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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邦国之父吴一忠性系叛变国军 文一革险被打瞎 图
吴一邦国之父吴一忠性系叛变国军 文一革险被打瞎 图
肥东网 王盛水     阅读传统中文版

前中共政局常一委吴一邦国的父亲吴一忠性是中国着名地图学教育家,早年毕业于中央测量学校地图制图专业,曾任中央测量学校制图科主任,在国民政府机关学校军队里工作了十几年。国民政府退败台湾后,吴忠性留在大陆,当时身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李达将军把吴忠性请到军区,当面讲解地图的构成等相关问题。文革期间,吴忠性因为历史问题遭到了批斗,在对他为期三个月的武斗中,每天都会被双手反背殴打三次,有一次打了他一个下午,肋骨被打断一根,眼睛差点被打瞎,浑身鲜血。

吴邦国祖屋中的全家福

吴忠性教授是我国着名的地图学教育家,不仅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级测绘专业人才,而且开创了我国地图投影学科研究的新领域,为我国测绘制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被公认为着名测绘专家和我国地图投影学科的奠基人。1980年,吴忠性出席国际地图学会第6次代表大会和第10次国际地图学术讨论会,代表我国首次向该国际组织提出了国家报告。他先后担任中国测绘学会理事、名誉理事,北京测绘学会负责人,《测绘学报》副主编,国家科委测量制图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大地图集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测绘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测绘学》编委及地图制图学条目主编等。他一生着作丰硕,为我国地图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是当之无愧的地图学泰斗和一代宗师。

勤学少年

吴忠性,谱名吴家骥,1912年3月26日出生于合肥东乡吴兴一村。吴家世代书香。吴忠性的曾祖父吴运泰,光绪年间考取贡元,候选儒生正堂,以设私塾教学为生。让他感到荣耀的是,一生中培养了两个秀才:一个姓孔,后来做了他的女婿,在甘肃为官建业;一个姓赵,后来成为吴忠性的老师。吴忠性的祖父吴克信,曾任河北县丞,后以教书兼行中医谋生。到了吴忠性出生时,家境已很贫寒,生活非常困难。由于父亲吴显芳外出谋生且死得早(33岁去世),他只得寄养于本乡杨元三外祖父家。外祖父杨国虞,是一位知书识礼忠厚慈祥十分传统的人,对吴忠性母子十分关爱体贴,比自己的子女有过之而无不及。杨国虞是做生意的,替人家管账,收入不错。因此,童年的吴忠性在外祖父、外祖母的疼爱关怀下,生活无忧。他六岁入私塾,启蒙教育也是在外祖父家开始的。七八岁时,吴忠性母子回到长临河,开始是替伯父吴显兰家看家,因为那时伯父一家在甘肃为官做事。不久,长期在甘肃做事的父亲回来后,不得已才在伯父家东隔壁买了几间房子,简单修修补补住进去,才有了自己的家,此后也一直住在那里。而祖居吴兴一村,一年中只有清明过年前,上坟祭祖才去一两次了。

吴忠性的童年生活不算太苦,主要是有外祖父家帮助,再加上母亲的勤劳节约和父亲在外弄几个钱寄回来补贴家用。但和家族中其他几房相比,吴忠性家的人口最少,家产最薄,势力最弱。因为在其父辈五兄弟中,其他多在甘肃姑父处为官做事,尤以伯父吴显兰、吴显芬两家最为富有。因此,在幼小的吴忠性心中,立下了志愿:一定要发奋读书,将来长大了求得一官半职,好光宗耀祖,光大门庭,胜过其他伯父家。

吴忠性在《回忆录》中说到:我体会到一个人童年的家庭教育和情况,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家庭艰苦一些,对一个人的一生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要有受教育的机会,才能增长知识和学到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为什么能走上独立生活的道路,而在学术上有点成就,与小时候家境有关。因为不这样就无以为生,更谈不上出人头地。在甜水里长大的娇生惯养的人,一般来说,比艰苦的孩子就少些出息。我对我的子女只指明他们的方向和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在穿的吃的用的方面,我不多关心,只要他们不受冻不挨饿就行了。

