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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了”:送别沈泽宜先生
“是时候了”:送别沈泽宜先生
傅国涌 追寻失去的传统     阅读传统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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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时候了”,1957年5月19日,年轻的北大学生沈泽宜先生在餐厅前贴出的这首诗,曾激动过那个时代,激动过万千莘莘学子。提起他的名字,许多人,无论识与不识,几乎都会想到这首诗。虽然,在他自选的诗集中只是放在附录的第一首。正如他的同时代人、1957年进入北大中文系、1984年创立《南方周末》的老报人左方(1934~ )先生说的:“当我读到谭天荣写的‘大毒草’,沈泽宜、张元勋写的《是时候了》的诗,简直是热血沸腾,这不是理智判断,是一种本能的共鸣,我觉得只要是一个有热血的人读到这些都会激动的。”毫无疑问,在1957年的春夏之交,“是时候了”引发了无数年轻人内心的共鸣,成为一个时代的音符,影响越过了北大校园。当他离别这个世界时,许多生前故交、学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是时候了”,在与沈先生遗体告别时,我至少看到三、四副挽联和挽幛中都含有“是时候了”。我送上的挽联中也有“是时候了”。

  昨天中午,湖州当地的朋友就替我送的花圈,因为写了这副挽联,晚上就被移走了。幸好托另一朋友写的一幅,早上带过来了。“是时候了”,相距五十七年的时光,遥望一九五七,“时候”似乎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才是“时候”?我不知道,整个民族都不知道,而诗人已为此付出整整一生,直到生命的终点,乃至他的身后,仍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孤身一人度过了此生,如同他在2008年12月写的那首诗《堂吉诃德在一群牧人中间》所言:

  从十八岁到七十八岁/活在黑铁时代的我/偏偏是这个梦/有意无意地/让我记住了这么多年/九死一生仍然相信/过去有过,将来肯定还会有/那样一个/关于黄金时代的/虚妄而真实的梦

  1957年,24岁的他写下“是时候了”,是因为相信这个梦。1989年,他登上北行的列车,到天安门广场与学弟学妹站在一起,也是因为相信这个梦。他守护这个梦,从十八岁到七十八岁直到八十二岁,最后他哼着《鸿雁》离开这个他爱的人世。“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鸿雁》的歌词苍凉而辽阔,他在1958年定为极右分子后流放陕北黄土高坡,如同失群的孤雁,熬过了那些孤苦无告的岁月。即使回到故乡湖州,也是从事下水道等繁重工作。今年8月4日,我和家人、朋友到湖州看他,他特别跟我们提起1976年前后的那段艰辛日子,并主动朗诵了两首写于那个时候的诗,一首是《动物园又到了批珍禽异兽》,他说自己那时就如一只被人牵来牵去的猴子。但命运给予他的重压与苦难,并没有压垮他,他用诗记录了苦难,并超越了苦难。他终生独身,一些不了解他的人对他有诸多不解,也曾有过对他感情经历的某种非议,而他却坦然面对。他是一个诗人,纯真的个性一辈子没变,清澈的目光也一辈子没变。即使这个世界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他依然是湖州好人家那个“打弹珠的少年”。

  那次见面大约两个小时,他背诵了《是时候了》,以及1979年献给林昭的《雪地之灯》,还朗诵了《钟声》、《倾诉:献给我两重世界的家园》等,他自己偏爱的诗多为1970年代所写,是走出反右劫难前留下的见证。那天,他心情大好,身体也还硬朗,与我们讲了不少往事,包括1989年5月在广场与柴玲、封从德的故事,讲了在北大老同学资助下南归直到被捕……我们怕他累着,起身告别,他依依不舍。临行前,他走到书房,搬出沉甸甸的《梦萦未名湖》两册精装本大书,送给我,里面有他的两篇文字《一首诗的诞生》、《不可剥夺的林昭》。

