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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童庆炳先生:莫言x迟子建x余华x毕淑敏   悼念
回忆童庆炳先生:莫言x迟子建x余华x毕淑敏 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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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北京晚报


北师大文学院童庆炳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14日晚去世,享年79岁。北师大文学院在童先生的家里设置了灵堂,追悼仪式将于18日上午9:00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童庆炳在文艺学领域是泰斗级人物,在文学基本理论、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等领域均具有开创性研究,现在大概有500多所高校在使用童庆炳理论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除了在文艺学研究方面的成就,着名作家莫言、余华、严歌苓、迟子建等均为童庆炳学生。


同时,童庆炳本人还是一位作家,曾经创作过长篇小说《生活之帆》、《淡紫色的霞光》以及散文集《甜日子苦日子》等。晚年他还有文学方面的创作计划,曾经组织朋友、学生创作儿童文学,“想和罗琳(哈利·波特作者)pk一下”。



时间是一种怪东西,有时你觉得它太长,过一日如度三秋,有时又觉得它太短,你的一生可能都快过去了,可觉得童年时光如在昨天。眼看就到古稀之年,生活似乎就快结束,却觉得生活才刚刚开始。航船好像刚从黎明时分美丽的港口起航,可转眼之间已经到达黄昏时分寂寞的港湾。人生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你尽管觉得那人生航船走了许多弯路,但已经不能回转,不能重新再来一次。

——童庆炳《人生七十感言》




师大数学楼前·大一留念


我的第一课

童庆炳


1958年冬天,在新一教室(编者注:独立一间的平房阶梯大教室,在学16楼西北角位置)里,我走上讲台,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说:“今天,我们开始讲文学的类型。”就这样,在台下四百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注视下,我开始了留校教学的生活。


为了准备第一堂课,我不知下了多少工夫,真是体味到了当一个大学老师的不易。因为过去没有写过讲稿,于是要模仿人家的东西,还要逐字逐句改。这时候还谈不到什么创造,无非就是把现成的知识,做个梳理概括。


文学的类型是个较为浅显的题目,国外是三分法,中国是四分法。三分法,就是抒情类、叙事类和戏剧类。咱们中国呢,就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那么就要讲这些文体与题材的特点。关于特点,有很多教材都可参考,但是怎么取舍这些论点,费了很大工夫,我简直是用出了所有的聪明才智,还经常开夜车。我很重视自己的第一课,终于能把第一课的讲稿拿出来了,就请黄药眠先生看稿子。黄药眠先生翻了几页,却说:“你这个字啊,写得太差了,不好认。”然后让一位年轻讲师帮我誊写了一遍,再请黄药眠先生看。黄药眠先生说:“写得太全太多了,有很多东西不是某个文体的特点,而是所有文学体裁的共有特点,这些你总体上讲几句就够了,要删掉。”所以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做修改,真是不知折腾了多少遍。终于到了新一教室,面对400个学生,我讲出了“今天,我们开始讲文学的类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站讲台。


我的第一课啊,讲的是非常失败的。为什么说非常失败?因为我离不开讲稿,我不能脱稿来给大家很生动活泼地说明一个问题,或者是把一个例子解剖得很细,我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这个课,大家听起来有条理,但实际上就是一般的知识,还是靠念讲稿念出来的,不是从心里面说出来的。现在,习近平主席主张甩开讲稿来讲话,这个非常重要,能说出来的东西这才是真东西。你真懂的东西,才能脱开讲稿说出来,而不懂的东西只能念,念过去了可能你不懂,学生也不懂。


我想,我让那400个学生感到失望了。当然,后来我还上了几次课,慢慢有些提高,但总的来说,讲得都不是很好。对我而言,不可能一上台就能够那么从容,能够尽情地发挥,就像小孩刚刚开始走路,还在蹒跚学步的阶段。下课后,我非常难过,嗓子也讲哑了,出了一身大汗,可是课却失败了,这就是我的第一课。当时,也有别的老师坐着听我的课,看我讲得怎么样。他们也感到不满意,给我提了意见,于是我陷入了教学的困境。


