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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门罗:空间   诺奖·2013
爱丽丝·门罗:空间 诺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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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多丽要乘三趟车才能到达所里:先坐到金卡丁,倒车去伦敦(译注:这里提到的金卡丁市、伦敦市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两座城市。),再在伦敦换乘市郊车。她周日早晨9点出发,中间倒车等车,直到下午两点才走完100余英里的路。上车坐,下车还坐,她倒也不在意。平常工作,坐着的机会不多。


她是凯富宾馆的一名客房服务员,职责就是打扫卫生间、铺床、吸尘、擦镜子。她喜欢这工作,忙起来让她没工夫胡思乱想,晚上累得倒头便睡。有些和她一起干活的人喜欢添油加醋,把工作说得又脏又累,让你听得头皮发麻。多丽自己倒很少碰上乱得跟猪窝似的房间。这些比她年长的女人都怂恿她往上爬,劝她趁着年轻漂亮学点技能,找个坐办公室的事。但她对现状心满意足。她不想跟人打交道。


和她一起干活的人都不知道她的经历。也可能知道而不提。报纸上登过她的照片,用的是他给她和三个孩子一起拍的那张。照片上,她怀里抱着新生儿迪米特里,两边分别是望着镜头的芭芭拉?安和萨沙。那时她有一头波浪式的褐色长发,自来卷,颜色也是天生的,很讨他喜欢。她脸上是温婉、娇羞的神情,却不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多半是因为她这模样让他高兴。


那件事之后,她把头发剪了,做了漂染,又用发胶把头发直竖起来。她身材瘦了许多,名字也改用了中名“弗勒”。他们给她找的这个差事,工作地点在一个小镇上,离她原来的住处相去甚远。


这是她第三次去所里了。前两次,他拒不见面。如果这次他还不肯见她,她就打算放弃了。即便见了,一段时间内她也可能不再来了。她不想把事情做过头了。她心里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打算。


在第一趟车上,她的心情还算平静,车走一路,她看了一路风景。她在海边长大,那里春天总是如期而至,但在这儿,冬夏之间几乎没有过渡。一个月前才下过雪,可现在已经热得可以打赤膊。田里的片片水洼明晃晃得刺眼,阳光从枯枝之间直泻而下。


换到第二趟车上后,她开始变得神经质,心里不住打鼓,生怕哪个女人和自己目的地一致。车上清一色的女人,大都穿戴整齐,或许是希望被当成去教堂做礼拜的吧。从打扮上看,上岁数的人去的教堂比较老派、正统,裙装、长统袜、帽子是必须的装束;年轻点的可能属于相对开放的教派,裤装、花头巾、耳环、莲蓬头,全都随意。细眼看去,某些着裤装的女人其实年纪也不轻了。


多丽的打扮自成一派。工作这一年半载,她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上班穿工服,下班就是一身牛仔服。她早就舍去化妆的麻烦了,那时不化,因为他不许,现在没他管了,她也不化。她一头直立的金发和瘦削的素面不太协调,可她全不以为意。


到第三趟车上,她找了个靠窗的座位。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开始辨认各种标牌——广告牌、路标。她不想让脑子闲着,便玩起组词游戏:把随便看见的某个词拆开,然后尽可能多地组成新词。比如,“咖啡”,可以拼成“咖啡因”,“吗啡”,还有“咖喱”等新词;“馆”能组成“宾馆”、“理发馆”、“博物馆”,对了,“下馆子”。出城的沿路到处是广告牌、大型商场、停车场,甚至连房顶上都系着推销商品的气球,找几个词并不难。多丽上两次去见他,都没有告诉桑兹太太,这次也不想说。她每周一下午与桑兹太太见面,桑兹太太鼓励她要好好生活下去,但也总是说,慢慢来,有些事急不得。她夸赞多丽做得很好,正一点点找回自我。


“我知道这些车轱辘话让人腻味得要死,”她说。“但理儿不差。”


听到自己嘴里冒出“死”这个字,她感到尴尬,好在没有为它道歉,那样反而越抹越黑。


7年前,多丽16岁,每天下学后都到医院探望母亲。她母亲刚做了个脊柱手术,正在恢复。医生说病情严重,但不至于危及生命。劳埃德是名护理员。他虽比多丽的母亲年轻几岁,却和她一样,是个老嬉皮。一有空,他就过来和她闲扯,聊起陈年旧事,他们去过的音乐会、游行示威,他们认识的那些愤怒青年,还有阖药后神志恍惚的臭事。


劳埃德喜欢开玩笑,做事沉稳,在病人中颇有人缘。他长得肩宽体壮,言谈举止透着坚定、果断,有时会被误认为医生。(他倒不是乐于被人误会,相反,他觉得好多药都是骗人的,不少医生都是混蛋。)他皮肤红润敏感,头发金黄,双目炯炯有神。


他在电梯里吻了多丽,说她是沙漠里的玫瑰。然后又自嘲地说:“这话没一点新意吧?”


“你是个诗人,自己还不知道,”她这样说出于礼貌。


一个晚上,多丽的母亲突然死于血管栓塞。母亲的很多女友都表示要接多丽去住,她在她们中一人家里过了一段时间,心里却巴不得与她的新朋友劳埃德在一起。下个生日来临之前,她怀孕了,然后他们就结了婚。劳埃德以前没结过婚,却至少有过两个孩子。孩子们的下落他不清楚,这时候大概都该长成大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变化,他现在向往婚姻和稳定的生活,反对节育。他和多丽生活在赛谢尔特半岛上,近来却觉得这里低头抬头到处都是熟人,旧时伙伴啦,往日情人啦,陷在过去的生活里,令他不胜其烦。不久,他们从地图上相中了一个叫米尔德梅的小镇,两人便从西到东来了个大搬家。他们没有住到镇上,而是在乡下租了块地方。劳埃德在一家冰淇淋厂找了个活。他们还开垦出一片花园。劳埃德在园艺上是把好手,不仅如此,做木工活、摆弄烧劈柴的火炉、修车,没有一样拿不起来的。然后他们有了萨沙。


