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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天朝日落:清朝覆亡真相
《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天朝日落:清朝覆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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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阴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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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朝日落:清朝覆亡真相

  有清一代的历史,即使我们不把清朝及其前身“大金国”在关外的那些岁月算在其中的话,从1644年顺治帝登基至19

  年宣统帝退位,也已整整268个年头。200多年间,一个由来自长城外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在其强盛时期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国土与国力,成就了满汉蒙藏等各族人民共有的帝国。它曾成功地抵制了沙俄的东扩,扩展了中华帝国的生存空间;它也曾成功地整合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大漠南北各民族,大中华的概念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后世走向复兴的基础由此而奠定。在它的历史上,没有外戚专权、没有宦官乱政、没有藩镇割据。在这个王朝下,满族统治者致力于同汉族的融合,满汉逐渐融合为一体;在这个王朝下,大漠南北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存共荣,而汉族文化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满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积极态度,令人称道。然而这样一个对大中华的形成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王朝,在步入近代的时候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从繁荣昌盛走向衰败落后,最终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在它的统治时期,整个中华民族有近一个世纪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危机。恰如李鸿章所言,清王朝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清朝覆亡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华帝国逐渐沦落的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中华各族人民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改革史和斗争史。考量清代覆亡的屈辱历史是沉重的、不堪回首的,但却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它时时警示世人避免重蹈“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覆辙。

  盛世阴影

  话说明朝末年,皇帝无能,朝纲不振;奸臣当道,社会荒乱;人心不古,民不聊生。眼见社会风暴就要来临。而位于明王朝广袤领土东北一隅的女真部落却逐渐发展起来。明朝建立之初,其统治力量已深入到女真部落内部,汉族先进的文化日益影响女真人的生活。女真人传统的半渔猎、半游牧的生活方式逐渐得到改变,汉族稳定的农耕经济受到女真人的青睐。女真原有三大部:海西、建州、东海。其中建州女真紧邻汉族聚居区,受汉族文化影响尤其深远。清王室爱新觉罗家族隶属建州女真贵族斡朵里氏,其祖父、父亲是建州女真贵族,受明朝册封为建州左卫的官职。清太祖努尔哈赤年轻时时常往返于女真、汉两地,熟悉汉文化。

  史书说努尔哈赤白手起家,凭其先祖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开始奋斗。也有史书记载是努尔哈赤袭封了祖职而起家的。努尔哈赤25岁时,其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同时死于明军攻城的炮火。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数王杲实力最强。他曾带兵袭辽阳,杀死明朝官员。明廷发兵俘王杲,押解北京处死。王杲死后,其子阿台屡袭明军。明将李成梁兵围阿台藏身的古勒城。阿台的妻子与努尔哈赤是堂兄妹,觉昌安为使孙女免于战乱,便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入城劝说阿台投降。不料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暗通明朝,趁乱喊道:“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城中大乱,明军趁机攻城。努尔哈赤的祖、父死于战火。努尔哈赤悲痛欲绝,他质问明官员:“我祖、父何罪,竟致屠戮,此仇当报。”明朝官员只有连表歉意,送还觉昌安父子遗体,又赏给努尔哈赤30匹马,并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努尔哈赤不敢与明朝对抗,便迁怒于尼堪外兰。三个月后,努尔哈赤以报父仇为名,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图伦城发起进攻。从此,拉开了统一女真各部、争夺明朝天下的序幕。努尔哈赤经过12次大的战役,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统一国家,号“大金国”,年号“天命”。从此,大金国与明朝争雄天下,战争中屡屡打败明军。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子皇太极即位,这就是清太宗。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女真为满洲。

  后金政权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60年的东征西讨,创制立典,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入京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大肆抄没家产,充作军饷。吴襄也在抄没之列,当李自成得知吴襄乃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之父时,便让吴襄写信,劝降吴三桂。吴三桂犹豫不决,决定先带兵入京视情况而定。在路上,碰到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一打听,得知父亲吴襄被抓,家产被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据为己有,不禁冲冠一怒。立即退守山海关,令全军将士白盔白甲,誓言为君父报仇。李自成闻报,立即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往攻山海关。吴三桂连忙写信给关外的清军,请求清兵入关“救助”。此时清朝辅政的是雄才大略的多尔衮,早有问鼎中原之志,一接来书,大喜过望。多尔衮让吴三桂打先锋,自己带领十几万清兵埋伏起来。瞅准时机发动突然袭击,李自成军以疲惫之师,猝不及防遂败下阵来。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走入了北京城。入住北京,清政权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

