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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为何没有莎士比亚运气好?
曹雪芹为何没有莎士比亚运气好?
《国家人文历史》 王龙     阅读传统中文版


有人说一千人看《哈姆雷特》,肯定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果一万个人看了《红楼梦》,肯定就会有一万个大观园


这两位千秋辉映、雄峙中西的文豪巨匠,作为不可逾越的文化丰碑,笼罩了无数神圣的荣耀光环,而他们生前所经历的荣辱悲欢、遭际境遇,却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况味,映射出两个不同时代的悲喜命运。


他们都是上天派来的智慧使者,是来去匆匆的神祗精灵,悄然路过人类居住的这个遥远星球,在尘世的心灵撒下无数悲欢交集的情感种子,就悄然消失于茫茫星空,无踪无迹,任我们仰望苍穹,无限惆怅。


清代雍正年间,江南地区丝绸纺织业盛极一时。时任江宁织造的曹頫礼贤下士,多才勤学,与一个名叫菲得浦·温士顿的英国丝绸商人结下了深厚情谊。菲得浦常被奉为曹家座上佳宾。他学识渊博,开朗健谈,不但给曹頫传授西方先进的纺织技术,讲述英国王室的情况,还绘声绘色地讲到远在重洋之外,他的祖国有个叫莎士比亚的伟大天才,一生写下无数传奇之作:《罗蜜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那些闻所未闻的莎氏戏剧,千回百转的莎氏故事,让曹頫都听得如醉如痴,欲罢不能。有一次,曹頫忽然感觉屏风在动,绕到背后一看,竟是他的儿子曹雪芹。原来曹雪芹每次都悄悄躲藏在屏风后面,和父亲一起聆听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听得入了迷。按照中国的礼法,妇女和儿童是不许参与这种正式场合的,幼年曹雪芹被父亲狠狠责骂了一顿。


这个有趣的故事记载于1874年出版的《龙的帝国》一书中,是菲得浦的孙儿威廉追述他祖父的回忆录。我们也许无法据此确定曹雪芹是否受到过莎士比亚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说明,曹雪芹早年就知道莎士比亚并听过他创作的很多戏剧故事。中西方两位旷代罕有的天才,相隔一个多世纪后,超越时空的阻隔,在此神交意合,邂逅共鸣了。


这两位千秋辉映、雄峙中西的文豪巨匠,作为不可逾越的文化丰碑,笼罩了无数神圣的荣耀光环,而他们生前所经历的荣辱悲欢、遭际境遇,却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况味,映射出两个不同时代的悲喜命运。


文人并不都是吃香喝辣的
“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开篇这首不起眼的小诗,滴泪为墨、研血成字,道不尽千古文章的无尽苍凉,说不完万代文人的际遇辛酸。“文章憎命达”在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身上得到同样的应验,他们少年家境衰落,中年历尽磨难,晚年痛失爱子,且都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但不同的人生经历背后,却是不同的曲折命运。



曹雪芹像,蒋兆和绘


曹雪芹终其一生的凄凉落拓,感怆悲零,想必中国的读者早已不陌生了。翻开一部巨笔微雕、沧桑满怀的《红楼梦》,兴衰之速、境遇之奇、人情之薄、悔恨之深,岂止“小说家言”,而是曹雪芹一生心路风霜的大折射。


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做过康熙皇帝的奶妈(即皇家专门的“保母”),祖父曹寅从小就是康熙的“奶兄弟“,又是康熙最亲信的小侍卫和伴读,两人是“明里君臣,暗里兄弟”的关系,曹寅还曾密助康熙铲除权臣鳌拜,立下汗马功劳。康熙皇帝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极看重人伦亲情,为了酬报保母孙夫人的养育之恩,特意派遣她丈夫曹玺到南京去做江南织造监督,曹家先后三代四人担任这一肥缺要职。康熙南巡有四次由曹寅接驾,场面之盛,荣宠之深,借《红楼梦》中赵嬷嬷之口说那真是“千载稀逢”,“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尤其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月这一次更值大书特书。这一年康熙帝再次南巡,保母孙夫人已六十八岁,照规矩先叙国礼(君臣主仆),再叙家礼(母子尊幼)。康熙见到孙夫人异常高兴,一把扶住她对周围人说:“这是我们家的老人哪!”其时适逢庭中萱花盛开——在中国这种花是慈母的标记象征,康熙一时感念莫名,亲自为孙夫人手书一巨匾,上书“萱瑞堂”三个大字,表达自己对这位幼年保母终生难忘的感恩之情。皇帝亲自赐书,标志着曹家荣宠已极,一时在江南传为盛事佳话。