“这很自然,”桑兹太太说。


“是吗?”多丽答道。


多丽总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直背椅里。沙发上蒙着鲜花图案的座套,配了靠垫,她却从来不坐。桑兹太太把自己的椅子拉到桌子一侧,这样,她们说起话来中间不会隔着障碍。


“我其实一直希望你这么做,”她说。“换了我,大概也会这么做。”


刚与多丽接触的时候,桑兹太太不会说这话。就是一年前,她也会谨慎得多。她了解多丽当时的心情,多丽绝不相信有谁能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但凡是活着的人。现在,多丽明白,别人低声下气做出这种表示,是对她的体贴。桑兹太太看得出来。


桑兹太太和他们当中某些人不一样。她不苗条,也不漂亮,做事慢条斯理。年纪也不算太老。她和多丽的母亲差不多岁数,但看样子不像是当过嬉皮。她头发灰白,减成短发,某侧脸颊上长了一块胎记。她穿平底鞋、花上衣和宽脚裤。她的上衣即便花花绿绿,也让人看不出她对穿着有多在意,倒更像是有人曾提醒她注意打扮,她便听话地到商店挑了几件自觉差不离的衣服。好在她和蔼可亲,又总是办事公允、一丝不苟,那些花枝招展的衣服虽嫌唐突冒犯、不合时宜,却也不那么惹人嫌了。


“其实,前两次我根本没见着他,”多丽说。“他不肯出来见我。”


“但这次他出来了?出来见你了?”


“出来了。但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显老了?”


“可能吧。可能瘦了点。还有那衣服,那制服。我从没见他穿过那样的衣服。”


“他从前不是当过护工吗?”


“那不一样。”


“他看上去变了个人?”


“也不是。”多丽咬住上唇,思索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一直在发呆。她以前从没见过他象那样发呆。他似乎连该不该在她对面坐下都拿不准。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干嘛不坐?”而他说,“行吗?”“他看上去好象丢了魂似的,”她说。“他们是不是给他吃了什么药?”


“也许为了让他安定下来吧。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谈了什么吗?”


多丽闹不清那能不能叫谈了。她问了一些稀松平常的问题。感觉怎么样?(还行。)吃得饱吗?(差不离。)要想散步的话,有地儿去吗?(有,但有人看着。那大概算个散步的地儿吧。大概可以管那叫散步吧。)


她说:“你该呼吸点新鲜空气。”


他说:“是啊。”


她差点问他是不是交到朋友。那口吻就像问小孩子学校怎么样,如果孩子去学校上学的话。


“我明白。我明白。”桑兹太太边说边用胳膊肘把摆在桌上的面巾盒向前推了推。多丽用不着面巾,她眼里没有眼泪,胃里却翻江倒海。


桑兹太太默不作声,她世故通达,明白此时不该插话。


后来,就好像知道多丽接下去要问似的,劳埃德告诉她有个心理医生隔段时间就来一次。


“我告诉他,他在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知道的不比他少。”


多丽觉得,只有这一次,他说话有点他自己的影子。


整个探视过程,她的心一直狂跳不已。她觉得自己快晕过去了,快死了。她斗争半天才把视线移到他身上,把这个又黑又瘦、畏畏缩缩、拒人千里之外、动作僵硬失调的男人印入脑海。


这件事她没向桑兹太太说起。桑兹太太会问她,拐弯抹角地:怕什么?怕自己还是怕他?而多丽不是害怕。萨沙一岁半的时候,芭芭拉?安出生了,等到芭芭拉?安长到两岁,他们又有了迪米特里。萨沙的名字是他们两个一齐起的。之后,他们达成协议,生男孩名字归他起,女孩则由她。


迪米特里是兄妹中唯一一个得疝气的。多丽怀疑是自己奶水不足或不够浓。要么是过浓了?总之有点不对头。劳埃德请来了母乳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那位女士告诉多丽,无论如何不能给婴儿用奶瓶辅助喂食。她说,事情只要一开头,就一发不可收拾,过不了多久,他对母乳就会一口不沾了。照她的说法,那可是大祸临头。


她不知道多丽已经开始用奶瓶喂食了。他确实好象更喜欢奶嘴,一改成乳头,他就哭闹个没完,且越闹越凶。到三个月大,他已经完全靠奶瓶喂食。这时候,再也瞒不住劳埃德了。她告诉他自己奶水干了,只好给他奶瓶喂食。劳埃德不由分说,抓住她的乳房,挤了这边挤那边,好不容易弄出几滴颜色难看的乳汁。他骂她是个骗子。他们动了手。他说她跟她妈一个德行,都是婊子。


所有嬉皮都是婊子,他说。


没过多久,他们和好如初。可只要迪米特里有点什么事,哭闹个没完啦,得了感冒啦,或被大孩子们的宠物兔子吓得哇哇叫啦,要不就是长到哥哥、姐姐会自己走路的年龄,他却还抓住凳子不撒手啦,多丽没用母乳喂孩子的事就又被翻了出来。


多丽第一次去桑兹太太办公室的时候,有个女人塞给她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十字架,和一组由金色、紫色字母拼成的文字:“当失去亲人令你痛不欲生……”内页里有一幅色彩柔和的耶稣画像,几行密密麻麻的小字,多丽瞥了一眼就合上了。


多丽手里纂着那本手册,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瑟瑟发抖。桑兹太太费力地把小册子从她手里抽出来。


“是谁把这东西给你的?”桑兹太太问。


多丽朝紧闭的房门方向神经质地点了下头,咕哝道:


“她。”


“你不喜欢?”