  以武力取得天下的清廷在入关之初,仍然迷信武力,企图以强权维持其对汉族的统治。一方面制定法律,强迫汉族承认满洲礼俗、服从满洲贵族的统治。如颁布“剃发”令,强迫汉族剃发结辫,而抵抗者格杀勿论,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称。用恐怖统治强迫汉族认同满洲文化,伤害了民族感情。又制定“逃人”法,一方面对那些被满洲贵族所奴役而逃亡的汉族民众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侵夺汉族财产。用“圈地”的形式,广占汉族土地,并且针对汉族富庶的江南地区展开掠夺,重点打击汉族的豪强势力。这些强权和恐怖的民族压迫政策极大地伤害了汉族人的感情,也使新兴的满洲政权处境艰难。如果失去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满洲政权是难以立足的。这种处境促使统治者改变统治手段,这种转变发生在康熙皇帝时期。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61年。这一时期,清政权平定南方的“三藩”叛乱,统一台湾;安抚蒙古、西藏,大体完成全国统一。同时,康熙注意发展社会经济,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修复由于战争造成的损坏。另一方面,清廷加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开科举,设史馆,修明史,以博取其支持。因而使清政权在汉文化中取得了合法的认同,逐渐巩固其统治。

  康熙的继任者雍正、乾隆都继承康熙的政策。三位皇帝在位共130余年,占了清代一半的时间;在130多年的时间里能够保持社会持续发展,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这段时间也隐含了各种消极因素,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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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阴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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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廷不仅用汉文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时也借汉文化清理汉族知识分子,这就是臭名昭着的“文字狱”。凡有涉及民族偏见的字眼、词句都可能给作者带来杀身之祸。清朝统治者对明末清初的文人,一则招抚,一则对反满排满思想和活动采取严酷的镇压手段,甚至滥杀无辜。康、雍、乾三朝,文祸极盛,文网如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即有百起之多。康熙二年(1663年),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涉及东北女真族的内容,被人告发。时庄廷龙已死,康熙竟下令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害72人,充军边塞的达几百人。

  康熙五十年(17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文字。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并且株连无辜有200多人。雍正时期,有一次,翰林徐骏在奏章里,错把“陛”字写成了“狴”字。雍正一看大怒,立即下令把徐骏革职。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又有人告发,在徐骏的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便牵强附会地说“清风”二字是影射清朝。雍正定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罪,立即处死。

  再如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有人便上纲上线,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像这样荒唐的案例举不胜举,其中绝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一句诗、一个字惹来杀身之祸,在康雍乾三朝比比皆是,严重禁锢了知识阶级的思想。清初文字狱是朝廷为了维护满族皇权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陷入了泥淖。同时又对这种先进文化产生既敬畏又自卑的心理,这种潜意识又表现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盲目排外中,固步自封,拒绝改良。“文字狱”不仅砍掉许多会思考的头颅,也使知识分子不再自由思考,学术风气转向保守。

  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在文化上不仅利用其汉文化的先进性作为统治手段,同时满洲人也由于全面进入农耕区而改变了生活习俗,在客观上瓦解了满洲人原来的氏族制。满洲人在战争过程中形成的“八旗制”也开始颓废,这种兵农合一的基层政治组织形式曾经是满洲人驰骋战场的强有力武器。

  “康雍乾盛世”末期,除了这种文化上的保守趋势外,庞大的国家机器已经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裂缝。乾隆在位后期,为了标榜其功绩,拼凑“十全武功”装点盛世门面。他本人好大喜功,追求虚名,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更加严重的是,吏治腐败日趋严重,大小官吏奢靡成风,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军队也开始腐化,武备废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不勤操练,荒于武事,战斗力严重下降。长时期浸淫于“歌舞升平”的虚假繁荣中,使统治者对朝政的每况愈下放松了警惕。

  另外,汉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使满洲对汉文化的崇敬在全面接受汉文化之后产生了一种自信的心理,陷入自满的泥淖之中。而这时的汉文化由于政治的强势力量而被强化为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的文化根源,满足于“天朝王国”的夜郎自大式的憧憬中。

  而此时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历史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社会危机。

  就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年),卡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同年,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美国富尔顿发明了轮船,英国史蒂芬逊发明了蒸汽机车。这种新的生产力的革命,无疑推动了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前进步伐,从而在全世界寻找资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八年后,美国独立,并通过《人权法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兰西爆发革命,三级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人权宣言》,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这些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俄国莫斯科大学建立,美国科学院成立,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势必划破长空照亮人类的未来。

