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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绝唱响名楼——中国江南三大名楼随想
千古绝唱响名楼——中国江南三大名楼随想
何与怀     阅读传统中文版

    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其来历变迁、雅俗典故,自小听人说的,看书看的,也略知一二。此次应中新社邀请,到武汉参加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会后接连游览了其中两楼,真可谓人生一大快事。



武昌蛇山上的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筑城为守,建楼以了望,当时纯粹是为了军事目的。至唐朝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黄鹤楼已具规模,并演变成为着名的名胜景点,直到如今。
根据史载,一千七百多年来,兵火频繁,黄鹤楼屡建屡废,屡废屡建,先后修建三十余次。南北朝、唐、宋、元均有重建,明、清两朝更是七度兴工重建。此楼由两层的木结构变成三层是宋代以后的事。晚清时,黄鹤楼仍为三层的木结构建筑,高七丈二,但加了九尺铜顶,建有三十多个翘角,造型优美,结构精巧,气势辉煌。可惜这建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最后一座“清楼”,也毁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的一场大火。此后近百年,黄鹤楼未曾重修,几乎楼鹤俱渺。
1957年建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占用了黄鹤楼旧址。1981年10月,重修工程破土开工。1985年6月,新楼落成,耸立在武昌蛇山的高观山上,距旧址约一千米左右。
这就是今天所看到的黄鹤楼,应该是第十三座楼了,如把修缮计算在内,也可说是第三十余座楼了。黄鹤楼的形制自创建以来,各朝虽有出入,但都显得高古雄浑,极富个性。新修的黄鹤楼主楼以清代同治楼为蓝本,但更高大雄伟。它为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楼阁式建筑物,底层边宽三十米,顶层边宽十八米,楼层由原来三层变成五层,加上五个夹层,实际为十层,高度达五十点四米,比往昔高出一倍多。全楼由七十二根大圆柱支撑,屋顶和屋檐面上均为黄色琉璃瓦。楼外六十多个翘角,昂然向上,层层飞檐,四望如一。与岳阳楼、滕王阁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数目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从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正如古籍描写,整座楼凌黄鹄之巅,气吞云梦,势连衡岳,控龟蛇对峙,扼江汉合流,渊临鹦鹉,俯瞰晴川,巍然矗立,气势恢宏,而在雄奇壮丽之中又富于变化,不失精巧,自有一番韵味、美感,令人叹为观止,果然不愧“天下绝景”的盛誉。



完全不同于黄鹤楼为军事目的所建,巍峨耸立于江西南昌城西赣江之滨的滕王阁,一开始就用于娱乐。它由唐高祖李渊的第二十二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婴创建于唐代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李元婴精于书画音律,喜爱歌舞,便临江建楼阁以作宴请宾客之用。因李元婴被封为滕王,这座歌台舞榭便以“滕王阁”冠之。
但滕王阁亦像黄鹤楼一样饱经沧桑,世所罕见,一千三百余年来,历经兴废达二十八次之多。宋代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滕王阁因年久失修而塌毁,侍郎范坦对滕王阁进行了重建和扩建,在主阁的南北增建“压江”、“挹翠”二亭,逐渐形成以阁为主体的建筑群,十分华丽堂皇,宏伟壮观,被誉为“历代滕王阁之冠”。明代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巡抚都御使韩雍重修,其规模为三层,高二十七米,宽约十四米。1926年军阀混战时,这座滕王阁被北洋军阀邓如琢部纵火烧毁。
现今的滕王阁于1983年奠基,1985年重阳破土,1989年重阳落成。此为第二十九次重建了。滕王阁自古就被称为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重建之后,更巍峨雄壮,无论从平面、立面、高度、体量以及结构,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它南北长一百四十米,东西宽八十米,中央主楼连地下室共九层,高五十七点五米,建筑面积约一万三千平方米(占地达四万七千平方米)。若与黄鹤楼相比,其高度超出六点五米,体量是其三倍。无论其高度,还是面积,仍然居于三大名楼之首。
滕王阁堪称“瑰伟绝特第一楼”,其建筑充分表现“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的气势。主体楼阁立面造型严格遵循宋代楼阁之制。共分四段:第一段是下部台座,为须弥座栏杆;第二段为底层抱厦、回廊及南、北面盝顶高低廊侧门;第三段为中部两层平坐及回廊;第四段为顶部重檐。楼层设计是明暗相嵌,从明层走向暗层,从暗层又走进明层,有暗的朦胧,也有明的开朗。各层有多间仿古建筑的厅堂,用作古乐、歌舞、戏曲的表演厅或展览馆等。整座楼阁金壁辉煌,陈设丰富多彩。凭登滕王阁,纵览则江山如画,尽收眼底;回首则人文荟萃,美不胜收。这是一座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艺术殿堂。