“你一倒霉,他们就来笼络你,”说完,多丽意识到她妈说过这话,当时几个女人到医院来探望,试图向她妈传播福音。“他们以为,你只要跪下祈祷,就会万事大吉。”


桑兹太太叹了口气。


“哎,”她说,“哪儿有那么容易。”


“门儿都没有。”多丽跟着说。


“可能吧。”


那些日子里,她们从来不谈劳埃德的事。多丽尽量不去想他,即便想到,她也只有一个念头,他是个投错胎的孽种。


“我要是信那些鬼话,”多丽指的是小册子上印的内容。


“纯粹为了……”她想说,信了之后,她便可以用意念诅咒劳埃德,让他在地狱里受尽煎熬,被火烧成干,但她说不出口,因为这种话实在很蠢。但象以前一样,话吞回去闷在肚子里,犹如榔头似得锤打着她。劳埃德认为孩子们该呆在家里受教育,倒不是由于信教反对恐龙、穴居人、猴子变人之类的说法。他想要孩子们呆在父母身边,在父母的小心呵护下被一步步领进社会。他反对把孩子们冷不丁抛进社会。“我就是觉得,孩子们是我的,”他说。“我是说,我们的,教育部管不着。”


多丽有点担心,怕自己搞不来,后来发现,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计划都可以从当地学校拿到。萨沙是个聪明孩子,差不多自己学会了阅读,另外两个还太小,学不了太多东西。到晚上和周末,劳埃德就给萨沙上课,根据孩子提出的问题,教他相应的地理、太阳系、动物冬眠的知识,还有汽车原理。没多久,萨沙的学习就超过了学校的课程安排,但多丽还是取回课程计划,督促萨沙按时完成习题作业,这样,在法律方面也不会惹上麻烦。社区里还有一个母亲也是在家教育孩子。她叫玛吉。玛吉有辆小型货车,劳埃德要开车上班,再说,多丽也没学会开车,所以,她很高兴玛吉主动提出每周搭她去学校交作业,顺便取回新的作业。当然,她们每次都带上所有孩子全家出动。玛吉有两个男孩。大的对很多东西过敏,玛吉不得不对他的饮食格外小心,于是只能在家辅导他的功课。这样一来,连小家伙也干脆一起留在了家里。他也愿意和哥哥呆在一块,再说,他本来就有哮喘病。那时候,多丽看着自己三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心里谢天谢地。劳埃德说,那是因为她孩子要的早,玛吉拖到将近更年期才生孩子,自食其果。他有点言过其实,但她确实等到挺晚才要的孩子。她是个验光师,和丈夫本来是合伙人,生意稳当后她抽身出来,在乡下买了房子,他们这才正式成了家。


玛吉的头发已经花白,剪得紧贴头皮。她高个,平胸,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对什么事都很有主见。劳埃德管她叫“女同志”,当然是背着她。他一边在电话上和玛吉开玩笑,一边向多丽努嘴,示意是“女同志”。多丽倒没特别在意,他管很多女性都叫“女同志”。她只是担心,他的玩笑会不会让玛吉觉得过分亲热、唐突或耽误工夫。“你找老太婆?啊,我这就让她来接。她正在搓衣板上跟我的裤子较劲呢。是这么回事,我就这一条工装裤。反正,我觉得她忙点好。”


时间长了,多丽和玛吉慢慢养成了去学校取完作业后一起上超市购物的习惯。然后,她们有时候会买上蒂姆霍啡店的咖啡带孩子们去河边公园。她们坐在长凳上聊天,萨沙就和玛吉的孩子们在周围追着跑或吊在攀爬架上耍,芭芭拉?安荡秋千,迪米特里在一边玩沙子。天气冷的话,她们就坐在车里聊,话题多是关于孩子、做饭,但一来二去,多丽了解到玛吉在参加验光师培训之前曾游历欧洲,而玛吉也知道了多丽年轻时结婚的情形。多丽还告诉玛吉,开始时动不动就怀上了,现在却怎么都怀不上,劳埃德为此变得疑神疑鬼,怀疑她在偷偷服用避孕药,还翻她的抽屉。


“你真吃了?”玛吉问道。


多丽一惊,忙说她哪敢。


“我是说,我觉得不告诉他而自己偷偷吃药不成体统。他翻抽屉就是闹着玩的。”


“哦,”玛吉应道。


有一次玛吉问她:“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我是说你的婚姻?你幸福吗?”


多丽毫不犹豫地表示一切都好。那之后,她说话就小心多了。她意识到有些事她已经习以为常,可别人没准理解不了。劳埃德看问题的方式有点另类;他天生就是那样。她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那样。护士长属于做事古板生硬的那类人,他管她叫“催命鬼太太”,而从不称呼她的真名“茨威格太太”。他说得语速极快,让人几乎听不出来。他认为她厚此薄彼,而他不在受宠之列。如今在冰激凌厂里也有个家伙被他盯上了,他管那叫“搅屎棍路易”。那人的真名多丽不得而知。但这件事至少说明,惹他烦的不仅是女人。


多丽敢肯定这些人没有劳埃德想得那么差劲,但和他顶嘴没用。是男人就爱搞笑,或许同样,是男人就得有死对头。有时候,劳埃德确实爱拿他的死对头搞笑,也时不时调侃自己。多丽只要不自己先多嘴,跟着笑笑也不会招来训斥。


她不希望他用那种方式对待玛吉。有时候她觉着苗头有点不对。他要是禁止她搭玛吉的车去学校和购物,就太不方便了。更可怕的是由此引起的尴尬。她将不得不编造愚蠢的借口来解释。但玛吉一准猜得出来,至少她能一眼识破多丽在撒谎,可能会以为多丽处境十分糟糕,尽管实际情况没那么糟。玛吉看问题,自有她一针见血的一套,谁都别想糊弄她。然后,多丽觉得自己很无聊,凭什么在乎玛吉怎么想。玛吉是个外人,甚至连个知心姐妹都算不上。重要的是劳埃德和多丽两人,还有他们的家。这话是劳埃德说的,他说得对。他们之间的纽带扯不断,这一点旁人理解不了,也不关旁人的事。只要多丽忠于这个家庭,就万事大吉。情形慢慢变得糟糕起来。劳埃德虽然没有明言禁止她们交往,却对玛吉越来越看不顺眼。他振振有词地把玛吉。小孩的过敏症和哮喘病都归咎于玛吉。他说,十有八九是当妈的过错。那些当妈的,上了太多学,对孩子管得太宽。这种事在医院里他见得多了。“有些病生下就有的,你不能事事都说成是当妈的错。”多丽随口的一句话惹了大祸。


“是嘛?我怎么说不得?”


