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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中国两种苏维埃传统之抉剔
李伯勇:中国两种苏维埃传统之抉剔
燕南园爱思想 李伯勇     阅读传统中文版

一道历史的窗口


20世纪30年代,以苏俄为师,中国大地涌动苏维埃革命热潮,好些地方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南方的如闽粤赣,以瑞金的中央苏维埃为中心,姑且叫瑞记苏维埃,北方的如陕甘宁,以陕北的苏维埃为中心,姑且叫陕记苏维埃。瑞记陕记苏维埃,从其共名就可以知道,都是来自列宁渠道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与俄国集权式文化传统融会成列宁主义,被中国革命者欣然接受。革命就是改天换地,需要集权,阶级斗争也只有在集权下才不致引火烧身,而引火烧别人(敌对的阶级和敌对的个人及势力),阶级斗争(山头派别斗争)又成为权力上位再上位的利器。这又与皇权殊途同归。

由于年龄上的隔代,时代语境的变化,知识视野的不同,我辈对中国苏维埃基本行为特征的准确表述,比不上“局中人”即亲历者和见证者——后来某种程度的反思者,近年出版的一些如陈独秀、瞿秋白等曾在苏维埃中央高层生活过的人士(包括如李德等外国人士)的着述,都表述得比较清楚。何况现在的主流媒体也把反传统文化、暴力特征的苏维埃革命传统抽象化为“共产主义信仰”或“理想信仰”,其“理想信仰”的内涵由变化了(弃暴力和重接传统文化)的现实意识形态所逐渐填充。

蔡孝乾的《中共苏区高层的性关系》(百度博客2014/12/26)因涉及这一话题又引起了我的兴趣。

蔡孝乾(1908年-1982年10月),曾化名蔡乾,出生于台湾彰化厅燕雾上堡(今彰化县花坛乡),为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曾随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台湾被蒋介石当局逮捕入狱后变节,加入中国国民党,1956年官拜国军少将。我不因其人是中共叛徒而废其言;我也无意跟蔡文所写苏区高层性关系所引发的个人恩爱情仇话题接茬;我所在意的,倒是蔡文无意记录的瑞记陕记苏维埃的某些相同和不同的思想行为特征。比如蔡文说,陕北苏区是由陕北共产党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开创起来的,他们“执行着列宁主义的暴动政策”。这是相同的一面;“但他们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多少还带着中国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观念,所以他们所领导控制的陕北苏区,在婚姻关系上和男女关系上就没有发生过剧变。”这是不同的一面。

当然,蔡文并不具揭示中国苏维埃基本行为特征的思路,而只是显示了“高层性关系”这一角度或叫这一窗口。在我看来,蔡文无意显现了瑞陕苏区同中有异的思想行为传统——瑞记陕记苏维埃的革命传统有不同的文化和精神底色。从而蔡文倒展现了窥视陕记苏维埃传统一道历史的窗口。

之所以说蔡文无意,因为它只着眼于苏区高层性关系,它所叙写的瑞记苏区高层性关系的多个(类)典型事例,其实在陕记苏区高层是没有的,或者说不是普遍发生的。这等于说,陕记苏区高层对性关系在口头和行动上是持谨慎的态度,或者说陕记苏区高层能自我规约,其规约不是来自革命律令,倒是来自本土的农民文化心理,所控制的陕北保持着家庭(农村家庭)稳定的语境,苏维埃便在陕北扎下了根。而瑞记苏区(中央)的红军到达陕北,那表现着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和基于性苟合(不同于一般理解的自由恋爱)的男女关系又在陕记苏区重演,“影响所及,原来淳朴的陕北农村家庭生活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换言之,这一后果恰恰反证了陕记苏维埃不存在而且反感并反对“自由婚姻”而带来的“乱性”,瑞记苏维埃高层是不在意或无视所在地民众婚姻背后的农民文化心理的。

蔡文有具体的指涉——

一九三六年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科长高朗亭在一次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笔者时任该部部长)召集的红军家属工作会议上激昂感慨地说:自从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之后,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为中央红军老干部的结婚高潮;二为陕北红军家属的离婚高潮。高朗亭率真地说:中央红军到了陕北苏区什么都好,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婚姻法最不好——中央红军带来的“离婚高潮”最不好。

