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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蒋经国晚年最后一搏
山雨欲来:蒋经国晚年最后一搏
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志认为“与经济、文化、民主和外交政策有关的每件事,都得重新评估”和改造。他想给苏联共产主义添上人道、民主的面貌,此一惊人举动最后导致苏联制度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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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重要事情要商量”

  1985年2月,蒋经国要求蒋彦士辞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蒋彦士比起20世纪30、40年代就开始追随蒋经国的人士,跟蒋经国的关系更加亲密。他的下台与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的倒闭有间接关系。“十信案”涉及将近两亿美元的非法放款,其中部分借贷人是政府官员。贪渎是国民党在大陆溃败的主因,现在,继黑道被情治机关吸收、授意杀人,令全台湾撼动之后,又爆发堪可媲美孔祥熙、宋子文时代的大弊案!

  蒋经国召见“财政部长”、“经济部长”(译按:陆润康、徐立德)之后,两位“部长”立刻提出辞呈,这可是在大陆时期没见过的现象。“十信”弊案爆发后,银行和外汇制度趋于保守,也反映出蒋经国一向倾向管制的做法又告抬头。蒋彦士的垮台还有另一个说法。据一位与蒋经国接近的消息来源说,蒋经国拜托蒋彦士帮忙看管孝武,在刘宜良命案爆发后,他觉得蒋彦士没有尽到责任。

  

蒋经国

蒋经国


  台湾驻日本的非正式“大使”马树礼以七十四岁之龄,回台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告诉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他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专案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通常这些小型、非正式的会议只有四五个人参加,针对特定的政治改革之正负面效应,提出各种看法。严家淦答应出任召集人。与会人士包括“中常委”、高级军官及情治官员、蒋经国信赖的核心干部、“立法院”及“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保守派,乃至受人敬重的学界人士等。

  蒋经国本人没有参加这些小组开会,而是偶尔邀一两个人到床边垂询意见。来宾到达官邸时,他就按钮把床调整为坐式,然后对姜必宁大夫说:“对不起,姜大夫,我们有些重要事情要商量。”所谓商量,往往是一面倒,蒋经国一直问话,问个不停。不论来宾持什么观点,能被经国邀请到卧榻之侧请教,总是令人觉得荣幸。

  尽管“内政部”命令党外公政会解散,反对派领袖拒绝从命。国民党则持续研商,使得“党外”党似乎多少有点合法性。刘宜良命案审判完结之后,“警备总部”恢复取缔反国民党刊物的大动作。5月至10月,“警总”没收的煽动性质刊物就高达九十七万六千份之多。尽管警察查禁、没收杂志,以毁谤官司钳制,台湾的反对派刊物以及香港各式各样媒体继续大量刊载刘宜良案、“十信案”的内幕,以及与孝武有关的种种传闻。大爆蒋家内幕的故事,如蒋方良的身世、蒋家财务的消息处处可见。刘宜良撰述的《蒋经国传》在台湾洛阳纸贵,席格瑞夫(Sterling Seagrave)那本一面倒、尖锐抨击的《宋氏王朝》(The Soong Dynasty)也十分畅销。

  海峡两岸关系

  蒋经国虽然忙着规划岛内政治改革,也相当密切注意中国大陆的局势变化。6月,大陆一份杂志开始连载蒋经国旧部执笔、记述一些友善往事的文章。11月,李光耀首次公开到台湾访问。他由台北第三度进入中国大陆,回程时似乎又秘而不宣在台北小停,才回新加坡。12月5日,蒋经国和丁大卫会面,故意不经意地提起,最近李光耀经过台北,曾经转达邓小平问候之意。李光耀来访之后不久,有一天马树礼向蒋经国读一份有关中国大陆发展的报告,经国挥挥手,打断他的话题:“以后别再说‘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啦!”

  “经济部长”李达海4月28日公开重申他所谓的“长期以来的政策”——不干预与大陆的间接贸易。他引述一份智库报告,该报告认为政府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控制对大陆的间接贸易。这个政府出资支持的智库也宣布新推出一份季刊,提供中国大陆市场资讯。除了数以千计民众偷偷潜回大陆探亲之外,许多台湾生意人也已经经过香港,非法前往大陆旅行。有位“立法委员”公然赞扬这些人“成功登陆大陆”。官方估计1985年商品流通金额约七亿美元——大约八成是台湾出口。有一股号称“港台风”的青少年文化,在音乐、电影、卡拉OK、发型乃至服饰上,突然间在大陆青少年群中如野火般流行开来,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更撼动人心的是,报章杂志报道,若干台湾商人已在大陆(主要是福建)设厂生产衣服、鞋子、卫生棉等。1985年,由香港到大陆的直接投资总额约十亿美元。而台湾对大陆投资也首度出现估计数字——五十万美元。