“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说不得。我是说,他们难道不能生下来就――”


“你从什么时候成医学专家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敢。你狗屁不是。”


后来就越来越糟。他想知道她和玛吉两人都说些什么。


“我也说不清。真没什么。”


“鬼才信。两个娘们凑在一辆车里,没说什么。我可头次听说。她就巴不得把我们拆散。”


“谁?你说玛吉?”


“对她这种娘们,我太知道了。”


“哪种娘们?”


“就她那种。”


“别傻了。”


“小心你的嘴。敢说我傻。”


“她干嘛要拆散我们?”


“我怎么知道?她就巴不得。你等着瞧。她早晚要哄得你跑到她那儿诉苦,说我是个混蛋。”


他果真言中。至少在劳埃德看来,不如此才怪呢。有天晚上大约10点,多丽真就坐在玛吉的厨房里,一边擤鼻涕一边抹眼泪,旁边放着一杯花草茶。她敲门的时候,听到玛吉的丈夫说:“见鬼,谁这么晚?”――她是隔着门缝听到的。他不认得多丽。她连忙道歉:“真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搅——”,而他眉毛挑着,嘴唇抿着,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玛吉走了过来。


多丽从她和劳埃德住的那条碎石小路拐上高速公路,一路摸黑走到玛吉家。一听到有车过来,她就躲到沟里,为此耽搁了不少时间。有车经过,她便瞟上一眼,生怕劳埃德跟来。她不想被他发现,还没到时候,她要吓一吓他,直到他回心转意。以前,她干过这事,又哭又嚎,甚至把头往地板上撞,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不是真的,没这回事,没这回事。”经这么一吓,劳埃德果真回心转意。最后他会软下来,会说:“好了,好了。我信你。亲爱的,别哭了。为孩子们想想。我信你,真的。别闹了。”


今天晚上,她刚想故伎重演,却念头一转,狠心改变了主意。她穿上外套冲出门,听到他在后面喊:“别来这套。你等着瞧!”


玛吉的丈夫一脸不高兴地自己先去睡了,多丽在边上不住嘴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半夜三更闯进来。”


“得了,没事。”玛吉安慰她,口气却有点生硬。“你想来杯红酒吗?”


“我不喝酒。”


“那就别现在开始喝了。来杯茶吧,很能帮人放松。山莓甘菊茶。又是为了孩子?”


“不是。”


玛吉接过她的外套,又递给给她一卷手纸,让她擦干鼻涕眼泪。“先别忙着告诉我。你先冷静一下。”


多丽平静些了,却也不打算把事情和盘托出,她不想让玛吉知道她本人和这事大有干系。她更不想对玛吉解释劳埃德的所作所为。虽然两人的关系让她疲惫不堪,他毕竟还是这世上她最亲的亲人,而且,她有种预感,假如她胆敢把他的臭事说与别人,假如她胆敢公然背叛他,她就完了。她告诉玛吉,又和劳埃德为过去一点破事吵起来,她烦透了,就想跑出来躲个清静。她会没事的,他们会没事的,她让玛吉放心。


“每对夫妇都有这时候,”玛吉说。


电话响了,玛吉接了起来。


“在。她没事。就是需要冷静一下。好。好的,我明天一早送她回家。不麻烦。晚安。”


“是他,你都听到了。”她说。


“电话里他啥样?没事吧?”


玛吉笑起来。“他没事啥样,我哪儿知道。听上去没喝醉。”


“他平常也不喝酒。我们家里连咖啡都没有。”


“想来片面包吗?”第二天一早,玛吉开车送她回家。玛吉的丈夫还没出门去上班,就留在家里看孩子。玛吉着急往回赶,于是一边在院子里将车调了个头,一边说,“再见。有事给我打电话。”


早春的清晨气温很低,地上还铺着一层积雪。劳埃德坐在台阶上,身上连件夹克都没穿。


“早上好,”他问候多丽,嗓门很响,礼貌中带着挖苦。她回问了一句,假装没听出他口气不对。


他一动不动,拦住她上楼的路。


“你不能上去,”他说。


她不想吵架。


“我说请行吗?请让我上去。”


他看看她,却没答话。他抿嘴笑了笑。


“劳埃德,求你了?”她说道。


“你最好别上去。”


“劳埃德,我什么都没跟她说。我不该出走,对不起。我就是需要透口气。”


“最好别上去。”


“你怎么了?孩子们呢?”


他摇摇头,如果她说了不着他爱听的话,比如“放屁”这类不雅的粗口,他就会这样。


“劳埃德,孩子们呢?”