应该说,高朗亭的看法既代表了陕记苏维埃高层,也代表了富有农耕传统的陕地民众的意愿。蔡氏虽不是瑞记苏区高层,可是与其高层多有接触,到了陕北进入了中央高层,对苏区高层和底层(参加革命的一般人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耳熟能详,不过他所叙写的重点仍是苏区高层的性关系即性苟合,因而,它所记录的苏维埃思想行为特征有其片面性,却在原生态意义上真实地展示了背离农民文化心理的思想特征,同时,另一种中国苏维埃——另一种以农民文化心理为支撑的苏维埃传统就此显现。

我们并不清楚蔡文的具体写作时间,但用此标题是吸引眼球的,这是有意暴丑,也反映蔡氏对这一问题耿耿于怀的精神纠结。蔡文记录了瑞记陕记苏维埃在两性关系上不相同的价值取向,也就无意地显现了瑞陕苏维埃不同的思想传统。而在我们数十年覆盖式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其实都是瑞记苏维埃传统占主导,甚至以瑞记苏维埃传统为唯一的革命正宗。问题倒不在宣传什么(比如鼓动农民投身革命战争,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力),而是伴随着宣传,背地里延续并流行什么——背地里流行的恰恰与所宣传的相悖,也就是某种隐性传统与公示的传统相伴随行,一直在场——既在执政党高层,也在干部们的私下生活中。我们的话题也就从这个“窗口”进入。

隐性传统:瑞记苏维埃“自由婚姻”


蔡文把“观念”和“经济解放”视为瑞记苏维埃高层“性苟合”的原因,也就是“性的解放”和“苏区的妇女和男子一样分得土地”——妇女在经济上就独立了,于是性的解放(争自由)“水到渠成”。蔡文还从瑞记苏维埃以及在陕记苏维埃所在地延安推行的“自由婚姻”,在制度上归结于有苏联烙印的“共产主义的婚姻观念”, 其《婚姻条例》(1931)《婚姻法》(1934)是苏联《新婚姻法》翻版,在当时瑞记苏维埃的现实生活中,以苏共为领导的共产国际带来“一杯水主义”的婚姻观念(早期俄国左派共产主义者柯仑泰女士曾担任共产国际妇女部书记,主张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巨大影响(中国许多革命家通过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革命思想)。

这里,我用“自由婚姻”这一中性名词代替蔡文所指涉的苏区高层紊乱的性关系,代替“性苟合”一词(本文后面所提及的“性苟合”已超出“自由婚姻”的幅度之外)。

考虑到柯仑泰的共产国际高级干部的身份和当时瑞记苏维埃的实际生活,“自由婚姻”的普泛化当分两个层次,一是给苏维埃高层的影响,这些高层人士大多数有着知识人的背景,何况依赖苏联、向苏联一边倒是不二选择,较快接受了像柯仑泰这种人物所传导的的革命(性解放)信息,“一杯水主义”正中下怀,革命在宣传上是利他利群的,其实也应该是利己利私(以“宣传”掩盖谋私)的,满足性的欲望是最基本也是最愉悦的,而且简单易行,不需要高深的文化和理论;二是这些高层不仅颁布苏维埃婚姻制度,而且他们自身身体力行,下属和底层也就纷纷效法,才造成“‘守规矩’的红军家属能有几个”的局面。因而,对于瑞记苏维埃自由婚姻的泛滥,归咎于柯仑泰(共产国际)有失公允。

这里,瑞记苏维埃高层的精神背景中的“中国情境”应该得到正视(蔡文这方面是个缺失)。就是说,这些处在高层地位的革命者身上,已流淌着1919五四反帝反封建反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热血。

我辈是从自己的认知背景来看“苏区高层的性关系”的。从生活环境时代背景,不妨对蔡文所言的“性关系”跳过其人际关系的纠结做出解释,在瑞记苏维埃即中央苏区,高层的性关系比较紊乱,在人性原由上,参加革命的高层多是年轻的知识人,“里比多”较旺,需要释放,“里比多释放”也构成革命的原动力之一;在时代背景上,有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运动的洗礼,加上他们接受来自苏俄的马列主义,走上“砸烂旧礼教旧锁链”武装斗争的最前线,他们否定传统文化,自然否定有约束力的婚姻,在“革命”的名义下,没有背德的精神压力,革命就是征服,性征服应该是有机之一环,即人性恶的一面可能得到扬厉;在具体的战争环境中,随时都有离散和丧命的可能,“过一把瘾”的思想是自然的;加上以苏共为领导的共产国际(上面提到的柯仑泰)的影响,在瑞记苏维埃,“自由婚姻”也就遍地开花。