由于讲课的失败,我在文学理论组待的时间不长,便发生了工作的变化调整。在当时教研室主任同时兼系副主任的提议下,硬是把我排斥出了文学理论教研室。系里没有办法,只好把我调到学校的教务处。


教务处分为三个单位,一个是教务处,一个是社会科学处,一个是自然科学处。我就在社会科学处的一个科当科员,每天要上8小时的班,上班的时候只许看报纸、喝茶,但是不许看书。其实,那时社会科学处也没有多少工作,所以白天这8小时过得非常漫长、枯燥、没意思,但是又不能不去。可以说,这就是我在留校以后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但也是在这过程中,我开始了思考:怎么能够提高我的业务水平、学术水平,返回中文系。于是我就开始研读《红楼梦》,一方面因为我对《红楼梦》的确有兴趣,另一方面正好遇到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当时毛泽东的口号是“劳逸结合”,希望大家缩短工作时间,休养生息。但对我来说,那是关键时刻,是决定我还能不能够继续走文学研究道路的关口。所以,我把《红楼梦》真的不知读了多少遍。毛泽东说要读五遍,还有人说要读十遍,我读《红楼梦》啊,肯定不止十遍。我印象里,《红楼梦》这一百二十回的章目,我是全部都能背诵的,又有几章我也能够背诵。据我所知,全中国能背诵《红楼梦》全本的,只有一个人———茅盾,他能把《红楼梦》从头背到尾。你要说背诗词、背古文,这都比较容易,但是要背一部长篇小说,这很难的,但是我当时就冲着这个目标努力的。我先把一百二十回的章目都背下来,然后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章节,特别是介绍性,比如说“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像这些带有概括性的章节,我都背下来了。林黛玉第一次出现在贾府那一回,我也背下来了。我把《红楼梦》弄得滚瓜烂熟,到最后我的论文写完以后,我的脑子都还沉浸在《红楼梦》中。


1962年年底,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这篇文章经过中文系五个教授的鉴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黄药眠先生、钟敬文先生,他们写的鉴定就是“思想文字皆好,可以在学报发表”。


那时候,我们发表文章的阵地是很少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也是刚创刊,青年教师甚至教授要发论文都不容易。我的论文受到好评并在学报发表以后,总支决定把我调回教学岗位。这样,我就又回到中文系,还回到文学理论教研室。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1963年夏天,中宣部来北师大,要搞一个“整党试点”,专门批判知识分子中走“白专道路”的人。这些人说:“人民内部矛盾当中,有一部分人想成名成家,不想为党工作,要批判这些人。”结果就是,中宣部来北师大搞“整党试点”的中心任务就是各个系都要抓出两个人来,一老一少。在我们中文系,老的就是郭预衡先生,他研究散文与鲁迅,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光明日报》不知发了多少文章,连《红旗》杂志都请他写鲁迅,这被当作“白专道路”的典型给揪了出来。然后,我也被揪出来了,说我在困难时期,不好好响应毛主席“劳逸结合”的号召,竟然去写《红楼梦》的论文,想成名成家,这不是“白专道路”是什么,头脑中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这样,就开始了对我们的批判,整整批了一个月,还贴大字报。最后,我得了肺炎,住进了校医院。但是党组织对我还算好,当我病快好时,他们也决定不再开批判会了。然后,总支的副书记——一位上了点年纪的女同志,到我的病房来征求我的意见:“经过组织研究,决定派你到越南去工作,到那去当专家。但是越南现在是炮火连天,河内也遭受了轰炸。你去的学校是河内师范大学,有一定的危险。你自己选择一下,去还是不去。”连想都没想,我就赶紧说:“我去,我不怕死。”我想啊,到那里我就能够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备课、静静地给学生讲课了,也就可以不参加国内的这些政治运动了。事实也证明,我1963年去了越南,1964年就是“四清”,所有的人都被整下去了。