岳阳楼矗立于湖南洞庭湖东岸边、岳阳市西门城墙上,西临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北望滚滚东去的万里长江,登楼远眺,白帆点点,云影波光,一碧无垠,气象万千,素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名。据说此楼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距今也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前身相传为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的“阅军楼”,西晋南北朝时称“巴陵城楼”,初唐时,称为“南楼”,中唐李白赋诗之后,始称“岳阳楼”。
岳阳楼也是久经沧桑,屡毁屡修。北宋庆历四年春(公元1045年),巴陵郡守滕子京集资重修岳阳楼。但是,重修的岳阳楼,在明朝崇祯十一年(公元1639年)毁于战火,翌年再次重新修建。清代也多次进行修缮。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楼址内迁六丈有余。现代,一次落架重修在1983年进行,已腐朽的构件,按原件复制更新,但严格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保存整个古建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构件。
因此,现在看到的岳阳楼,基本上是清同治六年重修时的建筑。在江南三大名楼中,岳阳楼是唯一的纯木结构,没有地基,可以整体抬迁。整个楼的建筑,造型奇伟,很有特色,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四柱、三层、飞檐、纯木。三层楼,高二十一点五米。所谓“纯木”,是说全楼为纯木结构,在中间以四根楠木大柱承负全楼重量;再以十二根柱作内围,支撑上下两层;周围绕以三十根木柱,结为整体;外以十二根梓木檐柱,顶起飞檐,檐牙高啄,似鸟嘴在高空啄食。整个建筑彼此牵制,没有用一颗铁钉,没有用一道巨梁,所有梁、柱、檩、椽全靠榫头衔接,相互咬合,稳如磐石。岳阳楼楼顶为黄色琉璃瓦,金碧辉煌,形状酷似古代将军头盔,称为“盔顶”,曲线流畅,陡而复翘,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如此楼顶,既雄伟又不同于一般,可谓岳阳楼建筑的另一特色。岳阳楼“纯木结构,盔式楼顶”这种古老的建筑,亦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和辉煌成就。
岳阳楼这个屹立在洞庭湖边上的古代建筑,虽说其规模比滕王阁和黄鹤楼都小得多,却是江南三大名楼中惟一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修建的,它从清朝时期重修后,历经百余年加之几十年的战乱而没有被毁,可以说最具文物价值。



这“江南三大名楼”各有特色。有人评说,从风格神韵看,黄鹤楼雄伟壮观,滕王阁瑰丽堂皇,岳阳楼古朴庄严。黄鹤楼仙风道骨,旷放飘逸,多有“仙气”;滕王阁瑰伟绝特,神采飞扬,颇具“灵气”;岳阳楼堂堂正正,典重端方,最称“浩气”。这仙气、灵气、浩气充塞于天地,绵亘于古今,相互融汇,交相辉映,凝成三大名楼的风神气韵。
不过,所谓天旋地转,沧海桑田——我们今时所见的,不管是黄鹤楼、滕王阁,抑或是岳阳楼,早已不是原来的建筑了。只是,千百年来,它们虽然命运多舛,屡建屡毁,却也屡毁屡建,始终不废。每次重修重建,各楼的规制、形状迭有沿革,都能够再现古楼的风姿,规模则是越建越大。
那么,是什么促使历代人们特别钟情于这三大名楼,让它们屡毁屡建,长存至今,而且享誉海内外?显然,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迁客骚人有关的文化活动,早已赋予它们非凡的品格和价值;而这些品格和价值,已经升华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征了。有联赞曰:
洞庭月,衡岳云,巫山雨,波撼气蒸,揽天下风光,堪称独步;
崔颢诗,范相记,王勃序,两楼一阁,数江南文物,各有千秋。
的确,正是这三篇记述三大名楼的一共是一千一百三十三个字的古诗文——崔颢的〈黄鹤楼〉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王勃的〈滕王阁序〉——使三大名楼名扬千古。这三篇古诗文在成为千古绝唱的同时,三大文化名楼的盛名也就随之而来了。
可以肯定,没有这些千古绝唱,所谓“三大名楼”早已灰飞烟灭!



