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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疑的时代,我该如何信仰
在怀疑的时代,我该如何信仰
新京报书评周刊     阅读传统中文版


编者按:漫长的隧道中,一群人摸索前进,眼目所及,尽是黑暗,他们看不见彼此,无法相互安慰,孤独捆绑着每一个人,希望渺茫,不知何处是黑暗的尽头,伤痛、哀怨与绝望渐成灵魂的重负……如果此时,有人燃起烛火,微光摇曳,那又会是怎样的景象?


2014年的一个秋日,已经有12年未出新着的宗教学家何光沪,在为自己的新文集写前言时,想到了隧中秉烛者的形象。他说,秉烛者令人仰慕,他们使得人们看见了脚下的路,看见了同伴的脸,而且,最重要的是,秉烛者使得人们在彼此的面孔上看见希望与爱。


何光沪(1950年9月28日-),贵州省贵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着名宗教哲学学者,主要从事宗教学理论、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研究。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生活着,用眉间滴下的汗水


何光沪生于1950年,自幼丧父,家贫如洗,母亲一人抚养五个孩子,靠出租小人书维持生计。全家住在一间不到七平方米的木板房,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又遭逢非常态的动荡社会,人们陷于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中,时代的悖谬与暴力合力而成疾风,把何光沪一步步推往绝境:1968年下乡务农,1970年随母亲再次下放农村,他常肩挑重担,在大山里踽踽独行,精疲力竭时,坐在地上仰望高山蓝天,感慨人世艰辛。


所幸政治风暴在深山之中会有所衰减,尽管被贴了污黑的政治标签,何光沪还是获得了农民的信任,担任了山里小学的代课老师,白天教授学校里所有课程兼体操、唱歌、讲故事,天黑后上山打柴。青春被封闭在大山之中,生活的世界窄小无出路,人生的路要去往哪里,完全不可能知道。他不相信生活就是如此、仅限于此,要证实有另一种世界。带着这样的渴望,学英语就有了一种非常巨大的意义——一种不同的语言,意味着有一个不同的世界。那使他有了证据,相信眼前的世界并非一切。


1977年高考恢复时,何光沪已经27岁。梦想复燃,却不存奢望,只低调选择了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进校后第二年,他还是抵不住心中的念想,要向更高远处行走,于是准备考研。恰好当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招生,其中有基督教专业,要求考试的科目并不难,何光沪啃了一遍《大英百科全书》中的“Christianity”词条,决定斗胆一试。复试时,考场上只有他一个考生,面试则在徐怀启先生的病床边进行。接到研究所录取通知书后不久,何光沪在《光明日报》读到一则新闻:上海师大开始考虑给老教授们配备助手,原因是一位老教授去世后,留下的基督教史手稿无人能够整理,那位老教授就是徐怀启。可见宗教学在中国之冷门。而何光沪的斗胆一试竟获成功,也实在得益于此。当他在研究所图书馆那灰尘厚积的外文书架上,随手取下麦奎利(1919-2007)的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并由此开启自己翻译宗教哲学作品之路,他心有感恩,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指引着自己。


存在着,理解时代的真相


何光沪在山区教书时,周围有很多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底层的赤贫,以非常极端的方式袒露自身:路边,长满荒草的空房子,本住在房子里的人,已经死绝。而那时所有媒体都在说,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多挖两锄自留地,就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人们承受着相似的苦难,却不能真正谈论它,生活的真相,远在公开的语言表达之外。


“文革”结束之后,言论的疆域缓慢拓展,生活在真实之中,成为之后好几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何光沪尝试真切谈论生活世界,是在自己的而立之年,他发表文章批判机械死板的考试制度对人之发展的抑制。他谈到了全国被耽误12年的高龄同学们关切的两点——在校期间应该可以报考研究生,也可以结婚。这正是他已然完成的挑战,他在大学第二年报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期间又结了婚。对自己保持诚实,同时真诚期待自己的言论对他人亦有益处,何光沪就这样开始以文字介入社会生活。


“忽略真实世界,以理性开始的哲学,必然会违背真实的生活,把自然与历史变成一套抽象的网罗。”何光沪自知对思辨的偏好,很容易让自己滑入抽象的危险,幸好自己还被赋予了另一种品质,敏于感受,这使他不会忽略真实世界的重量。有一次,在参加完会议后,他随一群学者参观中越边境元阳县的高山梯田,壮观景色摄人心魄,但他还有另一层感慨,农民辛劳其中依靠吃饭的生生所资,成了城里人旅游饱眼福的审美对象,这种错位里的审美,令他忧伤。在自选集《三十功名尘与土》中,他特意将此事写入这一年的人生纪事。


