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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杨奎松:立国的资格
【思享】杨奎松:立国的资格
腾讯思享会 杨奎松     阅读传统中文版

在历史过去80多年后,没有人能判断出,如没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纯粹靠蒋介石国民党提供的民主、自由和可能的经济出路,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统一与独立,变成英、法、美式的民族国家。

立国的资格

作者 | 杨奎松

用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来解读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过去在中国曾较流行。自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传入,多数中国学者也转而批评起“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思路来了。原因很简单,“冲击-反应”模式,多少有些西方中心说的嫌疑,柯文则帮着我们回到自己应有的立场,即中国中心说上来了。不过,对于现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来说,不管哪个中心说“政治正确”,至少采用“冲击-反应”模式,还是更易看清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20世纪上半期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条件。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说起来,这本不是很复杂的问题。汉娜·阿伦特说得好:“任何一个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国家,都会刺激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识及其对掌握自主权的渴望,这种情况将会破灭(征服国家)缔造帝国的野心。”不过,从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看,差不多所有当年自以为比别的民族文明发达的国家,在对外扩张时,都很少能弄明白这种因果关系。

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产物。从欧洲那里开始,所谓民族国家至少有两种版本:一种是18、19世纪诞生的,如英国、法国,也包括美国,本质上把国家视为国民自由共同体的民族国家;一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的,如德国、意大利,把国家主要看成历史传承甚至血缘共同体的民族国家。不管前者还是后者,最初又都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下盲目扩张殖民地,“以征服者的姿态”统治落后民族与地区。结果也如阿伦特所说,因刺激了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识及其对掌握自主权的渴望,逐渐引发了一波波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进而催生出一个个新的民族国家,显然是当年那些自视为先进文明的列强意想不到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碰到的,正是同样情况。不同在于,往往多数殖民地或落后国面对的是一个主要的宗主国或“征服国”,但中国并未变为哪一国的殖民地,却一样要面对诸如公使团那样的“太上皇”,甚至不能不眼看着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你争我夺。进入20世纪后,要尊重国民权利的美、英、法等国的殖民主义倾向逐渐消解,而东亚后起的日本步德、意式强调整体主义的民族国家之后尘,不顾一切地对中国进行蚕食和扩张。由此,一个明显后果就是,最早以征服者姿态凌驾于中国的,明明是英、法等列强,但“一战”后,中国人最反感的,却是后来的、高唱要共同抵御白种人东侵的日本人。众所周知,日本对中国施以武力“膺惩”和局部占领的做法由来已久:入侵台湾、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等,无不是公然侵略。然而,当年日人的这些行径,几未引起多数国民的反感。相反,从改良派到革命派,均对日本钦羡不已,几年间竟有十万学子东渡学习。

对日本观感上的重大改变,应始于日政府1915年初提出的、意在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此一要求引起许多留日学生愤而归国以示抗议。随后,1918年日政府逼迫中国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中日军事协定,消息披露后再度引发留日学生集体归国和国内学生的示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巴黎和会坚持霸占胶东半岛,而中国要求归还权益的主张被拒,中国舆论界及知识界自会愤然发声抗议,学生更是上街示威,留日学生再度发动归国运动,就连大中城市中一些工商业者也采取罢市行动,抵制日货就更不用提了。受日本霸占胶东半岛一事刺激而来的这种“觉醒”,是否影响到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并促成了他们的“觉醒”呢?


▲1948年的北平 摄影/亨利·布列松

方志敏回忆过他在江西上饶读高小时所经历的这场风波:“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小,就渐渐懂得要爱中国的道理了。五四运动当时波及到他所在的小学,学校里的年轻教师曾组织学生开会声讨日本。他提到,一个青年教师跑上讲台,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逐条念讲。“他的声音由低而高,渐渐地吼叫起来,脸色涨红,渐而发青,颈子涨大得像要爆炸的样子?听讲的我们,在这位教师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动之下,哪一个不是鼓起嘴巴,睁大着眼睛——每对透亮的小眼睛,都是红红的像要冒出火来;有几个学生竟流泪哭起来了。”同学回到寝室后翻箱倒柜,凡日本的东西均被扔出来打坏掉,然后结队上街去检查商店的日货,并四处对民众演讲,要“唤起他们来爱国”。他回忆自己受到此次行动的刺激,思想上发生的变化,“自己幼稚的脑筋中,做了不少的可笑的幻梦:我想在高小毕业后,即去投考陆军学校??带几千兵或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岛!”