地处大别山余脉四顶山脚下的吴兴一村,地处偏僻,文化教育落后。虽然1905年我国就已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可吴忠性接受的私塾教育竟有十三年之久。吴忠性的启蒙读书很早,六岁时便在外祖父家私塾里学习《千字文》、《百家姓》。十一二岁时,只身去合肥城师从赵衢九先生(也就是其曾祖父教的两秀才之一)读书。开始读《四书》,以后读《左传》、《诗经》和《易经》,偶而也学一点历史类的如《纲鉴》等。教师很少讲解,完全是死记硬背。这样学了三年,直到赵先生死去,又回到长临河师从本家堂叔吴显然读了一年。又去邻县魏家冲,跟一位叫魏绍如先生继续读古书。魏也是一位秀才,在当地很有名气,各地来求学的不少。有一年刚开学不久,他看今年学生不少,心中高兴,出了个题目桃李满天下,叫每个学生作一篇文章。吴忠性不解师意,写的是春天自然美色,挑花李花盛开,多么美,多么好看,自然评分不高。教的内容也还是老一套。偶而开讲,讲某书某一段大义,也就了不起了,还要求学生另交开讲费。吴忠性在这儿学习了一年半,便中途退学了,走进了本乡六家畈湖滨中学读书。这时的吴忠性已经十七岁了,并且结了婚,这才结束了他十多年的私塾生涯。虽然吴忠性接受新知识很晚,可以说耽误了十几年的美好年华,可他扎实的古文功底和良好品德,为人正直、待人诚实、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是在读私塾期间养成的。

受了十几年旧式教育,刚跨进新式学堂的吴忠性,感到压力太大。英文、数学、音乐、图画过去从未接触过。求学心切的吴忠性白天随班听课,晚上随老师补习英文、数学,像音乐、图画等就不管了。就这样刻苦学习了半年,因为经费短缺,这个私立的湖滨中学又停办了。无奈之下,只得跟随补习的吴老师去了合肥,住在他家,随其继续学习,并增加物理、化学两门课。这位吴老师是大学毕业,双眼已瞎,无人再请他,家境困苦,就靠招几名学生来补习的学费为生。

就在这半年中,吴忠性夜以继日地学习,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凭着他的聪慧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硬是将本应学习三年的初中课程基本学完了。

虽然学完了初中课程,可他没有初中毕业证书。要参加高中考试没有这张文凭是不行的。于是他从一个熟悉的人家弄到一张名叫吴忠性的初中毕业证书,以后,这个名字便伴随他一生,再未改正过。

虽然读高中是吴忠性的希望,可由于家庭经济的困难,加之是否能够考上高中胸中无数,吴忠性当时想去安庆考职业中学安庆染织学校。因为这个学校不收学费,毕业后可能分配工作,并且考试的要求比普通中学低一些。那年暑假,吴忠性的伯父吴少农也在合肥,吴忠性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伯父,想听听他的意见。吴少农名吴显芬,号少农,曾为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毕业,陆军步兵上校,合肥县参议会第一届参议,是个很有身份地位的人。吴少农不赞成吴忠性去读职业中学的想法,说这个学校离家较远,每年寒暑假回家要花不少路费,不如就在合肥考安徽省第六中学。说这个学校全省是出名的,教师的学术水平高,进了这个学校可以学到一些科学知识,不妨试一试,考不取再说。伯父的话,吴忠性不能不听,也不敢不听。

高中考试的结果出乎吴忠性的意料,顺利考取了安徽第六中学。进校后,吴忠性发现这个学校使用的数理化课本全是外国的原版教材,实际只读了一年英语课的吴忠性感到十分困难。更何况,英语课教材使用的竟是沙士比亚的原着,属于文学类那种书。第一学年的学习,虽然吴忠性十分努力,但非常吃力,几乎跟不上。于是他利用寒暑假专门去补习英语,重点攻读英语语法。一个暑假之中,他就将厚厚的一本《英文典大全》学完了。暑假后回到学校,再学数理化就感觉不大费劲了。经过三年刻苦的学习,吴忠性不仅顺利地通过了全省统考,而且在本校成绩名列前矛。吴忠性后来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深情地说:这三年学习收获很大,我的基础就在这三年打下的。后来能在大学任教,与这三年学习是分不开的。

