清议报》随即出现了不少以“同是少年”、“铁血少年”、“濠镜少年”、“突飞少年”等为名的作者群,或抒发壮怀,或吟歌励志。甚且连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的吴趼人,都一度以“中国老少年”为笔名,“少年”的魅力,至此可见一斑。
 

        梁启超的新与旧

  “梁启超在1900年这个世纪之交发表《少年中国说》,对5000年文化进行反省和革新,对过时的腐朽的东西扫荡干净,的确具有极深的历史意义。”梅家玲说。

  在《少年中国说》里,对于摇摇欲坠、濒于死亡的“老大帝国”,梁启超大声疾呼:“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但另一方面,梁启超文中又提及秦皇汉武、康乾盛世,“他想追求少年中国,但对‘老大帝国’曾经的辉煌,他又是留恋的。这其实也暴露出梁启超对于过去充满了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梅家玲说。

  回到当时的历史,与文章中对“老大帝国”牵扯不清的情感关系相对应的,是梁启超在现实政治之中的犹豫与摇摆。

  1900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王朝已经256岁,蹒跚着走进它最后的岁月。“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它丧失了自我改良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一年春天,山东、天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清廷内部政见分歧,矛盾重重。不久,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大肆劫掠。义和团运动失败和《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为这场灾难赔付本息约九万万两白银。清朝政府也处于极度混乱状态。

  此时的梁启超,仍是“帝师”康有为之下的得力助手,其政治思想,还没有完全突破康有为框架。梁启超与康有为一样,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反对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借光绪的力量实现变法维新。所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机光绪复辟的可能。当清廷陷于内外交困时,梁启超曾试图说服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脱离清廷,自组政府,建立“自立国”,拥光绪复辟而未果。一年后,李鸿章去世,康、梁企望借助清政府内部的力量扭转局势的梦想,也更加遥不可及。

  在现实面前,一些新型知识分子,终于从对清朝的梦幻破灭中醒来,他们寄希望于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康、梁的一部分追随者开始投入到孙中山的革命之路。而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屡次表达能与康有为等改良派形成一股联合起来的力量。在1899年3月22日,康有为被日本礼送出境后,梁启超成为康梁派前线的领军人物。1899年秋,是孙中山与梁启超往来最为密切的时期,两人甚至还谈到合作后的组织形式。孙、梁的“亲密接触”在各自的阵营里都遇到持强烈反对意见的人,康有为闻之大怒,立即勒令梁启超赶赴檀香山。如果说,最初梁启超还在希望合作的孙中山与拒绝合作的康有为之间摇摆不定,甚至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合作的话,那么到了檀香山一段时间后,他却彻底站到了康有为一边。不但如此,梁启超还与孙中山在报纸上就保皇还是革命,展开了一段激烈的论战。这一段历史,也为梁启超日后留下“善变”、“保皇”的标签。

  “回到100多年前,梁启超是站在时代前沿里的,但并不是最前端的人,维新不是革命,还是体制内的一种改良。”梅家玲说,梁启超还没有“新”到选择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追求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但他提出的对文化遗产的检讨的理念,对于青春、对于一个全新国家形态的憧憬和追求,感染并召唤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直到现在,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从少年到青年

  “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在历史的时间表中为‘中国’确定了新生的起点、发展的方向和未来的形象,作为政治象喻的‘少年’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能量。”着名学者陈思和说。

  《少年中国说》的风行,使得“少年”在清末社会里变成一种时尚的革命名词,彼时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而汪精卫后来密谋行刺醇亲王载沣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少年也已经从概念、理想化身为血肉之躯、革命的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

  辛亥革命以后,社会涌现了各类以“少年”、“青年”为号召的社群组织及刊物,其影响最大的,便是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1918年,李大钊等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其规章开宗明义第一条即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南京、上海、成都、巴黎等地,纷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分会,并先后发行《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少年社会》等期刊,读者遍及全国,盛极一时。“由此可以看出,‘少年中国’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梅家玲教授说。

  “五四运动”开始后,梁启超的“少年”标识,逐渐被“青年”所取代。梅家玲说,其实两者的精神内涵很接近,不同处在于,“少年”是传统文化里已有词语,而“青年”是晚清民国以后才兴起的一个名词。“用‘青年’取代‘少年’,表明‘五四’一代的青年人,不仅要跟传统文化区别开来,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态度上,也区别于梁启超所代表的改良主义。”

  当更激进的后来者选择了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来改造中国社会,实现他们心目中的“少年中国”目标时,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已经渐渐失去其“领风骚”的地位。但是,作为学者的梁启超却渐渐丰满起来。在“戊戌变法”时期,他缺少比较独立的思想见解,基本上是追随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对传播欧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学术流派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自身文化结构和知识体系的更新。此后,他渐渐走出康有为的阴影。由此,在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中,梁启超影响和造就的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多。曹聚仁就说:“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梁启超晚年又回归到了学者的角色,在诸子学、清学、佛学、文学、史学等研究领域。“父亲后来远离政治,到清华国学研究院,让他的学生到家里为我们几个孩子讲《春秋》、《左传》等,对我们后来人格、品质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梁思礼说。梁启超家族为人所称道的,也是他教育的成功。9个孩子中,个个学有所成,而且出了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3位院士。梁思礼说,梁家几个孩子选择的人生之路,也深受父亲爱国、救国思想的影响。出生于1924年的梁思礼笑言自己选择工科是为实现父亲“有一个孩子学工科”的心愿。1941年,报着“实业救国”的思想,梁思礼赴美国求学。得知新中国成立消息时,他与三姐梁思懿启程回国,此后,他经历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部历程。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6期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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