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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教育革命中的康生
五十年代教育革命中的康生
东方历史评论 陈徒手     阅读传统中文版

撰文:陈徒手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58年初,凌厉的高校“双反”运动开展不久,中共高层竭力推动的教育革命运动相伴而生,迅猛发展。休养、赋闲多年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此时已获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职,以果敢、负责的姿态走上前台,很快成为此次文教口运动的积极推手和重要谋划者。


他花费不少时间到全国一些地方宣传毛泽东重新表述的教育方针,再三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是相分离,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的根本分水岭。”回到北京后,他感到各地研究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要比北京走前一步。1958年6月5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狠狠批评了北京市:“北京比其他地区落后了,在这个问题上阻力很大。北京是个文化城,这种阻力存在于资产阶级教师,也存在于党员身上。”(见会议纪要原稿)


对于各地一时兴办的各种新型学校,康生赞不绝口,不遗余力地支持、推荐。1958年6月10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一开口就提到河南孟津翟原合作社办了一所红专综合学校,计有十七个系。合作社也能办起大学?针对与会者的疑惑,他大声地说道:“这是你们过去脑子中所不敢想的。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要研究一下。很难说这不是正规大学,也许这正是共产主义大学的萌芽。”他又提到一例:河北徐水县水利修得很好,他们为了掌握水利等技术,就顺便办了一所大学。他总结道:“我们要十分珍惜群众的天才创造,否则就是落在群众后头。”


北京高校方面在催促之下奋力追赶,各校战况连续上报。1958年8月,市高校党委整理一份《高等学校半年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一些基本情况》,这是一份手稿,文中的诸项数字不断被红笔改动,越添越大:


目前已建工厂544个(其中钢铁厂13个,机械厂49个,电机厂102个,其他380个),有3万多人参加校办工厂劳动,有7.3万多人参加劳动。有1.2万多人参加学术批判活动,批判对象有马寅初、冯友兰等248人,写出1646篇批判文章。各高校还发动4.4万多人新编教学计划454种,编出教学大纲1029种,写出讲义559种,教科书114种。群众性科研已完成18460项,有1279项达到国际水平,2635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最让康生欣然的是,北京高校一旦破除迷信,其大胆和想象的程度不逊于外地。譬如北师大历史系,仅凭简单的文科力量,经过摸索,先后办了造布、盐酸、干铝、景泰蓝、水泥五个厂,在工厂中还办了1所大学、2所高中、9个初中小学。外面景泰蓝学徒工学会基本操作需4个月,而历史系景泰蓝厂师生实际学了9天就正式投入生产。(见1958年8月12日《高校党委讨论生产方针会议》)


1958年8月2日,康生在河北省委召开的教育会议上,情不自禁地说道:“去年谁也没有想到亩产稻子15000斤,我没想到,你们哪位先知先觉的同志想到呢?如果去年有人这样想,就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看病去了。我们真是一天等于20年。”他绘声绘影地讲述了在北师大了解到的情况,所铭记的细节让他难以忘怀:“北师大文学系办炼钢厂,这简直是不敢设想的事,天热,冒着雨到处去劳动,积累资金,拉着大板车到处去找耐火砖,拆除山墙上的耐火砖,再给他们垒起新墙。这种行动感动工人、厂党委同志,帮助他们进行这一工作。”(见会议记录原稿)


在那段时间内涉及教育革命,在中央一级领导人中,康生的讲话应该说是最富有感染力的,掌握的材料最翔实,在摆弄理想国的文字游戏中最为投入,同时也就很容易为材料的虚实所糊弄、为细节的真假所捉弄。



从1958年7月上旬开始,康生到北京市各高校巡视,作为中央一个方面的负责大员,跑的学校之多之细堪称史无前例。


从当年的简报中摘录几段,可以拼凑出他的工作路线图和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也可看出他的陶醉和倾心:


7月12日在北京医学院。在药学系参观学生自办的化工厂、制药厂,看到席棚建厂房,实验室当车间。他说这个方向正确,学校办工厂,要下决心,把自己放在最穷的基础上,愈穷愈有劲,愈富愈容易“思想腐化”反而慢了。


7月14日在师大。党委副书记张斧汇报今年计划办42个工厂、13个车间,其中已建、扩建12个工厂和5个车间……康生说方向走对了,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和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工厂、学校,师大有200多个班,今年至少办100多个各种类型学校,每个党委委员都要带头,试办一个大学,这样桃李满北京,人家自然而然就欢迎你们师大了。学生没有毕业就开始办学校,当教师和校长,这也就是“多面手”。