高中的三年学习,每年一二百元的高昂学杂费和生活费,要不是外祖父家的全力支持,是读不下去的。家中愈益困难的经济状况,使得年青的吴忠性深感家庭生活包袱和债务的沉重。高中毕业向何处去,又成了吴忠性面临的又一次艰难选择。考大学,家庭负担不起;想去谋个小学教师的职业,苦无门路。当时安徽社会上流行这么一副毕业即失业的对联:毕定是一条死路,业已无半点生机。在这种情景下,吴少农劝吴忠性去南京考公费学校,学得一技之长,将来好找工作,并借给他30元钱。在南京的一个多月中,吴忠性考了四个公费学校:中央政治学校金融系,军工专门学校机械修理专业,军医学校药物专业,中央测量学校制图专业。除了第一个学校未考取外,其他三校皆考中了。当时由于吴忠性年青不谙世情,加之家境困难,对考中的三校皆不愿去读,产生了与同学们在芜湖办补习学校搞钱的想法。又是伯父吴少农的劝阻,吴忠性才走进了中央测量学校的大门。这个学校一切都是公费,衣服是学校发的,每月还有10元的津贴。这10元中除了伙食费3元,零用钱2元外,还可余5元钱用于回家的路费和补贴家用。

虽然学校的待遇不差,但对学习制图这一行,吴忠性还是提不起兴趣。其他同学也多如此。进校时,制图班共收了36名同学,中途开小差的就走了18人,只有一半的人拿到毕业证书。尽管不情愿干这一行,可由于中学基础扎实,毕业时,吴忠性以全班前四名的成绩完成了三年的学习生活,也从此结束了他的读书生涯。

动荡岁月

1935年测量学校毕业后,吴忠性被分配到国民政府测量总局制图科清绘股工作,见习一年。1936年下半年被正式任命为三等测量佐测量员,月薪由见习时的20元增长为36元。正式工作不到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上海发生了激战,南京常遭到轰炸,于是国民政府测量总局在1937年8-9月间迁到湖南长沙,吴忠性所在的清绘股搬到武昌湖北测量局内办公。只身一人的吴忠性对时局非常关心,常常过江去汉口听范长江、郭沫若等名人的演讲,对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倍受鼓舞。在武汉不到半年,上海沦陷了,南京吃紧,吴忠性他们又顺长江过洞庭湖沿湘江迁到湖南湘乡。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逼近合肥。吴忠性的母亲带着儿媳和年仅4岁长孙吴邦杰走上逃难的路。他们由家乡长临河随同熟人步行二百多里到达九江,再由九江坐船到达武汉。通过武汉的熟人打电报给吴忠性,吴忠性由湘乡返回武汉接上母子三人,从此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猖狂进攻,在湘乡仅住半年时间,测量总局又迁广西桂林,再迁贵州贵阳。吴忠性所在的制图科迁到贵州平坝,一家人也随迁平坝,只有吴忠性一人当时被借调到桂林行营参谋处当绘图员。就是在桂林期间,吴忠性差点被日本飞机炸死。当时空袭警报响起时,吴忠性他们躲进了山洞,一颗炸弹恰巧落在他们躲藏的洞口,洞口被炸开,躲在洞口内的人也未能幸免,被炸死了许多人。庆幸是吴忠性侧身在两个装仪器的木箱之间,没被弹片伤着,逃过一劫。吴忠性的母亲杨素珍听闻此消息后,从此就吃素了。