“港台风”席卷大陆,“小虎队”是这股青少年文化风潮的一个代表。



  “港台风”席卷大陆,“小虎队”是这股青少年文化风潮的一个代表。

  接班人问题

  八十一岁的邓小平,比蒋经国年长六岁。这一辈子,他喝的酒可不逊于小蒋,抽的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的身体比小蒋强多了。

  台北方面,这一年夏天,眼科专家发现蒋经国视网膜退化,必须再次开刀,两位本地眼外科医生负责执刀。手术之后,蒋经国的身体健康急速走下坡,脚部神经痛也加剧。即使有年轻副官扶持,他已经举步维艰,很难走到“中央党部”三楼的会议室。马树礼建议“党部”装一部电梯,蒋经国不肯。于是,“中常会”移到台北宾馆开会。隔了一阵子,蒋经国觉得在政府建筑物里举行党的会议不妥,他才同意装设电梯。

  病,使得蒋经国加快培养李登辉接班的准备工作,两人经常一起讨论政事。不过,李登辉从来没进到他的卧室,那是外省籍亲信才能进去的地方。蒋经国考量到李登辉与军方毫无渊源,指示“参谋总长”郝柏村多跟李登辉谈话。一个月之后,他又重复这道训示,特别交代郝柏村和李登辉讨论如何处理刘宜良案。郝柏村遵令去做,与李登辉建立起交情。蒋经国又安排李登辉代表他,向政战学校毕业生演讲,以及出席若干大典。为了展现李登辉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蒋经国派他以“特使”身份出访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危地马拉。蒋经国也告诉美国“驻台代表”李洁明,他希望李洁明能与李登辉多接触、多了解,“不要有别人在旁边”。李洁明和李登辉很快就结为好朋友,有一次两家夫妻相偕环岛旅行了三天。

  可是,接班问题并没有止息。台湾及国际上都有些政治分析家认为,一旦蒋经国宾天,李登辉只会是有名无实的“虚君”。在后蒋时代,掌控国民党才是关键,许多人依然认为这一部分将由蒋家人或军人接班。“我们不认为李登辉是个强人,可以击退外省籍强人”乃是一般典型的评语。少数观察家甚至继续看好蒋孝武,因为他姓蒋,“当变动时期来临时,可以增加几分安定”。

  刘宜良命案之后,蒋经国不再信赖情治机关,孝勇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二、星期五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呼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8月间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接班。当蒋经国获悉孝武、孝勇兄弟有意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时,就交代秘书长马树礼制止。12月15日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出现主政的问题,他更是明白地答说:“既不能,也不会。”过后不久蒋经国派孝武出任“台湾驻新加坡副代表”,形同放逐,李光耀答应他,会帮忙“看管”孝武。

蒋经国与蒋孝勇

蒋经国与蒋孝勇


  半个地球之遥、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另一场领导人继承的大戏刚刚完成。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短暂接位,相继病逝之后,戈尔巴乔夫(Mikhaill Gorbachev)以五十五岁之龄,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志认为“与经济、文化、民主和外交政策有关的每件事,都得重新评估”和改造。他想给苏联共产主义添上人道、民主的面貌,此一惊人举动最后导致苏联制度的覆亡。

  驾驭改革的历史浪潮

  1985年,国民党开始更公开推动蒋经国和李光耀在过去几年慢慢演化的观点,认为可以在中国大陆产生深刻的变化。留美归台出任“国际关系中心”主任的邵玉铭,公开主张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实施基本政治改革以求生存,事实上它也有可能改革。“我们相信,大陆开始改革,会产生一种期待的革命,它将严重动摇今天所建构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寻找其他的建设国家和治理政府的模式。”

  到了1985年底,每年到台湾的外国旅客及商人已超过一百万人次。同时,台湾人民到世界各地旅行人数也以万计,其中有不少人溜到大陆去。台湾人越来越有余钱出台旅游。1985年,拿整个台湾人口所得除以台湾一千九百万人口,得出的数字超过三千美元。1985年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对台湾经济及新台币币值产生助长之势。“行政院”决定每升汽油降价新台币一元,蒋经国认为降幅不够大,“行政院”进一步宣告降价新台币三元。

  国民党保守派也越来越难以反对岛内出现同样的吁求之声。台湾存在着一大片非治的领域,但是,这种传统的民间社会,集中在家庭、宗亲、宗教、嗜好和工作的范围,差异性不大。它并不包含愿意向当局挑战的团体。不过,在财富日增、民智大开及都市化的大环境下,岛内公民社会迅速扩张到有争议性的领域。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动员民众对米价、核能发电等议题关心。各级反污染组织也出现,有些强悍的环保组织,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还跟国际组织串联,互通声息。到了1985年,妇女运动组织与原住民人权运动,在岛内亦蔚为风气。甚至,劳资纠纷案件激增,也反映出早先由国民党及资方主导的工会势力已告衰退。追求民权已经蔚为风潮,谁也阻挡不了。