“一杯水主义”的自由婚姻在瑞记苏维埃泛滥,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这是不用杜撰的事实。其实如此自由婚姻也是“为了目的(革命)而不择手段”的一种利己的运用。因而可视为瑞记苏维埃的思想行为基因,由此诱发某种苏维埃传统的成型。最革命的行为有可能涵养最腐朽的传统;高层(干部)容忍,高层(干部)推动,瑞记苏维埃“隐性传统”得以形成。

隐性,与显性相比较而言,自由婚姻为其代表性征候,尽管它在瑞记苏维埃辖区大量存在,却在其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不见其行踪,属于可做而不必说或不可说;再就是由于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格序,等级分明,纪律严格,等级越高越封闭越神秘,讳莫如深,高层也就保持着较大的行动自由,他们的“自由婚姻”可以是如火如荼,如入无人之境,却只为小范围少许人所知,一般的士兵和农民更不知道。但“自由婚姻”不是一次数次可以了结,艳遇经常有,“自由婚姻”也就频频发生,作为一种闲谈(性的话题总是引人关注)不可避免地流向社会,传到社会末端,苏维埃高层具体的某某可以省略,可大家会感觉这是一股见怪不怪的作风、风气、风俗的蔓延,一种“传统”已然现身。

随着革命步入正轨,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理论化,“作风败坏”成了某些低级别干部“腐败”的标签,但毫不影响领导高层一直践行的“自由婚姻”。这种隐性的“传统”也就保留下来了。

“传统”的词义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借用李泽厚的话,“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后面所引李泽厚的话皆出于此书)当瑞记苏维埃的“自由婚姻”又在成为革命大本营的陕北“重演”,并造成对当地强烈的冲击,即蔡文说的“两个高潮”,作为瑞记苏维埃这一“风气”,经长距离的时空流转,更成了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传统”。

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或面临政治经济的新局,始于瑞记苏维埃基于自由婚姻的隐性传统却完好如初、无声无息地存留,而且在一波又一波新的局面下泛滥。上面我们已经说到了第一波瑞记苏维埃、第二波陕记苏维埃和延安(中央所在地)的自由婚姻潮,共和国成立的1950年代地方干部的离婚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级干部的换妻潮、情人潮,都可视为瑞记苏维埃这一隐性传统的继续发酵。

因而可以说,瑞记苏维埃自由婚姻成了许多执政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真正传统,但它始终是隐性的存在。

隐性传统巍然成圣


基于内部外部的原因,瑞记苏维埃战略转退移到陕北。我们不妨设想,如果一直持守在瑞金,如此自由婚姻会不会像陕记苏维埃招来革命队伍内部激愤的指责?瑞记苏维埃高层有过“战略失误”“领导失策”的相互指责和争论,后来被登上延安头把椅子的毛泽东(他也是瑞记苏维埃高层之一)归结为“错误路线的统治”,为此他数十年生涯里以自己划线,“唯我正确”,把别人归于“反动路线”和“反党集团”。他离开瑞金后他再也没有重返瑞金,当然他也不看重当年瑞记苏维埃的革命史(当时他不是最高领导,而后来的相关宣传却放大地强调他在瑞记苏维埃的作用)。尽管在他生前和身后,党史理论家们为着现实的需要反复阐释以他为代表的瑞记苏维埃“伟大的革命实践”——这也说明“伟大的革命实践”即瑞记苏维埃传统不是固定和定型的,乃是基于“现实”(包括最高领导人)需要,而选择新(内容)的说词(解释)。而对瑞记苏维埃的“自由婚姻”,主流的中国苏维埃史从来避而不谈,瑞记苏维埃的“自由婚姻”也就成了隐性传统。

