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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蒋介石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蒋介石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在紧要关头,蒋谦卑反省,彻底改革,积极推动国民党的改造与重建、土地改革以及地方自治。台湾也由此奠定了社会的现代化基础,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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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风雨中飘摇的台湾


  1949年蒋介石率国民党退至台湾,内忧外患。党内一片衰败颓然,台湾当地经济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外汇短缺。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积极推动国民党的改造与重建、土地改革以及地方自治。台湾也由此奠定了现代化基础,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回顾这段历史,以今日的目光来看仍觉有不可思议及惊心动魄之处。


  那么,国民党在台湾是如何艰难地走过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历程?在大陆惨败后的国民党何来勇气在台湾进行直选?对于台湾的近代化历程,我们应有何反思?


  根据台湾着名历史学家郭岱君的描述,1949年,国民党失败,撤退到台湾。1949年的台湾政经情势,可以说是在风雨中飘摇,当时国际社会都不认为台湾能够生存下去,因为当时台湾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资缺乏、外汇短缺。1948年下半年,零售物价指数飞涨22倍,194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物价上涨52.6%,人民怎么生活?


  不但如此,大批国府官员、军人、眷属及平民涌入台湾,台湾当时一共500多万人口,突然增加200多万人,台湾当时的情况很凄惨。更糟糕的是,台湾当时整个农工生产是停滞的,因为台湾72%以上的产业是控制在统制经济的手里,也就是计划经济掌握了人民大多数的经济生活。


  很多人以为台湾一直就是市场经济,其实并非如此。1949年台湾是个十足的统制经济,国民党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1949年的台湾,工农业生产停滞,政府也收不到税。当时银行利率已经高到125%,仍旧收不到钱怎么办?台湾银行就只好猛印钞票,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物价每天上涨。台湾银行连50万美元的信用状都开不出来,国际社会不承认,当时台湾的货币机能几乎是崩溃的。


  不但如此,为了应付外部军队可能的攻击,蒋介石将一半以上的预算都放在军事防御。1949年的台湾是市场失衡、产销失灵的社会,整个经济的循环都无法运作。台湾经济原来控制在日本殖民政府手中,生产与销售都是为了日本的需要。日本人一走,这些生产链及服务链立刻瓦解了。1949年蒋介石到台湾之后,马上想到稳定统治,然后就是稳定经济,恢复农工生产。


  怎么办?那就要进行改革。


蒋介石痛定思痛奋发图强,厉行改革


  在1949-1953年这一关键年代,蒋介石做了这几件事。第一是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二是稳定社会。第三,重建台湾的经济。


  国民党的改造最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创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相当于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另外设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取代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1950年8月5日正式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挑选了16名比较年轻的党员,也是他比较信赖的党员,彻底改造国民党,抛弃派系。蒋介石另设“中央评议委员会”,原来国民党各派系元老党员任命为评议委员,地位高,但是有名无实。表面上对他们颇为尊敬,实际上是架空他们。这样的做法在大陆时行不通,但是到了台湾,这些人手下没有兵,也没有办法。


  最跌破大家眼镜的是,公布中央改造委员会时,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长期主管党务的CC系领导陈立夫、陈果夫竟然没有在名单中。根据私人回忆,那一天CC要员看到名单,发现他们两个都没有上榜,简直是惊讶到不知所措。蒋介石决心对CC派开刀,杜绝党内的派系。


  当时陈果夫已经病重,蒋介石认为陈果夫已不重要。至于陈立夫,不但不在改造委员会的名单上,而且蒋介石要陈立夫出国,而且是立刻出国。陈立夫的儿子后来接受访问时说:那时他还是小孩子,跟邻居道别都来不及,匆匆忙忙就拉着箱子走了。


