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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那一天
五月四日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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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星期日。


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昙”——浓云密布。柳絮在天空中飞舞。胡同里的香椿树悄悄地绿了,洋槐花已开始绽放。


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议决行动时间为5月4日下午1时。但后来有不少人回忆说,示威活动,实际上从早上就开始了。但更多的回忆材料都说,天安门前的示威活动,是从下午才开始。上午9时,各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讨论下午的游行路线,决定从天安门出中华门,先到东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陈述青岛必须归还中国的意见,促请他们电告各国政府。然后转入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将旗帜投入曹宅,以表达愤怒。傅斯年被推举为行动委员会主席,由他正式宣布,下午1时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前往东交民巷进行和平的示威抗议。


但参加者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团体,傅斯年并不完全掌握他们的情况。事实上,他们当中不少人已下了决心,必要时以暴力进行抗议。


下午1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愈来愈多的学生,而且不断有学生队伍开来加入,北大学生在上午10时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二院大讲堂前集合,按班级排队,约一千人(几乎占了北大全校学生的一半),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教育部派了官员到北大,希望阻止学生外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


蔡氏神色凝重地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他说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来。


易克嶷挺身而出,向蔡校长说明学生们上街游行的理由,请校长不要阻拦。队伍中响起了一片嘘声,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氏半请半推地拥走。其实蔡氏也只是尽校长的本分,做做样子而已,并非认真阻拦学生。他后来自述其态度是“不去阻止他们了”。 于是,队伍立即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了。


学生们沿着北池子向天安门广场前进,队伍高揭起谢绍敏那件写着“还我青岛”血字的衣服开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笼罩现场。走在前面的同学举着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后面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路人派发传单。市民夹道欢迎,鼓掌助威。


由于出校时耽搁了一会儿,北大成了最后一支到达广场的学生队伍。这时,广场上已人如潮涌,各式各样的旗帜迎风飘扬。太阳从云层后透露出来,有如苍天之眼,俯瞰着这动荡不安的大地。人们一看到北大队伍到达,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把广场的气氛推到了沸点。


北京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赶到了广场,劝学生立即散去。学生们以嘘声作为回答。教育部的官员告诉学生,他们无法通过使馆区,建议学生返回学校,改推代表向政府和各国公使馆交涉。李长泰说:“有话尽对我说,不必如此招摇。”学生们叫嚷:我们不信任当官的人!


学生代表向前对李长泰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现场学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纷纷催促启程。李长泰取下眼镜,认真读了传单,嘱咐学生们:“那么,任凭你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说完,跳上汽车,绝尘而去。


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三名总代表,因为要准备一些文件,1时10分才赶到广场。学生们随即整队出发,在傅斯年带领下,打着两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前进。游行队伍整齐,气氛严肃,受到狂热气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


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漫天尘土。学生在风中用力举着旗帜,继续前行。在东交民巷口,他们被巡捕拦住,不准通行。这时学生们还是相当克制,相当守秩序,他们派罗家伦、江绍原二人为代表(另一说为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君武四人),到美国公使馆递交说帖。


当天美国公使去了西山休息,由参赞出来接见学生,他接了说帖,讲了些同情的话。学生们又转去其他国家的使馆,递交说帖。但因为是星期天,大部分公使都不在。后来有人感叹,如果学生们得到各国公使的接见,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意见,也许就不会发生火烧赵家楼的事件了。就游行组织者而言,确实如此,但就少数激进学生而言,他们是揣着火柴而来,赵家楼是非烧不可的。


因沿途受到巡捕的阻拦,成了学生情绪愤激的发酵剂。但他们并不打算在使馆区闹事,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也有人高喊:“到卖国贼的家去!”“我们去除国贼吧!”声浪此起彼伏,一呼百应。傅斯年劝大家冷静,但没有人能够冷静下来,傅斯年只好扛起大旗,领着队伍离开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往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去了。