当时的桂林,抗日气氛比重庆浓,有不少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名人集中在那儿,常常举办报告会和讲习班。吴忠性也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范长江主办的青年记者讲习班,学习三个月,并发了结业证书。除了范长江外,新华社的记者陆谊,陈农非等也给他们上了课,胡愈之、夏衍等人也给他们作过报告。吴忠性当时参加这个讲习班的动机,一是想借此多了解一些抗战形势;另一方面,如果万一失业,可与他们联系,另找一个职业。

到了1939年下半年,因家在贵州,无人照料,吴忠性请示回到测绘系统。正好有一个青年人愿与吴忠性对调,经领导同意,吴忠性离开桂林来到贵州平坝。在平坝期间,家中人口又增一人(1941年7月生了吴邦国),生活更加捉襟见肘。于是,吴忠性便在县里办了一个数理化外文补习班,招收了几名学生,利用业余时间给他们上课。这些学生都在吴忠性的家中包伙,增加一些收入,以补贴家用。

当时吴忠性的官阶已升为一等测量佐,担任地图审查员,负责制作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因担任主编,编辑计划、编绘规范、编图方法都是由吴忠性亲自起草制定。现在看来,编这种图并不难,可在当时,对于未学过编图的吴忠性来说,靠的是智慧、琢磨、勤奋。

在完成了几幅图的编绘任务后,吴忠性便于1941年秋,离开平坝,调到搬迁于贵州镇宁的中央测绘学校任教。

在母校任教的吴忠性主教绘图和画法几何,同时在外系兼教制图课。因镇宁当时只是一个小县城,数理化外文教师请不到,学校便要求专业教师兼教这些课,每兼两节课4元,一周四节课8元,这对于全靠吴忠性一人薪水生活的六口之家(1943年元月又生了吴邦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不久,学校再迁贵阳,吴忠性在贵阳的一家中学教学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因教学质量高且负责任,被学校一聘再聘。

1943年,日本侵略军打到贵州,贵阳吃紧,各机关学校纷纷向重庆逃走。测量学校也向重庆方向迁移,可是运输工具搞不到。这时学校发出号召,说现在时局很严重,可能一二日日本侵略军即到贵阳,有人愿意走的,年老年幼的学校可以用马车运送,行李由学校派公务员用板车拉,年青力壮和学生们步行。如不敢走的,可以在学校等车辆,但无把握。吴忠性考虑再三,怕走不掉全家被日本鬼子杀害,决定按学校第一方案走。三岁的邦国随其母坐马车走,年幼的邦胜由其妻背在身上步行,11岁的邦杰随学生队伍走,吴忠性随同拉行李的板车步行。走出城不到十几公里,马车夫不干了,要老幼全下车,他将车子和马带走了。吴忠性的母亲和二儿吴邦国坐在公路边。吴忠性只得将老母妻子安置在一位老乡家,只身向前追赶随学生们步行的大儿子吴邦杰,一直走到夜晚10点多,才将吴邦杰接了回来。当晚就住在老乡家。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走投无路,身心疲惫的吴忠性流下了悲伤的泪水。第二天,吴忠性雇了一辆板车拉到公路口,准备向平坝方向逃,再寻找机会回安徽老家。就在这时,遇到测量学校开来的汽车,装满了人,他们告诉吴忠性,现在形势有了缓和,日本侵略军到了独山就未再前进,叫他们就在路边等,见到下面来的汽车再走。吴忠性思忖,汽车司机不好说话,况且不是本校的汽车,未必肯带。于是他连夜雇了一个人拉行李,一家拉的拉、背的背,又回到学校。

一周后,全家终于去了重庆,在重庆棠溪见到中学时同学台建升,多亏他的帮助得以在他家落脚。

后来测量学校在重庆北碚附近的澄江镇找到办学的地方,吴忠性一家人又随校迁到澄江。因租不到房,住在公家的一个很脏的小楼上。这时家里又添了小五(吴邦复1945年6月出生),加之小镇上无课可兼,生活十分艰难。所幸在贵阳兼课的那个中学也到了重庆,补发了兼课费,才解了燃眉之急。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里,七口之家虽然仅有吴忠性一个人的月薪收入,可由于他那贤惠勤劳的妻子吴翠的精打细算或做小买卖,或挖地种菜,才使得一家勉强温饱而少饥寒。为了保证家中的顶梁柱吴忠性能有个好身体去工作、去兼课赚钱,吴翠在每天的中餐中总会设法做一碟可口些的菜摆放在丈夫跟前,这个菜他是很少让儿女们染指的。