  根据蒋介石的日记,1950年7月17日,蒋介石告诉陈立夫,让他出国。陈立夫说不愿意出国,保证一定不再涉入政治。陈立夫也知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他们有很大的责任,蒋介石就跟他讲,你可以不牵扯政治,但是你旁边的人怎么可能不让你做呢?只要你人在,他们就会聚在你的周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走。


  陈立夫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办法,陈立夫去看宋美龄,宋美龄送给他一本圣经,说希望你出去之后心平气和,每天读圣经。陈立夫很无奈,他指着墙上蒋介石的照片说,那个上帝都不管我了,这个上帝还管的了吗?可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陈立夫不走,CC系就还会继续作怪。也许,在改革中,有很多没有办法说清是与非的问题。


  此后,陈诚开始铁腕改革,陈诚颁布戒严法,对出入境做严格的限制。蒋介石在下野之前让蒋经国等将国库的黄金运到台湾,陈诚的币制改革就是用这760万两黄金作为准备金。当时还在打仗,这个钱其实很快花完,台湾真正站起来不是靠这760万的黄金和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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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推行地方自治,还权于民


  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地方自治。蒋介石在1950年决心地方自治,1950年1月大事表上只写了四个字:“地方自治”。他希望在台湾实行直接选举的省议员、县市长等,提出之后党内立刻反对,包括他身边的人也反对。


  反对的原因,第一,1950年初的台湾还在风雨飘摇中,站都站不稳,谈地方自治和选举实在不切实际。第二,台湾本地人占台湾人口的85%,大陆来的人大概是13%,如果直接选举,那大部分的权利就会被那85%的人拿走,国民党在台湾的控制就没有了,整个台湾就掌握在本地人的手里,那国民党哪还有立足之地呢?


  但蒋介石非常坚持,当时负责台湾地方自治的阮毅成说,尽管面临党内反对,蒋介石排除万难实行了地方自治。首先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研究规划,同时为配合地方自治,改造委员会在1950年9月,通过一项决议,把烟酒及林业的管理及税收改由地方政府接手,此举使得地方政府有了税收的来源。


  1950年7月2日,台湾省第一届县市议会议员选举展开,国民党很谨慎,没有一次性选,而是分区、分六期办理,花莲县最早举行,试点成功,再扩大到屏东县、高雄县、高雄市、台南县、台南市、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等。


  接着选举县市长,地方首长当然比县议员更重要。国民党把选举分为八期办理,每一期两三个县市,因为这样比较好控制。这也顺利完成,然后是台湾省议会的选举,也很顺利地完成。


  整个地方自治在两年内顺利完成。与此同时,各基层的乡长、区长、镇长、村长、里长等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蒋介石日记中可看到:1950年12月台湾省第一届民选县市长选举期间,台中市市长选举竞争激烈,无党籍候选人杨基先、国民党候选人林金标,另一位非国民党籍候选人廖朝洲竞争市长宝座。廖朝洲无足轻重,主要是杨基先和林金标的竞争。


  杨基先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家子弟,在竞争中不免批评国民党,蒋介石密切关注他的言行。杨的声势看好,眼看就要赢得选举,蒋介石忍不住了,12月27日,他打电话给省主席吴国桢,让吴告诉杨基先自动退选。结果吴国桢回报,对方同意退选,而且“态度良好”。


  这下子蒋介石反而不好意思了,觉得不安,认为自己干涉选举的做法“处置不当”,考虑了三天,在1950年12月30日,他决定仍旧依法进行,不加干涉,即使国民党候选人失败,“亦无愧色。”。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吴国桢后,觉得“寸衷大乐”。吴国桢打电话告诉杨基先之后,杨也欣然接受。


  最后的选举结果,国民党失败了,第一届台中市市长是一个非国民党的人。人们以为国民党到台湾,那么庞大的党政军力量一定是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却没想到第一届台中市市长不是国民党人!