康熙对老保母一家的恩眷还有增无已:不仅将曹寅擢升为通政使——三品大臣,位在“九卿”之列,还特意将曹寅的大女儿指配给了皇家宗室平郡王讷尔苏作为王妃,实际上是将曹家的“包衣(奴隶)”身份提高到了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在清代,将低级旗的人提升到高级旗,叫做“抬旗”,这在当时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特别恩典)。曹家备受皇恩,鸿运当头,随着康熙朝的六十年盛世,享尽了人间富贵繁华。


然而富贵盈室,莫之能守;君恩难恃,兴衰异数。康熙驾崩,雍正继位。这位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严苛帝王,登基之后立即颁布了数不清的紧急诏令,针对当初与其争位的诸位皇兄及其党羽,展开了骇人听闻的残酷清洗。由于在皇子争位中站错了队跟错了人,曹家受到雍正严酷打击,以“亏空”之罪被交与怡亲王胤祥严加看管,这是雍正的一份亲笔朱批奏折:


朕安。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你得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不可用再求一人托(拖)累自己。为甚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账风俗贯(惯)了……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


这份杀机隐隐、玄机重重的雍正特谕,至少确切地透露出几条信息:曹頫家已被取消了“密折专奏”的特权,打入受制看管的冷宫;曹家势败如山倒,受到各方百般勒索威吓;最后一条尤其致命,雍正对曹家小心对待,百般提防,深知曹家作为皇家贴身奴仆,熟悉了解其争位夺权钩心斗角的黑暗内幕,故暗示其不要“坏朕声名”。


山雨欲来,曹家顿时大厦将倾。在这样“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时刻,生不逢时的曹雪芹降生了。那一年(雍正二年,1724年),全家正为填补国库巨额亏空东挪西借,终日惶惶不安。他父亲曹頫这样凄切地上奏雍正皇帝:


江宁织造、奴才曹頫跪奏:……窃念奴才自负重罪,碎首无辞,今蒙天恩如此保全,实出望外。奴才实系再生之人,惟有感泣待罪,只知清补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顾……


曹家头顶利剑高悬,身边危机四伏。曹頫随之屡被斥责,雍正在他呈递的一份奏折上狠狠批道:“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新朝得宠的两淮巡盐噶尔泰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密告“访得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雍正听了,很对胃口,轻蔑地提笔批示:“原不成器……岂止平常而已!”


一个掌握了最高统治者不可告人的核心秘密,而又深受其疑忌提防的高级奴仆,最终下场可想而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雍正五年(1727),被视为眼中沙子的曹頫终于因“行为不端,亏空甚多”被撤职抄家,后又被逮京问罪,枷号示众。


在当时,抄家的惨祸可不是一件儿戏的事情。据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一位学政(主持考试的官员)被参劾,“上震怒,逮问籍没,妻先自尽,幼子恐怖死”!被抄家那一年,曹雪芹才三岁多。当时正值年关,这本是阖家欢乐、万民同庆的好日子,可是曹府上下却陷入一片恐慌混乱之中,这给幼年的曹雪芹留下了不可抹灭的记忆。


大难临头,曹雪芹由一个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转瞬间成为犯官罪人的孽子孤童。后来雍正暴毙,乾隆继位,为拨乱反正,聚拢人心,对饱受打击的皇室宗亲实行“亲亲瞌族”政策,朝廷撤销了对曹家当初的指控。正当曹家境况开始好转,中兴有望时,岂料又因牵涉皇孙谋反的“弘皙逆案”,再次被抄家问罪。这次比雍正年间的那次抄家情形更惨,如果说那次还能“跑门路”找靠山暗中维护帮衬的话,这次是彻底的众叛亲离,无依无靠了,诚如《红楼梦》中所言:“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曹雪芹的家世就是这样奇特。一方面他们是接近皇权被万人艳羡的内务府显贵,享受着人间罕有的富贵繁华;另一方面又被喜怒无常的皇帝时刻操纵着命运,是生杀予夺皆受制于皇家的“世代家奴”。雍正多次骂曹家这种人是“包衣下贱”、“卑鄙小人”,不值一文钱。就连曹雪芹当年深受皇恩风光无限的祖父曹寅向康熙皇帝谢恩,追述身世时,还要称其先人为“包衣老奴”。其中血泪,历经了曹家沧桑巨变的曹雪芹刻骨铭心,没齿难忘。他在《红楼梦》中借贾府奴仆之口,说出“你知道‘奴才’那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惊魂一语,内含多少感慨悲凉?


