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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百年困惑——民主与素质
杨恒均:百年困惑——民主与素质
杨恒均     阅读传统中文版

嫉恶如仇 从善如流
杨恒均微信号:yanghengju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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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恒均


对于民主不适合中国,或者中国不适合民主,又或者那些“民主缓行论”者来说,有几个命题是常常拿来说事的,例如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家太大,民众太穷,经济还不够发达,民众素质太低等等,这其中尤以“民众素质太低论”最为顽固,可以说已经困扰中国百年之久了。


虽然我写过多篇文章讨论这个“民主与素质”,再多说也不会有什么新意思,可是到京城走了一圈,接触到体制内外无数英雄豪杰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多说几句。


首先我想说的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可以这样说,一个民主国家民众的公民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然而,它们的民主却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国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说到根子上,还是国民素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其次我要问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与这个国家是否需要民主的关系。上面一节说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民众素质决定民主的质量,那么在一个尚未民主的国家里,民众的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又如何呢?前后两个问题有天壤之别,可“素质决定论者”正是以第一节的现实来推断出了“低素质的民众不适合民主”的结论。而且,很多人竟然没有看出逻辑的混乱。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没有人会反对民众的素质决定民主国家的质量,也不会有人反对素质越高的国民越有可能把不民主的国家带进民主,当然,“民主需要高素质的国民”就更是接近真理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培养出来,还是在不民主的国家里培养出来的?


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了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不完善的“坏民主”能培养出适合民主的公民素质?还是完美的不民主制度(例如专制)才可以培养出适合民主的民众?


“素质决定论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230年前的美国移民的素质,以及百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的素质比现在的中国人高?中国当今国民的民主素质比1945年以及100年前高多少?


再次,我想说的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你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不但可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进入民主,也能决定进入民主后的质量。可是,绝对不能用民众的素质来阻挡民主的到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纪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认识不到这点,我们会陷入绝望,我们会抓狂。“民主与素质”折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了,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几乎都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误区。就拿让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胡适,在制度与素质上,也提出了“百年树人”的主张。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不得不跑到美国去“树人”,这种树人的方法,可能一千年也不够吧。但如果胡适更客观一点,就应该知道,他当时所在的美国,对包括中国人的在内的有色人种的歧视,是远远背离“民主素质”的。有丰富历史知识的胡适也一定知道,美国民主制度成立的时候,国民中的绝大多数——妇女,没有财产的白人,印第安人与黑人根本没有投票权,不参与任何民主活动,因为他们的素质太低了,黑人就更是奴隶。但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了民众以及统治者的民主素质。


再拿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地区)来说,有部分中国人一看到人家那里出了问题,就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质论”,他们却不知道,民众的民主素质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补补一路走来,不断提高的。一个陈水扁因贪污而倒下,更多的台湾公民在觉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罗斯至今还是“苏联”,俄国人的民主素质比现在能高多少?北朝鲜、古巴与越南等国家,什么时候会培养出拥有民主素质的国人?他们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吗?


民主制度就是培养国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而其中最“邪恶”的正是美国,它竟然在民主建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低到还有“奴隶”,当然,如今,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可以当总统了。试问,美国有可能先实行和谐的专制制度,然后等到“黑人与妇女、没钱人”的素质都高了,再实行民主?


最后一点,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民主国家是培养民主素质的地方,但并不是说专制国家里就不能产生有民主素质的公民。实际上,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对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却也因此让我们陷入了“鸡和蛋”的悖论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与素质的关系,没有民主社会,哪里有那么多民主素质的人?可没有民主素质的人,又如何建立起民主社会?这有点像鸡和蛋的关系,没有鸡,哪里会有蛋?没有蛋,哪里会有鸡?陷入这种关系而无法自拔,让很多人在说到“民主与素质”时,都好像是在瞎扯“蛋”。


这种境况,让那些在不民主环境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难很大,民众不理解,更不听从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实际遭遇印证了统治者说的“民众素质太低”……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连中国的民主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同样遇到过。当他们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精英的无能,只能陷入了弱势民众的“素质论”,把中国搞民主不成功归咎到民众素质太低,要先树人才谈制度建设……


那么,如何打破百年来困扰我们的“民主与素质”的鸡与蛋的悖论?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重要的内容就是进一步认清什么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质!我发现那些抱怨民众素质不高的朋友,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严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观点。如果加上他们过低估计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难度与艰险,遇到挫折往往就会打退堂鼓,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民主的启蒙者,可恰恰是他对民主制度也有认识不足的地方,他从一战后的欧洲回来后,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难怪,如果说近百年前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与中国大陆同样残破不堪的话,今天,两种制度在这两块大陆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们比梁启超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问题是,我们能够创造未来吗?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形,民主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杨恒均 2010/11/21 《论民主系列》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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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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