  最后选台北市市长,特别重要。可惜出现一个更厉害的人,叫吴三连,他们的家族就是今天的统一集团,比杨基先还有影响力。国民党内各种想法都出来了,让他退选或是延后选举,但蒋介石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涉选举,吴三连最后高票当选。所以,第一届台北市市长,也不是国民党人。


  相信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领导,当时也不懂选举,他们只知道要民主,但并不知如何实行民主,他们都是在挣扎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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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流血的土改,奠定台湾的长治久安


  接下来是土地改革。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在1949年1月3日上任,3个月后的4月14日就宣布实行三七五减租。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欲确保台湾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就是国民党在主观上,蒋介石、陈诚等领导人都知道在大陆没有做的民生主义、经济建设,在台湾一定要做。


  土地改革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三七五减租,当时台湾农民68.8%都是佃农,耕地都集中在30%的地主手里,佃农遇到一个好的地主租金比较合理,遇到不好的地主可能租金50%-60%,辛苦一年什么也没有。所谓三七五减租,就是规定农民向地主付出的租金不能超过37.5%.这个并不难,只要政府有决心,下一个命令就可以解决了。


  当时很多地主都是省议员、世家子弟,在社会上有控制力,可是陈诚很坚决,他说很多地主反对,谁要反对就来跟我讲,我知道不要脸的人有,但是不要命的人没有。陈诚当时是“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再加上二二八事情过去没有多久,地主也要考虑自己的安全等,因此三七五减租非常的顺利。


  政府不但规定三七五减租,同时成立了三七五租佃委员会,凡是地主和佃农有争议时,就由委员会协调,不必私下解决。多少年来台湾租佃的陋规很快改变,很多农民的生活立刻获得改善。1949-1950年时台湾非常流行“三七五新娘”、“三七五耕牛”、“三七五洗衣机”,为什么?就是以前买不起的,现在减租后农民存到一点钱,可以购买了,三七五减租的效果非常好。


  第二个阶段是1951年的公地放领。政府将台湾岛上22%的公有耕地卖给佃农,分十年无息偿还,也不需要现款偿还,可以用耕作物来抵债,因此农民没有什么负担,只要每年缴交实物,十年付完之后这一块地就是你的了。


  有相当多的农民通过这种方式拿到了自己的土地,但有规定,无息拿到土地,不能转让,以免有人从中得利。万一农民付不出钱,政府可以帮助解决。从1951年到1976年,政府先后九次、把13.9万公顷的公地出售给28.6万家农户。这等于是一二百万人,因为每个农民家庭是四五口,甚至是五六口。


  到了1953年,土地改革的最后一步,就是耕者有其田,让每一个农民都可以有自己的土地。但问题来了,政府手上已经没有土地了,私有土地在30%的地主手上,1953年政府还是非常穷,这时陈诚是行政院院长,他跟自己的幕僚就动脑筋想怎么办。


  当时国民党内部就有争论,主要有两派:一派认为将土地无偿征收过来就可以了,不需要花钱。但另一派就认为,不能无偿征收土地,这样一定会引起很大的民怨,地主肯定很不高兴,还是要想办法找钱,向地主购买土地,或是其他比较和缓的方式。


  1953年时,提出将土地从地主手里无偿征收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陈诚很了不起,主张征收的很重要的人就是蒋经国,陈诚居然敢跟蒋经国对着干,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采纳了萧铮、阮毅成等实际操作土地改革者的意见。


  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现在政府没有钱,但政府手里有很多公营企业,将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地主换地,同时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十年偿还。这个换地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执,因为这是史无前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众所周知,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的原则是孙中山讲的“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而现在将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地主换地,那是地主拥有企业,就变成了私人资本了,这不是违反孙中山的原则吗?国民党内部立刻有很大的争执。


  当时负责做这件事的人每天都要说服国民党的立法代表,说你们不要担心,绝对不会让私人企业得利,我们会征税,整个社会还是公平合理的。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去讲。最后陈诚采纳了这个方式,1953年4月实施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地主可以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超过的一律由政府收购,用七成土地债券和三成股票跟地主换地。


