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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江青和戴笠合影与康生临死检举江青之谜
揭江青和戴笠合影与康生临死检举江青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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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江青到延安,1938年11月19日,她和毛泽东结婚,使之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女人。然而,江青是如何走进延安的,她与戴笠合影真伪,康生到临死时还检举她是叛徒,江青是否还承担着特殊的使命,这一切国人可能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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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是真相,其实就照片本身来说根本就没有真相,作为一个普通的网民,也可以很自然的看出这张照片是假的。但是照片是假并不代表江青与国民党就没有瓜葛。

康生临死之时为何检举江青

1975年秋,重病在身的康生,已经感到自己将不久于离开人世,中央一些领导也知道康生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体状况,相继去医院探望。

一天,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党组成员唐闻生,去看望康生,康生给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有重要情况托她俩转告毛主席。康生说:“江青是叛徒,知情者,可找王观澜(徐明清的丈夫)”。

虽然王海容和唐闻生与康生相比,她们只能是晚辈之晚辈。但她俩毕竟是时常与高层打交道,又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高层的关系处理,不说精到,至少谙熟。听康生这样一说,自然知道江青是什么人,有着什么地位,不说她是政治局委员,她还是毛主席的夫人呀,此事非同小可,不是儿戏。况且,此时的康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为什么不说给他的秘书听,让他的秘书转告或形成文字材料,转呈给毛主席,而要托我们两个年轻人去办? 
况且王观澜与王海容和她的父亲都是故交,岂不把他也牵连进去吗?王海容和唐闻生听了康生的话,没有反驳,自然也没有承诺要给他转告毛泽东。

不过,对于康生说“江青是叛徒”,难道真是捕风捉影吗?

难道1934年9月,江青在曹家渡被捕入狱,留下什么把柄在康生手中。当今流传江青与戴笠的一张合影照,如果江青与戴笠拍的这张照片真实存在,是不是戴笠在江青被捕时要挟江青同他拍照的?戴笠设计拍这张照片,就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从拍摄角度和图像反映看,江青笑的的确有些勉强。那吗如果戴笠和江青的这张合影照片是真实存在,那一定是戴笠利用江青出狱,放长线钓大鱼,目的是让江青到延安后,深藏中共要害部门,可以用来要挟她, 成为戴笠手中的一张牌。

当然,这会有人说,江青已经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结婚了,为什么没有发现启用江青,为戴笠对中共的情报战服务?

江青是1937年7月到延安,她与毛泽东结婚是1938年11月20日,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也许此时的戴笠还用不着江青这张牌,也没有用上这张王牌。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了,戴笠应该使用他手中的这张王牌了。可是,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死亡,这张王牌就永远沉溺了。江青不是没有投入戴笠所赋予的使命,也说得通吧!

康生在延安就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如果真有这张照片,康生是有可能知道,也有可能得到的,也许当年康生就将江青和戴笠的这张合影搞到手中,成为康生手中要挟江青的王牌。不过康生和江青、林彪野心一致,关系融洽,一直没有打出江青这张王牌。

直到文革晚期,林彪摔死了,康生与江青的权力纷争已经到了存亡之际,但康生的身体又不争气。康生肯定知道,这张照片是江青心中永远的阴影,文革中她最怕的就是这张照片曝光, 为了保护这个绝对不能被揭露的秘密,也许有人已经成为她的牺牲品。因此,康生痛下决心,放弃后人对他人品的口诛笔伐,才将江青推到光天化日之下来,致江青政治生命于死地,这也是可能的。

徐明清被捕与平反

“文革”中,徐明清因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坐过牢,被列为审查对象。1972年,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她多次向上级反映实情,都被指斥为态度不老实。

徐明清因在上海和西安时曾经热心帮助过江青,并带她回自己家乡疗养好了江青的肺结核病,她想“自己被捕以后的表现组织上是了解的,也是组织上营救我出狱的。”就把这些情况分别三次写信给江青,希望得到她的证实和申辩以推倒不实之词。不料信去后如石沉大海,这顶“叛徒” 帽子便一直戴了下去,始终过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1976年10月,刚刚粉碎“四人帮”的第四天,中央专案组在整理江青的档案时,发现有一份延安时期徐明清为江青写的关于她被捕的证明材料,据此怀疑徐明清与江青关系密切,徐明清当天被捕,秘密关押秦城监狱。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王海容乃至父辈都是毛泽东亲缘故交,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她也知道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已经被捕,她便把康生给她和唐闻生说:“江青是叛徒,要她俩向毛主席转告”以及王观澜知道江青叛变的事情,给中央专案组说了,引起了中央专案组重新审查徐明清案。