童庆炳先生与学生游香山


1988年,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希望能给中国青年作家办一个能够拿硕士学位的作家研究生班,也在鲁迅文学院兼课的童庆炳得知消息后,向上打了报告,跑了几次教育部,最终拿到了批件,同意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作,举办一个可以获得学历的研究生班。在当时报名的人中,就有着名作家莫言、余华、严歌苓、刘震云、迟子建等。


轻轻地说
莫言


那时我经常逃课,逃童老师的课亦多。十几年的光阴转眼过去,回头一想,遗憾良多,逃童老师的课当然是一个重大的遗憾。童老师在课堂下是蔼然长者,端重慈祥;在课堂上却是青春生动,神采飞扬。他讲课时的样子经常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一般来说,研究创作美学的书与作家的创作不会发生什么关系,作家更不会用创作美学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当年我之所以逃课大概也是存有这种心理。但在我毕业之后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逐渐地感到当初的认识是肤浅的。作家固然不是在学了创作心理美学之后才会创作,但一个已经有了一定的创作实践的作家了解一点创作心理美学,对于他今后的创作肯定是很有帮助的。


我记得童老师在讲授“形式和内容的互相冲突和征服”时,曾经举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来说明文学的内容和文学的形式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当时我就很兴奋,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东西,但朦朦胧胧,很难表述清楚。十几年来我经常地回忆起这堂课,经常地想起蒲宁这篇小说,每次想起来就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我一直也弄不明白这堂课为什么让我如此难忘,直到近两年来,在我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创作的旺盛期后,才省悟到,童老师这堂课里,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小说秘诀,那就是:轻轻地说。




遥远的祝福
迟子建


在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时认识的北师大的童庆炳老师,他留给我的印象可以用以下八个字来概括:认真、洁净、儒雅、温和。


印象中的童庆炳老师总是衣着洁净,恍惚记得夏季时他穿白衬衣的时候多。白衬衣穿得好了,就像雨后晴空中的白云一样悦人眼目;而穿得不得体时,则觉得就像初春泥泞中的残雪一样让人看不得。印象中的童庆炳老师面目白净,脸上棱角分明,穿白衬衣自然属于上好之列。一位老师,他的衣着的得体很能博得学生的信任。


除却衣着,便是童老师的认真学风了。记得他讲课是一丝不苟的,他讲的创作美学总是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更多的时候是结合学生的作品来谈),从而避免了把理论讲得枯燥、晦涩的弊病。虽然现在我回忆不起童庆炳老师每节课所讲的具体内容,但我想课上所受的启迪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注人了我们这些学生的作品之中。就像一个人成长必须摄取多种营养,你既吃山珍海味,也吃五谷杂粮、瓜果梨桃。老师的课,对我们而言就是这其中的一种。缺了它你不至于失衡,但汲取了它的营养你会变得更为丰富。




小记童庆炳老师
余华


记得毕业后有一次去看望童庆炳老师,坐在北师大他的家里,当时师母健在,高高兴兴地沏茶端水果,师母总是高高兴兴的样子,童老师总是微笑的样子,师母说话声音高低起伏,童老师说话声音从来是平静的。那一次童老师讲起环境对人的影响。童老师说他上大学时是一个严谨的学生,他的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有些自由散漫,童老师看不惯,经常批评这个同学。大学毕业后,童老师留校任教,这个同学参军。很多年以后,童老师成为名教授,这个同学当上了军长,两人再聚时,这个同学变得很严谨,他看不惯童老师了,批评童老师自由散漫。童老师微笑着说了这个故事,不加任何评语。这就是童老师的风格,教书做学问时童老师字斟句酌,逻辑严密,观点清晰;生活中的童老师从不指指点点,只是平静地说出一件一件事情。