就先谈谈崔颢的〈黄鹤楼〉诗吧。此诗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吟诵: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唐代诗人(704?-754),汴州(即今河南开封)人。关于他此首诗作,古今评论无数。形式上,此诗就不同凡响。它前半首用散调变格,首联的五、六字同出“黄鹤”;第三句几乎全用仄声;第四句又用“空悠悠”这样的三平调煞尾,亦不顾什么对仗。诗人当然不是忘了是在写“前有浮声,后须切响”、字字皆有定声的七律——他依据的是诗以立意为要、不以词害意的原则。后半首就整饬归正。倘若一味不拘常规,不回到格律上来,那么,它就不是一首七律,而成为七古了。
所谓“文以气为主”,如果将“气”的讨论落实到对作品气势的形而下的方面,可以看出,此诗前后似成两截,其文气实在是从头一直贯注到底的,中间只稍微换气罢了。这种似断实续的连接,从律诗的起、承、转、合来看,其实最有章法。元代杨载《诗法家数》论律诗次联要紧承首联时说:“此联要接破题(首联),要如骊龙之珠,抱而不脱。”此诗前四句正是如此,叙仙人乘鹤传说,颔联与破题相接相抱,浑然一体。杨载又论颈联之“转”说:“与前联之意相避,要变化,如疾雷破山,观者惊愕。”此诗转折处,格调上由变归正,境界上与前联截然异趣,恰好符合律法的这个要求。末联以写烟波江上日暮怀归之情作结,使诗意重归于开头那种渺茫不可见的境界,这样回应,如豹尾绕额的“合”,也是很符合律诗法度的。
如上所说,此首七律从黄鹤楼的命名之由来着想,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黄鹤楼因何得名?传说很多。史书《齐谐志》记载,仙人王子安乘黄鹤经过此地一座山,因此山得名黄鹤。后人在山上造楼,名为黄鹤楼。《述异记》上说,荀环好神仙之术,曾在黄鹤楼上见仙人乘坐黄鹤从天而降,同他一起饮酒,然后乘鹤而去。《太平寰宇记》引《鄂州图经》说,费文祎登仙之后,曾乘黄鹤到此憩息。民间还有传说:辛家在黄鹤山上卖酒,有道士前来饮酒,辛家不索酒钱。道士临别时,随手用桔皮在墙上画了一只黄鹤,酒客拍手即下来起舞。酒店生意因此日益红火。十多年后,道士再临此地,吹起玉笛,跨鹤仙游,辛家就地建黄鹤楼,以示纪念……(见《报应录》)正如论者所言,仙人跨鹤,本属虚无,崔颢〈黄鹤楼〉诗以无作有,直言鹤去楼空,悠悠千载,就有岁月不再之憾、世事茫茫之慨。再深一层,对照仙人的无限生命与芸芸众生的有限生命,便会引发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所带来的哲学困惑。所谓“乡关”,不就是一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吗?对“乡关何处”的设问,谁能说出一个精确的答案?这样,诗末之“愁”,便成为人类普世之愁,千古不解之愁!
此诗出神入化,具有不假雕饰、浑然天成的神韵。它集登临、览胜、怀古、思乡及生命之玄思于一炉,由神话直面现实,由风景联想人生,先放后收,纵横交织,流利自然,感情真挚,气概苍莽,哲理深奥,实为神来之笔,故此被历代论家推崇为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为题黄鹤楼的绝唱。如沈德潜评此诗,以为“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卷十三)。严羽直截了当地指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
关于崔颢的〈黄鹤楼〉诗,还有一个典故。黄鹤楼主楼侧旁不远处有一亭,称为“搁笔亭”。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载,天宝三年,李白登黄鹤楼本欲赋诗,因见崔颢此作,称赞不已,自愧不如,于是丢笔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传说或出于后人附会,未必真有其事。然李白确曾两次作诗——其一为〈鹦鹉洲〉,其二为〈登金陵凤凰台〉——拟崔颢此诗格调。总之,因此比较,崔颢题咏的名气就更大了。
由于崔颢〈黄鹤楼〉诗广泛流传,武汉被叫做“白云黄鹤的地方”,黄鹤楼有“崔氏楼”的别称,更赢得“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



