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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儒臣张之洞为什么看不起袁世凯
【思享】儒臣张之洞为什么看不起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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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在晚清学界和晚清政坛都属于超一流人物,从儒臣角度,跟曾国藩前后呼应;从事功角度,跟李鸿章、袁世凯匹敌。过去的研究忽视学术史意义,陆胤选择张之洞在学术史上转换的作用,独具慧眼。

跟李鸿章袁世凯匹敌的张之洞

作者 | 邓水存

在以往的近代学术史上,张之洞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人物,通常被简单贴上“洋务派”的标签,事实上,张之洞作为地方督抚,为近代文教转型做出了巨大努力。2015年1月青年学者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4月12日下午,新书读者沙龙在北京706青年空间举办,该书作者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陆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细珠,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达敏,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季剑青与读者们围绕着“为何研究张之洞?”“清末督抚的文教努力”“同光之际‘清流’传统”“张之洞研究如何关照当下?”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被遗忘的清末督抚另一面

提起张之洞,人们常想到洋务运动、汉阳铁厂、东南互保,最多还有《江楚会奏三折》,作者为何会研究张之洞并且研究其在文化教育上的意义?陆胤表示“在传统近代史表述中,晚清地方督抚经常被表述为“反动”或不怎么“进步”的势力,遮蔽掉督抚们在文化上建设的作用。晚清政治史有个特点就是‘内轻外重’,中央皇权式微,太平天国战争后督抚尤其是汉人督抚权势越来越重,一直到辛亥,他们实际上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重要的力量。”张之洞长期担任山西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到1907年入参军机。

李细珠2003年出版的《张之洞和清末新政》受到学界关注,主要取材于社科院近代史所近2000册的张之洞档案,他表示:“我是从政治史角度来考察张之洞和清朝最后十年的关系的,他基本见证了王朝崩溃的过程,主要是其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但把张之洞放在学术史上来考量,还是过去没有的”。

▲李细珠2003年出版的《张之洞和清末新政》

王达敏说道“张之洞在晚清学界和晚清政坛都属于超一流人物,从儒臣角度,跟曾国藩前后呼应;从事功角度跟李鸿章、袁世凯匹敌。过去的研究忽视学术史意义。陆胤选择张之洞在学术史上转换的作用,是独具慧眼的”。

笔者注意到,在《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书中,把晚清督抚分成两类:军功督抚和学者型督抚,张之洞理所当然归于后一类,这既肯定其在近代文教史上的作用,也可以借助张之洞关注近代学术史甚至是整个近代以降中西学术转型过程,传统政治格局可能由此打破。“这样也就能更好理解张之洞和李鸿章、袁世凯一系的矛盾,李鸿章谓张之洞‘书生之气’,是因为军功出身的李鸿章更具江湖习气;另一方面,作为儒臣的张之洞也可以凭此完全看不起袁世凯,在天津就曾傲慢地入睡,把袁世凯晾在一边”李细珠补充说。

晚清时期中学到西学转变大潮中,中国文化在“冲击-反应”之中,过去人们常提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体制外思想家所做的努力,陆胤这本着作更多地让人们注意到体制内思想家,一些新的东西必须通过行政力量去推动。这里不仅仅是张之洞一个人,实际上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等,也都在不同层面推动了文教变革。所以夏晓虹老师对此书评价说“以往学界讨论学术转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识精英,近年亦开始留意朝廷的举措。本书专力考察张之洞及其周边的学人群体,不但得以揭示晚清督抚对士林社会的实在影响,更因督抚地位的上下勾连,使得其所描画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图景更为完整。”

从“文史学”的角度来看张之洞

陆胤立意借张之洞关照近代学术转型和文教转型,在材料使用上打破传统,打通文史,借助诗文集,视野开阔。腾讯记者看到,全书论证丰富。在来源上,大量使用诗文集。张之洞学人圈的清流文人经常举行雅集,这些雅集的唱和诗文,也被当做史料采用。

李细珠说:“我们历史系研究都是依据档案、传纪,基本不看诗文集,一是没有阐释能力,同时也觉得文人雅集无趣,不含时间、背景,无法用作史料。陆胤这本书对诗文史料的运用显示了跨界的效果。又如他把1903年前后的癸卯学制的制定与‘拒俄学潮’联系起来,这在历史学界也是比较新颖的观点。”


据陆胤的初步统计,在戊戌(1898)、庚子(1900)年之间,张之洞周边的学人就有至少137次雅集,其中张之洞主持的有40多次。事实上,聚会不是纯粹的谈论金石、碑帖,或赏花、品酒。它同时也是一个面对面的政治场合,很多决策、情报分享都在宽松愉悦场景下产生,才使得学人圈有产生归属感,归属感背后是文教传统,文教在影响政治,所以“学人圈”也是很好的政治润滑剂。

季剑青对此补充道:清末学制改革是近代教育的滥觞,张之洞起到重要作用。“政教”中的“教”是一种价值体系,同时“政教相维”,“教”对政治行为有规范和约束作用的,士大夫阶层是道的承载者和实践者,所以士大夫能超越“一姓一家”。从传统政教向近代“文教”转型后,就是从天下到万国的转变——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学制改革开启的是近代教育这一现代国家的事业,不再超越国家之上,而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文教”跟“政教”的区别。

过去张之洞更多地被定位为政治家,忽视学者一面,这是由于单纯把学术视为一种职业化的知识活动,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学术却与政治、教化、伦理等有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要理解作为学术家的张之洞,则也要从传统的“文史学”语境下去理解。

最后儒家的现世关怀

现场读者朋友提问“在这种两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里面,张之洞以及其他督抚们是如何应对的?在思想层面做了哪些调整?在‘力’和‘德’之间如何选择?”

事实上,在晚清,在谋求学习西方技术以应对危局之外,作为儒家的张之洞们总要分外强调“世道人心”,尤其是如何进行学制改革以开新图存的问题——因为,传统儒家政治理念认为,“学”与“教”,不仅是人才培养的技术性问题,也关涉到政治的根本目的。

陆胤对此回应道:“‘亡国’和‘亡天下’本来不同。具体到张之洞这个人身上,他趋新,却有旧关怀;守旧,又收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比如他赞同读经,但在新时代不一定要读原文,而是要注重义例,提要钩玄地读经。这恐怕已经不是儒家培养人的传统方式;又比如开办新式学堂,区别于书院。即便像存古学堂,采取的教学形式也是西化的,打钟上下课、黑板教学、有课程作业,不知不觉也推动了文教的近代化。”

在面对文教变革上,陆胤指出晚清督抚当中,袁世凯相对注重普及,推广“简字”,更接近古文一系。而张之洞更加侧重“经史”,认为保留儒家超越价值体系更为重要。这导致他们在兴学政策上也有不同。早已有学者指出,在学制改革问题上,存在着湖北、北洋两种模式之争,但总体上说,他们在推进学制改革上是一致的。

本文系腾讯文化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

2015-08-23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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