五四游行的13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概览图


4月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在天津逗留了一段时间,住在曹汝霖的私邸里,陆宗舆又专程赴津与他会面,4月30日,章氏到了北京。他在这敏感时刻回国,引起诸多猜测,有人说他即将取代陆征祥担任巴黎和会的中国首席代表,也有人说他准备接替曹汝霖出任外交总长。


5月4日这天,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午宴为章氏洗尘,内阁总理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等人作陪。觥筹交错间,忽闻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聚集,指巴黎和会失败,攻击曹、章、陆诸位,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回家。


曹汝霖对学生的抗议,并不在意,认为小泥鳅翻不起大浪。据曹汝霖回忆,当时徐世昌对钱能训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钱能训即用电话向吴炳湘传达总统指示。


过了一会儿,钱能训又电问吴炳湘:“现在怎样了?”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增加到约有二千人了。


又等了一会儿,钱氏又电问吴总监:“解散了没有?”


吴氏回答:“人多嘴杂,颇不易为,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


钱氏说:“请你多偏劳。”


不久,吴炳湘来电话说,他正在劝说解散之时,卫戍司令段芝贵忽然要出兵弹压。“如果段芝贵出兵,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


钱氏随即打电话给段芝贵:“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吴总监去办,请你不必过问。”不久,段芝贵来电话说,照吴总监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吴炳湘也来电话说:“段芝贵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


钱能训只好两面协调,一面劝吴总监妥速解散学生,一面劝段司令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段芝贵则说,照吴总监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麻烦。双方各执一词,争辩不已。


据许多亲历者的回忆,在学生游行时,警察的态度还算温和,而曹汝霖也证实,当时执勤警察奉了对学生要“文明对待”的命令,所以连警棍都没带。但段芝贵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乃皖系军阀的首领之一。这些军人虽然没有收复山东权益的本事,但镇压学生的本事还是有的。幸亏徐世昌头脑还算清醒,不允许军队介入。


公府的酒席散了以后,章宗祥没有回家,而是随着曹汝霖去了曹府。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闯进来”。赵家楼离外交部很近,东起北总布胡同,西至宝珠子胡同,南邻小羊宜宾胡同,据说是明代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故居。


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与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也赶到赵家楼。丁氏告诉曹氏:学生已往使馆去了,似无来本宅之意。且庭外已有警察,即使来时亦能充分保护,勒令解散。于是,他们都放心安坐,饮茶聊天。其实,这时学生的队伍正往赵家楼开来。


没过多久,街上渐渐传来人群的呼喊声,由远而近,由弱而强,滚滚而来,大有怒潮排壑之势。曹氏诸人才意识到大事不妙,匆匆关门闭户,不敢做声。这时,数以千计的学生已从南小街涌入大羊宜宾胡同,开始他们误认了另一座大院是曹府,纷纷把白旗扔到瓦面上,一名警察走来提醒学生,离此不远的那座有宽敞大绿门的才是真正的曹府。学生们经警察指点,蜂拥到曹府前。


许德珩说保护赵家楼的军警有数百人,曹汝霖没说有军人,只说有三四十名徒手的警察;而罗家伦却说在曹府“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也没提及有军人;北大学生范云所看到的情况是:“曹家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外站着四个拿枪的警察。”


北京工专学生尹明德说,军警是在曹府大门内:“曹宅早有准备,前后门都紧闭,内有一百多名军警保卫。”他看到的军警是有武器的,但对学生“也不敢干涉制止,持枪直立,呆若木偶”;另有时人所编《五四》一书则说“(曹汝霖)卒于3时顷偕章宗祥同归赵家楼私宅,并嘱吴炳湘派警察二百名至其家保护”,但警察对学生“皆束手不理”。