其实,毛泽东虽然一度在瑞记苏维埃被边缘化,但他同样是瑞记苏维埃这一隐性传统的发扬光大者。

瑞记苏维埃转战到延安(陕北),由于它的“中央”地位,它的思想也成了中国苏维埃的主流。从当年中国知识界学生界普遍接受五四洗礼这一“新文化”背景,内地知识分子也是以反帝反封建反传统——追求个性解放投奔延安的。于是延安的中共中央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1939年纪念五四20周年,毛泽东说:“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李泽厚说“这突出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救亡方面”)。周扬在1979年说:“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干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来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胡绳在1979年说:“在那时,人们提出个人主义,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们把个人主义作为反封建战斗武器。(李泽厚说1979年纪念五四突出的是思想启蒙方面)。(毛及其他人士的相关论述均出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应该说,这些代表人物总结的,都属于显性的革命传统的内容,都与“隐性传统”擦肩而过。如此“隐性传统”的通道或关钮(关键处)又是什么呢?革命神圣、权力和等级及其融会的领导神圣。在马克思那里,他虽然对资本主义宣战,但他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也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扬弃,但到了我们中国,则成了“彻底摧毁”即“彻底反传统”进而“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世界革命”的革命神圣。革命神圣也就是革命至上和唯上。在实践认知上,革命神圣置必然换成领导神圣,这“领导”既指金字塔式(囊括顶级到基层官员)的权力结构,亦指金字塔中的大小权力者。凡是对此冒犯便冒犯了这一“隐性传统”,被打压或被边缘化是冒犯者的命运。若以最粗俗最直接的一句话,就是“老子为革命卖命,玩个女人算什么!”(这一性语言经时间推移可以推衍出如“老子辛苦工作,多吃点多占点算什么”、“领导皆真理”等一类豪爽的解套之语。)

但是,这种冒犯总会抬头或叫油然浮现,又说明冒犯者同样基于某种“传统”。陕记苏维埃高朗亭所表达的对“乱性”的不满,说明许多投奔延安的各式人等也加入了“自由婚姻”——干部的结婚潮和红军家属的离婚潮的行列(这方面有太多的事例),尔后服膺“领导皆真理”,也说明瑞记苏维埃这一“隐性传统”对陕记苏维埃传统的强烈冲击,陕记苏维埃传统由于是“地方”而难以招架(地方领导对于中央领导,不成其“真理”)。这固然在正面意义上有五四个人主义的觉醒这一新文化背景,更有着瑞记苏维埃带来的思想作风即传统,以性关系为例,来自瑞记苏维埃高层的延安高层就是这个隐性传统在新情境中的接力者。

问题是,那些投奔延安年轻人的个人主义不久被中央高层整肃,以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反对自由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系列文论为证,说明五四的正能量“个性解放”“个人主义”被叫停,革命队伍不能容忍思想上组织上的个人主义,但是,基于瑞记苏维埃的自由婚姻(性自由),这一最具个人主义的思想印记,却秘而不宣、可做不可说地延续着,换句话说,延安高层一直保留这种隐性传统,而且对有可能触及它的言行拒绝于千里之外。因而,这一隐性传统政治化了,即领导神圣,非如此不能抵挡并制服那些质疑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实味事件。现在有的资料说是康生把王归于国民党特务而处决之,我们不妨用另一种思路考察这个案例。

从“色食性也”(领袖也是人)——一般人性作解释是容易的,也是廉价的;我也不想停留在“特权批判”这个层面。我想从瑞记苏维埃传统的演进——外在变与内里不变——做出自己的辨识。我进而发现,从瑞记苏维埃至今,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大家不说却一直在做的隐性传统,正是在延安,此隐性传统被做大做强。

王实味批判延安阴暗面的表征是反特权,与前面提到陕记苏维埃高朗亭对瑞记苏维埃高层所表达的不满,恰恰形成了质疑瑞记隐性传统的两个视角,王是现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派,而高是中国传统农民即农耕传统派(有儒家特征)。他们两人可以说毫无关系,他们先后的抱怨或批评所向,却逼近了这一隐性传统。王是以个人悲剧结束,而高后来的态度改变或没有改变,由于资料匮乏,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当瑞记苏维埃在延安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大本营)的正宗,自由婚姻之潮汹涌向前,决不会因有对它的批评而收敛,其背后就是“领导神圣”的观念已经确立。(各个层次的)“领导”的“自由婚姻”怎么能置喙呢?