读五四运动期间的上海报纸,亦不难看到上海普通市民对日本人的排斥心理同样大大增强了。一方面,上海学生的街头宣传、报纸舆论的文章,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因上海日人较多,反日运动很容易造成底层民众对日人阴谋的防范甚至是恐惧心理。冯筱才写过一篇文章,列出一二十条1919年6月间上海中英文报刊对市民这种恐慌情绪的报道。当时关于日人阴谋最多的传闻是“日人置毒于华、法两界之自来水中”,水被投毒,非同小可,自然要引发恐慌。此类消息虽经租界当局再三辟谣,但对日本人的反感明显地助长了三人成虎的效应;再加上不少中文报纸加油添醋,还促成了对日人如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在两周多内,街头接连发生了日侨甚至日本巡警受到市民围殴的情况。因为上海市民往往弄不清谁是日本人,以至街上一些不会说上海话,或长相、穿戴不像中国人的中国路人被民众当成日本人,接连被打伤甚至被打死。好在上海租界和华界军警从一开始就注意采取行动弹压,这场骚乱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平息。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 

一时间的日本压迫欺凌事件,会刺激起相关地区部分普通市民的反日心理,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状况不断的情况下,或不难想象。但除去知识界、学生界和部分精英阶层确会因此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意识,进而诉诸有组织的抗议行动,底层普通民众类似的恐日情绪和无组织的反日暴力,是否称得上是一种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的表现,却颇值得怀疑。方志敏讲述了他高小毕业后,前往南昌、九江读书,后又到上海逗留,并搭乘日轮回江西时看到的种种情形。在他看来,五四运动过了好几年,日人在中国蛮横霸道,中国人要么为虎作伥,要么胆小懦弱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变。

英国史学家乔治·P·古奇曾这样解读阿伦特讲到的那个被征服国刺激起来的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识”,亦即所谓“民族主义”。他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指一个意识到自己民族归属的人,相信有必要为实现、维持与延续本民族的认同、整合与繁荣,为本民族应享有的地位甚或独立而努力。如果此解读基本正确,那像上海部分底层市民表现出来的那种恐惧或暴力,也包括方志敏梦想中的“打到日本,踏平三岛”之类,应还达不到这种“觉醒”的要求。

如前所述,19、20世纪世人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并不一致,因此人们谈论的所谓民族主义或民族意识或民族觉醒的内容也未必相同。相对而言,越落后的国家,距离英、法、美式的民族国家越远。德、意、日的民族主义,就明显地带有中世纪帝国的、暴力的、排他的和整体主义的特色。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4亿人口中90%以上都在农村,绝大多数还是文盲,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乡村与乡村,发展严重不平衡。可以想象,在如此落后的国家,要想在短时间内建成英、法、美式的民族国家,通过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来结成以国民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惟一能够较快地将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出来,形成一个以文化血缘为纽带的民族共同体的办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外敌的入侵与占领。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彻底瓦解后,德意志民族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无人能将众多各自独立的诸侯国、贵族领地和自由市统合起来。德意志人之所以会逐渐形成一种民族认同感,并最后重新统一起来,组成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共同遭遇了法国的入侵、统治。

在历史过去80多年后,没有人能判断出,如没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纯粹靠蒋介石国民党提供的民主、自由和可能的经济出路,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统一与独立,变成英、法、美式的民族国家。但可肯定的是,如果这种可能存在的话,最少恐怕也要像英国革命那样,经历许多反复,还要花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走上近似19世纪德国那样的建国之路,很大程度上要拜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的狂妄无知所赐。正因日本狂人扮演了当年拿破仑扮演的那个角色,一个“九一八事变”不足,还要发动“华北事变”,再来个“七七事变”,一步步把一个四分五裂、老大懦弱的农业中国中许多人的民族意识调动起来了。日本敢于侵略中国,除了盲目迷信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逻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像德国纳粹一样,自认“优秀”且“文明”,把中国视为劣等且野蛮。因此,许多日人相信“中国非国”,“支那人无立国之资格”。战争爆发后,日政府甚至公开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其实,蒋介石当年决心抗战,要争的就是这个立国资格。从中国各党各派各军一致对日抵抗的那一天起,日人关于“支那人无立国之资格”的判断,事实上就被打破了。只要中国有人能把这种抵抗坚持下去,日本之挫败,中国之独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本文选自《财新周刊》2015年第21期,转载请注明来源。


2015-08-2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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