童老师治学五十五年,他的想法和观点是在不断变化之中,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就是宽容和尊重不同的意见。1990年的时候,童老师读到我的第一篇论文学的文章《虚伪的作品》,他在课堂上毫不吝啬地赞扬了这篇文章,虽然他并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话,但是不妨碍他对这篇文章的喜爱。童老师对待学生像父亲一样,前年我去看望他时,他提到一个还在监狱里的学生,他说起曾经对这个学生说,你没有工作,我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养活你没有问题。结果这个学生非常生气地说,童老师你是在侮辱我,我写文章在香港、台湾发表挣来的钱比你多。我在1993年辞去浙江的工作定居北京以后,童老师为我操心,当时程正民老师是北师大中文系主任,童老师和程老师做了学校方面的工作,想把我调入北师大中文系教书,后来是我自知教书不行,主动知难而退,辜负了童老师和程老师的美意。


作为童老师的学生,我深受其益,要说的话太多,两段小记在此表达我对童老师的感激之情。




愿树常青
毕淑敏


想起北师大,就会想起老师。没有老师的学校,就是没有酒的坛子,空有余香,却无法醉人。


读文艺学研究生的时候,很爱听童庆炳教授讲课。听他的课,在汲取知识的同时,常泛起情不自禁的感动。他把枯燥的文艺理论讲得流光溢彩,闪烁着温润高贵的人性光芒。他以深刻的学养为经纬,在严谨的学术框架中,将各种生动的例子随手拈来,如同精致的小品,点缀在精工细作的博古架上,浑然一体,处处生辉。


那时候,我一边上着课,一边在一家工厂继续当着卫生所所长。下了课,当同学们走向饭厅的时候,我就挤上公共汽车,回到我的厂子,披上白衣。等车的时候,私心里常常希望车来的慢些,这样我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吃完在转车间隙中买下的几个包子。那两年,奔波于课桌与听诊器之间,身心俱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此前,我未曾系统地学习文艺理论,甚至连自己是否会坚持写作下去,也打着大大的问号。学习虽然用功,但内心深处很是迷茫和吃力。不时想着,如果文学这行当,太艰涩和令我沉重,不如掉头而去,继续专注地做我的主治医生,不再受此磨难了。


从一个熟悉的领域,涉足于陌生环境时的游移恐惧和伴生的焦虑,是人的一种普遍的自我保护机制,也是一个充满了危机的时刻。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达致最终的自我战胜,人就会退缩到原有的状态中去,渐趋死水一潭。我要说,童老师的讲课,在我这一人生道路选择和转变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我看到了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的风度和修行,我被他对文学的执着和献身所鼓励。他使我感到了文学的美丽和魅力,使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渐渐地充实和自在起来。


童老师讲课的时候,仪态温和,神容关切,语调沉稳。而且,不知是我的独特感觉还是别人也有同感(我从未和别的同学交流过此点)——我总是在老师的表情中,看到一点点天真。


比如,记得童老师讲到文字的过渡与衔接时,说道:这好比是一个人上下身穿着不同色彩的衣服,中间要有一个铺垫,就像人的皮带,承上启下。皮带,通常是什么颜色啊?


他看着我们,我们看着他。一时间,教室寂静。能把一个如此重要的理论问题,讲的这般有趣,让我们大吃一惊,甚至忘了回答他的提问。


皮带通常是棕色的,棕色是一个包容度很大的颜色,这就是过渡,这样就不显突兀……他自己说下去。


妙极了!同学们醒过味来,笑声顿起。


当童老师讲这一段的时候,正好有阳光从窗户打到他脸上,我看到他的脸上有一种无锡泥娃娃般的单纯和诚实。我恍然悟到,只有真正的学者,才能将理论,化作这般大智若愚的表达,背后是举重若轻的内力和一种对文学的雄浑参透。


一所好的大学,就像一所幽深的公园。那些校舍礼堂和图书馆,就是山水中的庭院和画舫了。大学中的老师,就是根深叶茂的古树。倘若有钱,可以在短时间内突击修起美丽的建筑,但是,没有年代的雨露,是无法滋养起参天的古树。


古树们,祝你们长青!


文章选自北京师范大学校报、《手握青苹果》,李二号综合

2015-08-2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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