在澄江镇住了一年多,到了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全国沸腾了,吴忠性说不出心中的喜悦。那时测量学校要开办本科班,师资不足,决定派他和另三位教师去英国学习。英国将他们分配至印度测量系统学习。当时的印度尚未独立,属英国殖民地。1945年11月,吴忠性一行四人,由昆明坐飞机过缅甸,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他们丢弃了破败不堪的旧衣服,整治了行装后才去印度测量局报到的。他们先去末里(即现在巴基斯坦首都附近)西北边区测量局实习,三个月后去了新德里,在新德里以北的德拉顿印度测量科学技术中心学习。通过学习考察,吴忠性感到印度的测量是严格的,精度很高,特别是大地测量有严密的控制网,地形测量既详细又精准。但手段还是老式的,利用航空摄影成图不多。主持的负责人都是英国人,作业员大多是印度人。吴忠性他们与两方面的人都相处甚欢,这为他们的学习带来了不少的方便。八个多月的刻苦学习和钻研,使得他们业务水平获得大幅度提高,取得了不少真经。回国后,吴忠性陆续在测量杂志上发表了数篇论文。

在印度学习考察期间,吴忠性不仅了解了印度测量法规和全印度的成图情况,也看到了他们对我国西藏、新疆地区所做的地图,将我国大片的国土画入他们的版图。有心的吴忠性买了许多地图和书籍带回国内。这就为他后来能用一周时间便绘出进军西南和西藏的地图打下了基础。这是后话。

回国后,吴忠性发现国民政府许多机关学校都迁回南京了,可测量学校在南京的校址被日本飞机炸平了,不得已,才于1946年暂迁到原来国民党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的校址。1947年又迁移到江苏苏州。在路过芜湖时,吴忠性带领全家回到故乡长临河,前后住了一个月时间。到了苏州,吴忠性已升任测量学校制图科科主任兼主任教官,官价升到二等测量正。六家畈吴兴一村此时正修家谱,谱中完整地记录了他的官价。

没有后台,从不吹牛、拍马的吴忠性,36岁便升任中央测量学校制图科主任之职,其升迁的速度是快的,也是不多见的。吴忠性在总结自己升迁的原因时说:与之同期毕业的18人,因为工作待遇低,走掉了大多数,只剩几个人还在从事制图专业,而吴忠性又是其中能力最强的。

制图科主任的职责主要是制定教学计划和增添教学设备等。虽然造了多次预算,也上下奔波了多次,可最终还是未添丁点设备。后来才知内幕:不是上级未批拨经费,而是学校当局将购买设备的钱挪作他用,有些进了他们的私囊。吴忠性闻知此事后大发牢骚,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却是他们的孝子,为他们赚钱。这样的事,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里,是不足为奇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地区,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呢!这期间,国民党中央举行党员总登记,不登记就不再承认为国民党员了。此时对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信任的吴忠性,拒绝填写登记表。这距他1939年上半年在桂林行营参谋处工作时集体加入国民党不过8年时间。