行动着,寻找底线的共识


作为宗教学家的何光沪,最近一次被媒体密集报道,是在去年年底。当时,中国思想界为寻求共识,来自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以及基督教研究学派的28位学者,共同签署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由于该文本是在牛津大学的会议上拟定的,因此被称为“牛津共识”)。而何光沪是“牛津共识”最早的起草人,作为基督教研究学派代表参与其中。最后的文本,希望提出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


思想界这一寻求共识之举,得到了国内和海外关心国事各阶层人士广泛的认同与赞誉——对“牛津共识”社会反应所做的多方面社会调查和统计数字表明,国内外绝大多数受访者都高度正面评价这份文件。但在另一方面,共识条款的内容、文本拟定的过程、签署人的身份,甚至选择在英国牛津开会,也都有人批评。甚至有人说,此般大动干戈而行,又苦心积虑而思,最后出来一个并不在大家意料之外的文本,是思想界的行为艺术。因不惮于向人解释共识拟定的初衷与意义,何光沪在这一事件中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他的肖像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面容消瘦,白发苍苍,眼神肃然;话语间的恳切与严谨,也使人自觉感到看待“牛津共识”需多一点严肃,多一点善意。


“牛津共识”对何光沪而言,并非一个文本,一次签名,而是一以贯之的实践:克服派系的局限,超越自身的限制,以对话达成共识,共求更好的世界,更丰美的人生。如果不能超越自己,不能走向他人,自我就是一种牢笼。至于对话的目的,他很赞赏斯威德勒那种温和克制的表达:更深地了解自己;更真地了解别人;更充分地据此而生活。


那些看起来冷硬的政治或体制层面的表述,在何光沪这里,与温和有爱的哲思是同质的,即:在与世界、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才得以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获得美好的形象;此生的意义,在此生之中,在与此世的关系中得到证实;人在当下的所有选择与行为,构成了历史的面貌,也决定了未来的模样。



对话何光沪:

人生无法脱离痛苦,但是不能没有意义


新京报:年少时代,是一个人确立与这个世界基本关系的时期,即“对于世界的最初的经验”会影响人的一生,如今回望自己的过去,你是否愿意与我们分享自己的“最初的经验”?

何光沪:这种经验是艰难而痛苦的。最深切的感受还是精神的困惑: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刚进小学时,家住学校院子里,院里竖起一个高大的火炉,每夜都有鼓风机吵得没法睡觉,家家户户把锅碗瓢盆交出来,扔到炉里,熔成铁水,凝成许多铁锭堆在墙角,多年生锈无人过问,同时报上和广播每天说我国钢铁产量要“超英赶美”!小学还没毕业,知道自己的母亲是好妈妈,也是好老师(学生和家长都夸她),但却被赶出学校,以致全家衣食无着!初中未毕业,就不得不看着学校似乎永远停课了,学知识居然被批为“反动”,无数敬爱的老师天天被折磨、被关押、被逼自杀,随处都可以见到近邻远亲朋友熟人被侮辱、被殴打……最荒谬的是,打人者趾高气扬,被打者无人救助,旁观者不敢言、不敢怒,还得帮打人者鼓噪助威,所有媒体和言论都在赞扬这类暴行,“为革命行动叫好”……我很困惑:一个人看着身边另一个人挨打受虐,却只能沉默,这个人的生活,即使茶饱饭足,还能算人的生活吗?


新京报:在一个充满悖谬扭曲且贫瘠的时代度过自己人生最初的几年,你有过现实与梦想的疏异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在之后的人生中,你如何克服这样的疏异感和痛苦的?对你而言,最有益的知识与技巧来自何处?

何光沪:我似乎只能,也是自然而然地转向自己的处境之外,甚至是所见的现实之外去寻求支持。不是要克服同现实的疏离和痛苦,因为同荒谬不义的疏离是应当的;而现实同理想的距离是永远的,其所带来的痛苦也是永远的。人生无法脱离痛苦,但是不能没有意义,意义可以帮助应对痛苦。所谓寻求支持,就是寻求人生的意义。这种支持来自信仰的对象,即天地之本源与主宰。如果你确信世上存在终极的真善美,并把为之服务作为目标,相信这才符合天地大道,那么,只要真心尽力,即使成绩很小,人生也就有了意义。就理解自己“时代的真相”而言,对外部世界尽量全面的了解,对中国和世界真实历史的了解,是最有益的知识。用独立的思考和清明的理性,去判别种种流行的说法,是最有益的技巧;因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就常常会被误导或愚弄。在那个时代,外部世界的信息全被干扰过滤,独立思维的性格处处遭到压制,全面公正的历史书在图书馆和书店都找不到。所以在那时,设法浏览“限制发行”的《参考消息》是我最大的乐趣,偶然见到“内部发行”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简直如获至宝,而《西方哲学资料选辑》则成了我在偏远山村小屋中每夜的良伴!