  而此时的乾隆皇帝呢,却沉浸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余晖之中,浑然不知日之将暮,寒鸦凄迷。乾隆六十年(1795年)会试,各省上报80岁以上参加会试者

  6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92人。乾隆听报后非常高兴,对这些老人大加赏赐,借兴教尊老之名,极力粉饰他的太平盛世。而早在康熙时期(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与外商贸易。过了70多年,乾隆反而关闭了海关,实行禁海政策,只许外商在广州交易。康熙努力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乾隆却视为异端邪说。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乾隆反感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大兴文字狱,如今这些观念已深入他的骨髓。乾隆王朝已在表面繁华的外衣下,内部已开始腐烂了。可以说,对落后文明的抱残守缺,使大清王朝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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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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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下之盟

  当中国历史的脚步踏入19世纪时,大清国就如同一个龙钟的老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步入了他的垂垂暮年。清朝至嘉庆、道光统治时期,所谓“歌舞升平”、“十全武功”的“盛事”业已如梦幻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各种社会矛盾却像火山喷发般涌现出来,统治阶级的腐化加剧,社会危机更加严重,清王朝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由所谓的盛期进入完全的衰败期,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时代。然而,昧于世界大势的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却继续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固守着传统的“天朝王国”。这种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态,试图一厢情愿地幻想构筑起一道隔绝中外的“防线”,使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本来,外国人跟中国的交往主要是为了获得与中国的贸易权,而那时的清王朝却拒绝这种交易,并且由于在文化认同上接受不了西方人的礼俗而关起了大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关起的大门不久就为英国的坚船利炮所轰开。18世纪中叶,英国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居于首位。但是西方工业商品的“重炮”摧毁不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英国人只能用银元从中国买到茶叶等物,自己的工业品却销售不出去,贸易逆差困扰着英国人。这种贸易状况,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需要是尖锐对立的。于是,英国侵略者就采取海盗式的强取掠夺的手段,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

  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及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文武官员们接受。这些官员吸食成瘾,再也无心处理政务、军务。使清政府原本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吏治更加腐败,军队战斗力极度削弱。为了满足其私欲,就更加疯狂地盘剥百姓,百姓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如水一样大量外流。

  罪恶的鸦片贸易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以致国内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道光帝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禁烟已是举国共识。于是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林则徐抵达广州后,整顿海防、收缴鸦片、缉拿烟贩。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民众群情激愤,很多人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使馆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群众以棍棒和砖石为武器,掷向英使馆。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交出鸦片0多万公斤,从6月3日到25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缴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刻发出了一片战争喧嚣。英国政府为保护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并借机进行对外扩张,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1840年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6月,由16艘兵船、4艘武装汽船、28艘运输船、540门大炮、士兵万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广东海面,对广州实行封锁。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战争取决于领导者的意志,清廷并没有坚持强硬的政策,而是一味求和,再加上军队本身战斗力的低下,很快就败下阵来。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军炮舰威逼下屈膝投降,俯首称臣,被迫与英国缔结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丧权辱国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后,又被迫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样,西方侵略者不仅勒索了中国的巨额赔款,强占了香港,迫使清政府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而且还取得了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和房屋、建立教堂医院、传教自由等许多特权。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政治和经济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从此江河日下,顿失颜色,清政权逐渐由主权独立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日益受制于西方列强。

  十几年后,西方资产阶级又为扩大与中国的商品贸易,急于打开更多的贸易口岸。于是,在1856至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军队再次惨败,统治者不得不屈膝投降,妥协退让。被迫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以换来一时的安宁。然而,英法政府远不满于《天津条约》中攫取的种种特权,得寸进尺,以“换约”为名,于1859继续北上,先后占领大沽口和天津。1860年,英法侵略军逼至通州。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焚毁了当时闻名于世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可悲的是,无能的咸丰皇帝吓破了胆,带着后妃和一些亲王、官员慌忙逃往热河。

  面对侵略,清政府愈发无能,国门洞开而又无力抗拒。城下之盟的缺口一经撕开,列强便纷至沓来争着分一杯美羹。贪婪的沙皇俄国自19世纪开始便不断地占领我国东北和西北的领土。它乘两次鸦片战争之机,趁火打劫,先后以武力胁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短短几十年中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掠夺中国领土的“东方恶魔”。