曹家衰落后,穷困与贫窘一直追随着曹雪芹,他先后寄居过自己的姑母家、岳丈家,也曾住过庙院、马棚等地。曹雪芹出身富贵,过惯了被人伺候的日子,现在却寄人篱下,其内心之凄凉可想而知,熟悉他的朋友形容他道:“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嘚嘚白眼斜……”他对这个社会有太多太多的感触,从此潜心文字,回归内心。大约在乾隆九年(1744)前后,二十岁的曹雪芹动笔写作《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拾,由原来“闲来偷笔”变成了终身的事业。


曹雪芹没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好运气。


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身世有着惊人相似,早年家道中落,尝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1564年4月,莎士比亚生于英国伦敦附近的斯特拉福镇。他的父亲是位羊毛商人,不但经营有方生意兴隆,在政治上也平步青云,当上了斯特拉福镇镇长,他家成为当地显赫的家族。在莎士比亚六七岁的时候,就被送进一个有名的文法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天意难测,莎士比亚十四岁的那年,父亲意外地破产了,小莎士比亚从此开始饱尝生活的辛酸与艰难。他只得中途退学,到父亲的手套铺帮忙,帮父亲裁割皮料,制成一双双牛皮、羊皮手套,然后挨家送往订货的人家,挣取微薄的利润。父亲的镇长肯定是当不成了,曾经作为镇长儿子被众星捧月的小莎士比亚,四处遭到众人的白眼和冷遇。十八岁时,他与比他大八岁的当地姑娘安妮结婚,生活极其困窘。几年后,走投无路的莎士比亚背井离乡,徒步来到举目无亲的伦敦,在一家剧院给人看门、扫地、看马,有时开演之前遇到某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因事临时来不了,导演就一把抓过他胡乱在脸上画两笔,把他推上台去凑数。


但与一生困苦潦倒的曹雪芹相比,莎士比亚仍然是幸运的。


1592年,年仅二十八岁的莎士比亚创作完成历史剧《亨利六世》,并在伦敦着名的玫瑰剧场上演。《亨利六世》一鸣惊人,年轻的莎士比亚一举成名,看到了辉煌灿烂的前景,从此奋力前行,乐此不疲。又过几年,他的杰作《亨利四世》在伦敦舞台上取得空前成功,当时有一首短诗记述演出盛况:“只消福斯塔夫一出场,整个剧场挤满了人,再没你容身的地方。”莎士比亚所在的社团在伦敦演艺界举足轻重——它能一次吸引三千名观众到剧院看戏,而当时整个伦敦的人口也不过二十万。莎士比亚从此成为当时无可争议、独步艺坛的最受欢迎的剧作家。


莎士比亚的成功遭到了许多同行的嫉恨。他们想不到这个跑龙套的小演员,从斯特拉福这个偏僻的地方冒出来,从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居然敢和他们这些出身名牌大学的“大学才子”较量,实在可恶之极。其中的罗伯特·格林更是赤裸裸地进行人身攻击,讥讽莎士比亚是一只“暴发户似的乌鸦”,“他十足是个打杂的,却自命为举国惟一震撼舞台的人”,说他是“用演员的皮,包藏起虎狼的心”。


面对侮辱攻击,莎士比亚依然保持缄默。他知道,只有写出最终受观众欢迎的剧本,才是对那些攻击的最好回答。白天,莎士比亚在剧团里工作,既是演员,又是编剧;夜晚,同伴们邀请他去喝酒作乐,他总是婉言谢绝,在昏暗的灯光下通宵达旦地紧张写作。和他同时代的剧作家德科感动地说:“莎士比亚先生比任何人都勤劳。”


莎士比亚很快步入了他戏剧创作的黄金时代。从他收入的丰厚也可看出他事业上的一帆风顺:1597年,他付款60镑,在家乡购置房产,俨然是当地最阔气的一座住宅。1602年又出资320镑,购得故乡107英亩耕田,20英亩牧场。他去世前立下遗嘱,除了不动产,由继承人分配的现金,大约达350镑。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没有莎士比亚那样好的运气。当莎士比亚而立之年便已名满英伦风光无限时,曹雪芹却门前冷落车马稀,苦雨凄风伴孤灯。