到了1948年下半年,淮海战役之后,国军一败涂地,学校当局想把学校直接迁往台湾,遭到许多教师的反对,并联名向国民党测量总局陈述不宜迁台的理由。这迫使学校当局暂打消了迁台的念头。到了1949年1月,学校当局制定了秘密迁台的方案,表面上说上级已经决定学校迁往广州。这样教师就不好反对了。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吴忠性加紧与家乡人联系,产生了回故里的念头。由于处在战时,兵荒马乱,行走不安全,只好待在苏州等解放。这时学校发来通知,如果不去广州,视为自动离校处理。当时物价飞涨,一旦失业,一家人如何生活?不得已,吴忠性挈妻将雏去了广州。不愿去台湾又无法回故乡的吴忠性多次去测量总局,请求在系统内安排一份工作。终于给他安排了一个重庆制图厂科长的职务。这样,吴忠性全家又于1949年8月间随他去了重庆。当时吴家又添了大女儿吴慧中,还未满月,途经广西、贵州,沿途土匪很多,路上十分危险,所幸未遭大难,顺利到达重庆。在重庆不到两个月时间,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向四川乐山转移。在召开的厂务会上讨论此事时,一向内敛的吴忠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说解放军已向四川进军,可能我们还未到乐山,他们就赶上来了,与其当俘虏,不若就地等着,再说解放军缺少测绘人员和仪器。同时他说,据广西柳州的同学来信,说他已接到南京方面的信,留在南京未走的测绘人员都有了工作。吴忠性的话,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制图科和印刷科都在重庆沙坪坝的乡下,印刷科的头头躲在城内,乡下两科的工作人员中就数吴忠性职务最高,吴忠性便动员科里的单身人员搬到印刷科厂里住,保护机器,以防被偷盗。

1949年11月底,国民政府测绘系统被接收,吴忠性从此走向了新的道路。

桃李芬芳

中共建政后,解放军组织接收人员学习,汇报思想情况。他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可以说,吴忠性是在既期盼又彷徨的心境下走进了新社会。

中共建政后,耳闻目睹的一切,吴忠性从此下定决心,要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技术贡献给人民,好好干一场。驻在测绘系统的军代表,经过调查研究,了解了吴忠性的表现和为人后,决定任命他为新成立的西南军区测绘分局制图科科长。当时共军正准备进军西藏,需要进藏的行军路线图,并限期完成。吴忠性领受了这个任务后,发动全体作业人员,采取歇人不歇工,夜以继日加速赶制。吴忠性坐镇办公室指挥,七天七夜不回家,不睡觉,终于如期完成任务,受到了上级的好评。接着,吴忠性又主持编绘了西南军区百万分之一挂图,图幅面积很大,也是在短期内制成。当时身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李达将军,还把吴忠性请到军区,当面讲解地图的构成等相关问题。

在那段特殊时期,不发工资,每月仅给一元的津贴。吴忠性一家全靠过去节省下来的几个钱勉强度日。年仅五岁的小五邦复不幸患上了肺炎,因无钱看病,无药可医而死去的。对此,吴忠性并无丝毫怨言,仍然埋头努力工作。1950年,由于部队负担过重,上级号召凡有家可归的可以将一部分家属送回故乡。吴忠性也是第一个响应号召,将母亲和大儿三子送回家。第二年发工资,吴忠性月薪80元,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才将其母和三子邦胜接回,已是青年的长子邦杰便留在江苏其舅舅处上学。

1951年,中国科学院组建测绘和地理研究所,有人推荐吴忠性去那工作,并上报政务院要军委抽调他。身受西南军区领导信任和重视的吴忠性还是谢绝了多少人向往的职位。不久,总参测绘局成立,局长亲自跑去重庆指名要调吴忠性去那工作,西南军区领导没有同意。当时,总参测绘局正准备编制全国五十万分之一陆海空军共用图,因调动不成,决定将这个任务的一半分配由西南军区来做。吴忠性坐飞机去北京领受了这个任务。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还未结束,西南军区测绘分局撤销,绝大部分国民政府留下来的测绘人员都转业到地方去了。吴忠性却留了下来,并指定由他挑选30名业务骨干去北京总参测绘局工作。在总参测绘局工作还不到一个月,一纸调令又让吴忠性去刚组建的沈阳解放军测绘学校工作,从此,吴忠性又走上了测绘教育的工作岗位。