他稍稍挪了挪,让她过去。


迪米特里还在婴儿床里,身子侧向一边。芭芭拉?安躺在床边的地板上,她自己下的床还是被拖了出来,不得而知。萨沙倒在厨房门口——他曾试图逃跑。他是唯一有伤的,在喉咙上。其他两个孩子是用枕头解决的。


“我昨晚打电话那会儿,”劳埃德说,“那会儿,事都干完了。”


“你自作自受。”他说。


依鉴定结果,他属于精神失常,应免于刑事责任。他是犯罪型精神失常――须递交安全机构进行看管。多丽冲出房门,跌跌撞撞地绕着院子转圈,双臂交叉紧护在胸前,仿佛人被撕开了两半,箍住肚子可以不让自己散架。玛吉翻回来的时候看到了这幅场景。上路后,她有种不祥的预感,就把车掉了个头。第一眼看见多丽,她以为多丽挨了丈夫的窝心拳或被踢了肚子。多丽的厉声尖叫令她毛骨悚然。而此时劳埃德还坐在台阶上,一声不吭,他彬彬有礼地为玛吉让出路来。玛吉进屋,见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她报了警。有段时间,多丽见什么都往嘴里塞,泥块、草,后来,连床单、毛巾、自己的衣服都不放过,仿佛这些东西堵在那儿,就能抑制住涌上来的哀号,就能按下脑子里浮现的画面。医院定时给她打上一针,令她安静,效果明显。实际上,她变得非常安静,尽管她的症状不属于强直性昏厥。医生说,她的情绪已经稳定。出院以后,社会工作者将她带到这个新地方,交由桑兹太太接管。桑兹太太给她安排了住处,找了工作,并约定每周和她恳谈一次。玛吉想来看望,但多丽最怕见的就是她。桑兹太太告诉多丽,这是正常反应,以免勾起往事。她安慰多丽说,玛吉会理解的。桑兹太太让多丽自己拿主意,决定是否继续探望劳埃德。


“你知道,我不会替你做主。你见了他,心里感觉怎么样?好还是不好?”


“我说不清。”


多丽自己也解释不清,她见的不象是他,简直是幽灵。他面无血色,身上松松跨跨地套着灰不溜湫的衣服,走路悄无声响,脚上或许是双拖鞋。感觉上他的头发掉了些。以前他可是一头金黄的浓密卷发。过去的他,肩膀宽厚、锁骨深陷,她喜欢依偎在他怀里。可一切好象都已不在。他后来对警察说:“我这么做,是免得他们难过。”报纸把他的话登了出来。难过什么?


“假如他们知道妈妈丢下他们离家出走,肯定会难过。”他说。


这句话刻进了多丽的脑子里。她决定探望他,或许就是要还事情以本来面目。让他了解那晚发生的事,并承认他错怪了她。


“是你叫我不许顶嘴,要不就滚出去。我就出去了。”


“我只是到玛吉那儿呆了一个晚上。我根本就想回来的。我没打算丢下谁不管。”


事情的起因她记得一清二楚。她买的通心粉罐子上有个小坑,商家为此做了降价处理,她对自己出手迅速很是得意,以为自己干得漂亮。可当他开始追问她为什么买有瑕疵的食品时,她却只字未提这事。她隐约觉得,最好假装没看见。任谁都看得见,他说。我们可能全都中毒。你想什么呢?还是你本来就想毒死我们?你打算拿孩子们试验,还是拿我开刀?


她让他别说疯话。


他回道,疯的不是他。除了疯女人,天底下谁会给家人买毒药?


孩子们躲在一进门那个房间的门口看着他们。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孩子们。


她就是想让他明白,到底谁是疯子?


当她意识到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时,本该马上下车。她甚至可以象另外那几个妇女一样,在大门那儿下车,然后沿着马路往上走。她可以走到街对面去等返程车。或许有人这么干过。本来打算探望但又改了主意。可能一直都有人这么干。她没有打退堂鼓。见到他陌生而颓废的样子,或许对她更好。他那副模样,让人没法再责怪他。他已经走了人一样,就像梦里的人。她常常做梦。有一次,她梦见自己看到孩子们躺在地上后跑出屋子,劳埃德突然开怀大笑,象从前那样,然后她又听见萨沙在她背后笑。半天她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们合起来跟她开了个玩笑。这感觉真美妙。


  “你上次问我,见到他心里什么感觉。你是这么问我来着?”


  “是啊,”桑兹太太答道。


  “我当时一下子说不清,得想想。”


  “我知道。”


  “我想过了,这件事让我心里不好过。所以再没去。”


  桑兹太太的态度不好捉摸,但她频频点头,似乎表示她感到满意,或赞成多丽这么做。所以当多丽决定再去探视的时候,她觉得还是不向桑兹太太提及此事为妙。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该汇报。虽然一向来也没多少事可说,但也不能一声不吭就走。所以她给桑兹太太打电话取消了约会。她说自己要去度个假。夏天就要来了,这时候去度假稀松平常。她说和一个朋友一起去。


  “上个星期你穿的不是这件外套。”


  “不是上个星期。”


  “不是?”


  “三个星期前了。天已经热起来了。这件外套薄点,其实也用不着了。根本用不着穿外套了。”


  他问她路上好不好走,从米尔德梅过来坐些什么车。


  她告诉他已经不住那儿了,又把现在住的地方、路上要换的三趟车一一说给他听。


  “一路真够你折腾的。你喜欢住在一个大地方吗?”


  “上班容易点。”


  “你上班了?”


  上次她就告诉过他住哪、倒几趟车、在哪儿上班。


  “我在一个汽车旅馆里打扫房间,我告诉过你。”她说道。


  “对,对。我忘了。你想过回去上学吗?夜校什么的?”


她告诉他,确实想过,但就是想想,没认真找过学校。她说,现在的活还行。然后,他们停下来,好像往下不知该说什么了。


他叹了口气,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已经不习惯跟人聊天了。”


“那你一般都干点什么?”


“我读了不少书。算是反省吧。自我反省。”


“哦。”


“谢谢你来看我。对我是莫大的心理安慰。但你别把它当成负担。我是说,你想来再来。别勉强。如果有别的事,或者不太想来——我是想说,你能来,即便就一次,对我都是奖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答说明白,她觉着自己明白。


他说不想干扰她的生活。


“没有,”她答道。


“你是不是想说什么?我觉着你另有话说。”


实际上,她差点说,她哪来的生活?