他春蚕吐丝般呕心沥血地写作,《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只能停留在手稿上,进不了市场更登不了大雅之堂。他的心血结晶,除了二三位好友知己传阅外,不可能和广大读者见面,得不到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有力支持。今天人们也许难以想象,《红楼梦》这样一部传世巨着,居然是曹雪芹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条件下,于废旧老皇历的册页上写成的。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潘德舆的进士这样写道:我每读《石头记》,便感动得泪下如雨。此书作者当是一个怀有“奇苦至郁”的人。我听说此人平生放浪成性,无衣无食,寄住在亲友家。屋里除一桌一凳外,别无他物。他每夜挑灯写书,没钱买纸,便将旧皇历拆开,在纸背面写作。


曹雪芹经年累月的心血支付,却没有分文收入,终于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地步,最后竟卧病不起,无钱医治,凄惨地死于万家灯火的除夕之夜,连埋葬的费用都是他几个好友资助的。一代文豪,竟然落得个“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的下场,面对抱恨而终的曹雪芹,连他的好友敦诚也禁不住哭奠道:“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在中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西方,“愤怒出诗人”。痛苦成就了曹雪芹,也成就了莎士比亚。这背后是东西方共有的人类精神力量支持。


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汉司马迁受宫刑后,“肠一日九回,居则忽忽而有所忘,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对于一个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文人来说,这种残忍之至的刑罚无异于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阉割!然而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中而不辞者”,原因就在于他所说“恨私心有所不尽,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发愤着书,就是要用生命的创造来对付命运的不公,得到精神的补偿。环境越是不幸,所能激发起作家无限的潜能。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因长期患哮喘病,不能接触屋外的空气,便足不出户地躲入近乎密闭的房间创作多卷本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他以特殊的叙事风格,营造出一个独特的个人世界:一个失眠的夜可以花四十页来描述,一个三小时的聚会可以用掉一百九十页的篇幅。在他的世界里,时间可以做无限的铺陈,自然也可以随意压缩,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在意识流中颠倒交叠、相互渗透。他通过上千个人物的活动,冷静真实地再现了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习俗,人情世态。生命因艺术而常青,普鲁斯特不再是病人,而是他所创造的艺术王国里惟我独尊的王。


曹雪芹所经历的人生巨变,风刀霜剑,远甚于莎士比亚。虽然功名无望,无缘补天,但他立志将半生兴衰际遇,“抄录传奇”。他阅尽人情,遍尝世味,才能“迷”得执着,“悟”得通透。他的作品描写沧海桑田,人世风尘,更具一番雄浑开阔的视野,力透纸背的悲凉。他在《红楼梦》开篇写道:


……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这段看似漫不经心的文字后面,掩藏着多少人生的悲欣交集、大彻大悟?“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他不断拼命地写作,正是为了在纸上“过日子”。荣华富贵转眼成空,美好女性群芳散尽,给曹雪芹刺激太大、创痛太深。天闷要下雨,人闷要讲话。现实既不可问,曹雪芹只好一头扎进他的太虚幻境,过上了神游八荒的快活日子,谁也不能把他拉回头。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奇人,他本来可以世袭成为显赫富贵的第五代江宁织造,却在贫困落魄中成为文学大师;他毕生只想写一本书,却完成了大半部就离开人世;他留下了半部《红楼梦》,可有人毕生研究这半部书仍没有研究透。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女王居然宽容莎士比亚讽刺自己


曹雪芹犹如一位孤独的旅人,走在风雨飘摇的旷野,看不到任何希望与亮光。如果说对于一个没有读者群的作家,这还只是一种寂寞萧瑟、漫长无依的煎熬,而云泥之别的时代大环境,提供给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创作舞台。


从两个故事的对比,就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差异。



莎士比亚


1601年,一伙神秘的顾客来到伦敦最豪华的剧院,他们开出了高价,指定剧团在某一天重新上演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这部戏剧。当演员们演到废黜国王的那一幕时,叛乱在伦敦城发生了,这就是伊丽莎白时期与玛丽·斯图亚特案齐名的埃塞克斯伯爵叛乱案。原来,伯爵和他的同伙在策划叛乱时约定,以剧中废黜国王的那一幕作为发动叛乱的信号,可怜的演员们不幸被卷入了一场叛乱之中。不过,叛乱被平定以后,无论《理查三世》的作者还是演员和剧团,没有任何人因为撰写和演出这部戏剧受到任何惩罚。