这时还有一个既可以打压“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又可以阻止逼近这一隐性传统的实例,就是“周扬受整”。魏邦良的《舒芜:聪明的怯懦者》一文披露:周扬在延安是鲁艺院长(属于延安权力金字塔),关起门来讲《安娜·卡列尼娜》(他翻译了该书上部),延安还出了“四大美人”的“安娜”,延安整风周扬却首当其冲,他马上觉悟过来,彻底做检查,深刻得很,并且发起秧歌运动,自己带头扭秧歌,把鲁艺师生都拉出校门,大跳秧歌舞,大演秧歌剧,一下子硕果累累,文艺整风见了效,毛泽东知道了很高兴。(《粤海风》,2014年第6期)因为有文化修养的安娜的爱情选择所寓的个人主义(婚姻再选择),可能会对延安“领导神圣”构成消解。

于是高朗亭式言论——陕记苏维埃传统边缘化消弥化是一种必然。同时,陕记苏维埃高层发生分化,比如活下来的高岗(刘志丹没能活下)就服膺了瑞记苏维埃隐性传统。高岗之“喜欢搞女人”肯定与陕记苏维埃传统背道而驰,而是瑞记苏维埃站稳延安后高岗转向的标记,也表明瑞记苏维埃模式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恰恰顶着前面讲的“领导神圣”的光环)。从这一渠道,高岗与延安高层亲密接触,也成为延安高层的一员,这个时候,他更是拥抱这一隐性传统了,1950年代初他成为“东北王”就更是肆无忌惮,可他最终身败名裂,所公布的罪状却不是缘由“作风败坏”。如此隐性传统的魔力及界限可见一斑。这里,虽多由男性权力者体现,但扯不上大男人主义,而是“领导神圣”起的作用。

这也说明,正是在延安,这一隐性传统已经成圣,而土生土长的陕记苏维埃传统只能式微。如果说,延安革命党的理论、制度及意识形态(“领导神圣”是其要素)是显在之圣(成熟成型,多是为后来年代所总结),那么,这一隐性传统就是隐秘之圣。只要进入党政领导层,人们就能由下而上地浸染于这一隐性传统,拥戴“领导神圣”,养成相应的文化心理结构,迎合和加入“自由婚姻”这一高级游戏,也成为这一传统的有机组成。

于是我们看到,后来登上全党全国最高位的毛泽东,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清算瑞记苏维埃的反动路线及代表人物,深挖狠批,“反面人物”的检查,“犯错误者”为迎合毛泽东做自我检查,更不要说“革命群众”的口诛笔伐,方方面面都没有涉及上面所提到的那个“隐性传统”,比如被毛抛出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她受尽了作为国家主席夫人的羞辱(以补偿江青尚未享受的尊荣),批判文章无数但没有拿刘少奇作风败坏(娶了几任妻子)做文章。大概是人人有份吧,大概会招致犯忌吧,大概是革命之下生活作风属小事吧,大概提及它会惹起众怒吧,大概革命君子对此不足挂齿吧。如此种种“现实利害”的考虑,恰恰呵护着这一隐性传统。

相反,数十年岁月淘洗,原先被定为反面人物的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转为有红色背景的中性人物对待,许多瑞记苏维埃传统在宣传上已面目全非,但是,这一隐性传统毫发无损。

隐性传统代代相传,这里再举一个现实的例子。2015年第一期《炎黄子春秋》张金昌《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一文载:据可靠消息,王在被“双规”后,很快就触动了上层某些人的神经。有人动用大人物的关系给中央领导去电:“王守业的问题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他也快到年龄了,放他一马,让他提前退休算了。”中央为了顾全大局,几天后就将王放了出来。

“领导神圣”再次显灵,领导层“领导神圣”的文化心理结构可见一斑,“家奴”频现也就成为常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隐性传统”(“不就是生活作风嘛”)反而促成相关领导干部减罪和卸罪。还有,这些年被揭露和落马的高官显要,几乎都涉及“性苟合”,但在定罪和相关报道上,都拿“经济犯罪”说事,这不正说明这一隐性传统尾大不掉,继续起作用——仍未引起足够的正视吗?

