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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界革命”以及戏曲改良看梁启超的文学思想
从“三界革命”以及戏曲改良看梁启超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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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梁启超处在晚清社会急剧变化之时,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论影响,坚持中国文学进化论。他提倡俗语之文学,倡导白话文以及言文的合一,主张文学的政治功利性把文学从“文艺载道”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变为开启民智、传播西方文化、宣传维新变法的一种艺术形式。并且,梁启超身体力行参与文学的创新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进化论 功利主义 革新

    梁启超处在晚清社会急剧变化之时,大变动的时代使中国的发展处于十字路口。他把开辟新的时代,转移社会风气作为己任,因而自号“任公”。梁启超早年从学于康有为,熟读龚自珍、魏源之书,又特别受孔孟以及后来的陆、王心学的影响,具有英雄造时势的观点,以先觉者自认,勇于批判旧的,提倡新的,渴望靠一支笔来唤醒世人,进而改变社会面貌;同时,他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提倡改革,反对因袭和保守。这许多因素反映在文学上,形成了他的文学思想——坚信文学的进化论,注重文学的政治功利性,提倡文学的突破和创新。

        (一)文学的进化观

    在儒家复古主义思想束缚下,不少中国文人存在着厚古薄今的观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看法曾经深深烙印在很多人的心里。晚清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革命”之说,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却喊出了“三界”革命的口号。这是因为受了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在晚清时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主要意识形态,从而影响了当时学人的世界观,粱启超的文学革命论便是其进化论世界观的直接产物。

    在文学发展方面,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论影响的梁启超坚持中国文学进化论。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谓佐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寻常说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不然。夫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矣,如即唐代韩柳诸贤,自谓起八代之衰,要其文能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昌黎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余以为此其受病之源也。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展故。”(阿英《晚清文学丛钞》之《小说丛话》)梁启超反对“厚古薄今,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及”的复古主义观点,而是在进化论思想基础上主张文学“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远轶前代”。梁启超在进化论史观的指导下,把文学从“文艺载道”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变为开启民智、传播西方文化、宣传维新变法的一种艺术形式。他认为社会的进步,“赖俚歌与小说之力”为多。他从文学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极力主张文学革新,并发起了“三界革命”和“戏曲改良”。从总的趋向看,“三界革命”是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前进的,特别是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下大批通俗小说的问世,有力地推动了文学通俗化的发展。以这种观念指导自己的创作,梁启超不为传统所羁,蔑视秦汉古文传统,反对桐城派古文运动,创造了一种骄散并用、汪洋恣肆、情感奔放、平易畅达的“新文体”。梁氏评价自己的散文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小说界革命”由进化论引发,“诗界革命”也是如此。梁启超在1899年明确提出“诗界革命”,深感:“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可见,梁启超反对厚古薄今,坚信今必胜古,是接受进化论影响的结果。

    梁启超从进化论观点观察中国文学的发展,提倡俗语文学,倡导白话文,主张言文的合一。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主张。以《欧游心影录》为开端, 梁启超逐步开始了其白话文写作生涯。从1922 年4 月至1923 年1月, 他应各地学校和团体之邀, 先后公开演讲50 余次, 其讲稿都是用白话写的。在这些演讲中, 梁启超简议时政, 阔论文化, 漫谈文学艺术, 充满感情, 颇具声色, 充分发挥了白话文通俗易懂、感染力强的特点, 收到极好的演讲效果。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也对此作了肯定:“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转变为现代白话文,只有经过梁启超的‘新文体’把大量文言词汇、新名词通俗化,现代白话文才超越了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实现。”

            (二)文学的功利性

    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不同,梁启超主张文学应该服务于现实,追求文学的即时致用价值使他放弃了古人“立言”的价值取向。

    小说方面: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代表,被作为近现代功利文学观的典型。在作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宗明义的第一段里,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说:“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梁启超空前地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文学观念充满了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色彩。他倡导小说界革命,本意在政治而非在文艺:“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之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作可比。”(绍介新着《新小说》第一号)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可为例证。梁启超的这种理论,使小说和文学工具化,把文学紧紧地和政治捆绑在一起——要求小说应当激发人们认清国耻,揭露时弊,革除旧俗,为当时的变法维新起到良好的舆论促进作用。这些对当时的小说家是有启发作用的,其后数年,谴责小说大盛,不能说与梁启超的倡导没有关系。

   戏曲方面:从改造国民品格、振奋国民精神的愿望出发,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身体力行于戏曲革新,创作了《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传奇三种,《班定远平西域》粤剧一种,分别在《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刊出。“借雕虫之小技,寓遒铎之微言”, 梁启超的每部剧作,无不对域外文学导引民众的事例传闻反复引述;对启发蒙昧、改良群治的创作宗旨再三强调。正是从国民自新、民族自新的崇高目标中,作者获得了思想的激情、创作的灵感和对戏曲传统大胆革新的冲动。梁启超渴望通过文学开启民智,培养新民。