  政府拿出台湾水泥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农林公司和台湾工矿公司的股票跟地主换地,再把土地出售给目前在这些田地上耕作的农民。原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就是地主,当时拿到台湾水泥公司的股票,到今天台湾水泥公司还是辜家的。台湾水泥公司很大,当时国民党内部有很大争议,很多人反对,说水泥是国防工业,怎么可以给民间做?可问题是,政府必须拿好的工业跟地主换地,坏的人家不要。


  拿到的土地就给农民,还是一样,十年无息贷款,如果农民十年都付了,最后土地就是他的了。“耕者有其田”政策,农民额手称庆,但非常多的地主反对。1953年时,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是股票,觉得国民党用几张纸来骗他们的土地,很多地主很生气,就将这些股票贴在墙上当壁纸。


  还有一些地主因此跑到日本等地反对政府,成为今天的“台独”的这些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地主还是选择跟政府合作,最后都成为台湾的巨富,他们不是有钱人,而是很有钱的人,台泥的股票都涨了几百倍,辜振甫家里就是这样成为巨富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台湾的土地改革是相当顺利的,但也可以看到中间很多不可思议的事。1949年风雨飘摇,就敢实行土改,而且在每一关口都做了正确的决定,没有采取强制征收,采纳了用公营企业向地主换地。


  另外,国民党的运气很好,当它选择这样做时候,大部分的国民党领导没有想到,其实这已经在无意中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将资金往工商业挤。本来地主每天在家里没有事就喝茶喝酒、写写诗,但是没有想到给他们股票之后,要开始经营,这些地主就开始转为工商企业主。无形中,那么早就推动了台湾民营工商企业的发展。


  当时看到这一点的人极少数,只有尹仲容等部分人看到,大部分的国民党官员都不能理解。但这对于后来台湾的工业和商业突然蓬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改革的反思:大失败才会大反省


  国民党的改造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而地方自治和土地改革是真正深入台湾的民间,对社会和经济做了很重大的改革。本来大部分农民都没有自己的土地,现在他们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以及耕者有其田有了土地,这个重新分配并不只是对农民,对地主也是,地主本来在家里吃老本、守着土地,现在拿到了公营企业的股票,开始去经营了,这又是资源的重新分配,也是对私有财产的保障。这些都很重要,奠定了台湾今后的发展。


  因为有了1949年的大失败,才能带来国民党真正的反省。假设如果国民党在1949年没有这么大的惨败,蒋介石、陈诚这些领导人会不会真的做这么大的反省?人们不知道。因为人都是有既得利益不愿意放手的,大失败才会大反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那么艰困的环境下勇敢改革,有规划、有步骤逐渐进行。


  他们也在摸索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本来他们也不懂什么是地方自治,但是一步步做,最后不是85%的台湾人都掌握了政权,相反的,因为国民党在选举中基本做的还不错,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在台湾可以长期掌权的原因。


  此外,还有外来专家的很好规划,政府也根据专家的规划很认真地做。蒋介石和陈诚,特别是陈诚,在几个重大决策中都做对了。在好几次都变了中,陈诚的决策至为关键,到底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陈诚支持了自营企业。走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陈诚选择了市场经济。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决策正确,对于日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台湾在整个三年的关键年代之中也产生很多的副作用,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后来的“台独”,一些大地主不赞成国民党的土地改革,跑到日本组织“台独”。还有就是因为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农民每一个人都拿到一块地,手工时代小块地没有问题,可是社会越来越发展,这就成为机械化的障碍,所以后来台湾又做了好几次的土地改革。


  1949年到1953年,是对台湾发展关键的年代。虽然这是叙说台湾的故事,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故事。台湾所经历的成功或失败也好,都将是中华民族今后发展的参考。


  总结起来,在那个关键的年代里,国民党这些领导人愿意谦卑地反省,愿意彻底地改革,才奠定了台湾日后整个社会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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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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