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警察对学生颇为同情,对阻拦学生不太卖力。如果换了是小段的北洋军队,岂容你几个学生娃“说服教育”、“包围缴械”?早已机关枪伺候、刺刀见红了。几年后的“三·一八”,在执政府门前,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警察一时间想不出阻挡学生的办法,只好用石块堵塞曹府大门。“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旗一簇一簇在墙外出现。”曹汝霖所述现场气氛,紧张刺激,有如电影一样,“父亲嘱咐我躲避,但我家房子的建筑是一排平列的西式房,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朝我父亲飞掷过来。幸亏丫环用身子一挡,打中了她的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打中我的病父,就不堪设想了。我赶紧扶我父亲进屋。我于仓猝间,避入一间小屋(箱子间)。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


学生们开始冲击大门,但没冲开,正准备离去,忽然有五名学生爬上围墙,打烂了一扇窗户,钻进院里。这完全出乎总指挥傅斯年的预计,激进学生们预谋的“大暴动”,终于把火药点燃了。示威活动开始失控。


这五名学生的英勇行为,遂成了五四运动由和平示威,演变为暴力示威的转捩点。而这五名学生的身份,也一直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综合各家说法,他们有可能是:北大理学院的蔡镇瀛、北高师学生匡日休(互生)、傅斯年的弟弟傅斯岩、易克嶷、江绍原、高等工业学校一姓水的学生等人。


当他们从破毁的窗户“滚入曹汝霖的住宅”后,看见院内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已被外面的呼声鼓掌声震骇,并且受了跳进去的同学的勇猛的感动,已丧失了用武的胆量和能力,只得取下上好的利刀,退出装好的子弹,让继续跳进去的五个同学从内面把那紧闭重锁的后门打开!后门打开之后,如鲫如鳞的群众就一拥而入”。


取下刺刀、退出子弹这些细节,是否确有其事,还是一种文学描写,殊难判断。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说法,即他们不是从前门,而是从后门进入曹府的。学生们到处搜查曹汝霖不获,遂捣毁了许多家具和瓷器以泄愤。


据范云说:“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喊着‘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 但更多人的说法是,纵火者是匡日休,而且是有备而来的。北大学生萧劳说:“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 如果他没看错,那纵火者的煤油是从外面带进来的。


罗家伦在曹宅内也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


当匡日休准备放火烧屋时,北大学生段锡朋大惊失色,连忙跑来阻止:“我负不了责任!”匡日休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说完,顺手就把寝室内的蚊帐扯下来,划火点燃了。


火光和黑烟顿时冲天而起。曹汝霖半身不遂的父亲、妻妾和佣人,纷纷夺门而逃。学生们没有为难他们,都让他们走了。章宗祥听见着火,被迫从锅炉房逃出,却被学生逮住,见他西装革履,以为是曹汝霖,便围上来用砖头、铁棍痛打一顿。中江丑吉拼命护着他,也被学生们打得七荤八素。


打过章宗祥后,学生们因怕出人命事情闹大了,都跑出门,四散而去。罗家伦、傅斯年、匡日休等学生领袖,夹在人群中跑出曹府。这时救火车和水夫都赶来了,忙着扑灭大火;大批宪兵和游缉队也赶来了,警察吹起了凄厉的警笛。到处是尖叫声、杂沓的脚步声、憧憧的身影,烟雾弥漫的胡同,在夕阳中混乱不堪。


一位记者被这种惊心动魄的群众场面震撼了,他写道:“吾人骤闻是种消息,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 这位敏感的记者,已经嗅到“革命”的火药味了。由于发生闯私宅、纵火与殴打官员一连串事件,事态迅速恶化,原本对学生态度友好的警察,也不得不采取镇压行动了。


军警旋即在东交民巷宣布戒严,在赵家楼也开始捕人了。走在后面的易克嶷、许德珩、江绍原、杨振声等32名学生被抓,军警把他们两人一组捆绑起来,用板车押往步军统领衙门。易克嶷沿途大呼:“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吴炳湘也赶到赵家楼,亲自向曹汝霖道歉,并把他们全家护送到六国饭店。曹府的火被扑灭了,但东院一排西式房已烧成瓦砾,只剩下门房及西院一小部分中式建筑尚存。章宗祥身受数十处伤,脑部受到震荡,然并无生命危险。


摘自《重返五四现场》

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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