没有,她答,也没什么,没什么别的。


“那好吧。”三个星期后,她收到一个电话。是桑兹太太亲自打来的,而不是她办公室的某个工作人员。


“多丽,我以为你休假还没回来呢,这么快就回来啦?”


“嗯,”多丽一边说,一边心里盘算该说去了哪里。


“那你怎么没来电话约下次见面的时间呢?”


“哦,还没呢。”


“没关系,我只是想看看你回来了没有。都好吧?”


“都好。”


“那好,那好。要是需要我,需要聊聊的话,你知道怎么找我。”


“嗯。”


“那好,保重。”


她没提劳埃德的事,也没问多丽是不是又去探望他了。当然,多丽确曾说过,他们不打算再见了。但桑兹太太的第六感一般很准,对发生的事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她也懂得什么时候该隐忍不发,她知道有时候一味地追问,不会得到结果。如果她当真问起来,多丽也不知自己会如何作答:是撒个谎,还是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原委。事实上,下一个周日,就是他坑坑吃吃告诉她来不来都没关系之后,她又去了。他感冒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得了感冒。他说,也许上次和她见面的时候就染上了,所以有点闷闷不乐。闷闷不乐。这些日子,她与会说这种词的人少有瓜葛,它听起来那么陌生。但他过去张口闭口就是这类词。当然,那时她从没觉着有什么不对劲,象今天这样。


“我是不是看上去变了个人?”他问。


“你看起来是不一样了,”她小心地回答。“我呢?”


“你看上去很漂亮。”他黯然答道。


她心里有东西在融化,但极力抗拒那种感觉。


“你自己觉得不一样了吗?”他问。“像换了个人?”


她说不知道。“你有这感觉?”


他说道,“从头到脚。”


那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她在班上收到一个大信封。信是通过旅馆转寄给她的。信封里装着厚厚几页信纸,正反两面都写着字。她开始没想到信是他写的,她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印象,看守所不允许在押犯写信。当然,他不是一个普通在押犯。他不是一个罪犯。他只是犯罪型精神失常的病人。信上既无日期,也无“亲爱的多丽”式的开头,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多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封宗教传单。


人们为求解脱而四处寻觅。搞得头晕脑胀(脸上挂相)。生活乱如麻,人人痛苦不堪。他们的伤痛都刻在脸上。他们困惑迷茫,行色匆匆。他们忙着购物、洗衣、美发,还得赚钱,得按时领取福利补贴。这是穷人的忙,富人也忙,忙着想法花钱。那也不容易。他们得建最好的房子,冷热水得用金制水龙头。他们得开奥迪,得用神效牙刷,得装各种神奇玩意,然后得装防盗器,得防着谋杀。不论穷人富人,灵魂都不得安宁。我差点把“neither”(不论)写成“neighbor”(邻居),我这是怎么了?我这儿哪儿来的邻居。这儿的人至少免去了好多困惑。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当,这点家当永远不会变,吃饭用不着自己采买、自己下厨,吃什么也用不着自己操心。在这儿,选择被剥夺了。在这儿,我们的思想所得就是我们的全部所得。


刚开始的时候,我陷于迷乱癫狂之中。满脑子狂风暴雨,一刻不停,我把头往水泥墙上撞,指望获得解脱,结束我的痛苦和生命。他们因此而惩罚我,用水浇,用绳子捆,然后把麻醉剂打进我的血管。我不是抱怨,因为我必须认识到,那样做一无是处,和人们在所谓的现实世界里酗酒、胡闹、犯罪没什么两样,都为了把痛苦的念头赶走。那些人犯了事被抓起来关上几天,但关得不够长,他们还来不及从另一头走出来。另一头是什么?不是彻底的疯狂,就是绝对的安宁。安宁。我寻到了安宁,神志还算正常。我猜,你一边读一边想,接下去我就该谈到上帝、耶稣,再不然会提到佛,你以为是宗教令我洗心革面。不是。不是“闭上眼,在某种至尊力量的引领下心灵升华”那回事。那些力量我不太懂。我所做的是认识自我。认识自我该是条戒律吧,在哪儿出现过,可能是圣经。从这点看,我大概算得皈依基督教了吧。我也尝试正视自我”这句话好象也出自圣经,所以我试了。它没有解释要正视哪个自我,是善的自我还是恶的自我,所以不能作为道德劝诫的指南。而且,认识自我也和我们所知的约束行为的道德不搭界。但行为不是眼下我所关心的问题,他们已对我做出了正确审判,我是一个不能约束自己行为的人,所以他们把我关在这里。回到认识自我。所谓认识,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认识了自我,我认识了穷凶极恶的自我,我认识到我作恶多端。世界当我是一个恶魔,我不想争辩,尽管我完全可以顺便提一句,有些人对城市狂轰滥炸,杀人如麻,却不会被大众当作恶魔,奖章、荣誉倒是雪片似地飞来,只有针对少数人的行为才骇人听闻、穷凶极恶。我不是找借口,这些不过是我观察到的现象。我在自我中认识到了自己的恶。这是我获得安慰的秘密。我是说,我认识到了自己极致的恶。它或许比别人的极恶更加歹毒,但实际上,我不该考虑这个问题,或对它耿耿于怀。没有借口。我得到了安宁。我真是一个恶魔?世界是这样说的,如果都这么说,那我就是吧。但是我要说,所谓世界,对我来说,没什么真实意义。我就是我这个自我,不可能成为别的自我。我可以狡辩说,我当时处于疯狂状态,但那有什么意思呢?疯狂。理智。我就是我。我当时不可能是另一个我,现在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我。多丽,如果你已耐心读到这里,有件特别的事我想告诉你,但我不想写下来。如果有天你会再来这,我也许会当面告诉你。别以为我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时光可以倒转,我愿改变一切,可是我什么都改不了。我把这封信寄到你上班的地方,我记着呢,还有你住的小镇的名字。你看,我的脑子在某些方面还转得很灵呢。她以为下次见面他们一定会谈及这封信,于是她反复读了好多遍,却想不出该做什么感言。其实,她真想说的是,他心中想的不可能在纸上写明白。可再见面的时候,他好象从来没写过那封信。她搜肠刮肚地找话说,最后告诉他一个过了气的民歌手那个星期住过旅馆。他对歌手生平比她还了解,让她有点意外。原来,他有台电视,或者说可以随时看电视,他看了一些节目,当然,新闻每日必看。这下,他们可谈的东西多了些。最后,她还是忍不住问他。


“你说有件事只能当面说,是什么事?”