7月14日在航空学院。看到正紧张试制“北航一号”飞机,看到标语“苦干三个月,10月1日飞上天见毛主席”时,他很高兴问:“十一上天,有把握吗?还有什么困难?谁来驾驶飞机?学生能不能学驾驶?”他说上天不是简单的事情,检查教学工作和科研的成绩就看能不能上天。


7月15日在铁道学院。对该校很满意。运输系学生做搬岔员,电讯系学生做电讯维修工作,这样既可以参加体力劳动,又可以接触实际,在这个基础上,教学将发生重大变革。他建议每个系建立一个工厂,每个班也要建立一个工厂。


7月21日参观人大。看到学生正在挖人大湖,场面很热烈。他说:这可以叫做“人民大学的十三陵”。提议拍电影,让报纸杂志登一版,这场面就是文化革命。他指出,如果这个湖作为游泳池又与生产不大结合,值不得。劳动应该用在与生产的结合上。学生当场同意把湖变成养鱼池。他对哲学系的肥料厂、工业经济系的炼钢厂、贸易系的商店表示满意。(见1958年7月市高校党委《康生同志在北京医学院等谈话纪要》)


在紧张走访的同时,康生又一头扎进7月初筹办的北京高校红专跃进展览会。这个展览只经过5昼夜的布展就匆促开幕,开幕那天晚上,林彪、康生、陈伯达、杨秀峰等人来到会场,其他领导人匆匆看后就离去,唯独康生看得非常仔细,陪同人称为“边看边问边研究”。据市高校党委7月4日简报记载,康生那天晚上费时3个多小时,只看了清华等3个学校的展品,直到晚上11点才离开,他意犹未尽地说:“还要再来参观两三次。”当晚他对大学办工厂最为推崇,甚至有了突然而至的念头:“应结合专业办中小型工厂,中小型投资少,收回快。教授有钱,应拿出来投资办工厂,哪怕公私合营也好。”


果然,康生又先后来了两次,兴致勃勃,谈兴甚浓。他一一地数落着,生怕遗漏什么:“清华在筹建重型机械、电器电机等工厂,钢铁学院准备建立一个年产1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石油学院建立的工厂已经在七一出油,就是北大也建立了二十几个工厂,昨晚才知道,人大也有工厂,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一个门路,不论大学、中专甚至中学都要办工厂。”有人插话说:“南京有一个初中已经建立3座小高炉。”康生一听大喜,说:“赶快写个报告来,我们坐在北京落后了。”(见1958年7月11日市高校党委《参观红专跃进展览会的意见》)



康生对此期间涌现出的新生事物一概持支持的态度,他自己爱用“冒叫一声”之语来形容喜欢的程度。譬如北师大让教师、学生各编一个教学大纲,然后摊出来展开辩论,康生对这种美名曰“唱对台戏”的做法颇为赞赏,认为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创举,哪怕编的大纲有些缺点,甚至失败,但是这个方向仍然是对的。他指定北大也要采取这种办法,边破边立,在下学期开学前编出教学大纲。


吉林省新出了一个行政措施,就是让长春地质学院同时兼任长春地质局的工作。这也让康生高兴一阵,因为觉得高校替代地方行政机构,可以不花政府经费,也解决干部编制问题,也让师生接近群众。7月15日康生到北京工业学院,以此为例畅谈一番:“学工的学生还可以变成特种兵,又是工人、炮兵,学校利用空地办农场,还可经营商业,这样工、农、学、兵、商都全了。”北京航空学院将体育馆改为飞机装配车间,康生得知后马上赶到学校查看,现场一片躁动杂乱,没有什么头绪。康生看后认为很好,并由此发出新指示:各学校挤一下,可腾出一些房子搞生产。