   报章文方面:梁启超写作的《中国积弱溯源论》、《释革》、《新民说》等政论文,《南海先生传》、《李鸿章》、《罗兰夫人传》等传记文,《过渡时代论》、《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饮冰室自由书》等杂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等学术文,或议论风发,纵横捭阖;或娓娓而谈,深中肯棨,莫不紧密联系时政,关涉思想启蒙和政治鼓动。

    诗歌方面:梁启超十分欣赏反映时局、有关“世运”的内容,所称引的多是当时诗坛的佳品,虽然并非每首都好,有的甚至有明显的艺术欠缺,但在总体倾向上表现了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精神面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不像以前的诗话多标榜吟花弄月。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选录了很多反映现实的作品,如《哀星轺》、《黄花谣》、《都司斩》;还录了黄遵宪的《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竭力赞扬。《诗话》中称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沉远不论,即文藻亦二十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吾为‘一言以蔽之’曰:‘读此而不起舞者,非男儿也’”梁启超主张诗歌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把它作为鼓舞人民、扞卫祖国的武器。他提倡的新思想、新意境,主要是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领域里的东西。他的诗歌理论,是为当时的反封建斗争服务的,是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图强的政治理想服务的。梁启超说:“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条件……”这正是他倡导诗界革命的基本出发点。 梁启超不但注重诗歌理论,还积极致力于诗歌创作,其《东归感怀》、《自题<新中国未来记>》、《爱国歌》、《金缕曲》等诗寄托爱国思想,关涉社会时政,蕴含政治追求。

   在梁启超那里,中国传统文论中源远流长的“教化”、“美刺”等观点与“群治”、“新民”等政治意图联系起来了,并最终获得了一种别具特色的中国式的现代汉语语境中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

         (三)形式与内容的革新

      1,形式革新——新文体与新语句。

    首先,梁启超坚持文体改革,促成散文解放,创造一种新文体。梁启超公开反对桐城派古文,反对经学古文,主张“文界革命”。他通过编办报纸以及亲身实践,创造了一种通俗易懂的报章“新文体”:为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文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作为向白话文的过渡,这种“新文体”既解开了人们的思想束缚,又吸收了文言和白话各自的优点,还较大幅度接受和融合了某些外来名词和语法,为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开辟了道路。梁启超的“新文体”是一种比以往任何一种古文都自由、都解放的文体,开一代文风,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次,在诗歌形式上,他提倡以俗语入诗,提倡新语句。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明确提出了对于“诗界革命”的理想:“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有新意境,第二要有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他提倡诗歌的通俗化,主张以“日本译西书之语句”入诗,还提倡诗歌与音乐的结合

     2内容革新——新意境,新理念。

   《饮冰室诗话》和《夏威夷游记》是梁启超的重要诗歌理念载体,它们推讲作品,发表议论,倡导中国诗歌的新理念与新意境。从推选内容上看,有表现西方的政治理想和立国精神的,如《时运》;有表现出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的,如《自厉》、《举国皆我敌》;有表现高度爱国御侮思想的,如《壮别》、《书感四首》;有表现对黑暗揭露抨击的,如《去国行》;有指斥洋务头子的,如《刘荆州》;还有表现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科技所带来的新事物的,如《今别离》、《新游仙二章》、《灭种吟》……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梁启超的重要小说理念载体。该文先从小说最善于反映社会人生,最能满足人类认识社会需要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价值;接着又从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感染力,最能吸引人、感动人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文学价值;最后得出结论:“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这就彻底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鄙薄小说的传统观念,而且鼓舞了一大批作者自觉地去从事创作和译作,从而最终促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和普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于小说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所作的正面的概括和论述,改变了以序跋、评点、笔记等为主要体裁的传统小说理论,引导着我国小说在题材选择上进入了具有一定开创性的新阶段,小说的社会效应空前提高。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劫灰梦传奇》,揭开了近代“戏剧改良”的序幕。他撰文说:“欲继索士比亚(莎士比亚)、福录特尔(伏尔泰)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这种以西方历史故事为创作题材,以西方戏剧为榜样的“戏剧改良”宗旨对晚清戏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梁启超坚信文学的进化论,注重文学的政治功利性,提倡文学的突破和创新,对晚清文坛以及其后的文学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和推动。

参考书目:

1《中国近代诗歌史论》

(李继凯 史志谨着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6年5月)

2《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

  (张永芳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3《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

   (刘良明 黎晓莲 朱殊着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11月)

4《叩问现代的消息-中国近代文学专题研究》

   (张俊才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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