新京报:你多次表达过这个意思,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人心片面地偏向狭隘的理智,已经太久了,所以,良知、良心、公平、正义、创造与爱,与我们渐行渐远。造成“片面地偏向狭隘的理智”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是什么?

何光沪:所谓片面地偏向狭隘的理智,是说凡事都从自己的或自己(或大或小的)团体的利益考虑,从可见的、或短期的、或单方的、或片面的利益考虑。这是哲学家所谓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这种理性或理智不可缺少,但是只有这种理性,人就不复为人。你想,即使依靠这种理性获得了物质的富裕、地位的强大,但却远离了人之为人不可或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良知、公平、正义、创造和爱,那同弱肉强食的林中禽兽有何区别?多年来,我们先是片面强调阶级利益、阶级斗争以及政治的专政、压迫功能,不考虑(甚至批判)全民利益、社会和谐以及现代政治的管理、服务功能,后来则片面强调物质生产、经济效益以及国家发展的经济、技术层面,未能建设好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制度、法律保障。这是上述状态的主要原因,所以需要进行相应的反思和改革。


新京报:你认为,儒家学说,能为当下中国提供足够的现代理性吗?理性化与信仰的保守,有怎样的关系?

何光沪:所谓现代化,就是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理性化或合理化,其中包括财产权、人身权等人民权利之保障,以及“公平正义”等古今中外公认的价值之实现。传统儒家思想绝不反对这些,尽管封建专制时代未能建立对这些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当代新儒家也不应反对这些,除非他们背离孔孟思想的仁义核心,除非他们弃其精华(五常)取其糟粕(三纲)。与此相关,包含精华和糟粕的儒家学说,虽然在精神核心上与这些观念一致,但作为古代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当然无法“为当下中国提供足够的现代理性”。换言之,我们需要大大地解放思想,扩展思维,吸收古代其他传统的思想,以及近现代丰富百倍的、甚至已成常识常态的制度思想。对良知、正义、自由、平等之类理念,是需要信仰的;这种信仰同理性完全一致,古今中外,理性可以而且已经为之作出了无数雄辩的论证。所以,现代的理性化与保守的信仰,在原则上并不矛盾,而是相互支持的。


新京报:关于我们的公共生活,你以这样的句子描述之:破坏人作为人生活的意义,伤害人作为人的本质。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从个人出发,幸福与尊严何以可能?充满不安与怀疑的时代,信仰如何发生?

何光沪:当下社会,我们不能仅仅看到那种拜金逐利、趋炎附势之类的“洪流”;我们也知道有反抗“过度世俗化”的洪流。也许那只是一种潜流,因为即使在各种传统宗教复兴的热潮中,也显然包含着“拜金逐利、趋炎附势”的成分,而关切自己的灵魂,关心邻人的义务,往往遭到忽略。


幸福如果陈义较低,则幸福常以尊严为代价,尊严常以幸福做牺牲,二者已不可得兼矣。幸福如果陈义较高,则尊严实为幸福之条件,幸福乃以尊严为前提,二者均不能独存矣。正因为“眼前的世界”如此,人才需要“眺望更高的境界”,祈望“那里有平安喜乐”;需要是可能的前提,祈望是信仰的结果。在充满不安与怀疑的时代,信仰虽不易发生不易确立,但是如果怀抱虚心、坚持寻求,怀抱祈望、坚持爱人,我相信“斯人”已不远矣!


《秉烛隧中》

作者:何光沪

版本:新星出版社2014 年11 月


何光沪属于“文革”结束后中国第一批宗教学者,堪称三十多年来中国宗教学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人。本书为作者2003年至今重要文章的首次结集,既侧重于对宗教学原理及宗教哲学的理论探究,更注重对中西历史、文化及社会问题的观照与探讨,故其学术论着深具问题意识与超越精神,兼顾观念澄清与思想创新。


来源:12月27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B04版


▲12月27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封面


2015-08-23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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