在沈阳测绘学校,有一件事对吴忠性的影响很大。一次,总参测绘局聘请的苏联专家来沈阳检查教学工作,听了吴忠性的讲课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时候,我们的一切都学苏联,苏联专家的话那就是指示。因此,学校领导闻知苏联专家大加赞扬吴忠性,从此对他更是刮目相看。吴忠性在测绘学校(后为测绘学院)的良好声誉与这一堂课也不无关系。在沈阳只待了一年时间,学校又迁往北京,改名为测绘学院。吴忠性担任制图系制图教研室主任,主持全系各班的制图教育。由于领导的信任,加之又是专家权威,除了教课之外,还承担着繁重的任务:制定教育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的翻译编写,以及实验室的建设等,无不在吴忠性的确令下执行。挑选优秀毕业生留校也是由吴忠性推荐经领导批准后执行。

1953年以后,学校开始学习苏联的测绘教育,翻译苏联的教材,这对于一直沿用英美教学方式的吴忠性提出了挑战。他不仅要全面消化理解苏联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以便指导全系的教学工作,还得加深理解自己所教的制图学的课程内容。这迫使他学习了许多专着和专业参考书。短短几年的强化读书学习,使得吴忠性的学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也加深了对制图专业的认识:它不只是一门工艺技术,而是一种与多学科有联系的综合的独立学科。

由于中苏两党交恶,两国关系恶化,教学工作也由全面苏化到独立自主。大概在1960年左右,开始自编教材,教学计划等也随之有了改变。吴忠性动手编写《数学制图学》一书,有五六十万字,用了很多班级,外校同专业的纷纷索取,直到现在,这本书还在流传,为人借鉴。1959年吴忠性与曾世英、陈述彭合着《中国科学十年地图制图学》一书;为国家大地图集写了一本《地图投影的选择和设计》一书;历次制图专业委员会的学术活动以及论文主编出版(有三四本之多)也都是吴忠性亲自操刀。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和频繁的学术活动之外,吴忠性在社会上还担任许多职务,如担任国家大地图集编委,中国测绘学会常务理事,测绘学报副主编等。由于他的勤奋和显着的成就,曾荣获三等功两次,总参系统先进工作者一次。1954年首次评定学衔时,吴忠性被评为高教四级副教授,1962年升为正教授。并于1960年加入了中共,同年入伍参军,成为共军的一员。

从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的这十七年时间里,正是吴忠性年富力强的壮年时期,也是他出产教学教研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他培育了成千上万的制图学有用之才、精英之才,可谓桃李芬芳,硕果满园。

文革磨难

中共建政后,虽然历次政治运动,对于吴忠性来说,都是波澜不惊,顺利过关,或者说都没有触及,可文化大革命不一样,对于这位从民国时期过来的人,伤痛的何止是皮肉?他遭受了那个时代许多人都难逃的练狱、磨难。

自1966年5月起,中共最权威的报刊上,陆续刊登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的文章,火药味十足,超出了正常的评论文章风格。此时的吴忠性,认为这是文化艺术界的事,与己无关。后来形势直转,予头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大破四旧,横扫封、资、修,来势凶猛,开会也不要吴忠性参加了。此时的吴忠性预感到不祥的来临。果不其然,总参测绘学院第一张大字报点名批判的就是吴忠性。说他在学术界担任那么多的职务,发了那么多的文章,他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什么!接着,对吴忠性所写的书、文章,教学笔记等,逐章逐句审查,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词句,然后加上修正主义或对抗毛主席的话的帽子,既不许你反驳,也不容你申辩。不仅大礼堂、办公室贴满了大字报,而且数次抄家,翻箱倒柜,寻找新的罪证。不久,上面又派来工作组,进驻测绘学院。经工作组研究,确定五个要打倒和重点批判的对象。这五个人,一个是吴忠性,一个政治部主任,两个系政委,一个讲师。从此大会小会批斗,并勒令强迫劳动,不许与任何人接触,无需任何机关批准,吴忠性便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了。