尽管上述李白搁笔长叹的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但细想开去,此传说本身实在内含丰富真谛。
名楼题诗,自古就有争高下的意味。当时若以崔颢的风评(崔被认为“有俊才,无士行”)来看,一般人会忽视或以批评的态度来对待崔颢的〈黄鹤楼〉诗,自大者还会动笔再写一首并在诗中以数落来压倒崔颢;而当时李白,一代“诗仙”,名声显赫,却能读后自叹弗如而罢笔,这不仅仅是因为内行懂得欣赏,更因为具有虚心、坦率和服善精神。这真是文学史上一件美谈。
这件美谈还有下文。李白一生中至少三登黄鹤楼,十六次为它吟诵。如上文说过,在他总共只写过的十首七律中,有两首是模仿崔颢〈黄鹤楼〉之作。第一首〈鹦鹉洲〉作於流放夜郎、途经江夏之时,那时李白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如此的年龄,如此的处境,尚留心於模仿他人的作品,实在可为万世楷模。
可惜〈鹦鹉洲〉并不成功。但是,约一年后,李白在重新登上金陵凤凰台的时候,又一次产生仿效崔颢、超越崔颢的想法,於是便认真写下了有名的〈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楼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此诗,和崔颢的〈黄鹤楼〉诗比照,在内容上、意象上、结构上、遣词造句上,甚至音韵格律上都有很多相似点。例如,也是前四句写怀古之思而引出今昔兴亡的感慨,后四句由当前的开阔的景色进而写浮云蔽日望帝乡而不见之情,由时间空间之无穷拓展步步逼向“愁”的主题,既有虚与实的对照,也有常与无常的比论,灵禽选的是凤凰,同样的长江,有云也有日,都是生发愁情。最有意思的是不仅用韵相同,而且最后两次押韵连用字也一样,甚至同样用“使人愁”三字结尾。
从李白此诗的写成来看,难度显然要比崔颢的〈黄鹤楼〉大得多,因为崔诗在前,把意思都设死了。所以有人认为,从这两首诗立意的原创性去看,李白是不如崔颢的。除了模仿之作一般很难超越原作的原因之外,有一点是崔颢在诗中很成功地运用了“水”这个意象。白云、树、水中的小岛、烟波浩淼的水面,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船上的游子,所描写的意象非常鲜明集中,它们一起把江水的意象综合丰盛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与之相比,李诗一会是吴宫,一会是古墓,一会是山景,一会又是江面,接下来又突然跳跃到对政治失意的感慨,意象之间似乎没有逻辑的联系,显得随意而散乱。最重要的是,如上节所说,崔诗由登临而引发怀乡之情,不过是第一层的、显露的意思,隐藏在诗中深处的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所带来的哲学困惑。崔诗的这种深层的意旨,无疑很难企及。
但是,也有人认为,李诗已经赶上了崔诗,有几处还有所超越。崔诗的前四句,只是说仙、鹤已去,楼、云仍在,律诗一共才八句,如此花费一半的篇幅来反复说明此意实在有点松散,不太合算,而李诗却只用开头两句便将类似意思说完,从而腾出三、四句来,就“凤去台空”这一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五、六句,虽仍效崔诗,用以写凤凰台所见的特有风光,但却没有让自己的感情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他又把目光投向大自然,投向那不尽的山水——“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这两句,视野开阔,用语俏皮,三山半隐半现、若隐若现的景象写得恰到好处,所以此联的写景又比崔诗略高一筹。尾联两句,也仿效崔诗抒发感慨,但李诗却是比喻朝廷奸臣当道,贤者不得重用,那就是家国之愁了,可谓另有深意。
两种评价,各有道理,但其中某些说法亦有偏颇之嫌。前人多似认为崔颢、李白这两首诗难分高下——“格律气势,未易甲乙”(方回,《瀛奎律髓》)。窃以为这种说法比较妥当,虽然由于个人志趣,内心深处也许更赞叹崔诗。
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黄鹤楼诗赋灿若星河。仅唐宋两朝,就有十三位名士吟咏之,除崔、李外,还有杜牧、白居易、刘禹锡、王维、孟浩然、贾岛、顾况、宋之问、岳飞、陆游、范大成等登楼吟诗。而崔颢、李白这一诗坛佳话,自然使黄鹤楼的名气更加显赫,正所谓:“搁笔题诗,两人千古;临江吞汉,三楚一楼。”