在航空学院转了一圈,康生觉得建的花坛太多,操场过于讲究,占地也大,心中颇为不满。他说:“一般大学可以种菜、养猪,很重要,少种点花,多种点菜,多种点粮食,肥料不成问题。养猪饲料成问题,但人多,总有些剩菜剩饭,光涮锅水就不少。”他细算一下,航空学院7000多人,一天尿多少尿,大便多少斤?由此康生坚决反对在农业学院设立“城市绿化系”,他说,还是少搞些绿化,多搞些生产,多搞些革命之花,总路线之花,马克思主义之花。他指责现在学校绿化是大观园式的,以怡红院为标准,占地太多。当他在邮电学院得知该校今年已取消修建办公楼的计划,认为是革命化的举动,连连称赞。他提到广州中山医学院两个院长和一个科长、两个秘书,五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办公,值得表扬提倡。他问在场的学校负责人:“学校钱太多,太阔气,对青年学生有害处。青年人一生四分之一时间(17年)在学校,长期不接近工农群众,又过着阔气生活,怎么不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见1958年7月市高校党委《康生同志在北京医学院等谈话纪要》)


康生看到北医的儿科大夫脱了白衣服而换上花衣服,惊喜地表态说,这可以消除患病儿童的恐惧,小儿科大夫就应当如此。大夫穿白衣服也是迷信,让病人感到好像进入杀场或厨房似的。(见1958年7月8日《北京市高校、中专红专跃进展览动态简报》第6期)儿科大夫穿花衣服上班,此类新鲜事足以让康生着迷一阵,连夸数次。



康生对人名和数字似乎有一种本能的超强记忆,可说是过目不忘。正逢反右烽火初燃之时,康生已经显示他全面掌控“敌情”资料的能力。


1957年8月22日在北京马列主义教师报告会上,他一口气点了很多高校右派师生的名字,讲得之细令人吃惊。


他甚至说到北师大一个弱小、不为外人所知的学生团体“底层之声”。他把清华政治课教研室43人的左中右情况讲个通透,历数大多数人的底细和现状,有声有色地发挥着。看了当年未经审定的记录原稿,不得不叹服他的高度的战斗性和过人的默记能力。康生对收集来的材料有嗅觉,而他自己也愿意“摸底”。1958年初春时,他就说:“我最近在北京的12个大学和15个中等技术学校里摸了摸底,大学机床共有937架,中技有600架,合计有1400~1500架机床。”以此证明生产潜力很大,学校进行生产完全有可能。凭着对数字的熟悉,康生时常“纠正”和督促高校工作。一次北京航空学院汇报1958年准备生产产值104万元,康生听后说了一句:“我冒叫一声,太少了,人家技工学校还生产210万元。”结果航空学院负责人只好改口为200万元。


康生对高校房屋造价一度较为热衷,到哪都要先审视一下校舍的经济合理程度,一再申明勤俭节约的要义。他个人一直很喜欢清华大学1956年盖的23元一平方米的教室,认为既低廉又实用。1958年6月新华社报道说,邮电学院每平方米造价89元,是北京新建学校中造价比较低的学校。他一看就极为不快,批评说:“这与清华大学23元的房子相比要高多了。”


差不多同时,康生又从《北京日报》读到一条消息,说北京有24个大学今年提出基建21万平方米。这招惹他更大的不满,在6月1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华北小组会上大发其火:“据我看,21万平方米有大多数是不必要新建的,如图书馆等,北京学校的图书馆不是少了,而是多。学校一摆场面,实际上对学生思想是有毒害的。


学生进了那样阔气的学校,怎么能有勤俭建国的思想呢?”(见《康生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华北小组谈新建校问题》)


在审查化工部报送的北京化工学院的建院计划时,康生当即提出,我主张在北京新办大学,就办个新式的学校,打破过去办学摆排场那一套,在北京找所旧房子把学校快办起来,我看是可能的。他提议,新建房子除了必要者外,一般的要将造价降到30元左右一平方米,超过不行。他带点嘲讽地语气说:“如果我们有马列主义,在露天办学,也还是有马列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是进皇宫也是没有。这一点北京有些学校还没有提高觉悟。”


从教室的造价又波及学校的经费、学生人头费,康生在许多场合一再过问。7月初参观北京高校红专跃进展览,他屡屡问各校讲解员学校每年多少经费?很多讲解员答不出。他到钢铁学院,了解到钢院一个学生一年要花国家1500元的时候,连声说道:“太高,太高。”他说,花钱多,不仅是经济上损失,而且首先是政治上的损失。他指示在场的北京市高校领导:明年一定要降低到700元,1962年要降到500元。康生已了解到北大、清华每年培养一个学生的费用尚需1000元,但他认为东北工学院已减到600元至700元,两校还是有缩减的空间。他坦承:“我的想法是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只用300元左右,大概是5个农民的生活费。”名校一年人头费降到300元,实际上已是难于操作,但康生计算时是与5个农民的生活费挂钩的,却是别具一格。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始终认为“钱越多”,学校越容易落后。