他回答说,她不该提这事。他拿不准现在是不是说这事的时候。


她的心不免提了起来,有些事她还不能面对,如果他说还爱她,她当真应付不来。她现在还听不得“爱”这个字。


“好的,”她说。“也许是不是时候。”


然后她说,“可你还是告诉我吧。如果我出去后就被车撞了,那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你也再没机会告诉我了。”


“是这样,”他答道。


“那,到底是什么?”


“下次吧,下次。有时候我就是说不下去。不是不想说,就是卡住了,干了。”


多丽,自你走了之后,我的脑子里总是你的影子,我不该让你失望。当你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的情绪会有些激动,但面上可能看不出来。在你面前,我无权表白,我们两人中显然你更有权表白自己的感受,而你一向自制力很强。所以,我收回以前说过的话,因为我前思后想,还是觉得写出来比说更容易一些。


从哪儿说起呢?


天堂是有的。


天堂是一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我从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之类的说法。要在以前,我会当那是胡说八道。但现在我却提起这个话题,你听了一定奇怪。那我就干脆说:我看见孩子们了。我看见他们了,还和他们说了话。好吧。你这一刻脑子里在想什么?你在想,哎,这个人果真疯了。或者,那是个梦,他连做梦都分不清,他混淆了梦境和现实。可我想告诉你,我没糊涂,我知道,他们还在。不是说他们还活着,因为活着意味着他们还在我们这个空间里。我不是这意思。事实上,我相信他们已经不在这个空间里了。但他们确实还在,肯定有一个异度空间,也许那样的异度空间数不胜数,但我敢肯定的是,我可以进入到他们在的那个空间。大概这段时间都是我一个人过,所能做的就是想事,想来想去,能想的就是这些事。所以,在我经历了这些痛苦和孤独之后,某个神明把这种能力赐给了我。依照这个世界的逻辑,我最不配。


如果你一直读到这里还没把信撕碎的话,你一定想知道,孩子们怎么样。他们很好。很快乐,也很乖巧。他们 好象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们好象比原来长大了一点,但很难说。他们好象比以前懂事了。就是这样。迪米特里学会说话了,以前可不行。他们呆的房间有几分眼熟。象我们的房子,但大得多、好得多。我问他们,谁在照顾他们,他们就笑我,叽叽喳喳说了些什么,好象是说他们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觉得这话是萨沙说的。有时候他们说话不是一个人在说,至少我分不清,但他们的身份都很分明,绝不会混,而且,个个兴高采烈。千万别以为我疯了。我不敢告诉你,就是担心你有这个想法。我曾经是个疯子,但相信我,我已经摆脱了自己过去的疯狂,就像狗熊脱毛,或者,我该说像蛇蜕皮。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完成我的蜕变,我不可能获得这个能力,


重新见到萨沙、芭芭拉?安和迪米特里。现在,我真希望你也能见到他们,如果说配不配的话,你比我配上100倍。你活在这个世界里,比我陷得深得多,见到孩子们可能不太容易,但至少我可以把那里的情况——真相——传递给你。你知道我见到他们了,希望能让你心里好过一点。


多丽想,如果桑兹太太读了这封信,不定她会怎么说怎么想。桑兹太太当然会小心从事。她不会直截了当端出她的判断:他疯了。但她会谨慎地充满善意地引导多丽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可以说,她不是引导多丽,而是拨开多丽心头的迷雾,让多丽自己得出结论,好象多丽压根就是这么想的。她会拔除多丽脑子里那些危险的邪念——这话会是桑兹太太嘴里说出来的。


就为这,多丽不打算向她透露半点。


多丽确实觉得他疯了。他喜欢夸夸其谈,这老毛病在字里行间中多少有所流露。她没有回信。很多天过去了。


又过去了很多星期。她还是那个想法,但那封信却挥之不去,就像她心里藏着的一个秘密。偶而,当她往浴室镜子上喷清洁剂或整理床单的时候,心里会涌起一股暖意。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烤面包香气扑鼻,一般都会令人身心愉悦。而近两年来,多丽对这些从未留过心。准确地说,那种自发的感受幸福的能力还没有在她身上苏醒,但那种 感觉已依稀归来了。它和天气、和鲜花无关。劳埃德说,孩子们生活在他们的异度空间里,这念头带来一股暖意,涌遍她的全身。想到孩子们,好久以来第一次没有让她感到痛苦。 自那件事之后,只要念头一转到孩子们的身上,她就得立即把它连根拔掉,如同拔除扎在喉咙上的刺。他们的名字她避之唯恐不及,旁的孩子若凑巧和其中一个名字有点象,她都受不了。就连小孩子说笑、尖叫、在旅馆游泳池边跑来跑去,她都得立即关上耳朵,如同关上一道门,把那些声音挡在外面。现在不同了,她有了一个避难所,只要一发现苗头不对,她就躲到里边去。谁给了她这个避难所?不是桑兹太太,这点显而易见。也不是在纸巾伸手可及的办公桌边度过的时光。


这个避难所是劳埃德给她的。对,就是那个罪大恶极的人,那个与世隔绝的疯子。


你可以叫他疯子,可他说的就没一点道理?他要真是从另一头走出来了呢?有谁敢说,一个人在做了这样一件事、走过这样一段路之后,他的幻觉不会另有深意?