1979年4月,徐明清被无罪释放,走出秦城监狱,中共中央为她彻底平反,撤销其叛徒罪名,澄清她与江青的关系,恢复了党籍和行政10级,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彻底为她名誉。

1982年,在徐明清的丈夫,原农业部副部长王观澜患病去世前,胡耀邦总书记曾亲自到医院看望,他拉着徐明清的手对她说:“不要难过,这几年你受苦了!”徐明清与胡耀邦同志紧紧握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徐明清也把江青与她的关系与江青如何去延安的情况整理材料,交给中央专案组。

江青动身去延安

1936年4月,江青与唐纳结婚。6月谎称母病离开上海,但她却到了天津,去找原在国立青岛大学的同居情人俞启威,然而未果。

1936年7月回上海加入联华影片公司,9月与《大雷雨》编剧、导演、有妇之夫章泯同居,同月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

1937年6月,江青离开章泯,去北京转投旧情人俞启威,想借再次与俞启威同居另寻门路,谁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俞启威,去延安出席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没有见到俞启威。后来,江青突然想起在上海的时候,王洞若给她说过徐明清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她在上海时也认识徐明清,便决定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托徐明清帮忙去延安。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小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这位徐老师原来叫“徐一冰”,1936年初到西安后,得知她所要接头的那位西安工委的同志已经被捕了,通过原来临海女师的同学李佛古和她丈夫蒋如清任西安教育厅秘书长的关系,担任西安市北大街新幼稚园的园长,以便立足,从此便改名叫“徐明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徐明清被调任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因此,她与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

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吃了一惊,喊道“李云鹤,你怎么来了!”原来这位来者正是江青。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一年多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江青告诉徐明清,是王洞若告诉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来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

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其实,那时江青在上海先后与俞启威、唐纳、章泯同居,桃色新闻纷传,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议论指摘。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 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

尽管那时徐明清已经不用“一冰”之名,早已改为“徐明清”,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 ” 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摇摇头,然后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看罢,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她会把有关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让她静候组织决定。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多了,徐明清发现蓝苹的气色好了一些。蓝苹又说此次北上就是专找她来的。徐明清就让蓝苹先在幼稚园住下,等候组织安排。

徐明清与江青相识前后

1933年夏的一天,田汉的弟弟田沅突然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工学团”,这位姑娘就是江青。当时叫李云鹤。

徐明清那时候叫徐一冰,她不仅领导“晨更工学团”,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常委。田沅说:“李云鹤刚从山东来上海,想在工学团谋点事。”徐明清见江青有文化,还能歌善舞,工学团又缺教师,就把她留下来,分配到店员识字班当教员,化名张淑贞,教唱歌、识字、读书。

1934年9月,江青在曹家渡被捕入狱,后经教联保释。

1935年4月,徐明清因叛徒告密被捕,在陶知行和党组织营救下,1936年6月被保释出狱。两个多月后,回家乡浙江宁海休养治病的徐明清回到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丁华和王洞若告诉她,组织上考虑她在上海被捕过,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危险。因此安排去西安地下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

徐明清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临走前去看江青。这时候的江青叫蓝苹,已是上海滩的演艺明星。那天,徐明清去到蓝苹的家,那是一座花园式小楼的一层。蓝苹不在家,是唐纳接待了徐明清,她给蓝苹留了一字条,约好第二天在火车站见面。第二天火车快开时,蓝苹才匆匆赶到车站。蓝苹非常瘦,脸色蜡黄。

“一冰,上哪?”江青问道。“我去西北。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见面?”徐明清一边回答,一边叮嘱蓝苹要多注意身体。

蓝苹听了他的话长叹一声:“真是一言难尽啊!”

这给徐明清留下了许多猜测。

俞启威的延安之行影响了江青

“听说俞启威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 徐明清说。

黄敬(本名俞启威)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黄敬任书记。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5月2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中共苏区代表会议。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着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博古批准江青去延安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这里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俞启威(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

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也不写“李云鹤”,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

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也许,大家没有想到江青另改其名,还有另一层特别的意义,那就是想撇开她在延安以外留下的臭名声。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1938年11月20日,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被邀参加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宴,一起被邀请的还有李富春、罗瑞卿等人。唯独当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没有在毛泽东的邀请之列,原因是张闻天向毛泽东转达了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不同意他和江青结婚,况且毛泽东还没有与在苏联的妻子贺子珍离婚。(文章参考:《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与江青》、《江青传》等编辑配图)


2015-09-05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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