1958年6月上旬中宣部召开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一边倒”的全面批判,叫打声一片。6月5日康生应邀到会讲话,以较多的篇幅对学者教授猛烈的“扫射”“开火”,适应了会议的主题需要,引发会议的一个小高潮。


细细品察他的发言记录,可以说是全篇火药味充足,信口开河,口无遮拦,把人与事骂死说绝,极尽嘲讽之能事,绝不是有相当学养、有身份的人所应该做的:


冯友兰的哲学,说什么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的哲学并不是什么哲学,说好一点是语言学,只是玩语言上的诡辩,如把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语,抽出“学习”这个词,就说其有永恒的抽象的意义……这是什么哲学呢?这不过就是语言上的用语而已,说得不好一点,简直什么也不是,只是在那里诡辩。张岱年去年写的荀子的哲学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学习杂志还给登了,真丢人,那些人就欺骗我们不知道,其实,翻翻荀子的书,查对一下就知道了啊。张岱年有什么实学呢?只是诡辩,现在已成右派了吧。(见1958年6月5日《康生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上讲话》)


把久负盛名的冯友兰、张岱年说得如此不堪,而且不讲任何学理,到了随意谩骂、恶意裁定的地步,对高级知识分子如此蔑视和打击,应该说康生在中共党内立下了可怕的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康生对延安来的、在中央党校和人民大学任教的马列主义老教授,也同样口中不留情,他讥讽说“:他们的马列主义只能讲,只能写,只能出书,但自己不能实行,越教马列主义,自己越是个人主义。”这看出他待人的严苛标准。


在膨胀的运动环境中,生性敏锐多疑的康生一遇不适就开始发脾气,有时是雷霆大火,不可收拾。名声传出去后,令京城各高校领导有畏惧之感。7月17日到农机学院,看到会客室铺着地毯,摆着几套皮沙发,康生大怒道:“双反后这些铺张浪费还未反掉,学生在这环境里住五年,怎么还能到农村去工作?这样铺张浪费,对学生思想影响很坏。”他责令:“校部办公室应当立即从现在的房子搬出去。”学院领导汇报今年增设农田水利、农机制造、电气化3个系,康生问3个系怎样办,培养出学生干什么?学院领导说不出来,只讲苏联是如何设置的。康生不快地说:“要眼睛看着中国,不要眼望苏联,不要躺在苏联身上。”


一听学校亩产平均只有130斤,他气愤地说:“有什么脸见农民?农民为什么要出钱办这个学校?说明这个学校没有存在的必要。”他限定农业部高教局搬到农机学院住3个月,限半年时间办好,否则学校也不必要存在,高教局也不必存在了。


7月19日康生一进农业大学,看见学生戴着眼镜,衣服很整齐,尤其女学生还烫头发,搽胭抹脂,深感不顺眼,认为不像革命的劳动者的模样。他对校方说:“没有抗大的革命气氛。”当时农大是以苏联为教学模板,苏联是8月份割麦,学校只能组织学生8月去气候与苏联接近的黑龙江实习,而中国大部地区是5月份割麦。康生一听此汇报就炸了:“我的天呀,不在5月份而在8月份出动割麦子,为什么?5月份割麦子不是先进经验?5月割麦子行不行?不行。这样的学校就在我们的眼下,但是我们不知道。”气愤之余,他嚷嚷要到琉璃厂买个匾,上面刻个“难得糊涂”四个大字送给农大、农机学院。


康生说:“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他回去后即向毛泽东汇报,建议农科学校全部下乡一年。毛同意,由此酿成农科学校向农村的大规模搬家,成效不多,后患无穷。康生批评损人颇有力度,说话带刺,爱炫耀,爱观察他人被他“将一军”之后的反应。从1958年7、8月《高校动态简报》中可以顺手编出不少康生的段子,譬如他说:“北大也被将了军,农民作的诗,一捆一捆地往外送,北大中文系一本也不来,这算什么文学系?”