陕记苏维埃传统的回声


李泽厚说:“传统既然是活的现实存在,而不只是某种表层的思想衣装,它便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只有从传统中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改换自己。”“任何理解都有理解本身的历史性因素在内。历史离不开历史解释本身的历史性。也正因为如此,理解传统亦即理解自身,理解自己也只有通过理解传统而具体实现。”

我们用了不少笔墨谈瑞记苏维埃传统,现在来谈谈开头提到的陕记苏维埃传统。像上面提到的“高朗亭抱怨”,不管它被边缘化被消音,它的背后同样是苏维埃一种传统。蔡文将之归于他们“还带着中国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观念”,在我看来,蔡文归纳得浮泛。

与其说陕记苏维埃高层受“儒家”影响,不如说他们受浸透中原农耕文化汁液的陕地农家生活的影响(以书写传统文化命运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诞生于陕地为证,但此书有向典籍儒家靠拢的倾向)。儒家可分为典籍儒家和农耕儒家,典籍儒家偏重统治格序场面威仪,重的是治国齐家平天下,而农耕儒家由于跟大地(大自然)亲近接触,更带有生活和人生的温度,在意(追求)的是生活的和谐和持续。陕记苏维埃便扎根于此(其高层是本地人是一重要因素)。两者同中有异,我们强调的是“同”,而忽视了“异”。这种“异”,可以构成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乡土传统。(我们讲的儒家传统基本止于典籍儒家,忽视了农耕儒家。)这又等于说,与瑞记苏维埃(其高层多是外地人)相比较,陕记苏维埃已显现另一个传统——这另一个传统即中国乡土(农耕)精神能够构成中国苏维埃的一种精神资源。

接着的问题是,陕记苏维埃中的列宁主义传统与生活化的农耕精神可能贯通么?以建立“秩序”和“格序”来说,确有共通点,但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这种西来的理念只能伤害和摧毁中国乡土生活中本来就有的家庭人伦秩序——“高朗亭抱怨”其实也是陕地农民的抱怨——陕地农民文化心理结构——中国乡土传统的一种反应。这也告诉我们,陕记苏维埃已拥有或即将拥有自己的传统。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给它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被边缘化或被碎片化是它的命运。

对整个当代中国,同样如此。我之所以称其为边缘化或被碎片化,是指:一它依然存在,不时涌现;二可能整合,但在经济基础已然变化的今天,整合谈何容易!比如,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基层群众愤慨地揭批领导干部的“乱性”即作风腐败,地方上不少当权派由于“自由婚姻”(换老婆)受到群众的指责和清算(跟当年“高朗亭抱怨”如出一辙),把此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虽有无限上纲上线的偏颇之嫌,也就证明陕记苏维埃传统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现实的发展却是,这些被打倒干部的纷纷复出,正是那种瑞记苏维埃的隐性传统起的作用。沿袭此隐性传统,某些复出的高层代表着复出的中低层,把群众基于中国乡土文化心理的愤慨指责归于“四人帮”或“坏人”作祟,把批评他们作风败坏的人视为坏人,简直就是“延安整风”的复活,保留的仍是瑞记苏维埃的隐性传统。

尽管如此,陕记苏维埃传统仍不时现身。2014年执政党反腐力度空前,主流媒体频频用“通奸”指称落马官员,就是新的证明。有正人君子说现在是法制时代,用这个词有辱人格,欠妥当,但它频频登上主流舆情的大雅之堂,确有“大快人心”之收效。其实,“通奸”就等于公布了双方作风败坏的事实。在我看来,时隔半个多世纪,“高朗亭抱怨”终于再次闪亮登场,陕记苏维埃传统在新的时代又响起了它的回声。

于是现实中国行进着这样两个隐性传统,两者消长起伏。显然,瑞记苏维埃的隐性传统较有“现实”的力量,而陕记苏维埃隐性传统则具有“根性”的顽强,它们都积淀为干部群众的文化心理结构。

两个“传统”相间:新的历史之问


新的质疑又产生了。

李泽厚关于传统及文化心理的一些观点: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胜利了,“而作为这些战争的好些领导者、参加者的知识分子们,也在现实中为这场战争所征服。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的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长期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封建意识和小生产意识始终未认真清算。”应该说,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背景下,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李泽厚表达了一种“历史之问”。他把执政党高层的封建主义思想归咎于“农民意识浓厚”, “农民意识”还是作了深层批判的靶子。

