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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的最后一天
哥哥的最后一天
ONE·文艺生活     阅读传统中文版

《通常我们把黑暗中沉睡的心脏称做月亮》牟林童 作品

关于哥哥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张国荣的最后24小时

by

关熙潮


一个好好的人,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这样?

问到张国荣的朋友,得到的回答是:“他自己都未必清楚。”

原因错综复杂,有人说是“传媒杀人”,因为在张国荣生命行迹的最后两年,跟媒体的冲突愈演愈烈,甚嚣尘上的负面报道自“热·情”之后就成为其痛苦的诱因。更有人说,是他最后一部电影作品《异度空间》导致的,这部氛围诡异的恐怖片,让张国荣“中了邪”。

所谓“中邪”,说的不是真的撞鬼。只是作为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张国荣和他饰演的Jim有太多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人忍不住去对比、臆测,在巧合中去破解他的精神密码。

影片中的Jim是一个成功的心理医生,高中时的女友在他面前跳楼自尽,给他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借助繁忙的工作,他迫使自己忘掉这件事情,变得自闭且孤傲。直到遇见患者章昕,他尘封的记忆重见天日,幻觉中,一身血污、面目狰狞的女友来到他的世界,如影随形地跟踪他,向他讨债。

最后一幕,是Jim被“鬼魂”逼到了高楼天台上,万丈之下是香港车水马龙的夜色。人的大脑是神奇的,在死亡边境又建立起自我保护的机制,Jim在心理空间里跟女友完成了一次对话,得到了原谅,心结才就此解开。

Jim很幸运,他没有一跃而下,保住了一条命。

性格因素和早前阴影,致使Jim在面对职业瓶颈之后变得极为敏感。因为无法宽恕自己,在外界诱因的催化下,他大脑里滋生的负面信息渐渐繁衍壮大,直到模糊了现实,构建出另一个异度空间。张国荣也如是,面对困境,神志丧失了免疫力,逐步深陷而不能自拔,开始了自我与外界互相干扰的恶性循环。

心魔难降,张国荣人生的最后一幕,也是面对香港车水马龙的迷离夜色。

有人说张国荣入戏太深,他一贯性地把自己和角色合二为一,在Jim脆弱的精神世界里,纵容了脆弱的自己。他本就是个自我的人,一旦深陷,外力是很难再拉回来的。

因为演艺人士的工作性质,他们的风吹草动总会受到万众瞩目。抑郁症,这个并不稀罕离奇的疾患,也借由他们的名字被旁人探讨、关注乃至有了深刻的认知。二○○五年,郑秀文在拍完关锦鹏的《长恨歌》之后消失三年,关于她爆肥、自杀的消息不绝于耳,唯一能确定的是,她抑郁了。

“以前我一个人占满了自己的心,现在豁达了许多。”复出之后的郑秀文说。有许多人以为是《长恨歌》让她患病——对王琦瑶这个角色过于投入,对上映后的恶评过于在意,使她彻底坍塌,可郑秀文却说,其实是她把抑郁症带进了《长恨歌》:疾病的苗头很早就有,只是在屏蔽世界全心投入拍摄之后,她对自己的心失去了控制力。

“我以前是个很挑剔的人,很追求完美,一定要做最棒的那个。反而生病之后,我原谅了自己,也接纳了自己的不完美,我明白生命就是这样有高低起伏的,所以必须接纳自己的软弱,没有必要假装很坚强,没必要每分每秒都撑着,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快乐了很多。”

——这是郑秀文的话。

遗憾的是,张国荣没能再多熬一阵。自我救赎的战役,最终是失败了。

张国荣不止一次透露,说在拍完《异度空间》后去泰国游玩,被人下了蛊降。他笃信风水神魔,求助于大师却不见效果。适逢“非典”爆发,张国荣表现得十分恐惧,求医问药的计划也暂时搁置。

他的精神越来越脆弱,有时会打电话给大姐张绿萍,“我现在不好,你快过来啊!”周围亲近的人都发现,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翩翩男子已经开始恍惚,眼神里全是浑浊。

《偷心》拍摄计划搁浅之后,张国荣的情绪完全失控,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发作。二○○二年十一月,张国荣试图自杀,被救。

死神的魔掌已开始现形。

二○○三年四月一日,愚人节的正午,香港铜锣湾Fusion餐厅。

那手指已经被烟熏得发黄。张国荣端起水杯,忍不住地发抖。坐在对面的莫华炳看着他,没作声。

莫华炳是香港着名的设计师,也是张国荣的好友。在《偷心》出现变故之后,张国荣经常找他倾诉,平均每个星期都要见一两次面。这次共餐,谁也没料到会是张国荣最后一次看见蓝天和阳光。

有人认出张国荣,他也是温文一笑,表现得很有风度。他掩饰得很好,仿佛一切如常。

“今天早上我开车的时候,真想开到最快,干脆撞死算了。如果不是赶来和你赴约,我恐怕真的会这么做。”这句话撕开了所有伪装。张国荣的眼神空洞洞的,漆黑得可怕。莫华炳赶紧岔开话题,不让他继续乱想,免得又有情绪波动。

“如果你病得很厉害,无药可救,你又会怎样解决呢?”张国荣继续问。

“我……”莫华炳不知怎样作答,“我会吃安眠药,这样家人发现以后还有的救。”

“不。”张国荣摇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跳楼。”

莫华炳并没有觉察出太多危险的苗头。将近十个月了,张国荣的情绪一直起起伏伏,类似的话也不是没讲过。吃罢午餐,张国荣坚持把莫华炳送回公司。

那天是周二,按照惯例,张国荣该去跟唐鹤德打羽毛球。

“快换衣服吧,该去打球了。”莫华炳提醒。

“我知道了。”张国荣说,“你不用打电话给我了。”

莫华炳回到公司,走到电梯的时候,回想起张国荣留下的那句“你不用打电话给我了”,忽然心头一紧,于是便赶紧打电话联系张绿萍。

“没什么,他在中环逛街。”张绿萍觉得应不会有什么大事。

下午四点半,张国荣西装笔挺地来到中环文华酒店二十四楼私人会所。他点了一杯清水、一杯冻柠水、一个苹果和一包烟,然后来回踱步,心事重重。

半晌,他走到露台上,远眺海景。

这是临近黄昏的香港。四十六年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这里。

香港,生长于此,也应息止于此。

“我要纸和笔。”

不一会儿,服务员递了过来。

张国荣一纸遗书:“Depression,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这一年来很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唐先生,多谢家人,多谢肥姐。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

在张国荣徘徊于绝望尽处的时候,陈淑芬正在等着和他一起吃饭。久久未见人影,陈淑芬只得打电话给他。

“你在哪?”陈淑芬问。

“我想借这个机会看清楚一下香港。”听到这话,陈淑芬知道事态不对,立刻搭上出租车冲到文华酒店。快到的时候,张国荣又打来了电话。

“你五分钟后在酒店门口等我,在正门,然后我就会来了。”

下午六点四十三分,陈淑芬刚刚赶到酒店门口,就听到“嘭”的一声轰响。她惊慌失措地给张国荣打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

有人跳楼了。

救护车赶来,陈淑芬尾随到玛丽医院,默默祈祷这只是一次事不关己的交通意外。医生确认身份后,表明死者就是张国荣。

在陈淑芬的机智保护下,没有媒体拍到尸体的照片。这是最后的尊严。
一个声音飘到陈淑芬的耳后,沙哑温柔。

“我终于可以好好地舒服地睡一觉了。”


(本文摘自《我们不如从头来过:张国荣》,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美读”:meidubook。)

2015-08-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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