他告诉北京医学院学生,他与北京医院主治大夫论争时曾说过:“人是高级动物,但不是狗,然而不少医生把病人当狗一样看待,去医院门诊部,让病人爬上很高的床就是一例。北京医院的病人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懂得共产党人的思想状况、心理状况和生活规律,就看不好病。要懂得从社会科学角度对待病人。”有时他会突然问学生:“当什么左派?”学生定一定神说:“当无产阶级左派。”他就说无产阶级左派还有左中右之分吗?说到尽兴时,康生也会偶尔流露出几分闲情才情。他自称爱看杂书,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拿来看一下,当作休息,一个人的知识面不要搞得太窄。他轻淡地说:“看南史,知道了‘徐娘半老’的出处。这女人的风格很有味道,此人漂亮得很,又好喝酒,大概也吊一点膀子。”(见1959年5月11日《康生关于理论工作问题的报告》)这种话语与他的政治常态反差较大,见出他学识的芜杂特异。



到了1959年中期,大跃进已露疲乏之态,教育革命运动实际上难以为继,逐渐降温,收拾残局。高校校办工厂倒闭居多,学生停课参加生产劳动也遭非议,一时风声骤变。北京市委讨论后,只能大度、无奈地表态:要拿得起,放得下,反对人为紧张。


康生同样感受到其间的问题所在,思想上有所挣扎,斗争锋芒大大收敛,表态也渐趋于平和,对一些过左的做法开始阻止和批评。可以从一些对话中看出康生最早思想变化的端倪,1958年12月27日在听取三个医学院汇报时,对大夫业余写诗、医学院花较多时间炼铁等现象,他首次表态说:“有左的情绪,要减少不结合专业的劳动。”对重视劳动、轻视学习的倾向表示担忧,他说:“这一学期读书是少了,一时可以,长期不行。现在随便停课,不行。”他直言批评了一些做法:生产部门把学校看作劳动调配所,文化部要把全部党史系、历史系学生都抽出来搞历史博物馆,教育部明年要提前毕业1.4万人。他说:“把学生抽去,破坏上课,把学校搞垮,这算回事?”(见1958年12月27日市委大学部《康生同志找三个医学院校汇报纪要》)


当时北京不少文理科大学生到学校图书馆看书,身边总要带一本《红旗》杂志,听说支部书记来了就赶快摆上《红旗》,以免有白旗的嫌疑。康生1959年5月11日在理论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此现象,在中央领导层中较早谈及这个问题:“这是要不得的空气,希望大家打破怕读书的空气。”


也在这次会上,康生相隔不到一年,首次自我更正了对冯友兰的态度“:我现在对北大的冯友兰先生采取欢迎的态度,比如他的哲学史的抽象的继承,人家作了一本书,进行自我批评,你为什么不欢迎人家?他作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不堪往事重回首,四十年来作逆流。’人家承认这一条就好吗?所以我说要欢迎人家进步,总要与人为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见1959年5月11日《康生同志关于理论工作问题的报告》)1959年2月教育工作会议上,康生报告中认为学校参加全民炼钢运动,误了点课,和所参加的劳动成果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事情。过去整风反右不同样是耽误一些课吗?但他也承认工作有片面性,劳动时间安排得多了一些或安排得不够好。在这语意的转换中,委婉地折射他的内心犹豫和些许不安,有时还忍不住替自己辩解一些。他说“:去年大刀阔斧地干了一下,今年我们的工作要精雕细刻。”他检讨自己去年有些话有过火的地方“:如‘学校不等于工厂’我说过,但‘学校就是工厂’我也说过。我的意见是想说明学校还是应以学习为主,我们学校工作中还有些问题应该加以安排调整。”(见1959年2月4日《张文松传达康生、陆定一等同志在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


康生在1959年2月与刘少奇谈话时,反映党内有三怕: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攻,怕算账派,怕把成绩估计小了。刘说三怕不必要,但三怕是有根据的。刘安慰说:“主席讲过,‘教育革命是件大事’。难免有些偏差,或有些地方质量降低了,经验不够要继续摸索。”两人商议了几点:拔白旗,有就拔,不要乱拔;在学术上还是提倡百家争鸣,造成环境使人敢说敢争辩,讲错了也不要急于反驳,作结论;有的地方用反右的方法用在学术批判上,不要都采用斗争的办法,斗争什么要掌握政策。(见1959年2月《少奇同志的指示》)


此后康生的发言比较谨慎稳重,很少说过激之言。


一两年内北京高校不断流传康生的讲话精神,大都为人们所接受、所欢迎。如,1960年5月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聂真在常委会上传达康生的意见:“过去一般斗人不少,批判过多,今后不宜再搞批判斗争了。”市委大学部吴子牧1960年5月也转述康生的表态:“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已基本形成,知识界受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较小,不宜批判过多了。”(见1961年11月14日《市委高校干训班简报》第8期)康生作为文教主管,改变自己年前的行事风格和思路,能够在特殊困难时期降低和控制大批判的调子,有效缓和斗争气氛,这一点也是显明可见的。