这个念头悄然进入她的大脑,萦绕不去。


与此同时,她的心里升起另一个念头: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此时此刻她该与之相守的正是劳埃德。如果连听他诉说都做不到,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用,她还来这世上干吗?这话她好象对什么人说过,也许是桑兹太太。


我说不出“原谅”两个字,她在脑子里对桑兹太太说道。我永远说不出口,永远不会原谅。但是,等等。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我不是一样被抛弃了吗?知情人都躲着我。我的出现总是引起尴尬。想改头换面,哪儿那么容易。留个鸡冠似的发型,这想法太蠢了。于是,她又坐上了通往看守所的汽车。她想起母亲刚刚去世的那些日子,她住在母亲的朋友家,到了晚上她编个谎话,偷偷跑出去和劳埃德约会。她还记得那朋友的名字——劳丽,她母亲的朋友。除了劳埃德,现在还有谁记得孩子们的名字,他们眼睛的颜色?桑兹太太不得不提到他们的时候,几乎从未称他们为孩子们,而是“你的家人”,所有人被打包成了一体。


那些日子里,与劳埃德约会,向劳丽撒谎,一点儿没有令多丽感到内疚,冥冥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召唤。她感到,自己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聆听他的心声。


现在的情形和那时不同,不一样了。


她坐在司机旁的前排座位上。从挡风玻璃望出去,视野开阔。因而车上除了司机,只有她一个人,唯一的一名乘客,目睹了那一幕。星期日清晨,高速公路上空空荡荡,一辆小型敞篷卡车突然从小路上冲了出来,速度不减,摇摇晃晃地在他们面前画了会龙,然后一头栽进沟里。更怪异的事情接着发生了:卡车司机腾空飞起,即如一道闪电转瞬即逝,又似一抹云彩慢慢飘过,姿态即笨拙又飘逸。他的身体飞过高速公路,摔在人行横道边的碎石路肩上。司机一脚急刹车,乘客们往前趔趄了一下,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刻,多丽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怎么会飞起来?那小伙子,没准还是个孩子,一定是伏在方向盘上打起了瞌睡。他怎么会飞出卡车,那么优雅地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车前面躺着个人,”司机向乘客们解释。他试图把话说得响亮而平静,但他的声音因受了惊吓而带着颤音。


“飞过公路,掉沟里了。我们会尽快上路。现在请大家呆在车上别动。”


多丽跟着司机下了车,仿佛没听见他说的话,或享有某种特权。他没有责怪她。


“活见鬼,”他一边穿过公路一边说,声音又气又恼。


“活见鬼,这王八孩子,瞧他干的好事?”


小伙子背部着地,四肢展开,就像有人在雪地上压出天使的形状。他的身体四周却是碎石,不是白雪。他的眼 睛半闭着。他是那么年轻,个子窜得挺高,可连胡子还没长出来。他可能还没拿到驾照。司机在打电话。“贝菲尔德南大约一英里,21号公路上,马路东侧。”


从男孩的头颅下面、耳朵旁边渗出粉红色泡沫。根本不像鲜血,更像是做草莓酱时撇出来的沫子。多丽俯下身子蜷在他的身旁,将手轻放在他的胸口上。没有起伏。她又将耳朵凑上去。他的衬衫是新熨的,还带着那股味道。


没有呼吸。


但她的手指拂过他细嫩的脖颈时感到了脉搏的跳动。


她想起了以前学到的方法。是劳埃德教她的方法,以防备哪个孩子在他不在的时候出事。舌头。如果舌头顶在喉咙上,可能哽住呼吸。她一只手按住男孩的前额,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抵住下颚。前额向下,下颚向上,略微仰起他的头,使空气流通。如果他还不能呼吸,她就得给他做人工呼吸。她捏住鼻孔,深深吸了一口气,将双唇紧贴在他的嘴上,呼气。两个深呼吸,检查一下。两个深呼吸,再检查。说话的是另外一个男人,不是司机。一个骑摩托车的人看见出事就停了下来。“要不要把毯子垫在他的头下面?”她坚决地摇了摇头。她记得不能搬动伤者,以免伤到他的脊髓。她对准他的嘴,按压他还带着热气的有弹性的胸部,呼气、停下来,再呼气再停下来。她的脸颊感觉到一丝热气。司机说了句什么,但她顾不上抬头。有热气,肯定没错。从男孩嘴里呼出了一口气。她张开手掌放在他的胸口上,由于自己的颤抖,她一开始根本辨不清他的胸口是否在起伏。


是,是。


他确实是在呼吸。空气通道被打开了。他在自己呼吸。他在呼吸。


“就盖在他身上吧,”她冲那个拿着毯子的人说。“别让他冻着。”


“他还活着?”司机俯下身子,问道。


她点了点头。她的指尖又触到了他的脉搏。粉红色的吓人泡沫已经不再往出涌。或许那不是什么要紧的物质。不是从脑子里流出来的。


“车不能再等了,”司机说道。“我们已经晚点了。”


摩托车手接口到,“没事。我在这儿看着。”


安静,安静,她想对他们说。在她看来,必须保持肃静,男孩身体之外的一切都得凝神屏气,他才能守住自己的呼吸。他的呼吸微弱但执着,胸口温顺地起伏着。坚持,坚持住。


“你听见了吗?这人说他可以呆在这,看着他,”司机说。“救护车马上就到。”


“你们走吧,”多丽答道。“等他们来了,我就搭车到镇上,晚上再坐你的车回去。”


她头都没抬地随口说道,好象呼吸局促的是她。司机俯下身子才听清了她说的话。


“你肯定?”他问。


肯定。


“你不去伦敦了?”


不去。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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