  记得去年也是8月初,他癌症复发,病情不乐观,我到湖州一家医院去探望他。他躺在病床上,与我聊了很多关于林昭,关于北大1957年春夏之交的旧事。我怕他累着,不敢多聊,他却留我多坐一会。他淡然地说:“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是说:“您一生虽历尽苦难,却也有幸遇到了两次历史大事件,两次您都有幸参与,并且为此蒙难。此生已无遗憾。没有白活。”他点头称是。他生于1933年,1953年考上北大,1954年转入中文系,遇见了苏州少女林昭,受到林昭的青睐,他却没有接受。《是时候了》搅动北大风云之后,林昭曾在未名湖畔的一个夜晚为他们辩护。大难临头之际,他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公开检讨,不料未能免于沉沦,既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同伴,他们都成了右派分子,或入狱或流放,面对此后漫长的苦难。他也为此背上沉重的负担,那一天的检讨成为他一生的心结。就是那天晚上,他还叮嘱我帮他寻找《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小册子,其中收入了他在北大的检讨《我向人民请罪》。

  从那以后,他又坚强地活了一年多。直到前天(9月21日)下午大约三点,我正在旅途当中,传来了噩耗。我想起1989年5月27日我在天安门广场偶然为他拍下的照片(当时我笔误写成了1989年4月27日,特别更正),想起十年来与他的零星交往,想起他、林昭和那个时代的故事,。2005年春天,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山那边的一盏灯”》,记述对他最初的认识。从那以后,我们又有过数次见面,他写的文章也总传给我看,他出的诗集、回忆录也总要送我,回忆录初稿也曾转发给我,希望听听我的意见。2010年冬天,林希翎的骨灰运回故乡浙江温岭,他不顾年事已高,从湖州到杭州,再从杭州到温岭,我们有过一次难得的相聚机会。他在林希翎追思会上的发言,深情、清晰而有力,他引述了一句难友的话“右派是人类的傲骨”,在他身上确实一辈子都保持着“五一九”一代特有的精神气质。种种非议都将随着时间被风吹去,他的诗将留下来,他的两本诗集《西塞娜十四行》、《沈泽宜诗选》就是这个不幸时代的歌吟。

  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柔弱的诗歌与不可一世的强权之间的战争,真正的诗人会永远站在强权的对面。他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诗人,当他离世之时,我尤其感到,柔弱的诗歌却有着穿透时间的力量。毛泽东的尸体还停放在天安门广场,却早已注定遗臭万年,而沈泽宜诗歌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是时候了”,什么时候才是“时候”,那一刻就是“时候”,此刻就是“时候”,这一切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其实无论时代有多么黑暗,每个人都可以点亮自己的那盏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怀念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雪地中央/美丽地,孤独地,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沈泽宜《雪地之灯》)。今天,那盏灯依然亮着,而他也成了一盏灯。

  在他生命的黄昏,他以衰病之身完成了三本回忆录,第一本讲述他出生到1957年5月19日前的往事,湖州一户好人家,陈英士、陈立夫、陈果夫这些长辈,有才能、有修养的父母,少年的好时光,以及他早年所受的民国教育。第二本讲述 “是时候了”点燃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之后他的遭遇。第三本讲述他后半生,包括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他与大学生在北大和广场的日夜,他逃亡、被捕、被囚禁的岁月。只有第二本以《北大,五月十九日》为名在香港出版过,也是印量很少,早已买不到了。其他两本则成了他留下的遗稿,他生前未能看到出版。他的回忆录和他的诗集一样,都是一个时代风雨仓皇的见证,他不幸遇见了这样的时代,终生独身,无子无女,当他离世时,身边只有保姆一家和一个远道赶来的外甥。他又是有幸的,他存世的八十多年间,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他都一一经历了,他的真实人生要比诗更丰富、更深厚、更有内容,他的人生就是一首诗的长卷。在距离“五七”五十七年后,在林昭被杀四十六年后,他和同时代老人的陆续离世,一次次地提醒我们,“五一九”那一代正在凋零,渐渐隐入历史的深处。但他们书写的那段历史不会过去。今天早上,我从杭州到湖州,一路有台风带来的雨,雨中送别沈泽宜先生,送不走的是一个时代,青铜般的记忆,将回响在未来的世代,我相信。

  2014年9月23日

2015-09-01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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