当时的测绘学院成立了两个造反组织,一个叫革命造反团,一个叫红总。这些年青气盛的造反派组织,在一些别有用心的成年人怂恿下,更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革命造反团两次将吴忠性等被专政的对象采取大会批斗,拳脚相加之后,再集中关押起来,写检查交代问题。这时社会上的红卫兵又冲进测绘学院,将一些被专政对象的父母,不论他们是否地主资本家出身,统统拉到大操场台子上批斗,其中就包括吴忠性70多岁的老母亲。一生吃斋念佛,胆小怕事的老人何曾见过这场面,何曾如此颜面扫地,加之她唯一心爱的儿子不断地遭受折磨,封门抄家,平静安逸的生活不再,老人一病不起,不到两年便含悲离开了人世。性情耿直的吴忠性没有请一个外人帮忙,一家人齐力便将老人草草落葬了。在那父子相左,夫妻都可相叛的特殊年代,身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吴忠性,又能依靠谁,又能求得谁来同情呢?

后来运动的重点集中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吴忠性只是个教研室的主任,不是当权派,暂被放在一边。但是制图系的个别对吴忠性持有成见的干部和教师,将吴忠性的档案打开,与革命造反团联合起来,欲在他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其实吴忠性的历史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加入中共时早已审查清楚,没有什么问题。这些人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每次对他都是拳打脚踢,双手反背,每日三次,前后持续了三个月之久。最为厉害的是有一次打了他一个下午,肋骨被打断一根,眼睛差点被打瞎,浑身鲜血。这些人采取逼供信,污辱人格、伤及皮肉的恶毒手法,其目的只有一条,就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骨干分子,好定性吴忠性为历史反革命,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彻底打败他,再不可能主持全系的教学工作了。

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那个阶段,虽然不再武斗了,但采用更为卑劣的欺骗和恐吓的手段,采取精神折磨的方法,以使他很难活下去。他们搞一些假材料,说是从国民党的档案中查出来的,并且还有人证,即使你想赖也赖不掉,不承认也可以立案。这个办法也未达到目的,他们就常常夜间提审吴忠性,恐吓他明天就要召开万人大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再不交代,明天就会坐牢。面对他们的各种手段和伎俩,吴忠性采取的对策是,没有的事绝不承认,和他们软磨不硬抗,让他们无可奈何。当时,吴忠性也想到可能被整死,但他绝不自杀。因为他清楚,如果自杀,家人将受到牵连,畏罪自杀的罪名一家人背不起;如果被整死,家人还可以为他申诉,还有冤情澄清希望的一天。其实,吴忠性饱受磨难而没有自杀的另一关键因素,是他贤德妻子吴翠的耐心劝导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关心。在一个人身处危境之际,家人的关心和鼓励是至关重要的。在吴忠性这个九口之家中(1953年、1955年又分别生了二女儿慧珍、三女儿慧文),虽然吴忠性是一家之主,可是在这个大家庭中,真正在精神上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妻子吴翠。虽然她大字不识几个,可是这个从安徽农村走出的村姑,却有着一般女人少有的识见和坚强,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难之际,正是她的坚强和韧劲,支撑着几近崩溃的丈夫,护佑着高龄的婆婆和年小的几个儿女。

这种被批斗、被关押、被折磨的日子直到1969年被送到总参五七干校劳动才告结束。

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三年后,1971年吴忠性又被叫回总参测绘学校继续任教。恢复了工作的吴忠性,又积极地投身到教学工作中去,编写了一本三年制的《地图投影教材》,直到现在仍还在使用。担负一个高级班的教学工作,学生们评价很高,听了他课的学校教研室的领导也充分肯定他的教学较以前大有提高。

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激烈的岁月里,受到那么大冲击的吴忠性在恢复工作后,也从未表现出愤愤不平,也从未产生怨言,甚至自贱地认为像他这样从民国过来的人,被批斗是不可避免的,未被弄死或致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尽管他在之后的批林批孔、反击左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不发一言,以求自保,免得引火烧身,但仍然改变不了被歧视,受打击的境地。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学院中那些自视为根红苗正的领导,仍然瞧不起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从国民政府中过来的人。在大会小会上批评他们是臭老九,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吴忠性一气之下,主动要求退休,1977年初,这位高校三级教授应享受副军职待遇的人,仅以团职身份回到了江苏常熟大儿子身边定居。

2015-08-23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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