  蒋经国周遭的改革派,认为他们驾驭着民主的历史浪潮,但是只有经国先生能够走过险滩暗礁,能够说服国民党及撤退来台的外省人自动放弃独裁权力。王昇事件和刘宜良命案凸显出蒋经国大去之后,反对派依然有可能夺得权柄。改革派担心的是,反对派夺权动作可能会得到蒋氏家族的支持。

  蒋纬国即将由军中退役;蒋经国有意派他出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或是“驻韩国大使”,但是他不肯。最后,蒋经国同意派他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个职位使得纬国具有政治地位,而且可以留在岛内,参与国家大事。纬国和他的一帮朋友可能想到,一旦身体衰弱的经国撒手人寰,国民党领导阶层可能会请他出来领导党。可是,蒋经国本人认为,若是如此,才是台湾和国民党的大不幸。

  蒋经国希望天能假年,让他得以执行改革计划,可是他也晓得时间消逝得很快。4月18日,蒋经国的心跳每分钟仅有二三十下,非常危险。姜必宁医师认为他需要装心律调整器(又称电子起搏器)。进入手术房之前,蒋经国只通知了五个高级官员:他指定的继承人李登辉并不在其中。鉴于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仍有待推动,蒋经国认为时机太敏感,即使是对许多亲信,也不宜让他们知道他要动手术。装了心律调整器之后,蒋经国的心跳恢复正常,但是他依然抱怨呼吸急促。“中央通讯社”于8月26日发布这项手术的消息。这时候,蒋经国终于开始公开使用轮椅,可是在访客面前,他依然显得“精神奕奕,掌握下情”。

  他经常要求宋楚瑜向他报告反对派杂志报道些什么消息。有一个例子显示出,他还继续高度管事,而且充分掌握政治脉动。1986年2月县市级选举之前,他预测国民党在彰化县、嘉义县县长选举会大败,建议马树礼秘书长,党不要提名同志参选。由于地方党部反弹,蒋经国接受折中方案:彰化县党部不提名,嘉义县党部则照样提名。果然,嘉义县长选举,国民党候选人大败。不过,整体而言,国民党的战果相当不错——高投票率使得执政党赢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市议会席次。下一个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产生新的“中常委”,本省籍“中常委”人数增加到几近半数(总数三十一席,十四席本省籍)。

蒋经国与宋楚瑜

蒋经国与宋楚瑜


  最关键的重大变革:解除戒严

  经历了将近一年在党内营造共识的准备工作之后,蒋经国现在要进入下一阶段,实际执行基本大改革。国民党“中常会”在他指示下,成立一个二十四人的政治革新委员会,底下分成两组,每组各十二名委员,各负责处理三个议题。三个最重要的改革范围,它们的题目一点也没有直接透露出探讨的关键议题:“重振国会功能”,指的是结束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的长期不改选现象;“研究民间团体问题”,指的是允许反对党合法化。

  解除戒严是最关键的重大改革。一旦政府放弃动员戡乱时期紧急权力,不准组织反对党以及其他种种对民主政治的限制,就再也交代不过去。钱复等若干青壮派多年来一直向蒋经国建言,认为没有必要实施戒严法,它的存在只让反政府人士借题发挥。他们说,台湾根本没有把许多戒严法条付诸实行,又没有宵禁,纳入军法审判的只有四种罪名。过去,蒋经国答复他们:“结束戒严,政府就不再安全。”现在解严的时机已到,他交代孝勇向驻节华府的钱复表示,钱复的意见是对的。

  可是,惰性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尽管蒋经国和马树礼花了一年的工夫沟通,绝大多数“中常委”(并不仅限于极右派)认为前途受到真正民主制度的威胁。“立法院”、“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中央民意代表”,当然极力反对。严家淦召集的共识凝聚研讨小组还是依旧进行会议,直到有一天严家淦在会议中中风倒下,才停止运作。蒋经国继续在七海官邸召集非正式的会议,安抚疏通反对派,偶尔亦亲自登门去拜访这些身体比他还差、风烛残年的大佬。

  蒋经国和这些大佬讲话时,执礼甚恭,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他固然可以颁布紧急命令解散“立法院”和“国民大会”,可是他觉得必须根据他和父亲所奠立的宪政法制从事。他认为,过渡到法治、民主社会一定要依照宪法办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任何人跟蒋经国磋商时,若是公开反对真正过渡到民主的构想,不仅不礼貌,在政治上也是不智之举;尤其高级军官及情治首长几乎都是经国拔擢任官,更是必须毕恭毕敬。因此他们只能指出每项改革方案隐藏的问题与危险。譬如,“国防部长”宋长志就说,如果解除戒严,台湾可能根基动摇。但是他并不反对,只是提醒:“我们必须小心。”

本文选自《蒋经国传》(理想国新版),[美]陶涵(Jay

  本文选自《蒋经国传》(理想国新版),[美]陶涵(Jay Taylor)着,林添贵译,华文出版社,2016年1月

(来源:陶涵)

2016-01-20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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