  19世纪末,世界主要列强迅速发展壮大。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其资本主义又与封建经济的残余及天皇制国家机构交错在一起,使其一走上近代国家舞台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日本早就有觊觎朝鲜之心,并以朝鲜为跳板,向中国的领土扩张。在中法战争爆发后,日本以为有机可乘,策划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政变。之后,日本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在朝鲜驻兵的权利。1894年,日本乘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之机,出兵朝鲜。对出兵援助朝鲜镇压起义的清军不宣而战,发动了突然袭击,中日“甲午之战”正式爆发。

  面对日本大规模的侵华威胁,清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内部统治集团“帝党”和“后党”又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朝中保守势力强盛,权臣李鸿章认为敌强我弱,应该“避战自保”,力主求和,祈求列强出面“调停”。他奔走于俄、英公使之间,也曾求救于德、法、美三国,但都无功而返。显然外国侵略者无心帮助中国,而是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这种消极抵抗的行径,把清军推向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更令人心寒的是,慈禧太后又忙于准备自己60寿辰的庆典,一心力保和局,苟安现状。她在甲午战争期间置敌兵压境于不顾,当京师士大夫中有人奏请“停止庆典寻常工程时”,她竟扬言“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结果,腐朽的清政府在甲午之战期间处处妥协退让,延误战机,致使清廷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也全军覆灭。未等战争胜败定局前,反动的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求和投降活动。1895年,李鸿章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割地,中国人向历来臣服自己的东瀛岛国投降!丧尽了民族尊严。《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以大量输出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向列强大量借款,从而加深了清政府对列强财政的依赖,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和权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鸦片战争后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传统手工业。鸦片输入的剧增又引起了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清政府为了支付军费和赔款,加重了对百姓的搜刮,广大人民的负担更趋沉重。地主、官僚、贵族趁火打劫,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天灾加于人祸,大批国人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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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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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酉政变

  鸦片战争的疾风,揭开了中国近代沉重的帷幕。然而内忧外患的时局并不能唤醒腐朽的清统治者。国势倾颓,列强环列四周,清统治者并没有戮力同心。相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清朝宫廷内部就发生了为争夺清朝最高统治权的政变。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病逝,遗诏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是为同治帝。同时任命亲信怡亲王载恒、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

  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个权力欲望极重的人,她与恭亲王奕相勾结,在1861年密谋发动了“辛酉政变”,铲除了肃顺等八大臣,夺取了最高统治权。慈禧从1861年后垂帘听政,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开始了清朝在政治上最腐败的历史时期。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史近五十年的命运。其中最令中国人痛心的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维新取得了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辛酉政变及由此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女人——慈禧。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属女真的叶赫部落。叶赫部落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被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即是仅剩一个女子,也是灭亡满洲之人。”所以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

  慈禧18岁时虽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部落的原因,所以不能接近皇帝。有一天,她看到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花丛中散步,便故意躲在花丛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以吸引咸丰的注意。咸丰帝见她长得标致,就封她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深得帝心,又被封为懿嫔,后生下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咸丰帝马上封那拉氏为懿妃,进而加封懿贵妃,恩宠冠绝后宫,并常和她议论国事。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此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不久就病死了。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八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从咸丰断气之日起,三股势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拥立载淳继位,改年号“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但她的野心是要垂帘听政,肃顺等八大臣却不让她干预朝政。矛盾异常尖锐,甚至在朝堂上公开争吵。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中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但那拉氏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说:“咱们没有兵权,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在征得东宫皇太后同意后,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

  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恭亲王奕说:“六王爷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说:“本王爷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奕第一天哭灵,第二天便要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竭力阻拦,但奕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去劝慰一下,总可以吧!况民间婚丧,人伦犹在,难道皇家就不讲人伦之道了吗?”