滕王阁之所以享有巨大名声,当然离不开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简称〈滕王阁序〉。
试想象当年“三尺微命”王勃作序的盛况吧。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王勃从山西远道去交趾(在今越南境内)探父,九月九日重阳节,途过洪都(今江西南昌)。时都督阎伯屿新修膝王阁落成,正大会宾客,并将令其婿作记,以夸盛事。此时,“勃至入谒……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这是《唐才子传》所叙。另又有唐末王定保《唐摭言》(卷五)更详细生动的记载:
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盂学土者为之,已宿构矣。乃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去,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王勃面对萍水相逢的宾客,又明显有拂主人之意,却能从容不迫,当众挥毫,宛如妙手偶得,写出〈滕王阁序〉这篇绝妙美文,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才气!
在王勃之前,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后,有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人们评说,王羲之深沉,李白豪放不羁,各自均在其序文鲜明表现,而王勃此序则是郁愤流露。统观全文,构思精绝,雍容华贵,一气呵成,且又纵横交错,由地及人,由人及景,由景及情,低回反复,步步递进,既抒发时乖命蹇之感叹,亦表达渴望用世之抱负和强自振作之意志。希望和失望兼有、追求和痛苦交织、富于时代精神和个人特点的真情流露,正是此序动人之处。
〈滕王阁序〉是一篇骈体美文。梁元帝萧绎对“文”有一定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篇》)笔者青少年读书时,社会主流意识把骈体否定得几乎一钱不值,这显然是不公允的。如论者所言,这篇骈体美文全用“骈四俪六”句法,对偶工整,平仄协调,抑扬有致,读来颇有“宫徵靡曼,唇吻遒会”之感。文中佳词丽句迭出,文情并茂,可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有夸饰而不失实,用典多而无晦涩之病,是谓“绮縠纷披”。文中对警句的提炼,方式灵活,不拘一格,有的是直接概括,有的是语句表面矛盾而意思连贯,有的是把相关的事物连接起来从而造成独特的意境。赋事意谐境切,用典推陈出新,历史地理底蕴深厚,人情风物境况通晓,这一切,融会成文,谋篇老到,仅此一序,便可识年纪轻轻的王勃的世之罕见的学养。
〈滕王阁序〉以骈体描写景物,令众论者击节叹赏。其文笔瑰丽,手法灵活多变,以或浓或淡、或俯或仰、时远时近、有声有色的画面,把秋日风光描绘得神采飞动,体现了相当高的美学特征。如表现色彩变化之美,只一句“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便“写尽九月之景”。如表现远近变化之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千古名句。落霞自天而下,孤鹜自下而上,故曰齐飞;秋水碧而连天,长天空而映水,故曰一色,水天相接,动静相映,意境浑融,构成一幅色彩明丽的美妙画面。在表现虚实相衬之美上,如“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四句,凭借听觉联想,实写虚写,相互谐调,相互映衬,传达远方景观,极尽铺叙写景之能事……

2012-02-05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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