而据传在中国的清代,乾隆皇帝某日忽至皇八子永璇家,其时本人不在,乾隆在他书房里发现了一部小说叫做《石头记》。乾隆不声不响,挟走了其中一册回宫去了。等到永璇回家,闻知此事简直吓坏了!于是赶忙请人设法连夜搞出一个“删削”的“洁本”,上呈皇帝。由此世上才出现了不完整的《石头记》抄本。《红楼梦》处境之艰危困厄由此可见。


莎士比亚实属幸运,他生活在以宽容之道治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女王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包容之心,泽及文学艺术,特别是她对戏剧的扶持。在泰晤士河南岸有一家名为“环球”的剧院,通常在下午两点开戏,许多贵族包括女王本人是这家剧院的常客。三十五岁的莎士比亚是这家剧院的股东、演员兼剧作家。这一时期,是英国资本主义兴盛上升的黄金时期,国强民富,有力促进了英国戏剧的发展和成熟。戏剧不仅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为宫廷权贵的时髦享受。据统计,从1558-1616年间,公开营业的和为贵族特设的戏院达十八所,戏班子有三十五个,剧本在五百个以上,剧作家不少于一百八十人。仅在1603-1616这十三年间,英国皇宫中演戏就达三百多场。继伊丽莎白之后继位的詹姆士六世,也一样酷爱戏剧。他登基仅两个月,就把莎士比亚和他的剧团揽进自己亲自庇护的班底,并改名为响当当的“国王供奉剧团”。莎士比亚和剧团演员都成为宫廷侍卫,配有皇家猩红色的制服,还授予荣誉头衔。从此,“国王供奉剧团”的宫廷演出每年超过二十场,演员们的收入剧增,莎士比亚也有了相当不菲的报酬。


当时,莎士比亚创作的历史剧大多以揭露宫廷的黑幕为主题,许多君王在剧中都是反面人物,观众很容易对号入座引起联想。伊丽莎白当然知道这一点。当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上演时,强悍狡诈的理查对自己有一段“自画像”式的独白:


我有本领装出笑容,一面笑着,一面动手杀人;我对着使我痛心的事情,口里却连说“满意满意”;我能用虚伪的眼泪沾湿我的面颊,我在任何不同的场合都能扮出一副虚假的嘴脸……连那杀人不眨眼的阴谋家也要向我学习。我有这样的本领,难道一顶王冠还不能弄到手吗?


伊丽莎白女王担心剧情会使观众联想到她本人,因为剧中篡夺理查三世王位的正是她的祖父亨利七世。但是女王并没有将作者投入监狱或者禁演这部戏,她仅仅对她的大臣们埋怨说:“这部悲剧在剧场和剧院里已经演出四十次了。”


1601年,莎士比亚的新剧《哈姆雷特》在伦敦上演——“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当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在舞台上说出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时,舞台对面的包厢里就坐着伊丽莎白女王。她若无其事地看戏,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快。


在现代高科技领域,用运载火箭发射航天器,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由于工作条件和气象限制,有些航天器必须在特定适合的时段内才能发射。这种允许航天器发射的时间范围,叫做“发射窗口”。这样的发射窗口十分难得,有时稍纵即逝。莎士比亚的激情和才华,无疑正好遇到了这样一个千年难遇的“发射窗口”。在此之前,英格兰有着严格的书籍和戏剧审查制度,还有血腥恐怖的“星法院”,以言犯禁者可被处以绞死、分尸、挖出内脏等酷刑。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宽容的施政理念,使她对自己的政敌都尽量减少杀戮,以避免社会动荡。而对于天才作家莎士比亚的宽容爱护,赏识包容,更是有目共睹。莎士比亚先生能够未卜先知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感到庆幸,如果他晚生几十年的话,不幸碰上了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我们也许就只能在断头台上听他朗诵自己那伟大的作品了——因为克伦威尔掌权后发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关闭伦敦一切剧场。在那个砍头好比风吹帽的年头,连查理一世的头都被砍了下来,莎士比亚那颗伟大的脑袋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


本文摘自:《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华文出版社

作者:王龙


2015-08-23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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