1959年7月,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党员干部盛洪林向上反映说:该校有4个班从1958年2月份开始至今先后参加了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密云水库等工作,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上过课。由于长期未上课,学生思想波动,家长向学校询问。康生7月11日将此信件批给陆定一阅看,只写了一句话:“这事太不合理了。”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接到后于13日批给市委文教负责人杨述、宋硕,批评道:“学校长久不上课,你们不管如何是好,请即研究解决。”康生以此方式催促解决,促使学生返回学校并补课。(见1959年7月15日《要求从密云水库调回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中技部学生的请示》)



1958年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官方事后总结为“加强党的领导,锻炼新生力量”,“破除了对资产阶级教授的迷信”。


但1959年7月党内一份秘密工作报告认为:“由于去年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还有不少缺点,被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大多数内心不服,害怕群众再批判他们,在运动后的一个时期内一般不敢讲话,心情很不舒畅。”主要症结在于运动中乱扣政治帽子,多数人围攻少数人,思想改造要求过高过急,学术批判缺少科学的具体的分析。(见1959年7月1日市委大学部《对北京市高等学校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草稿))为了消除这种消极气氛,市委大学部从1958年底以来试图召开几次小型学术讨论会,来扭转整风反右以来学术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敢讲话的现象,但教授们始终持冷淡的观望态度。1959年有了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机会,市里决定以展开五四学术讨论的名义来缓和与知识界的紧张关系,先从哲学、逻辑学、经济学、心理学等方面学术会议入手。但是大批判的火药味尚未褪尽,僵局无从打破,市委意识到这些讨论会很有可能开不好。鉴于组织工作的混乱,关键时刻市里亟待强力援手,康生于四月底出面召开会议,明确了五四学术讨论会的举办方针,对于几个规模较大的讨论会的开法提出了具体意见,督促大家抓紧讨论会的准备工作。康生的讲话精神传达到各校,在党内层面上统一了政策上的认识,迫使党员干部降低姿态,及时纠正了不利讨论的过左做法。哲学史讨论会是由北大、人大、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最初决定讨论中国哲学史的继承问题,想以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性为中心。


此举遭到康生的强烈批评,他指出现在我们正想缓和学术界的紧张空气,冯友兰在政协发了言,又写了《四十年的回顾》,承认自己“四十年间作逆流”,应该欢迎他这个进步,不宜于在这次讨论会上围攻他。况且对于抽象继承说的批判我们也准备不够。一经康生的拦阻,主办者这才在会前临时将主题改为“老子哲学问题”,同时为防万一,对于有关继承问题的发言内容事先都摸了底,并向发言人个别交代了政策,生怕无端刺激冯友兰。哲学史讨论会争论热烈,任继愈与关锋、林聿时就老子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相争不让,听会的冯友兰觉得有材料有分析,颇为欣悦地说:“这次多少有些真刀真枪。”


听到这样的结果也让康生稍许轻松和宽慰。他又想到过去报刊学术批判时的用语尖锐、负面,再次指示:“关于这次学术讨论的报道,凡是报道学术上的争论涉及人名,事先都要送给学术工作者本人看过,得到本人同意,这样做使得学术工作者觉得自己的学术见解是受到尊重的,也避免了报道上的差错。”(见1959年7月10日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关于五四学术讨论的情况报告》)新闻报道事先让学者过目认可,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现象,是康生煞费苦心的明智之举。


五四学术讨论会之后,市委予以高度评价,首先肯定这是安定人心的有效措施,光是1958年北大受批判的28位教授此次大都集体亮相,争相发言,成效显着。市委报告中说:“老教师和青年教师第一次坐在一起平等地、自由地讨论各种学术问题。这是整风反右以后的新气象,也是这次学术讨论的主要收获。”市委认为,这次学术讨论会之所以开得好,在于善于观察形势,根据形势来决定方针政策和会议的目的、要求,而这一切是“在康生同志的直接帮助下取得的”。


康生在他的工作位置上,施以纠左的能量,给学术界的转机、调整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也与他先前一年的狂热躁动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曲折多变的历史轨迹相关连,他身上呈现的矛盾、复杂性足以让我们捉摸、反思许久。



2015-08-23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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