我也一度认同他的这些分析。不过现在看来,这种启蒙姿态的历史之问,“小生产者”乡村农民承担了被改造(转化)的主要群体,在野进而在朝的革命党领导层(领导神圣)仍是被“农民意识”所制约,这跟毛泽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思路相近,一点也没有触及已经背离了农民的“领导神圣”的文化心理结构。数十年以阶级斗争为主轴的农村改造,已摧毁了旧有的乡村及小农心理,农民非农民化,户籍的城乡两元结构,城市户口吃“米”(商品粮),而农村户口吃“谷”(农村粮),农民成了生活在乡村种稻谷的游民,其身上的“小农心理”与传统的农民意识相比,朝着恶劣的状况发展。此农民已非彼农民。改造农民农村农业的结果,农民——国民素质并未提高。“领导神圣”意识并不是“农民意识”作祟的产物。

面对瑞记苏维埃和陕记苏维埃同中有异的传统,及其背后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这一“历史之问”就显得笼统而张冠李戴了。瑞记苏维埃和陕记苏维埃,作为其高层,哪个基于“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 “领导神圣”充斥皇权意识,但农民意识能等同于皇权意识吗?沿着瑞记苏维埃一路走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延安高层,他们掀起并践行的自由婚姻冲击波,以及夺取全国政权后一步步的革命实践(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不是在持续地摧毁农民意识及其文化心理结构吗?与此相比照,陕记苏维埃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农民意识及其文化心理了。如上所述,当下的强力反腐里我们听到了陕记苏维埃传统(隐性传统)的回声,难道又能说农民小生产意识卷土重来吗?显然,这反映了我们有着巨大缺限的惯性思维:不管是“革命”,还是现在重获主流地位的“现代化”,都把农民及其文化心理视为排斥之物,李泽厚的“传统转化”的的基点也在于此。看起来李泽厚箭矢所发,却是射错了目标。

本文无意对李泽厚观点“再讨论”,而是梳理瑞记陕记苏维埃“两个传统”时而引了新的质疑,也就是说,在李泽厚们的“历史解答”面前,新的历史之问产生了。宽泛意义上,我这一思索固然也涉及“传统转化”的时代话题,但已朝另一个方向,有着另外的内涵。

回到开头的话题,简言之,对于瑞记苏维埃隐性传统(“领导”一词已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当人们口称“领导”,其实包含着“领导正确”即“领导神圣”),如何走出“领导神圣”?回溯陕记苏维埃传统,如何让农耕(真正农民)心理或农耕精神精神作为一个有益的思想资源?

中国的农耕心理或农民意识并不是典籍化儒家的实践形态,而是如前所说,跟大地(大自然)亲密无间的“大气场”,人与大地,人与人,家庭与家庭,家族与家族,会产生一种微妙的亲和关系和感悟关系,比如1950年代初期,我所在的赣南偏僻的一个乡村,能识字的人极少,过年时分只要外面来了客人,家家户户都凑糕点相聚,农家杀猪也会给邻居送一小块“汪子”(旺的偕音,即煮熟的猪血),真是“鸡犬之声相闻人相来”,邻里和睦家庭稳定,小村世世代代就是这样过来的,其“小生产心理”跟陕记苏维埃时候的乡民心理相同。先进?落后?愚昧?封建主义?没有胸怀世界的、解放全人类的革命觉悟?如此“小生产意识”能等同于革命阵营领导层的被称作“农民心理结构”的封建意识吗?数十年过去了,这个小村也竖起了钢筋水泥房子,路道比过去宽敞,可人心涣散了,过去那个温馨的小村形态已是遥远的记忆,农民真成了马克思说的“装在口袋里的马铃薯”,“领导神圣”却依然如故。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苏维埃革命即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也是值得再商榷的。因为正是在农民最为关注的、事关家庭稳定和生活发展的两性婚姻上,瑞记苏维埃“自由婚姻”的极端化,完全背离了中国农民的意愿,即使农村(农民)出身的革命战士,在他们步入革命党权力的金字塔阶梯,除了个别者,几乎都被那个隐性传统吸附过去,实际上背叛了农民家庭背叛了农民。所以,说拥有那个隐性传统的“神圣领导”基于“农民意识”,是缺乏根据的。

汉娜·阿伦特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在任何时候都是过去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人们已经完成的各种事情的丰碑及其废墟构成;它的事实总是那些已经变成的的东西。”“历史的作用就在于,萦绕着处在当下并且想要生活在如其所是的世界(即,像它现在已经变成的那样)中的我们。”“当报应发生时,我们起码要认真对待它们。”她又说,虽然辨别是非善恶的传统标准丧失了,但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却总是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之中。这种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就是人类的判断力。(《反抗“平庸之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由是,我写下了自己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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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3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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