  正说话间,一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人只好躲在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保持恭敬,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师作部署。

  奕回京后,又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等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大臣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样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间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而恭亲王已做好了政变的准备。那拉氏遂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七人逮捕。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途中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色已晚。他刚刚入睡,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营帐,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这一年适逢旧历辛酉年,以故叫“辛酉政变”。处置了八大臣后,那拉氏和奕便安排载淳登基,废“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起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奕的权谋智慧,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此时,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英法联军的入侵,社会异常动荡,民族危机沉重,清王朝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政权的稳固,在奕集团的主持下开始了同治新政,其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选派留学生、开矿山、修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现代化的举措。但是,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大相径庭,没有能使中国走出困境,主要在于慈禧的阻挠。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谋略和手腕,但实际上一点也不具备治国的雄才大略,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为此,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甚至尖锐对立的朝中大臣互相牵制,内耗不断,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这也是同治新政不能比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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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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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飘摇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为了支付巨额赔款,统治阶级只好把债务转嫁到农民身上,拼命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本就贫困,受尽官绅地主的压榨,加之突如其来的债务,生活更是难以为继。求得活路的唯一途径,就只剩下反抗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几次应试不第,厌倦八股考试。他目睹了鸦片战争前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无能,决心放弃功名,立志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一天,他在广州街头遇到了一位身穿汉装的西方传教士,并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从此改变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他把一桶干净的水浇到自己头上,表示改头换面,与旧世界决裂。从此狂热布道,发展会众。他的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都加入到信教的行列。他们把摆在家里的孔孟牌位砸碎,把儒家典籍付之一炬,此举遭到当地乡绅的围攻。无奈之下,他们到广西传教,并创立“拜上帝会”。此后,洪秀全回广东花县开始为期二年的着述,他把原始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农民渴望平等、平均、太平和反对压迫、剥削等理想结合起来。他宣传天下人不分贫富贵贱,都是天父的子女的宗教理念,号召人民起来造反,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太平盛世。

  1851年1月日,洪秀全组成太平军,领导“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宣布正式起义。太平军在攻下永安后颁行天历,制定各种制度,其政权的雏形基本具备。1852年太平军在永安突破了清军重重包围,长驱北上。入湖南、破武昌、下南京,于1853年定都天京,正式建立起一个与清政府对峙十余年的农民政权。此后,太平天国进行了北伐、西征和东征,并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关,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太平天国的政权也因此得到巩固。

  然而就在太平天国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形势十分有利之时,农民阶级的小农意识却恶性膨胀起来,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明显。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大增,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8月22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盛气凌人地以“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大功,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之下,封杨秀清万岁。心里却对杨秀清恨之入骨,秘召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入京诛杀杨秀清。双方所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翼王石达开闻讯后急从湖北赶回,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赶紧连夜逃走。直到

  月,洪秀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但不久,又对石达开心生猜疑,封自己的两个无能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之师出走。从此,太平天国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精锐力量惨遭破坏。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大悲剧使得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军心动摇,人心涣散。军民都发生了信仰危机,太平天国从此逐渐走向衰落。

  太平天国虽然不断地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但太平军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成了清廷对付太平军的主力。曾国藩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仿效戚继光的练兵方法,以儒生知识分子为营官,以同乡和封建情谊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对士兵进行了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禁扰民、嫖、赌、抽的军纪教育,进行技击、枪法和阵势的军事训练。以后又出现了同样性质的李鸿章率领的“淮军”。这两支汉人的武装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同时,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开始正式与清廷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使太平天国面临着更为复杂和险恶的形势。

  1864年,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彻底失败。这一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持续十几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清朝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更重要的是它迫使腐败无能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倡办地方团练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其结果是中央集权势力的缩小和地方名流势力的扩张,间接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促使清王朝传统国家统治秩序的崩溃。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和激励下,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此起彼伏,给清廷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之后,各帝国主义的列强更是步步紧逼,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文化上侵略中国,此时的中国真是风雨如晦,危如累卵,而中国东南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李鸿章等则拒绝执行对帝宣战的上谕,反倒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宣布参加“东南互保”以维护自己统辖区的地方安全和列强在华利益,体现出晚清地方自立的倾向,清朝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已分崩离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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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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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亡图存

  清统治者不甘就此沉沦,它挣扎着维新自救,结果却徒劳无益。内忧外患的时局首先唤醒了士大夫中的一批有识之士。他们以匡济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辱的目的。他们睁开沉睡的眼睛,“开眼看世界”,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如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经世派”的改革呼声并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但这种流风遗响,却是整个晚清改革的滥觞。他们敢于议政和倡言改革的风气对稍后崛起的洋务派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洋务派”是清朝统治集团中一批颇有识见之人,他们继承“经世派”“师夷长技”的思想,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洋务思想。主张向西方学习,“求强”“求富”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兴洋务以自救,不仅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也受到西方国家的种种扼制,洋务运动终沦为官僚资本的附庸,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然,洋务运动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自强的一步,对促进社会的进步仍然功不可没。

  在洋务运动蓬勃开展之时,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随之崛起。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接触过西方的学术和文化,受过较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和影响。他们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成为“西学”的积极传播者。同时,他们又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相当坚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他们已经意识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思想只是承袭了西方人的皮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落后问题。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欲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向学习西方,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改革。如反对专制统治,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等。这里所说的“西学”已不单指西方的器物之学,也包含了西方的一些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内容。

  很快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这股新的社会思潮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向着专制制度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挽救中国被瓜分的危机。维新变法思想的酝酿和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终于在1898年发生了着名的“戊戌变法”。

  这次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是康有为。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正赶上甲午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时。消息传来,立刻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愤怒和反对。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在康有为的号召下联名上书清廷,痛陈形势的危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这份“公车上书”虽然由于顽固派旧官僚的阻挠而没有被送至光绪帝手中,但其内容很快传播开来,轰动京城。维新派志士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训练变法人才,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就在“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进士,清廷授予他工部主事之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帝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光绪帝亲政6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光绪帝决心向慈禧摊牌了。

  他来到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于是光绪皇帝在维新派官僚、知识分子的策划鼓动下,于1898年6月

  日颁定《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

  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深入,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的声音四起。御史文悌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又上书弹劾维新人物。光绪帝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闷棒,便转向慈禧求助。他们联合起来,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

  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前途未卜。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茶楼酒肆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荣禄就频繁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听后脸色气得发青,说:“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慈禧太后同顽固派官僚荣禄密谋策划,决定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废除变法。他们利用袁世凯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光绪帝壮志未酬,心事茫然。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苍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长叹:“吾不如汉献帝也!”他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前后只有103天,因故又称为“百日维新”。慈禧重新走上前台,立即下令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

  光绪帝在风声鹤唳的时候,犹不忘记与他休戚与共的维新派人物。他在去瀛台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为等维新派逃匿。康有为接到密旨后,立即从天津搭一艘英商轮船去上海,后转香港;梁启超接到密旨后急赴日本大使馆避难,后伺机逃到日本横滨;谭嗣同接获密旨后视死如归,慨然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他决心以自己的鲜血来唤醒国人。1898年9月28日,清壬杀害了谭嗣同以及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维新派人士,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彻底击灭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更趋激烈,错过了最后一次变革维新的机会,同时也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其结果只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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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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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迅速觉醒,展开了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它的最早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者是孙中山。

  孙中山在学生时代便非常关心国家大事。1884年中法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产生了反清思想。1894年他赶赴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20余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19世纪末先后发动了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在起义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国外。其间,他继续考察欧美社会,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东奔西走,不遗余力。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许多进步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及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反动本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朝廷再也不寄希望了,他们出版了许多民主革命思想的报纸和刊物。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团体有1903年章太炎、蔡元培在上海建立的“光复会”;1904年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在长沙建立的“华兴会”。另外,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后来又成立“日知会”,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清朝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后来被孙中山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从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武装暴动和革命理论的宣传。

  在湖北,革命党人组织了两个较大的秘密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团体中的许多骨干分子,都参加到清朝在湖北的新军中去,在新军里面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并向农民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当时武汉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19

  年9月24日组织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社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举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沙俄巡捕闻讯赶来。孙武逃匿到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书信等全被搜去。10月10日,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蒋翊武逃脱。清军宣布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单搜捕革命党人,武昌的革命形势危急,起义活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眼看起义就要流产。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觉悟士兵,很快从慌乱中镇静下来,自行联系,按既定目标坚决发动了起义。

  19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爆发了。他们打死了镇压起义的军官,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其他各营的士兵和军事学堂的学生纷纷起义,齐集楚望台,推举原日知会会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士兵奋不顾身,通宵血战,占领了总督衙门。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日晚和12日晨,汉阳、汉口的新军也相继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此后,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废除宣 统年号。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汇合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到

  月初,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已经宣告独立,反动的清王朝已土崩瓦解,名存实亡了。1912年1月1日,各省代表举行南方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改公元纪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正式诞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朝统治,从而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3000多年的专制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国的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掩卷之余,不免遐思。中国历代王朝都实行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相沿未曾改过。王朝的兴起和衰亡可说是成于斯毁于斯。古语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传统的中国始终没有跳出这种王朝更替的泥淖。应当悲叹?应当赞叹?也许不该给制度太多的目光,制度始终由人来实现。满洲人的兴起和清朝的衰亡给出的注脚很有说服力了。

2017-05-13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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